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年中，经济学家吴敬琏坚持不懈地推动市场法治化。在关于中国将往何处去的新一波大争论中，他坚信改革是唯一的出路。他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对中国改革议程的重启，都提出了中肯而切合实际的建议，他的声音和行动影响和推动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

　　“您认为今后几年中国政府经济和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金融时报》评出的2011年欧洲年度财长的瑞典财政大臣安德士·伯利，在2013年12月6日访华期间，向83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不止伯利，全世界都想搞明白，在中国最高决策层做出全面深化改革一揽子计划后，未来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

　　在此前35年的改革历程中，吴敬琏一直坚持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的高层决策，被视为中国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智囊之一，他也因此赢得了“吴市场”的尊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决定”中：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一直为市场鼓与呼的吴敬琏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肯定。

　　那么，他的回答是什么呢？

　　增长模式抉择

　　在回答当下这个现实问题之前，吴敬琏一直在试图回答一个比这更为重要的问题：中国将往何处去？

　　这位经济学者，在过去十年遇到的市场论战，比之前的20多年更多，更猛烈。仅仅一年前，他还忍不住发出预警：“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是什么让他发出了如此尖锐而敏感的声音？

　　时光回溯至2004年，中国改革的第三次争论爆发前夕，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倡导者，吴敬琏遭遇了他成名以来最猛烈的攻击。

　　这一年，香港大学教授郎咸平先后发文质疑海尔、TCL和格林柯尔的企业改制。同年8月28日，在北京的一场研讨会上，郎咸平“点名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经济学者，吴敬琏、张维迎、林毅夫、茅于轼等都在名单之列。

　　《吴敬琏传》的作者吴晓波曾这样记述当年的情境：就这样，吴敬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不久前他还被赞颂为“社会良心”，如今却遭到被利益集团收买的指控。

　　这一波争论就此升级，诸多学者、媒体、公众都被卷入其中，这场关于改革问题和方向的激烈争论，被认为是继1982年到1984年的第一次大争论、1989年到1992年第二次大争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争论”。

　　“改革开放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的战略措施，现在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对，有人要否定改革，否定以市场为中心，去年10月反改革的声音达到高潮，我认为这个是值得气愤的。”第二年的两会上，吴敬琏忧心忡忡地说。

　　吴敬琏更为担忧的是，当时经济转型的方向，出现了向重型化工业发展的趋势。早在2000年末，北京关于中关村发展何去何从的讨论，就引起了他对增长模式的思考，而2003年改革开放的另一个代表性城市深圳，也陷入了关于未来发展战略的争论。此后的2004年，吴敬琏对浙江经济发展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研。(《小康》杂志全程追踪了这次调研，详见2004年刊《吴敬琏调研浙江》)

　　思潮与现实互相激荡，形势不容乐观。

　　2005年12月8日，在首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吴敬琏作了“增长方式转变与全面小康建设”主题报告，他在演讲中说：“对有些人说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扰乱了市场化的方向，造成了各种灾难，我有异议，我认为这个判断根本上说和基本上说都是不对的。”

　　在吴敬琏看来，“体制转变要消除这种障碍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政府，政府职能要转变。”他直接指出了其中四个体制上的原因：“第一是政府配制资源，土地资源、信贷资源的权力太大；第二，是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并不是一个全面的协调发展，而是GDP增长；第三，是因为我们的财税制度，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生产型的增值税，而生产型的增值税是直接跟产值连在一起的；第四，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严重偏离，行政定价扭曲，土地资源、信贷资源、水资源等等低估。”

　　在2005年底出版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他不仅对2004年兴起的大规模兴建重化工业热潮提出质疑，更进一步明确指出经济增长方式包括集约型增长和粗放型增长，前一种主要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后一种则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他认为，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不仅是一项长期性的战略选择，而且是十分紧迫的现实需求。而其时中国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追根溯源，都与没有能够实现这种转变有关。

　　一方面社会上弥漫着怀疑之前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声音，另一方面则是面临市场经济未来发展的歧路之争。在各种观念纷繁芜杂、庞大中国艰难转身的时节，吴敬琏理性思考的声音显得弥足珍贵。
    重启改革议程

　　从2009年开始，以“中国模式论”为代表的“改革成功论”越来越响亮，而“中国模式论”的核心就是，未来中国需要强化政府、大国企、投资拉动GDP高速增长的发展方式。

　　但是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却并不认同“中国模式”的概念，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来源于与市场规则、规律的(部分)契合，而出现的问题则是体制改革还不到位，还存在与市场规则、规律的错位。吴敬琏正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从2009年到2012年，吴敬琏不断地通过各种公众场合发声，他将历经三十多年沿革的经济体制概括为“半统制、半市场”混合体制，对改革停滞及这种停滞造成的多方面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指出如果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化、市场化、可持续发展，反而会倒退成发展水平极低而不可持续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甚至演化为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将往何处去？这正是吴敬琏最为担忧的问题，他说，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

　　“中国这些年来，面对着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腐败的问题，以及它们带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都会愈演愈烈。”2012年底，在其新书《重启改革议程》的发布会上，吴敬琏如是说。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后，82岁的吴敬琏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重启改革议程”。他深刻认识到，改革不能仅是经济方面的改革，而应该是全面深入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社会改革。

　　有人说为什么要重启改革呢？它不是一直在启动吗？

　　吴敬琏在一次演讲中回应道：“为了避免社会危机的发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重启改革议程，真实地、而非口头上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法治模式的转型。”他直言不讳地说：“本世纪以来改革出现了停顿，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所以需要重启。”

　　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
    　市场决定未来

　　转型为什么会受阻，改革为什么会停顿？

　　2009年，在参加第四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时，《小康》记者曾追问吴敬琏：“早在1995年到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规划中，就已经规定了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的任务。2006年到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不但重提这一话题，还列举了转变的具体途径。但为何转变难以实现？”

　　“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吴敬琏说，“但成效并不显著的原因不外有二：其一，这一转变遇到了许多体制性的障碍；其二，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还有待建立。”

　　吴敬琏给出的建议是，要有一个顶层设计。从2010年到2013年，在提议重启改革议程的日子里，吴敬琏几乎每天都奔波在路上，出席各种会议，参加各种论坛，写各种文章，与不同阶层的人阐述他的改革思路，提出新的改革方向。

　　什么样的市场，是吴敬琏理想中的市场？

　　2013年11月7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随后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熟悉中国决策层文件起草过程的人们发现，这一《决定》吸收了吴敬琏的许多改革设想和建议。

　　但在吴敬琏看来，最重要的是：“对10年的一个大争论，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回答。本世纪初以来，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原来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不是错的？是不是应该加强政府对经济、对社会的管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资源配置中到底该由市场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

　　这个回答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2013年12月19日，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吴敬琏详细阐述了《决定》一文中的关键话语：“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来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决定是个蓝图，它要指引中国在未来的六七年中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呢？”吴敬琏反问我们。他对这句关键话语解释说：“第一，它是统一的，也就是说是统一化的。第二，它是对所有的市场主体开放的，对内对外都是开放的。第三，它是有很强的竞争性。第四，它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是有序的或者说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而且是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是阐明市场、服务市场，而且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等这些要素市场。”

　　在吴敬琏看来，一个升级版的2.0市场，是一个消除了条块分割、向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市场，一个消除了垄断和行政干预、在规则(法治)基础上实现有序竞争的市场。

　　吴敬琏说，这也是他给瑞典财长安德士·伯利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