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前年50人论坛年会讨论的是十八大要做总的方向性的决议，去年年会讨论的是如何设计总体方案,现在面临的新情况是如何执行。刚才四位的发言都从执行层面提出一些问题，非常好。伟民参与了文件的起草工作，对这个问题也有深入研究，他的发言对于不太熟悉官方公文的人来说非常有价值，对于三中全会决定与以往相比的新的发展，他作了非常清楚的介绍。夏斌讲到两个问题，一是在过去体制不顺的情况下积累了很多问题，比较集中的就是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太高，如果推进改革，会不会爆发系统性风险？如何防止爆发系统性风险？这是一个问题。二是全会决定提出300多项改革，对此各部门有不同意见，如何协调推进而不是互相牵制？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如何完成职能转变？总量调控的职责在中央，过去地方政府也在执行宏观调控职能，今后做什么？这涉及很多人的权利和利益，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很难实现，比如夏斌提到的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投资平台的负债问题等，都很难解决。

    如果只是提出问题，那还没有完成任务，还需要深入研究如何解决问题。比如刚才隆国强讲到比较优势转换、价值链升级，这个问题应该已经提出十年，到底体制的问题在哪里？如何转变？再比如微笑曲线的两端升级，这个问题也已经提出六、七年，这些年特别是“十一五”后期和“十二五”初期，地方政府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上花了很大力气，但收效甚微。问题在哪里？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要通过体制的转变来解决这个问题。当年深圳市委市政府支持华为、中兴的时候没有花多少钱，但是这两家企业发展起来了，后来的情况不同，政府花了很多钱，但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另外，我建议50人论坛今年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一方面，贯彻三中全会决定可能遇到什么问题，要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另一方面，从现在到2020年，对于过去由于体制不顺而积累起来的问题，怎样解决？要提出一些更实在的有效措施。

    汤敏：我发言的题目是“突破人才难点，创建新的教育模式”。最近国务院参事室开始新的研究计划，是关于“十三五”期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我们到广东等地调研，发现企业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市场、技术、产品，而是人才问题，不仅高端人才，就连以大学生为主的中端人才和以农民工为主的低端人才也非常缺乏。现在的教育模式有几个弊端：一，以正规教育、学历教育为主；二，教师本身知识比较陈旧；三，传统培训方式规模小，时间长。目前“募课”这种大规模在线教育模式正在全世界快速发展，主要应用于正规教育，我们能不能把这套东西借鉴过来，比如大学教育的前三年学习基础课，四年级的课程由企业来提供，假如有学生希望申请联想的职位，由联想开出一些课程，首先要通过课程考试，才能申请工作机会。如果大量企业开出这样的课程放在网上，大学生就可以在网上学习，再加上一些实习，这样就能解决高校和企业无法衔接的问题。

    从农民工的角度来看，现在有两亿六千万农民工，急需创造一个让农民工不断接受再培训的体系，如果再培训由企业提供，成本太高，而且外部效应太大。可以通过“募课”的方式，由国家投入一部分资金在农民工集中的地区开设课程网吧，为农民工提供学习的机会。中小学教育也可以借鉴这种方式，我们现在做了一些试验，比如把人大附中的课程通过远程教育提供给农村学校，提高农村学校的教学水平。这些都是对正规教育的补充，也是正规教育做不到的，如果建立这样一套机制，就可以解决中低端人才缺乏的问题，而且这种方式完全可以市场化。

    张维迎：我们老谈改革需要建市场经济。政府怎么建市场经济？从历史来看，没有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建起来的。市场经济本身是靠自发的权力交换形成的。如果我们用政府的方式建市场经济的话，我们就说这个产品是全要素市场，土地，劳动，资本等等，我觉得总是不得要领。

    我们应该怀着一个基本的问题，市场是怎么形成的？形成这样的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改革就是创造这样的条件，形成什么样的市场。我觉得市场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个人权利和自由。有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人们之间进行交换，各种专业化分工形成，就会形成企业组织包括各种中介组织。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说的改革，就是政府怎么把权力归还给个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要围绕这样的中心来做。就是本来好多属于很多个人的权利，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政府拿走了。我们政府觉得我们是在建市场经济，应该建什么样的市场，我们应该从很实在的东西做起。比如说工信部最近发了一个要求，现在有虚拟运营商，他们发布规定不允许虚拟运营商介入基础电信，包括电信网络。这是为什么？政府有什么权力，不允许个人去介入基础电信呢？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讲，给个人提供一种服务，那就是个人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我们政府是没有权力限制的。如果我们改革的着眼点放在个人权利给个人，社会的权力给社会，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了。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权力怎么关在笼子里。权力关在笼子里，就是政府好多行为是限制性的，你不能做什么，我们现在对个人权利实行限制性，哪些你可以做，哪些不允许你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路的转变。工信部的这些话，很多部门都在说，限制个人权限。原来政府做基础电信产业，是因为个人的私人企业家做不了，当时没有钱，现在倒过来了，私人企业家有钱了，想做了，你不让人家做。

