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创以国家资产负债表课题研究推动国家治理的进步，帮助政府以企业财务报表的思维来分析一个地方的财政收支和管控负债能力，他乐意看到一个更加高效的政府。他就是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除了关注国家资产负债表之外，他还关注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增长动力。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岌岌可危，人力、土地、资金、资源和环境不能再廉价获得，金融危机后欧美需求不振，房地产泡沫和债务迅速积累，中国经济新动力在哪里？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过去成功经验失灵了

　　 记者：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功，如今看来，过去成功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曹远征：过去三十五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脱离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工业化。改革开放出现农村的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由于开放把工业化纳入全球市场中，对外开放是工业化的组成战略之一。借助国际上的市场和资金，使得工业化得到加速。这是过去的基本特征。

　　 这个特征中有一些潜在的因素发挥作用。首先是由于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村劳动力资源比较充沛，发展廉价制造业，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第二是中国人口比较年轻，有人口红利，资本形成快，从而形成投资驱动型经济；第三是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市场都在扩大，中国有这个机会纳入全球市场，加入WTO使中国成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当然还有第四个因素是土地、资源和环境的廉价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

　　 记者：在您看来，如今这些基本经验在未来十年中还继续有效吗？

　　 曹远征：最近几年，这些基本因素正在发生变化，第一是农村劳动力资源没有那么充沛了，按照我们测算农村青壮劳动力50%已经离开农村，要是25岁峰值年龄70%都已经离开农村，廉价劳动力就不能够持续了，这就是富士康现象的背景，廉价制造业失去可持续竞争力了；第二是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的，现在世界经济也不怎么好，不再像前十年有全球化的红利。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市场都很困难，出口也面临很大困难；第三是人口红利的减少，储蓄会往下降，加上土地、资源和环境等约束，这个时候经济会出现紧缩。

　　 记者：中国经济是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告别高增长时代？

　　 曹远征：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标志就是经济减速，告别两位数增长。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亚洲国家都是出口主导型国家，有点像1973年以后的日本和1998年以后的韩国，仔细看看又和韩国日本不一样。当时韩国和日本城镇化率都达到70%以上，而中国才只有53%。理论上城市化率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前提是存在的，空间还很大，但是经济增长为什么又不强劲了呢？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制度设计出了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提出市场起决定作用。过去的经济模式中，地方主要靠投资，政府投资主要靠负债。当政府要从经济中退出去，经济肯定是下降的，因为投资下去了，债务问题就出现了。就像我们现在所说，动力一下不见了。这说明传统政府推动型的经济正在减弱；新的力量还没有起来，这就是经济动力的转换期。

　　出口过剩产能：

　　从中国生产到中国投资

　　 记者：大多数行业都面临产能过剩，中国经济新的动力机制在哪里？

　　 曹远征：首先要看服务业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大的发展；第二是农村市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制造业还会延续，冰箱和彩电还可以在农村集中销售；第三是技术进步，因为劳动力成本是上升的，中国的竞争优势不再是劳动力低廉，而在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现在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在提高；第四是区域的平衡性变好，政府的压力会减弱，增长的机会就会出现，尤其是西部地区，生产效率会提高。这就是说为什么经济的动力在增强，但这些还处于嫩芽状态，需要它长成参天大树。宏观调控就是要创造适宜的环境，改革和开放是培根，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土壤。

　　 记者：中国过剩产能大多数有地方行政干预的影子，目的是保护地方税收，却形成了大量无效需求。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曹远征：中国产能过剩是因为中国为全球生产，而不是为中国制造，解决产能过剩的一个办法就是要走出去，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这次越南出事，突然发现中国很多产业在那里，劳动密集型行业像服装鞋帽制造业，都集中走出去了。类似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到处都是台商和港商在那里投资出口制造一样，这就是中国的产能在全球的布局。中国的钢铁缺少原材料，也没有那么多市场，但是全球近50%的钢铁产能集中在中国。过去中国人力资本比较便宜。土地、环境资源比较便宜，使得钢铁生产成本在中国非常便宜。中国钢铁主要是出口的，因此，形成了全球钢铁最大的产能。随着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成本变贵，钢铁产能就会向全球转移布局，要么距离原料近，要么离市场近。只不过形式上变成不是在中国生产，而是中国资本投资的，按传统的说法就是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中国的产能迁出了，就变成中国的投资了。

　　 记者：过去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导致了资源的错配和结构性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做结构调整和改革？

