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首届清华大学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吴晓灵是东道主。
她的职务很多,但是最近两三天,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才是最重要的角色。这个学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12年3月,它被并入了清华大学。
她急匆匆地几乎小跑着来到地下一层的采访室,但是她要离开可没这么容易了。记者的问题总也问不完。
“最后一个了,真的是最后一个了,”这句话她连续说了三次,才得以脱身。刚刚脱身,记者又要求拍照,吴晓灵停下脚步,略微整理了一下衣角,等待相机的咔擦声。
1984年,吴晓灵从中国人民研究生部毕业,在那之后的三十年间,她一直在中国金融行业担任不同的重要职务。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务。2013年3月5日,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以及监管部门的多年从业经验,她开始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留着一头花白头发的吴晓灵快人快语,性格直爽,但她并不冒失,相反,她言辞谨慎,并给提问者设置了清晰的边界。有些过于具体的问题,比如人民币汇率走势、利率动不动啊等,她明确的拒绝回答:“你不该问我这些问题”。她愿意讲本质,讲原则,讲逻辑,讲规律,这些看似枯燥的东西,吴晓灵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讲解得得深入浅出。
在这次采访中,吴晓灵认为中国金融体系仍然比较健康。出于对实体经济的关心,她同时给商业银行提出了建议,“贷款之前是冤家,贷款之后是亲家”,要和企业做利益共同体。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金融体系监管的底线是不能出现系统性风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下行,目前银行坏账风险可能会加大,您认为中国金融体系是否存在系统性风险?
吴晓灵:我知道大家关心,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会出现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不良率上升非常快。不过,我的结论是,就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情况来看,金融体系还不至于出现系统性风险。
理由有几个。我们国家的商业银行不良率尽管有所反弹,但是商业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也比前几年大大提升,和92年那轮经济过热调整期有了很大差别。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有很大差别。从数据来看,我们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到2013年12月末是12.19%。核心资本率是9.95%,也就是说将近10%都是核心资本。这说明我们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比较高,资本的质量比较高。
而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到2013年底是1.49%。但是国外商业银行的不良率,能够在3%以下就算不错了。同时拨备率比较高,到了今年一季度是273%,而国际的标准是150%,我们的拨备率远远高于国际标准。这些数据说明,我们的商业银行还有比较大的不良资产的吸收和消化能力。
中国新闻周刊:之前央行副行长刘士余提到要整顿银行理财产品。整顿银行理财产品,是否加剧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否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
吴晓灵:现在银行做的理财产品融资链条,太长了,成本就上过去了。昨天刘士余行长不是讲了么,雁过拔毛都要扒一层皮。整顿银行理财业务不是不让办理财业务,而是把理财变成投资者自担风险的投资业务,而不是准贷款业务,现在的理财产品,都是由银行在兜底。把理财产品规范化,拉直融资链条,就能缓解资金的高价。只要一绕弯,绕到谁哪里谁就要拔毛。
所以大家放心,整顿了同业存款和银行理财业务,只能缩短融资路线,降低融资成本,严肃市场纪律,不会对实际经济产生冲击。
中国新闻周刊:谈到风险,就不能略过影子银行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已经超过了GDP的40%,您怎么看待中国的影子银行问题?
吴晓灵:从在中国经济融通资金中所发挥的现实作用来看,可以把影子银行理解为某种程度上的直接金融,相对于银行信贷起到了补充的作用。所以,对中国影子银行的评价应从中性、客观立场出发。
目前,中国政府将影子银行分为三类:一是无牌照、无监管的信用中介机构;二是无牌照、监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机构;三是有牌照监管不足或规避监管的业务。
我们认为也可以按照这个标准划分:一类是体系内的影子银行;另一类是体系外的影子银行。前者包括了信托在内的有牌照监管不足的机构与业务,这是中国影子银行的主体。影子银行是从2006年才开始迅猛发展起来的,2006年正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时间,由于外需缺乏,中国大量公司面临资金紧张和裁员。同时,这些企业又难以从体系内银行获得贷款,于是转向了影子银行。
中国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问题是影子银行发展的内在原因,融资方式的短缺,使得不能满足融资需求的企业和个人,在银行之外寻求融资渠道。
此外,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刺激政策信贷大量投放,使社会有了更多的资金,更多资金在社会上游荡的时候他们需要找到投资的方向,这也是影子银行发展的一个客观的原因。
客观来看,影子银行是对正规金融体系有益的补充,是发展直接融资的有序渠道。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上述正面意义,影子银行蕴藏着哪些风险?