    我们要找到基本的问题，包括我们讨论中国的改革模式，我们经济学本身的转变，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我们经济学基本的思维，过去都是建立在功利主义观点上，功利主义什么都是以我为一个目标。比如说我的目标是经济增长，我的目标是宏观稳定，我的目标是社会稳定，我只要为了这个目标，我可以不择手段，我不尊重任何人的权利，我觉得这个本身是要变的，经济学应该从功利主义转向权利主义。个人的一些权利，政府不能以任何理由随意侵害。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这么高，证明我们是对的，但仅为了增长，侵害别人的权利，比如说农民土地的剥夺，还有好多对个人人权的限制，是不符合基本正义的。

    我们现在的改革，已经不能像20年前，30年前，我只要能带动经济增长，我们中国不尊重人权，产权，所以拆迁很容易，我说建高速公路就建了，我说建高铁就建了，建一个城市化新的区就建了。但是我们50人经济论坛包括我们经济专家要有思维的转变，应该从功利主义转向权利主义，着眼于权利制度建立，着眼于个人自由的保障，这才是未来市场经济能在中国成功的关键。

    肖耿：刚才吴老师提到执行的难点和历史遗留问题，我就这个方面提两个问题。过去两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做了广东佛山市的案例，有14个专题组。我们发现有两个难点：一个是在微观层面，一些企业该死的不死，该活的活不了；二是系统性风险，刚才夏斌也提到，中国改革开放35年，很多双轨制都成功完成并轨，剩下的比如利率双轨制、资源价格双轨制、人才双轨制等，都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为什么该死的不死，该活的活不了呢？我们在佛山的研究发觉，中国有17个城市已经达到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标准，即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这些城市的大部分人口都是外来的，钱也是外来的，也就是说它吸收了大量资源，从地理位置来讲，都在沿海地区。过去35年这些城市一直走在中国经济的前列，应该可以活下来，可是一旦遇到宏观调控，这些最好的企业也没有办法活下去。这个问题从宏观数据上是反映不出来的，看到的只是宏观信贷膨胀，造成宏观信贷膨胀的重要因素是利率双轨制，存款利率太低，而影子银行的利率太高，只要双轨制不并轨，影子银行一定会搞跨正规银行。还有一个大问题，由于经济增长，资产价格需要重估，主要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在过去五年翻了5倍以上，这就会挤压实体经济对信贷的需求。一线城市可以承受，因为工业产值利润很高，但是二、三线城市没有办法存活。

    张承惠：就政府职能问题谈两点看法。第一，仅仅调整政绩考核是不够的，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扭曲要综合治理。我赞同宋晓梧会长讲的，地方政府过度竞争、过度支配资源带来很多弊端，而且弊端越来越严重。地方政府追求GDP和投资增长其实只是表象，背后的实质在于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利益主体。利益在哪里呢？一是地方政府特别关注财政收入，钱多好办事。二是巨大的区域差距所导致的人均收入差距。前几年我们到地方调研农业保险问题，一个山东的副县长说，我们的工资只有两千多块钱，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非常大，所以一定要发展，如果不发展，个人收入也上不来。三是公共服务的差距，包括教育、医疗等方面；四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差距。从社会稳定角度来说，金融一旦出现风险，地方政府一定要分担。

    当然，政绩考核是需要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再分配也是需要的，有几方面的措施很重要：一是公共服务要在全国范围内均等化，这一点很重要，都是中国人，凭什么西部地区享受不到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而且收入低很多。二是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决策的后评估和反馈机制非常重要。现在全国的投资反馈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发改委曾对“十一五”规划进行后评估，但是评估结果也未公开。“七五”期间，发改委投资所对“七五”投资项目做后评估，结论是95%亏损，都是失败的，后来没有再做后评估。所以增加投资决策的透明度有利于社会公众约束地方政府的权力，增加环保、资源占用方面的成本等。

    第二，十八大关于改革的决定，我个人感觉在政府职能定义方面有欠缺，还应该增加一项特别重要的职能，即政府的天职是保护弱者。企业是财富创造的源泉和创新的主体，但政府在支持企业发展方面做得不够，政府要保护企业这个“弱者”（当然，在企业和消费者关系方面，消费者是弱者，政府应该保护消费者）。在保护企业方面，政府至少有两点要做好,一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支持企业走出去。

