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者消灭了市场秩序中自我维持运转的力量和机制后，会不断为自己创造需求，管制的引入和加强将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你管的东西越多，社会上的信誉就越差，坑蒙拐骗就越多，弄得你反过来进一步加强管制，不断地增加人工的超经济的手段。

　　赵晓：

　　你说“要像戒毒一样戒除管制”，全盘否定管制，是不是有些绝对？

　　张维迎：

　　现在全世界都在恢复自由企业制度，自由经济秩序，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为什么要像戒毒一样戒除管制？就是因为政府管制像抽鸦片，会上瘾。管制创造出大量的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们会雇经济学家、雇学者来为自己的存在“证明”合理性。这样，管制将内生性地膨胀，越来越厉害。这是客观上的问题。

　　主观上呢？普通人往往不容易认识到管制的危害，在出现问题时，往往想到的是这个该政府管，那个该政府管。他不明白，当一个市场被政府管得太多的时候，就可能完全丧失免疫力。

　　政府管制会导致人们大量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讲信誉就很难。如果大家都不讲信誉，就会有人站出来说，需要政府维持秩序。这也就是说，政府或者说管制者其实是自己在为自己创造需求。他们把猫打死了，结果耗子满街跑。然后，再假装学猫叫，来吓唬耗子。无奈耗子还是越来越多，于是就不断地增加学猫叫的人。这样，管制消灭了维持市场竞争、市场秩序的最重要的力量后，自己的力量却内生性地不断膨胀。

　　当然，中国的问题有点复杂，原来我们建立了许多消灭市场的部门、替代市场的部门，这些部门在转轨时期摇身一变，现在又以规范市场的管制者的面目出现。但是他手里的权力范围并没有削减。这样的话，规范市场、管制市场本身可能变成对市场的最大的损害，因此，戒除管制就更是重要了。

　　赵晓：

　　我想将你的比方作点发挥。如果把猫比做市场竞争，它当然会消灭耗子，无奈计划经济把猫消灭了，而人们习惯了狗拿耗子。转轨之后，猫还来不及繁殖，耗子多了起来，但人们误以为狗太少，于是呼吁进一步养狗，可是狗太多，猫就没法活了。

　　张维迎：

　　这也就是说，管制者消灭了市场秩序中自我维持运转的力量和机制后，会不断为自己创造需求，管制的引入和加强将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你管的东西越多，社会上的信誉就越差，坑蒙拐骗就越多，弄得你反过来进一步加强管制，不断地增加人工的超经济的手段。本来你可以正常吃饭，维持生命，现在有人对你说，你得病了，肯定是没吃好，我把你的嘴堵上，给你打葡萄糖吧。然后就成天给你打吊针，结果发现你的身体越来越弱，他却认为葡萄糖打的还太少，应该加大量，这样一直到你死为止。

　　赵晓：

　　最后完全扼杀了市场经济的活力。

　　张维迎：

　　为什么越管制，管制越多？一个原因是被管制者变成了既得利益者，它会以维护社会利益的名义要求政府不断加强管制，来保护自己。这些法定垄断者没有挑战者，没有监督者，不会受到威胁。尽管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不兼容，却会编出好多说法，证明市场是多么的不完善，管制是多么的好，多么的重要，糊弄老百姓。所以管制的自我膨胀是很自然的。

　　弗里德曼以前讲过，印度那些大商人老告诉政府，竞争不好，垄断好，看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是竞争对他不好。这里我顺带说一下，就是好多地方政府，名为保护“地方利益”，实际上保护的不是地方利益，而是地方官员的利益，顶多是地方某些既得利益部门的利益。

　　管制者会从供给一方推动管制的膨胀。施蒂格勒曾经分析过“管制俘虏理论（capture theory）”，证明好多管理者和被管制者到最后，本身变成了管制的既得利益，他们总是会找到更多的借口，建立起更多的规则，利用政府赋予的合法权力来创造出更多的管制来。仅这一条就使得管制完全变了味。

