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的判断，林毅夫的自信从未动摇过。2012年他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卸任，回国后即对外抛出“8%增长潜力”的论断，尽管他的观点一再遭到国内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人士的批评与抨击，但从回国后至今，他一直在向外界阐述他的这一观点。这一次，他的坚持依旧没有得到一些国内经济学研究者的认可，批评与质疑的声音依然很强大。
　　林毅夫的论据：东亚经验
　　记者梳理发现，“8%增长潜力”的观点遭到国内经济学家批评最早在2012年。2012年6月18日，林毅夫从世界银行回国后首次发表公开演讲，内容是关于“新结构经济学”，在演讲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指出，未来20年中国有潜力以每年8%左右的速度增长。
　　这成为他遭受诸多批评的起点。而在那时，中国经济正一路下行，从2010年一季度的12.1%，到2012年一季度的8.1%，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连续8个季度下降，下降幅度达到4个百分点。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林毅夫的观点被认为是“放卫星”。然而，如潮水般的攻击并没有让林毅夫动摇自己的判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还是不断阐述自己的判断。记者梳理发现，在那之后，林毅夫有十次左右在公开场合阐述他的这一观点。他似乎在劝说，而这种劝说已经近乎苦口婆心。
　　林毅夫的这一观点源于他早年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技术与产业的差距，引进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与产业，作为本国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来源，因此其成本与风险得以大幅降低，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速。
　　而历史经验也佐证了这种“后发优势”。“2008年时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美国当年水平的21%。中美两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水平，相当于日本与美国在1951年时、新加坡与美国在1967年时、台湾与美国在1975年时、以及韩国与美国在1977年时的差距水平。日本利用与美国人均收入的差距的后发优势，从1951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9.2%的增长；新加坡利用后发优势，从1967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8.6%的增长；台湾从1975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8.3%的增长；韩国则从1977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7.6%的增长。”林毅夫表示。
　　反方质疑：大国能否复制小国和地区发展的历史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经验与国际比较，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充满信心。但对这种分析逻辑与框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彦斌并不认可，他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分析，亚洲四小龙确实通过出口导向的模式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但出口导向的高投资发展模式无法将中国大陆从中等收入国家拉到高收入国家，因为中国大陆体量太过庞大，无法复制四小龙的经验。由于全球技术进步速度减缓、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以及发达国家深陷债务困境，未来出口需求难以改善。此外，当前中国GDP总量居于全世界第二位，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继续通过高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性下降。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学工曾对中国潜在增长率进行过深入研究，关于技术赶超的速度，他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林毅夫强调我国和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认为我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从发达国家引进各种成熟的技术。但在当前的国际关系条件下，能不能实现这样一个技术引进，还取决于很多因素，尽管不是不可能，但还是有些因素不同于当年的亚洲四小龙。当年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和美国都是冷战背景下的同盟关系，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大陆，要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中，从发达国家引起先进技术，可能面临不少困难，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陈彦斌同时指出：“中国要维持高速增长，就要继续推行高投资的发展模式，而我国投资占到GDP增长的50%左右，这么高的投资率历史罕见也是世界罕见，这种模式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我们还能承受吗？我们还有多少河流、多少湖泊可供我们去污染？我们是不是还要透支子孙后代的蓝天白云？这些都是制约高投资高增长继续20年的客观存在。如果我们漠视这些约束条件，只是为增长而增长，那是对后代的不负责任。”
　　正方支持：中国经济起飞还需要20年
　　不过，在对中国未来发展潜力的信心上，林毅夫并不孤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认可林毅夫的观点，他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一次活动上指出：“我们必须要有历史观，今天的中国经济尽管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均水平仍然只有美国的18%。而日本是美国的75%左右，韩国是70%，台湾是70%，德国是85%，哪怕是拉丁美洲国家，尽管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均收入也还有美国的35%。就算我国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也还有一半的距离可以走，在这个时候谈我国增长要放缓，谈经济供给面要下降，这不见得符合实际。”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也认同林毅夫的判断，不过，他的论证框架不同于林毅夫。他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一次讲座上指出，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和韩国、台湾很像，但是60年代初以后，台湾和韩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标志，这些国家完成了经济起飞，前后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而中国经济的起飞是从90年代开始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80年代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结构性变化，而是从计划经济中的恢复，真正的起飞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邓小平南巡讲话，随着中国的开放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起飞阶段。根据东亚的经验，中国起码需要三四十年的起飞时间，所以起码还应该有20年的高速增长。另外，从社会结构看，按照农业人口比重降到10%的目标，我国还有将近5亿多人口需要从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按照每年转移2000万到2500万的速度计算，大概还需要20年。所以中国经济的起飞完成还需要20年。
　　对林毅夫遭到的种种批评，孙学工指出，这涉及到一个怎么看经济增长和GDP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确实存在单纯追求GDP的倾向，导致社会舆论对GDP的反感，现在去纠正这种倾向没有问题。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把GDP妖魔化，因为它毕竟是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衡量经济产出的最综合的指标，不能把GDP看成是罪恶之源，没有必要谈GDP色变，从人均GDP水平来看，中国只有6000多美元，还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距离高收入国家还有很远的距离。即便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还是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政策的核心关注点，我国现在这样的发展阶段，没有理由停下来，只是需要把握一个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