    郑新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正在有序推进实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难点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如何打破城乡区域和行业之间的各种壁垒，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第二，如何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放宽金融准入。第三，如何能够在保证粮食安全和18亿亩耕地红线不受冲击的情况下，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多种实现方式。第四，如何在提高效率前提下实现社会公平，从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第五，如何建立公共产品的市场价值补偿机制。比如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水，人人都向往，如果我做出贡献，如何补偿？这个问题不解决，生态文明制度的建立就很困难。

    我重点讲一下第五个难点，如何通过改革生态体制，促进环保产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有几个似是而非的观念要搞清楚：

    第一，把经济增长速度和环境保护对立起来。很多地方人为，环境要改善，增长速度必须降下来，这是似是而非的概念。即使把速度降到零，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措施，现有污染仍然客观存在。关键是通过制度设计，把提供清洁空气、干净的水等作为发展的主要内容，吸引社会资金投资环保产业。如何建立这样的机制呢？通过立法建立排放标准。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实行谁污染谁付费，推行第三方治理。如果这两个制度能够真正落实，环保产业就会成为一个新的投资点和经济增长点。企业排放污染物就要付费，由政府和有关部门招标，挑选有资质的企业进行治理，投资环保产业可以获得回报，投资的着力点就被吸引到改善环境上来。

    第二，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治理环境可以慢慢来。我到环保部讲课指出，只要建立一个好的机制，用三、五年的时间就可以使污染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当时听课的处长们说，英国治理雾霾用了50年，我们用三、五年见成效是不可能的。他们忽略一个因素，英国当年治理雾霾的时候没有技术，是在不断探索，而现在治理雾霾的技术很成熟，我们有后发优势。比如现在对大气污染贡献最大的是工业窑炉，布袋法脱尘效果可达95.5%，再加水喷淋措施，脱尘效果可达98.8%，如果所有钢厂、水泥厂、陶瓷厂、电厂、玻璃厂的烟筒都是用布袋法除尘和水喷淋，工业排放的颗粒物就可以大幅度下降。城市雾霾有20%左右的贡献率来自汽车尾气，如果用欧5标准的汽油和发动机，汽车排放的尾气比现在北京市的空气质量还要好，而欧5标准的汽油炼制方法和技术都是成熟的，中石油、中石化都有，无非是要增加成本，企业消化一点，个人承担一点，政府补贴一点，汽车尾气排放的PM2.5就可以大幅度下降，还能带动产业升级。还有黄标车的淘汰，能不能在三年之内把北京、天津城区的黄标车全部淘汰？如果采取这些措施，汽车排放尾气对空气造成的污染就可以解决。

    第三，煤电成本低，清洁能源成本高。一度煤电是4毛多，一度风电是8毛多，表面上看风电更贵，实际上没有考虑环境污染成本和人的健康成本。现在北京市肺癌死亡率在癌症死亡中已经上升到第一位，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平均每年是两位数增长，如果把这些成本加进去，煤电成本就会大大提高。

    所以，要把似是而非的观念搞清楚，只有建立生态文明体制，才能为大家提供清洁的空气和干净的水。

    许善达：深化改革的文件写得很全面，但如果真正实施的话还是要选重点，在有限范围内重点突破，2014年是三中全会决议落实的关键一年，不管什么样的原则，最后兑现的是制度创新、制度变革。什么是难点呢？有几个方面。比如提出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最主要的动力，这需要两个必要前提，一是居民收入的比重上升，二是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从“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来看，这两方面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如果政府和企业的比重都不降低，居民收入的比重上升是不可能的。过去统计局发布基尼系数，现在已经好几年没有发布了，很多学者认为实际的数字比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大得多。这两个让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必要条件都不清晰，在有关部门的决策里，像这些问题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这是比较大的问题。

    从国际来看，目前国际经济环境并不太好，原来推动的多边自贸区协定，包括中国和东盟的“十加一”、“十加三”，还有中日韩自贸区，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想完成预定目标基本不可能，因为美国TPP和TTIP这两个谈判把中国边缘化了。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如何把国内过剩的产能和外汇储备输送出去？对于这些问题还没有提出一个清晰、可行的方案。以前曾经建议搞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但在过去的管理制度上要制定并推进这个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过去的分工不在一个统筹范围之内，现在有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我倒认为从管理制度上具备了实行这样一个计划的可行性，但需要有主管部门进行研究，提出可操作性方案。

   这两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破题，但将对我国今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希望50人论坛能够组织有关专家，就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全面地研究，提出可行性建议。