吴晓灵: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1、法律关系模糊;2、市场运作混乱;3、刚性兑付严重;4、有效监管缺乏。
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活动中,投资者要获取收益,承担风险,法律关系应该是明示的,但是我们的影子银行业务当中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明示法律关系。正因为法律关系不明确,责任不明确,因而在运作当中是混乱的,规则是不清的。在兑付的时候责任也是不清的,当有了收益的时候投资人愿意享受收益,但是有了风险的时候,因为法律关系不清,风险责任不清,投资者不愿意承担风险,卖出产品的机构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它也就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实行隐性的刚性兑付或者是显性的刚性兑付,这个就使得市场的秩序难以正常的维护。
中国新闻周刊:如您所说,影子银行满足了社会的融资需求,但同时也蕴含着风险,那么对于影子银行到底该如何监管?
吴晓灵:对于影子银行,既存在着过度的监管,也存在着监管的空白。政府还有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了不少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已经开始显现出不断规范、透明的发展趋势。规范的影子银行业务将促进中国金融结构的调整,促进直接金融比重的上升。中国影子银行应置于中国金融发展与改革,包括金融监管改革的长远发展来分析,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和监管构架。
在金融发展和改革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客观地来划分监管的边界,并不是说所有的信用活动都是需要严格监管的。
对于金融活动,第一要明确产品功能的性质,第二要明确它的法律关系,第三我们要明确收益和风险承担的责任,第四我们应该看一看到底金融活动是涉及少数人的利益,还是涉及到多数人的利益。如果是少数的可承受风险人的利益,那我们可以适度的监管,如果涉及到众多的小投资人的利益,由于有从众的心理,由于有搭便车的现象,因而,我们应对此类金融产品和金融活动进行严格的监管。
如果我们对银行体系,以及银行体系之外的这些金融活动和信用活动能够做出上述四个方面的严格的划分,我想我们现在所称的影子银行的发展应该有助于中国直接金融的发展,有利于中国金融结构从过重的间接金融结构发展为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相均衡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应该说是对中国金融结构改变有益的探索。
中国新闻周刊:随着经济的下行,可能一些企业的日子不太好过,如何在把控金融风险和支持实体经济之间寻找平衡点?
吴晓灵: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银行所面临的坏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绝对的没有前途的落后产能,这种企业根本就不应该救,就该彻底转型。还有一种产能本身过剩但是技术并不落后,要把过剩的产能转移掉或者吸收掉,其实是需要资金支持的。
对于这两类不同的企业和坏账。第一种,如果企业没有其他产业能够转移,那就只能作为坏账核销掉了。第二种,如果企业技术水平并不差,只是在中国差能过剩,那就帮助企业消化产能、转移产能,开拓市场。这时就遇到一个问题,银行要做债务重组,不要一味抽回贷款,把企业逼迫到破产地步,对企业、对银行和对社会都没有好处。贷款之前是冤家,贷款之后是亲家。贷款之前银行要进行严格的审核,严守门槛。贷款之后就要帮助企业很好的生产,才能保证你的贷款安全。企业出了一点事,就忙着抽贷,其实损害的还是银行,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应该提高对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国际上能够达到3%的不良率还是比较好的银行,我们现在才1.5%,你就到了2%,那又怎么样?!
今天上午,浙江副省长朱从玖讲到,银行改革了之后,核销呆坏账的自主权还不是很大。银行有这么高的拨备率,这么充足的资本金,就是等到经济困难的时候,要消耗掉这些东西。因此,银行应该好好分析坏账产生的原因,在考虑道德风险的前提下,应该先解决现实问题,和企业共度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