　　政府管制必然失败

　　政府管制的基本假设，即政府是无所不知、大公无私、言而有信的政府，是不成立的。实际上政府可能是自私、无知、言而无信的，由此导致管制失败。这就是从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都进行所谓经济自由化，对原来的管制重新考虑的原因。

　　赵晓：

　　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倾向于让市场自己调整自己，而不是靠政府管制，为什么？

　　张维迎：

　　这是因为，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因为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生存竞争，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讲究信誉，否则就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

　　经济学越来越倾向于让市场自己调整自己，而不是靠政府管制，还在于认识到管制的失效性。传统上，当人们主张政府管制时，他们隐含地假定：第一，管制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大公无私的，仁慈的（benevolent）；第二，管制者是无所不知的（omniscient），拥有完全信息，譬如知道消费者的偏好，知道企业的生产成本，知道需求弹性，知道最优的价格订在什么地方，等等。第三，管制者说话是算数的（pre-commitment），管制政策具有公信力。不过，经济学家们现在已经发现，这几个条件根本不存在。

　　政府管制的基本假设，即政府是无所不知、大公无私、言而有信的政府，是不成立的。实际上政府可能是自私、无知、言而无信的，由此导致管制失败。这就是从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都进行所谓经济自由化，对原来的管制重新考虑的原因。

　　赵晓：

　　请举出一个管制失败的具体例子？

　　张维迎

　　弗里德曼曾经研究过美国政府医药管制的实例，发现负责医药管理的那些官员，负有极大的责任如果他们审批后，发出许可的药出了问题，那是有责任的，但是，药卖了多少钱，他并没有收益。这样，对一个理性的官员来说，把新药的申请报告压在抽屉里，就是最合理的选择。只要不批准，就不会有新药，当然也就不会有假药。因此，在实行药品管制后，美国新药上市的速度大大减缓，其后果是很严重的，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大量患者因为吃不到更新更有效的药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远远超出了政府防假药减少的死亡人数。这可以说是管制失败的一个具体例证。

　　如果没有政府管制，靠市场竞争及其信誉机制，更多更有高效率的新药完全有可能及时推出，减少的死亡人数有可能更多。所以我这里想强调，我们经常赋予政府太大的责任，这不是一件好事。实际上，在市场当中你应该是让直接的行为者去承担责任，而不要让政府承担太多的责任。

　　管制越多骗子越多

　　管制越多，越是骗子就越有积极性贿赂政府，因为骗子贿赂成本低，只要拿到政府的批文，他就可以赚钱，而老实巴交的商人、守法诚实的商人，他们受自我约束，或者没有额外的资金去贿赂政府，反而进不了市场。所以管制多的地方，反倒是好人难进去，骗子更容易出现。

　　赵晓：

　　你说过“法律和信誉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个互补的基本机制”，市场秩序必须以信誉为基础，同时强调“对信誉的挑战来自政府”。管制与信誉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张维迎：

　　这是个很重要的话题。总的来说，信誉机制靠市场竞争而形成，而管制常常会阻碍这一机制的形成，甚至完全破坏这一机制。对于市场的运作，我相信大多数批评市场的人远远低估了市场本身维护其运转的力量，特别是信誉机制的力量。

　　我有两个判断，一是管制最多的地方，一定是骗子最多的地方，原因就在于管制消灭了市场本来应有的信誉机制。第二就是管制越多，越是骗子就越有积极性贿赂政府，因为骗子贿赂成本低，只要拿到政府的批文，他就可以赚钱，而老实巴交的商人、守法诚实的商人，他们受自我约束，或者没有额外的资金去贿赂政府，反而进不了市场。所以管制多的地方，反倒是好人难进去，骗子更容易出现。

　　当骗子越来越多时，政府不会感觉到是因为他不该管，管的太多，反而误认为他管得还太少。这样，管制会自我强化、变本加厉，最后令信誉机制赖以形成的市场竞争无立足之地，企业信誉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赵晓：