    王建：有个问题大家谈的不多，就是如何控制改革的风险，因为改革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振荡，而国内和国际的经济风险正在累积。去年提出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今年形成具体方案，真正实施要到明年，当明年大力推出改革措施的时候，可能正处于国际、国内风险的集中释放期，如果出现经济振荡，是改革带来的？国内矛盾引发的？还是国际上新一轮金融风暴来袭造成的？如何区分？是进一步推动改革，还是停下来？

    先看国内情况，去年投资的贡献率继续上升，投资增长速度反而下降。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新上项目计划总投资的增长率去年下降到14%左右，如果用新增固定资产反映产能释放增长率，2011-2013年是29%。对照新上项目增长率和新增固定资产的增长率这两个数字，一个反映投资需求的未来增长和现实产能释放的增长率，2003-2007年，新上项目投资高出新增产能4个百分点，2008-2010年高出5个百分点，现在是反过来，新增固定资产（产能释放增长速度）比新上项目高出8-9个百分点。这说明，产能释放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危机离我们越来越近。

    国际经济的危机也在累积。美国的泡沫积累越来越严重，从美联储网站上公布的数字来看，去年12月10日宣布退出QE100亿，但是在1-10日的这两周释放了1230亿美元货币，这个数字没有公布。1月3日伯南克在告别演讲中说，我们不会退出QE，只是变换一种形式。还有消息说，去年12月美国逆回购2300亿，买了一大堆烂债券，然后把现金给这些金融机构，如果没有货币支撑，泡沫马上就要破灭。即使用货币来堆，今年1月份也下降4.7个百分点，其中有一天掉了350点，所以还得继续放货币，但是总有破的时候，我做个预测，应该在明年7月份以后会破灭，新的金融风险也将在那时出现。到时候国内产能遇到国际需求的新一轮紧缩，就会出问题。

    改革方案中要考虑这些动态因素，要有预案，要有标准来衡量哪些是国内风险释放，哪些是国外风险传导，哪些是改革带来的动荡。

    刘世锦：现在有些说法听起来有道理，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理由不充足，需要斟酌。第一，改革要先易后难。现在容易的改革有多少？总书记讲过，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好吃的肉已经吃完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没有啃硬骨头的心理准备是不行的。第二，先达成共识再改革，这也很难。共识有两种，一种是认识上的，另一种是利益上的，要在利益上达成共识是非常困难的，妥协的结果就是把改革方案改得面目全非。所以改革要争取共识，但更需要强力推动，需要政治勇气。第三，先立法后改革。有些改革措施是法律不允许的，所以法律要先动。但确实也有一些改革，把新体制想清楚之后再立法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甚至几年过去以后还没有完成立法，那什么时候改革呢？所以在改革起步阶段，重点要解决法律上不允许的问题，对法律进行修订，而比较定型的体制通过立法来规范可能是几年以后的事，要有一个时间的划分。

    关于改革策略，有三个方面：第一，突出重点，抓主要矛盾。三中全会文件提出300多项改革措施，可能还需要适当集中，形成几个重点领域，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同时改革有内在逻辑，关联性改革也需要搞，要协调推进，防止改革措施的分散化、碎片化、随意性和顾此失彼。重点关联、优先顺序，这是顶层设计应该考虑的问题。

    第二，坚持底线思维，控制风险。改革应该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推进，要考虑到最不利的情况，做好预案，同时争取最好的局面。尽可能的把改革可选择空间做大一点，在这个范围内找一些改革措施。从风险角度来讲，现在有些改革能够直接降低风险，比如地方融资平台的改革，这些改革应该优先推进。

    第三，重视改革的增长效应。今年和明年的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内容很重要，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的改革措施要往前排。从改革逻辑来讲，如果改革措施对增长没有效果，这是有问题的。   

    在此基础上，今后一段时间的改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攻坚性改革，就是条件大体具备、风险可以承受的改革，要集中力量和时间拿下来，像国企改革、行政性垄断、财税体制改革、服务业开放等都属于这类改革。另外一类就是探索性改革，方向和目标大体明确，但改革路径和方法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这些改革要允许和鼓励基层开展试点，给出比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在试点基础上进行比较、选择，像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房地产税改革等属于这类改革。