　　 曹远征：从未来增长前景来看，需要我们做大的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核心是怎么调？第一过去主要是制造和出口，中国经济结构是工业主导的，结构调整主要围绕这两个来调，也就是说一二三产业均衡发展，首先要发展服务业；第二是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核心是扩大消费。出口投资驱动型要转向消费驱动型，推动力要从政府转向市场。转换的标志是要从工业为主导转变为消费和服务业为主导。内需消费主要靠收入，过去的数据显示，农村的收入在大幅度增长。从工业角度来考虑可能是人力成本的上升，但中国制造业是为全球生产的，全球市场低迷已经导致产能过剩。未来制造业可能会萎缩，再发展制造业意义不是很大。所以，制造业就不是新动力了，它会低速成长。

　　高铁改变城镇化需求逻辑

　　 记者：城镇化过去是以土地为核心，土地成为财富的标志，未来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创造财富的模式是否也会发生改变？

　　 曹远征：中国经济走到这个阶段，过去的城市化是地的城市化，今后的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这就不仅仅是地的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可能还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改革释放这个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说的清楚，就是国家治理体制，因为中国资本不再表现为货币资本，而是表现为人力资本，这是城市化最核心的含义。不是盖多少房子，修多少地铁，这些固然重要，但人力资本的提升是城市化的核心。人力资本提升是一整套制度建设，教育、医疗、文化这些软的基础设施都变得很重要。我们看教育的时候，突然发现就业最困难的是大学生，在我们这些行业里都在培训新进的大学生。他们根本不能学以致用。所以，教育体制需要变。现在，中国是职业劳动力最缺，缺乏产业熟练工人，这是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人的城市化，不再是地的城市化，不是盖房子和修路。只有关注人才能激发出消费需求。

　　放开服务业启动新需求

　　 记者：制造业存在大量无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不足，服务业有效需求却难以满足，中国经济靠什么释放内需？

　　 曹远征：服务业的开放有赖于改革。过去在国家体改委，为什么要改革，很简单，排队就要改革。为什么排队，那一定是有问题。现在看病难，上学难，这里肯定就是需要改的。现在学生都跑海外去了，把那里的学校弄过来就好嘛，还不用跑那么远去留学。这个听起来很荒谬，实际上就是过去改革开放的思路。我造不了，那就请外国工厂来制造吧，我们合资嘛。中国电视机产业就是这样起来的，结果中国电视产业打败全球。有排队的地方就要改革。

　　 记者：事业单位改革事关服务业开放和内需启动，还有大量并轨成本，社保养老窟窿的问题能否与国有企业改革相衔接来一揽子解决？

　　 曹远征：我们做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时候，发现事业单位社保并轨不是问题，养老金亏空也没有那么严重，中国政府有很大的一笔国有资产，只不过出现了错配。中国政府有四个收入来源，一个是一般性财政预算，也就是税收；一个是基金预算，包括卖地收入；一个是国有资本预算；一个是社保预算。但是这四个预算是不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预算通，改革就是这样来的。通了的最重要的一块是国有资本，国有资本划归社保，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过去定义的国有企业，变成全民所有企业，它应该赚越多越好，这是为我们的养老金赚钱，只不过国家受全民委托在管理这个资产。它的股东可能是社保，而不是国资委，可以把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结合起来做。股权都划给社会保障，结构就发生变化。社保天天要付钱的，但社保管不了这个企业，我委托基金去管理，基金经理要承受社保基金支付的压力，他就会传递给公司管理层业绩压力。过去是国资委管人管资产，未来可能由股东来管理。这种变化正在悄悄发生，主要来源于财政社保支付的压力。国有资产划归社保的话，国有企业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养老金的压力迫使国有企业管理层要赚钱，要不赚钱，要不节省成本。社保压力加大表面上是财政问题，实际上是体制问题，国有资本慢慢划给社保的话，国有企业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

　　 记者：中国有庞大人口形成的最大消费市场和财富管理市场，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经济驱动力量发生变化。但是，中国又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和即将到来的老龄化浪潮。新一轮发展计划的逻辑支撑是什么？如何平衡正反两个因素的影响？

