“上海加快开放促进改革的重点任务与路径”为主题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上海）研讨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上海应如何加快以开放促改革的步伐？怎样才能承担好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大改革创新责任？这些话题成为本次研讨会讨论的热点。

转变政府职能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在研讨会上表示，回顾上海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放，由此促进进一步改革。上海“十二五”进一步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怎样进一步推动开放，怎样进一步推动改革，这是我们现在整个发展转型过程当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发展转型提出已经有十几年，但成效还不甚显著，主要原因是因为存在体制性的障碍。

“体制性障碍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作用太大，压过了市场的作用，二是资源配置达到的目标往往是整体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GDP的增长。”他解释说。

“十一五”所提出的“增长方式转型”，其主要途径一是制造业服务化，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吴敬琏看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问题，要牢记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原始性的创新的主体一定是企业，不是个别机构制定的。所以，“确定这种发展什么样的新兴产业不是政府有能力去做的，应当由企业自主去决定，政府要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吴敬琏在发言中提到。

但近年来各级政府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花钱不少，浪费也很大。”吴敬琏坦言，总结教训，他认为，政府“不要指定产业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不要搞‘拉郎配’式的产学研组织；不要包销产品，避免竞争后的补贴；资金支持要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支持企业信用担保、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参股等。”

他进一步提出，在发展新兴产业时，政府的功能是提供公共品。具体体现在：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经营环境和创新环境；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统，组织基础性课题研究；用PPP（公共私营合作制）的方式提供共用技术；牵头组织产业联盟；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等外部效应的产品提供补助；进行产业规划，但规划不同于过去的“计划”，而是提供信息规划等。

“从这点看，我们上海新兴产业发展应当说已经初现苗头。”吴敬琏认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也表示，“上海市有一个非常有为，也强有力的政府，”这是非常好的基础，”但与此同时，“下一步的改革关键在于要干什么。”隆国强认为，一个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为的政府，应当是把一系列目标能够实现的基础，主要功能是“更多地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公共服务”。

上海自贸区应立足国家战略

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自贸区的目标定位和发展也成为此次研讨会的重点。专家们表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要立足国家战略。

“如果不从国家层面来推动这件事，那它和过去的贸易区没有什么差别。”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是上海市自贸区建设方案设计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他如是说。

王新奎援引了今年七月《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的两段内容：

“中方重申在第四轮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中关于实施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承诺。中方正积极研究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措施，包括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该试验区将试行新的外资管理模式，并营造各类国内外企业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此外，中方正积极考虑在电子商务，商业保理等领域扩大开放。”

“中方将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微观事务管理。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中方将逐步减少和下放外商投资核准事项，中方将最大限度缩小此类审批，核准范围，促进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自主决策，进一步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

由此，王新奎认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需在国家层面推动此事。

隆国强也指出，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思考确定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目标定位。在隆国强看来，上海自贸区应有两个基本定位，“一个就是先行先试，要面对变化的世界、变化的比较优势和国内的形势，为下一步的开放、下一步改革做很多试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要向全球推广。第二个经验就是要争创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新优势。”

投资准入管理体制改革

要实现上海市自贸区新的定位，就要靠制度创新。

隆国强表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了一个契机，总体来看是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讲得更多的是贸易的便利化，来支撑上海打造国际贸易中心。

王新奎认为，投资准入管理体制改革，才是上海以开放促改革的突破口。其最终的改革方向是终结审批制，逐步建立“以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负面清单方式许可管理为辅”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

“我们要从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隆国强建议说，现实的做法是第一批先提出正面清单，下一步要考虑的是什么时候推出有意义的负面清单。他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试验区里打造出一套适合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国际化运营体制机制。

“微观机制是必须要有中国自己的世界级的跨国公司，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审批是不适合的，我们的服务是很有限的，在上海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去改革的领域。”隆国强认为。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认为，新的开放主要目标是按照国际惯例和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形成双向互动的开放新格局。重点是服务贸易开放。核心是建立与国际贸易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在经济全球化向区域化发展的情况下，我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能游离于各种地区性的自贸区之外，不按其标准规则就将受到严重阻碍。新的开放要有新的制度安排。

“创新准入制度，制定负面清单，并实施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例外管理措施等；完善市场运营制度；事中、事后监管为重点的综合监管新体制；创新贸易、金融等特殊监管制度。新开放促进深化改革是意义深远的战略举措，不仅带来巨大开放红利，也将带来巨大的改革红利。”周振华在阐述制度创新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