    王一鸣：我谈几点认识。第一，对今年改革与经济下行风险暴露的叠加要有足够估计。从一季度数据来看，经济还会有很大的下行压力，基础设施扩大投资就要增加政府负债，现在债务率已经很高，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问题已经暴露，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世界经济转好，但对中国出口的拉动效应不会像以前那样明显，因为要素成本发生了变化。速度再往下走，如果跌破预期目标，改不改？到时方案出不出台？牺牲速度也要坚持改革，对这一点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第二，风险的暴露，比如影子银行、房地产、地方债务，如果并轨就要出清，出清估值就会发生变化，很多风险就会暴露出来。刚才提到中诚信托，现在违约就埋起来，越埋越多，总有一天埋不下去。所以要允许可控的局部性风险的暴露，把风险释放出来。任何改革方案，特别是金融、财税改革方案，要有预案，也要有风险评估。

    第三，强调政府制定改革方案，然后自己评估改革成果，这可能会忽略另外一方面，就是如何培育市场的功能。特别是要素市场建设，要素市场化要尽快启动，让市场化过程能够完成。

    白重恩：谈两点看法。第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一个前提，就是市场有效的运行，即使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弱化，如果市场功能没有有效运行，就会有一个空档。举个例子，最近我看了中国的行业结构，对建筑业和IT产业进行了对比（IT产业在统计局的口径叫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我发现这IT行业的资本回报率是建筑业的3倍，同时IT行业的劳动成本增长速度低于建筑业的劳动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IT行业本应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从统计数据来看，2007-2011年，IT行业的名义增长速度是建筑业的一半，问题到底在哪里？可能是政府对建筑业或建筑相关行业的支持比较多，这就要求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少做事，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与传统行业不同，IT行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政府择优的能力很弱，所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不能发挥作用，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市场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仅是政府退出还不够。市场需要做什么呢？比如资金配置，如果不允许投资者承担风险，就很难让IT行业获得资金，因为信托公司都要求保兑付本，本来信托公司可以起到补充银行的作用，但是我们在监管上要求信托产品必须保兑付，那么谁来承担风险？要么把风险积累起来，要么就不投资有风险的行业。因此要加快完善市场的步伐，这样才能够在政府退出之后由市场补位。

    第二，刚才很多专家提到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地方政府的GDP激励很强，如果取消GDP激励，地方政府的激励来自何方？刚才张承惠所长提到这个问题，到底是是自上而下的激励起作用，还是内在的自下而上的激励起作用？如果内在的自下而上的激励起作用，如何让地方政府不仅仅追求GDP，而是全面考虑经济发展。我个人认为自上而下的激励是不充分的，要鼓励地方政府在决策中有更多的参与，允许地方官员在升迁过程中有更多的自下而上的激励，这样才能在GDP激励减弱之后建立积极的激励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

    蔡昉：刚才王建和王一鸣都谈到改革与增长速度之间的替代关系，最近确实有这样的倾向，认为改革必须牺牲增长速度。还有一个倾向，国内在实施改革或者设计改革的时候，也认为改革就要付出代价，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大家都只算成本，没人计算它带来的改革收益。总体来说，改革还是收获了红利，改革在相当多的领域可以直接带来经济增长速度。

    我想澄清两件事。第一，改革的确可以带来收益。现在增长速度下降和外部需求、内部需求的冲击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和改革更没有关系。有几个因素，一是生产要素供给受到制约，成本提高；二是资源配置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高，而现在空间大幅度缩小；三是资本报酬回报率下降，也就是潜在增长率下降，这也是必然的。当这些增长因素消失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将逐渐转向辛苦点增长时期，在这个时期会更加依赖全要素生产。举个例子，像美国这样的成熟社会，企业的进入退出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破坏机制本身就构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30-50%，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生产率源泉基本没有。如果能创造一个反垄断的自由进入又能自由退出的机制，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可以提高的，这就是通过改革得到红利。

    第二，认为改革与经济增长有替代关系其实不利于改革的推进。首先，既然成本很高，形成改革共识就比较困难，尽管三中全会已经做出部署，但实际上积极性是不一样的，做法也就不一样。其次，如果看不到改革可以带来收益，就会丧失一些改革方式的选择。改革总体带来收益，但是终究有人要付出成本，既得利益者应该付出成本，也有些并不是既得利益者，但在某些项目上也要付出成本。比如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地方政府要支付一些成本，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改革带来收益而且收益很大，地方政府就获得一个空间，获得一个改革的方式。

    任志强：我很赞成蔡昉的发言，如果说改革没有红利，那改它干什。三中全会说的很清楚，就是政府要改革，就是要把原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府，改成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我觉得改革最大的难点就是对政府没有监督，没有处罚。因为没有对政府的监督和处罚，所以对每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如何，政府都没有承担过责任。因此，我认为没有公民权利的约束是我们改革最大的难点。

