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针对当前热门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居民收入分配”和“财税改革”等话题，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日前在接受新浪财经“我看中国经济30人谈”大型策划报道组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正步入转型中的“新常态”，应该淡化GDP数字，建议个人所得税与CPI挂钩，并要保持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平衡。

　　现在应淡化这个GDP的数字

　　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这种增速得益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并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许善达认为这种发展方式不再适用，因此中国步入了经济衡量指标、拉动经济增长动力、外汇、房地产、能源等各个领域的战略转型期，他认为这种转型期会逐渐形成经济“新常态”。

　　“现在应该淡化这个GDP的数字，这不是最终我们要考核的东西。”许善达对新浪财经解释说，“就业率、 居民收入增长、企业的收入水平等比GDP的数字要更准确地反映整个经济状态。” 

　　以前在发展GDP时过于偏重投资，这在许善达看来已不再适合中国国情，需要转变成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由于这种转型过程较长，他认为不能完全没有投资，要通过投资服务业或制造业提高就业率和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中不止是投资和消费需要转型，以往靠低工资支撑的出口模式也必须转型，许善达提到习近平去欧洲访问，提到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这种出口模式的转型建立在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之上，他认为“要鼓励对外投资，输出外汇和人民币，通过这样的输出带动过剩的产能输出。”

　　个人所得税应与CPI挂钩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社会财富的逐渐增多，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也逐渐拉大，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已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重心。

　　许善达认为个人所得税应与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挂钩，“按照CPI上涨的幅度的两倍或者三倍提高个人工薪的扣除额，因为随着物价上涨，基本生活支出肯定要高一点，这比讨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有意义的多。”而他也反对以家庭为单位来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因为“中国家庭之间法律关系和财产关系跟那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差太大。”

　　相比于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入所起的调节作用，许善达更看重“国有资产怎样把资产和它的收益更多的转到民生来。”他进一步解释到：“如果这一步要不解决的话，国有资产都是自我循环、自我保值增值，那这样在整个收入里就有相当的一部分跟民生无关了。”(新浪财经 孟先亮 江艾欣 发自北京)

　　以下为对话实录。

　　经济步入转型中的“新常态”

　　新浪财经：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调研的时候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习近平常态，在您看来中国经济这种常态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

　　许善达：我认为现在可能是从过去那种发展形势，正在转换的一种过程，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很稳定的一种发展的态势。这个转折的时间我想可能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不是那么容易转过去的。因为我们以前的发展中间强调的是GDP的数字，在发展GDP的中间又过于偏重于投资，这样的一种发展方式起了历史作用，但是确实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而且从目前的国际国内的各种条件的变化来看，这种发展方式是不能再持续了。因为我们那种发展方式上，一个是我们有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支撑了那种发展方式，因为劳动成本是特别低的。另外，我们还牺牲了很多的环境，牺牲了很多资源。然后我们用这样的一种代价我们输出商品，输出商品以后换取了美元，换取了外汇，但是我们外汇整个来讲收益水平又很低。

　　所以，这种发展的一种方式是起了历史作用的。可是现在的国际国内所有的新的这种形势，新的特点，使得这种方式中国再持续下去就很难了。因为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环境成本也不可能再投入很大的环境成本，牺牲环境，这种已经不大行了。

　　另外，确实我们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以后，我们的整个经济发展的态势，那种靠低工资支撑的一些商品生产出口，这样的一种出口模式也不可持续了。因此，我们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它也不是一个人主观上说我要调整，客观上也是说你不调整已经难以为继了。而这个调整的过程就是有好几个方面，首先我们重视的是就业，而不再重视GDP的数字。在这样的一个调整，看起来其实就业跟GDP是相关的，但是毕竟把第一个目标放在就业上。这样就有几个重大的调整，首先投资已经不是最主要要发展的动力了。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发展就业程度比较高的服务业。现在推动“营改增”等等，虽然我们这几年GDP速度下降一点儿，可是就业的人数并没有下降，甚至还有提高。那说明我们现在经济结构里每一个GDP的增长，由于结构变化，它容纳就业的力量增强了。所以，就不要再追求依靠投资、靠制造业那样的一种方式来增加就业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改变，包括我们我觉得十八大以后，实际上决策层在我们经济发展中做出了很多重要的战略调整。这种战略调整我想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房地产，原来房地产老是提抑制房价，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让房价回归合理水平，那时候采取的措施，它的目的都是这个。但是从去年10月29号，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习近平讲话，就说不再提抑制房价，而是要求政府帮助低收入群体解决住有所居的问题，这一个调整在房地产来说这是个非常大的战略调整。

