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以中央政策的方式，对现有土地制度提出了突破现有法律规定的方向。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日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一个学术论坛上表示，做实这些突破有三种方式，中央正在研究。
　　1月4日，陈锡文在“清华三农论坛2014”上表示，土地改革是此次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因其牵一发动全身，而且面临法律障碍，“一动就碰到法律框架限制，出现违法现象，不动又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三中全会做出决定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土改要谋定而后动，“坚守底线、试点先行”；并且，凡属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所以就迅速提出了法律修改问题。”
　　他表示，要做突破现有法律框架的改革，有三种办法。一种是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法建议，比如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提出，“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催生了《土地承包法》的出台。这次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土地能不能抵押等方面都涉及修法，“但这可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第二种，是直接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封闭试验。比如，今年8月，经国务院提交申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三项法律在上海自贸区内暂不执行。试验之后则要提出建议，做出是否修法的决定。
　　第三种，是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授权国务院，为了改革，经过国务院批准，可以在局部地区进行突破法律的试验。
　　“土地改革涉及众多，究竟采取哪种形式，中央正在认真地研究。”陈锡文说。
　　陈锡文表示，在地方调研讨论时，一些地方领导也有不同看法，“谈论到最后急了，也有同志拍着桌子跟我讲，改革不就是犯法吗？不犯法怎么改？当年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不过，陈锡文称，“当年才几部法？现在经过这么多年法治建设，情况已经大为不同。如果动辄突破法律，谈什么建设‘法治国家’？”改革一定要在法治环境下进行，否则我们永远建立不起来民主法治国家。
　　陈锡文表示，据其了解，国务院会将任务分解到各部门，由职能部门就如何进行试验、在哪些地方试验，提出意见和建议。
　　不过，也有一些土地专家认为，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试点，全面改革和修法时机已经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