对市场来说，应该是以激励或奖励促进市场的发展，可现在我们对市场做的是以处罚为主，确实有许多处罚条例，还都是对企业对老百姓进行处罚。唯一对政府没有处罚，对政府就是奖励，就是以GDP考核为基础，GDP上来了就当官了。我看了一下，经济观察报的年刊上刊登的是中国各个部长对新一年工作计划的安排，在我的微博上有，我发现基本上都是原有传统的工作计划，三中全会的内容基本上都没有。也许大家都在等，等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工作任务计划。    为什么没有自主改革精神，就是压力不是来自于民众的约束，和老百姓没有关系，压力都来自上级领导。   

    “市场配置资源是前提”的前提就是产权制度的保护问题。产权不分所有制，如果产权分所有制，就一定是有歧视的，不是歧视这边就是歧视那边，虽然嘴上说不歧视，但银行贷款仍然有歧视，资源分配的时候就有歧视。然后又说用价格决定，价格要发挥作用，价格有所有制这一说吗？不是说国有制的钱就值钱，私有制的钱就不值钱，虽然没有这一说，但是实际我们做的还是一套。

    再说一个例子，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七个非粮产区必须保证一定的农田。北京保留三百万亩的农田，一个人平均一百多斤，但是北京如果保留三百万亩的农田，得用多少水？不知算过没算过？用南水北调的钱，用市场配置资源，如果从价格配置资源的角度来说，这点粮食比市场买粮食要多6倍的钱。北京市的水不够用，本来就很紧张，种了粮食，一亩粮田的用水够好几个人生活一年的用水，怎么叫市场资源配置，我觉得这明显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如果要是市场配置资源，北京就不需要一定保留三百万亩农田。北京一年第一产业的产值126亿，补贴160个亿，加上南水北调的钱去种粮食的话，大概200个亿，拿这个钱买粮食不好嘛，这应该研究研究。再比如说宅基地分配，宅基地不是集体用地啊，是祖上传下的宅基地，怎么自己就不能处理呢？

    黄益平：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平衡短痛和长痛？能不能用短痛换长痛？以前认为很多问题可以在发展中解决，希望一直保持高增长，最后的结果是结构性问题越来越突出。早年改革是改传统的计划体制，现在改的是多年来累积的问题。改革红利要看短期增长潜力是正作用还是负作用，更多的考虑是长期增长可持续性。今年年初有两个主导的话题，一个是美联储量化宽松的退出，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似乎看到新一轮危机的影子，另一个是中诚信托的产品到底是否违约，这些对今年形势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今年美国经济的表现可能没有预期那么好，美国经济复苏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是这里面存在很大的风险因素。如果预测今年的经济增长，我个人认为风险往多一些，包括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比如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治理、金融改革等在短期内对增长都是不利的。

    到底改还是不改？我个人看法是用短期痛苦换取长期收益。从增长底线来看，今年有很多预测，我觉得如果增长底线设得太高，与市场化方向其实并不完全一致，也会让我们丧失很多改革的机会。尤其是今年要面对很多增长下行的风险，增长底线设得太高的一个原因就是就业风险被夸大。现在经常说每年增加一千多万就业机会，而在当年保8刚提出的时候，劳动人口每年增长800万，新增就业机会1200万。现在劳动人口总量每年在以300万的数量下降，去年总的就业增长是200多万，前年也差不多，如果1998年有保8的考虑，那么现在的增长底线就应该低很多。过去两、三年有好几次GDP增长速度都低于7.5%，但没有出现明显的严重失业，工资还在上升。

    还有一个因素是金融不稳定。中诚信托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大家担心的是让它违约，会不会重蹈雷曼兄弟的覆辙。另外一个问题是利率市场化、金融开放，如果没有市场纪律，刚性兑付或者政府托底的结果就是道德风险不断累计，最后总有一天无法支撑。

    曹远征：夏斌提到一个问题，要防止今年出现不可驾驭的系统性风险，这种风险更多反映在金融领域，而经济下行是可以看得见的，是可以驾驭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年的改革方案中应该关注三个风险。第一，世界经济的风险。QE退出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欠佳，都可能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关注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就会发现两个东西不在了，一个是外资，另一个是经常项目下的收支。去年外延融资在下降，国际收支顺差在减少，流动性紧张，这对宏观政策的扰动非常大。第二，影子银行的风险。这与中国的房地产高度相关，影子银行中的大部分资金都流入房地产，尤其以信托为代表，今年信托违约可能会出现，因为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开始下降，可能会形成很大的风险。第三，地方债务的风险。今年是地方债务到期的高峰年，大概超过20%要到期，过去地方债务没有出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用其他东西代替，主要是城投债，现在债务是考核地方政府的重要指标，债务的持续性会变成新的风险。这三个方面可能会形成不可驾驭的系统性风险。