　　再比如习近平上欧洲去访问，他特别强调过去我们中国对外的贸易主要是商品出口，特别是应该说是劳动密集型商品，像鞋、衬衣、袜子这些东西，他讲现在我们中国逐渐的要调整到鼓励对外投资，我觉得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李克强总理到非洲去出访，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外汇储备对我们的国家来说，已经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样的提法30多年没有过。外汇管理局公布了一个数字，就说我们的外汇资产是四万亿，我们的外汇的负债是两万多亿，也就是说净资产是一万多亿，但是我们的收益是负的六百多亿。这就说明我们现在整个外汇管理使用应该说是一个，李克强同志讲的，是沉重的负担。现在我觉得从最近一个时期明显的就是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对外投资，包括我们的外汇要输出，人民币要输出，通过这样的输出，带动我们过剩的产能输出。我们的过剩产能里这个事情我的印象是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讲的最多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原因跟原来特别强调投资有关。

　　那怎么解决呢？产能过剩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种技术落后的产能过剩。比如说小水泥、小炼铁厂，小的这种排放污染很严重，生产的产品质量又差，这种产能过剩就要淘汰，不能再让它继续生活下去了。还有一种产能过剩技术水平是不低的，它的产品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国家的需求没那么多，像这种产能过剩解决的方法，你不能把这个淘汰掉。因为它生产的技术水平都是很好的，不能把设备工厂什么的淘汰掉，而是要鼓励他输出这个产能。所以，几年以前，我们提出的建议里，包括我、包括很多人提出，我们要搞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就是要转换成我们用我们多余的资金。我们外汇也多，人民币也多，用资金的出口来带动产能出口，这个我觉得虽然现在领导同志没有用这样的术语，但是现在做的事情已经在向这个方向努力。所以，我们对外，比如我们去帮他们建高铁，包括我们帮你们搞高速公路，我们帮你开矿，就这种项目越来越多。我想今后还要进一步的鼓励中国的企业走出去，要对外投资，我觉得像这样一个调整，已经三十多年了，我觉得这个调整是非常大的，现在正逐步的进行，因此带来的很多方面的，不只这一两项。

　　还有比如我们能源的问题，我们现在提出立足国内，是习近平在这个会上定的原则，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以这样的一种对外能源的依赖度这么高，它一定是会产生很多派生的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叫立足国内。我们在和平时期，我们肯定要尽可能的通过市场我们多收购，多从国外进口点儿能源，现在我们能源储备很少，美国能源储备是200多天，日本的能源储备都100多天，我们只有几十天。

　　所以，我们现在这方面的东西和我们以前的战略相比起来，我觉得在各个领域都会发生一些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觉得是逐渐会形成一个新的常态。但是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我觉得正在转换当中，这个转换我觉得既是对世界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形势做出的判断，也是对我们国家发展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十以来的整个大局做的判断。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我相信如果这个调整完成了，我想中国会上升一个发展的新的台阶。

　　消费应与投资并存

　　新浪财经：也就是说转方式，调结构，您刚才其中提到一个词语叫“投资”，有学者认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会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速，是投资主导去影响、去促进，那您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短期内或者长期内来看的话，中国经济是否还需要走投资主导还是说我们要逐渐的引导为消费转型升级这种社会呢？

