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国民收入分配，最直接的有两条：一是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二是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30%的上缴比例比此前的普遍预期更高一些。多年来，人们对于高投资甚至高增长有不少负面评价。一方面，以过度牺牲环境和其他一些歪曲为代价追求高投资和高增长当然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国有资本自我循环，投资效率难以评估，高投资的收益没有多少直接惠及大众，也产生了许多腐化浪费现象，还有薪酬不合理助长了收入差别扩大。虽然说国企的资本和收益是全民的，但是没有实际分配，所有权就成了空洞的口惠。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怎么处理。一代人通过积累增加了国有资本，所有权是属于这一代还是后代，涉及效率和代际公平问题。通过提取自然资源获得的收益大部分是应当留给后代的，损害环境获得的收益更应当留给后代，此外的资本本金和收益为直接贡献者所有才能提高效率。通过较高的税收和垄断经营以及自我循环提高国有资本积累率，意味着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收入显著低于其边际贡献，因此意味着效率的损失。所以，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长期大幅度偏低意味着效率损失。因此，将当代人储蓄形成的部分国有资本划转给当代人获益的社保基金，有助于弥补效率损失，也有利于代际分配的平衡。

　　目前，全社会投资特别是政府和国企投资量非常大，把账算清楚是做好事情的前提。希望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划转国有资本和提高收益上缴比例能够推动对政府和国企资本账的核算。按成本价格计算的资本账户核算固然重要，按照预期收益做出的价值评估更重要。

　　过去10年，居民收入比例不断下降，平均的增长率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率。按说，政府和企业应当积累了不少净资产，但是按一些研究，政府和企业还闹出高负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需要将账算清楚。还有一个情况是，虽然经济增长率很高，企业报告的投资报酬率也相当不错，但是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银行定期存款真实利率约为0，活期存款真实利率更低，股市投资的报酬也很差。这些情况，一方面是居民收入的损失，另一方面给社会融资的结构调整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从经济发展和企业融资的合理性角度考虑，应当不断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例。但是股市长期不景气，市场对于扩容谈虎色变，导致企业上市异常困难。还有长期的真实利率偏低导致了许多方面的问题。引起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资本高积累低分配。国有资产应当保值增值，但是目的是为了居民福利，不能为增值而增值。

　　所以，让国有资产的本金和收益惠及民众，意义重大。虽然决定中关于国有资本只提到了社保和民生，但是，不动国有资本，平衡社保和改善民生就要加税。这样看来，调动了国有资本，相当于降低了未来的税负，对于劳动报酬和投资收益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