　　 曹远征：中国人口是全球的五分之一，未来十年中国人均收入要翻一番，这意味着新增加一个中国的购买力，这是中国经济的潜力所在，也是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过去说中国消费有限，投资出口过多，美国是消费过多，投资太少，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方向就是中国人多花一点钱，美国人多一点生产。这个趋势很明显，每年中国出国的人口就超过1亿，今后就会变成服务业主导，而不再是制造业了。当然制造业也很重要，但服务业是最重要的发动机。这个时候看服务业有没有竞争力，譬如，金融业、物流、文化、教育等，确实这些行业中国并不强。谈到教育，多少留学生在海外，那证明是你的教育不行。如果中国的教育能上去，吸引全球的留学生到这里来，那就变成最大的人的制造业及教育的制造业了。下一步服务业要具有竞争优势，这个时候，投资的重心就转到服务业上面了；实际上，这是一个正向循环。比如，老龄化对服务业是有需求的，像养老产业和医疗产业，这个需求就变成了它的投资，反过来促进了医疗产业的发展，这是一个新的正向循环。

　　人力资本将是

　　未来十年经济增长极

　　 记者：创新需要重视人力资本，过去，我们的竞争优势是廉价劳动力。那么，我们如何从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模式切换到依靠人力资本创造竞争优势上来？

　　 曹远征：中国现在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最重要的是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创新的核心也是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首要的是创造一个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是保护人力资本。创新是随机的，根本不知道它从哪里出来，政府唯一能做的是提供一个环境。中国需要结构调整，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过去还有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廉价，模仿模仿就行了，现在突然发现不行了。这就是为什么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突然上去了，不是政府投入，而是企业自己选择，它得提高劳动生产率，否则活不下去了。这个时候，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就得到体现。你看现在培训市场非常火爆，人力资本的作用正在得到体现。

　　 记者：未来的竞争优势不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价格，人力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社会资本和财富的形成会产生哪些变化？

　　 曹远征：一个很大的变化是未来资本形成不是在资金上，而是在人力上，人力资本的积累创造更多的价值。人力资本提升了，效率得到提高，单位时间创造的劳动价值更高，变成消费的来源，也变成投资的来源，这样一个循环出来，教育部门就变成一个有竞争力的部门。人力资本的形成是投资了一个人，不是投资一个房子，投资一个工厂。比如，阿里巴巴一出来把实体店给取代了，它确实提高了效率，你会发现在网上卖东西一定比实体店卖东西的售货员素质要高，这叫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投资和消费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资本最终形成的是人力资本。

　　 记者：中国经济的未来在于创新能力。过去，中国属于追赶型经济，只需要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现在我们要回归自主创新，中国创新优势在哪里？

　　 曹远征：我们在大规模集成技术上具有竞争优势，比如，高铁。高铁的时速300公里，飞机起飞的速度也是300公里，能让飞机起飞趴在地上跑，这就叫技术。并不一定哪项是最先进，高铁的核心技术是轨道技术和信号，不是车的技术。它把所有东西都弄在一块最厉害，它叫集成，高铁和核电都是集成技术，这可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倒不是说原创技术和科研多厉害。淘宝就是一个创新，支付宝就是一个创新，并不是说有多高科技。中国有很大的消费市场，企业的创新不是出现在技术创新上，而是出现在商业模式和其他应用型创新上。

　　 记者：人力资本正成为经济总量扩张的瓶颈，人口红利在消失，中国需要通过效率提升来支撑制造业和整个经济的竞争力，德国正在搞智能工厂，中国人力资本提升和人工智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机会？

　　 曹远征：中国制造业不是保留的问题，劳动力成本上升，要靠提升效率，比如说汽车产业大量采用机器人，效率在提高，成本在降低，一个工人管几十个机器人，然后质量又是同等，这就是人工智能替代。比如，服装加工制造也可以升级。服装是一个设计问题，你看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实际上是可以提升的。你把服装变成时装的话，价钱就不一样了。每个行业技术在不断地进步，每个行业都有升级的机会。同样是生产鞋，我生产的鞋款式比别人多，比别人好，可能卖的价格就比别人贵。也就是说要往微笑曲线两端走，不要就是一个制造加工。即便是制造环节，像汽车也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记者：政府应该如何鼓励和支持创新？

　　 曹远征：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府办的一些市场后来都黄了，但一些不起眼的河北白沟小商品市场、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和浙江海宁皮革市场却自己发展起来。马云的支付宝这种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机构。马云说得对，你银行不改变，我就要改变银行。结果，银行就改变了。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任何的创新都能在这里找到应用，全球没有互联网做金融的，我对互联网金融是持批判态度的，因为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但不得不说马云改变了金融业，确实是一种创新，他的创新不在于拥有什么高技术，而是改变了这个社会生态。毁灭性创新或者创造性毁灭，马云这样一搞，大家都混不下去了，痛则思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