　　是不是取消了管制就一定会有信誉呢？西方放松管制，是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我们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

　　张维迎：

　　我们现在的麻烦就在于，由于这么多年的计划经济、政府管制，市场啊信誉啊这些好东西都被消灭了，一旦放开的确有可能更乱。好比这么多年，猫都杀绝了，狗抓老鼠，现在老鼠很猖獗，你说让狗回家休息，人们就担心短期内猫也没有狗也没有，会不会全是耗子。但如果老这么拖下去的话，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所以我们面临着一个长痛与短痛的选择。如果着眼于眼下，那就维持这个状态；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不逐渐放开，信誉机制就不会建立起来。

　　信誉的建立依赖于稳定的预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就像我曾经举过的栽树的例子，不是说今天这树产权归你的，你就有积极性栽树了。如果你预期明天政府就会把树收走，你仍然不会有栽树的积极性，相反你会先砍了树再说。因此，稳定预期的形成变得非常地重要，但在这个过渡阶段可能会有好多困难。

　　管制越多腐败越严重

　　政府获得权力之后，这些权力最初的目的和它的使用方式可能完全不一样。好比说我们授予管制者权力，本是出于非常善良的目标，希望它维持市场秩序。但是管制者有了这种权力之后，由于这种权力带着租金，别人必然会来寻租，就会形成一种钱权交易。

　　赵晓：

　　管制与腐败是什么关系？

　　张维迎：

　　各国的经验均表明，只要存在着政府管制，腐败问题就会随之而来。管制越多腐败越严重，腐败问题越难解决。

　　这是因为，腐败主要是权力造成的一个问题，而管制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政府获得权力之后，这些权力最初的目的和它的使用方式可能完全不一样。好比说我们授予管制者权力，本是出于非常善良的目标，希望它维持市场秩序。但是管制者有了这种权力之后，由于这种权力带着租金，别人必然会来寻租，就会形成一种钱权交易。

　　为什么会有贿赂行为？这对贿赂者和管制者来讲是个“帕累托改进”。权力在你手里，可能分文不值，因为你不能直接使用这部分权力。现在我送你1000万，我拿到这个权力后，我可以捞2000万，也就是说，这个权在我手里值2000万，除去贿赂成本我还可以赚1000万。但这样的“帕累托改进”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一种损失，譬如有人能用这个权力创造3000万、4000万，但他们的贿赂渠道不畅通，得不到这个权力。这样，社会资源当然没有用好。

　　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不同之处在于，官员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诱导他，使得官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变成对社会利益的追求，因此官员们利用管制权力谋取自己的私利，就容易构成对社会的净损失。

　　把本属个人的权利归还个人

　　审批制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最危险的一点，就是以规范市场的名义继承了计划经济的作法。我一再呼吁，人们一定要有创业的自由、签约的自由，这些权利一定要由政府转移给老百姓。我想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赵晓：

　　那么，戒除管制应该从何做起？

　　张维迎：

　　削减权力。削减权力其实是把大量的本来就该属于个人的权利应该归还个人。这门是我们家的，现在你把着门，我进自家的门还要给你小费，你说合理不合理？像这样的管制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当务之急，要尽快消除各种各样的审批。审批制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最危险的一点，就是以规范市场的名义继承了计划经济的作法。我一再呼吁，人们一定要有创业的自由、签约的自由，这些权利一定要由政府转移给老百姓。我想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赵晓：

　　美国政府放松管制后，导致了“新经济”的出现，放松管制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否会有类似的促进作用？

　　张维迎：

　　我问过大量的企业领导人，他们平均50－60%的企业时间都花在对付政府上，而且这个成本每年都要重复。所有的管制、审批制度解决之后，会产生多大的增长力量？我原来说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实现增加30%，我现在还要更乐观。

    张维迎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赵晓现为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