    有一个建议，在改革方案中要考虑金融稳定，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是金融体制改革，这既是市场经济内在的要求，也是风险化解的重点。

    吴晓灵：如何解决金融风险的问题？要明确风险责任，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财、物都跟着计划走，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由资金来组合，如果资金配置效率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一定也低。为了提高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必须有资金价格的风险定价，没有违约就没有风险定价，所以要让违约行为真正按照市场规则来执行，而不是一味回避，这是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要方面。

    刚才夏斌谈到，一些重要金融机构不能出风险，其实有些是可以的。在中国，要稳定金融就要稳住银行，这是大头，目前银行还没有出现重大风险的可能性。小头是什么？是各种理财产品、信托产品、资产管理等等，这些本来就是直接金融，是一种信托关系，应该让投资人承担风险，但是现在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上一届人大通过了《证券投资基金法》，其本质就是资金信托法，我认为到现在为止，监管当局并没有完全依法行事，这是资产管理市场和财富管理市场混乱的重要原因。从信托产品、资产管理产品入手，即使出现违约事件，也不会产生系统性风险。只有落实法律责任和法规要求，统一监管标准，才能够有正常的金融秩序。

    汪同三：改革必须落实到增长上才是一个有效的改革，如果改革影响了增长就不是必要的改革。2014年的增长目标，不管7.5%还是7%，难度都很大，除了消费以外，很重要一个就是投资。解决投资问题，关键是谁去投，不是政府投，要企业去投，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如何对待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这确实是现在改革的一个难点。刚才杨主任讲到，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同等重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很多民营企业家还会问，前面还有一句“公有制是主体”，从提供就业、上缴税收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显然民营企业的贡献更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关于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刚才杨主任提到，从过去管资本、管人、管事到现在以管资本为主，这是很大的进步，是改革的方向，但这是技术性提法，不是制度性提法。国有企业到底如何改革？这是现在的难点，不仅是操作上的难点，也是认识和理论表述上的难点。

    谢多：很多专家在发言中谈到中诚信托的问题，这实际上反映出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已经发挥重要作用。关于突破难点，我强调一个观点，就是抓住焦点问题。中诚信托这个孤立的案例引起整个市场的关注，说明它就是改革中的难点。在这种情况下，要有一种咬住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注意解决焦点问题，通过案例的妥善解决实现以点带面。

    管涛：我就地方金融改革试点问题谈几点看法。第一，通过试点为改革积累经验、探索途径，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做法。在金融改革方面，继续尊重群众的首创、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还是要坚持。第二，在坚持推动地方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的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做法的局限性。首先，有些地方允许做，有些地方不允许做，实际上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分割，这与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金融市场体系这一改革方向存在矛盾和冲突。其次，根据短板理论，如果这个地方允许做，别的地方不允许做，在鼓励地方竞争的前提下，会造成不允许做的地方跑到允许做的地方，对现有金融外汇管理形成很大挑战和冲击。再次，地方先行先试的模式与现有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也会形成冲突，银行都是按照一级法人管理，都是扁平化，总部对外交易询价，但是地方上先做，总部不能做，对法人治理体系形成冲突。

    我自己的看法是：第一，在鼓励地方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的同时，要从顶层梳理一下，哪些改革地方可以试，哪些改革地方不可以试。第二，地方搞改革的先行先试应求真务实，少炒概念，多办实事，围绕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立足本地实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第三，地方金融改革试点还是应该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思路进行。最后，对事关全局的金融改革应该有顶层设计，协同推进，整体规划。如果风险较大，还可以采取另外一种试点方式，即不明确规定试点地区，而是规定市场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机构或地区就可以试点，这有利于渐进推动整个金融市场的体制培育。

    张曙光：我同意任志强讲的观点，现在最大的难点是政府，但是政府的改革，恐怕我们光谈经济改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咱们三中全会《决定》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但是目前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如果承认这一点，可以看一看政府在哪些方面起决定作用，怎么起决定作用。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我想难点恐怕才能解决。

最近新一届政府下放和取消了很多行政审批的事件，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但是，下放的结果，是从上一级政府下放到下一级政府，等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李波：讲一个问题，一个感受。一个问题是金融改革的难点。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巨大的外汇储备，这是当前经济金融领域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怎样解决国际收支的失衡？有两个方面：首先，进一步坚持汇率改革。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进一步扩大汇率的弹性，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其次，对外贸易策略也应进行调整，出台一些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措施。第一，扩大农产品等大宗商品进口。目前实行的还是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实际上还有空间，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紧张，扩大农产品等大宗商品进口既能满足国内需求，缓解环境资源的矛盾，同时也能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第二，鼓励走出去，降低走出去的壁垒，包括减少与走出去相关的行政审批，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通过资本输出计划帮助企业走出去，这样既能实现过剩产能的转移，也能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个感受是，改革中有很多难点问题，如果在全国实行统一政策肯定有难度，所以要进行试点。传统的方式是在某些地方试点，获得成效后再全国推广，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另外一个思路，可以允许不同地方采取不同模式，各地适度竞争、优化趋同，不用通过中央政府直接推向全国。举个例子，比如《公司法》，美国各州的公司法是不一样的，50个州有50部公司法，由于德拉威尔州的公司法建立了最优的公司治理结构，吸引很多公司去德拉威尔州注册，最后美国各州的公司法都向德拉威尔州的公司法趋同。对于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如果很难形成全国统一的模式，中央政府可以出台几种可能的模式在不同的地方试点，最后实现优化趋同。

    贺力平：把风险暴露变为推动改革的机遇，而不是成为行政调控的借口。前面两位专家提到中诚信托产品的问题，我觉得这正是积极推进债券市场发展的时机，中国缺少垃圾债市场，而垃圾债市场已经被证明是应对希腊政府债、底特律市政债的机制，是危机转化的有效机制。在社会管理领域也是如此，比如遇到雾霾危机就要限号，遇到交通堵塞就要限号、限购，这都是行政调控的思路，应该更多的使用价格手段，积极应对危机，把风险暴露变为推动改革的一个机遇。

    郑秉文：我在去年50人论坛年会上讲了社会保障，当时提出一个问题，在以往这么多年里，市场因素越来越小，政府干预越来越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这么多年来，至少在社会保障领域阐述得非常清晰的文件，不仅界定了经济体制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同时界定了社会保障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表述非常到位。比如首次把“坚持精算平衡原则”写入文件，比如不再提做实个人帐户，而是不断完善个人帐户制度等等。三中全会文件在社会保障领域是一个里程碑、分水岭，社会保障制度由此走上不同以往的健康道路，看重的是制度建设，而不是一味强调转移支付、政府责任。

    三中全会以后发了一系列文件，比如《大力发展养老事业若干意见》、《社会服务向社会力量购买》等，发了103号文由财政部、人社部、税务总局对企业年金前端优惠免税，再比如7号发的关于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统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昨天以医改办的名义发布了大病保险在5月底必须进入试点等文件。文件发得很密，方向非常明确，这是非常好的迹象。但是坦率地讲，这些文件还有一些问题，比如城乡养老保险统一，媒体几乎都误读为城乡制度一体化，可以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待遇，其实是城医保和新农保的融合，这两个制度合并的时候有很多问题，应该趁着合并做一些改革，可是根本没有改革，只是把俩个制度合并。

    病根有几个方面：第一，三中全会决定只是划定了方向，没有顶层设计。第二，没有牵头单位。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统一的牵头单位是谁？大病保险的牵头单位是谁？新农合到底归人社部管，还是归卫计委管？第三，没有执行部门。比如城乡养老制度统一，实际上这个制度在两年前已经开始制定，有十几个省已经发了文件，现在又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抛出来，其实没有实质性进展，方向非常好，如何实施是关键。所以我个人认为成立相应的部门可能是下一步操作的关键，否则很难推进。

    易纲：感谢各位！今天的年会开得非常好，第一节有6位发言人，第二节有22位发言人，一共28位专家发言，发言质量都很高。中国经济50人论坛作为一个学术论坛，作为一个政策建议论坛，首先我们对学术负责，对自己的建议负责。在座的有媒体有公众，我们也可以通过他们来表达50人论坛每个成员的个人观点，通过媒体和公众的互动对政策走向产生影响，我觉得今天的年会，这几个目的都达到了。

    我自己的感受是，大家的发言对我非常有启发，我觉得是高质量的，我们一定要把今天的纪要认真整理好。按照过去的惯例，对公众，对媒体，对中央，有一个记录报告，从而对今后的政策，对大家都关心的改革开放产生影响。今天对我最大的体会是，我们有一个十八届三中全会非常好的改革开放的“决定”，同时中国又有像我们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样多的经济学家，关心这件事，为这件事操心出谋划策，大家从各个角度以自己的经验和对过去很多问题的剖析，把改革的方案和问题逐步的找准，然后从而对今后的改革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么好的“决定”，同时又有我们50人论坛今天这样认真、深入的讨论和建议，我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我宣布，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4年年会圆满结束！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