　　许善达：我认为在整个发展中投资、消费它都是发展的动力，而且我们应该说从特别是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是用投资来主导整个经济发展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它也发生了作用，当然产生了很多后移的问题。我想方向一定是消费主导，但是这个转换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我们还是要维持一个适当的增长速度。这个增长速度就是现在看，虽然我们说GDP有个数，但是主要还是要解决就业的问题。因为中国还有几亿农民，这个城镇化的过程，农民要逐渐的当城市居民，他当城市居民他一定要有一个就业。这个就业那就是你或者是制造业，或者是服务业，总而言之是需要投资的，没有投资，人们就没有就业。当然，我们的投资，我们不要再去搞那种过剩产能的投资或者搞那些就业率很高的投资，我们要更多的发展服务业的投资，这样的话就业率很高。

　　所以，我觉得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越来越提高，就业人数越来越多，肯定消费会逐渐的增长，成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但是从投资作为最主要的动力，转化成消费作为最主要的动力，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我觉得这有一个可能是比较长的过程。特别是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整个收入水平还是很低的，而且现在比如收入差距又比较大，现在基尼系数又比较高。所以，你要想让消费成为主要动力的话，最大的一个措施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特别是要让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起来。因为它有一个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你这个有钱人他的收入增长的速度很快，他用于消费的比重是小的，用于投资的比重是大的。只有低收入的人，他收入增长起来，他用于消费的比重是大的，用于投资的比重是小的。所以，要想实现一个以消费为主要动力的一个经济的话，那你缩小基尼系数，特别是要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包括什么社保制度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这个要想实现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但是我想我们的目标一定是这个目标，就看我们的工作做的好就可以发展的快一点儿，实现目标早一点儿，如果我们工作中间做的不够得力或者有一些改革的措施推进的如果是比较慢，可能发展速度会慢一点儿，实现目标的时间会长一点儿。

　　新浪财经：您认为城镇化是能够释放更多的消费潜力还是能释放更多的投资潜力呢？

　　许善达：我觉得对城镇化的理解上，有一段时间曾经出现一点儿误区。很多人计算说一个农民变成市民，变成城镇的居民的话，他需要投资的量，因为你要进城，你要喝自来水，你要住房子，你要坐公共汽车，他们算过大约需要40万，有40万的投资才能使一个农民变成城镇居民。我觉得那段时间就过于强调农民进城可以对投资的刺激，但是我认为这个还不是最本质的城镇化的要素。要素是农民能不能进城，因为进城他需要在城里生活，要稳定的工作，他要就业，他要有稳定的收入，另外还有家属，他的老婆孩子，要城里上学，所以，他有没有这样的经济基础来支撑这种新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你光算一个农民进城需要多少投资是没有意义的，最主要的是给他提供的就业机会和他的收入水平能不能使他支撑在城市商业化的这种生活方式。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农民才能真正的进城。当然，还有一些制度障碍，比如什么户籍管理等等，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他能够在城里生活，他的收入能够支撑他在城市生活这种方式所需要付出的成本。

　　要淡化GDP数字

　　新浪财经：我们再回到投资的话题，当前中国经济还是会有很多方面的投资渠道，您认为现在这种中国经济开始有所放缓的状况下投资是否应该加码，比如说争议的四万亿或者我们再来一系列的强刺激，您觉得呢？

　　许善达：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问题要考虑的，一个就是经济发展速度下降，这个我就觉得不要光看GDP的数字，因为统计它不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东西。你说GDP统计，比如上次听厉老师说我们有很多东西没有统计进去。我觉得GDP只是一个数字，是人们用来指导经济发展的一个参考的数据，我是看不能过于的看重这个数据。我们过去把这个数据看得重也有一个原因，就认为每一个GDP怎样能带动多少就业。实际上目标还是希望就业增加，但是拿GDP作为一个标杆来衡量，我觉得现在来说应该淡化这个GDP的数字。所以，GDP的增长速度慢一点或者什么，我觉得这不是最终我们要考核的东西。看我们经济发展正常不正常我觉得还是看就业率，看居民收入增长，看整个经济中比如企业的收入水平怎么样，政府的税收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说比GDP的数字要更准确的反映整个经济状态。

　　新浪财经：这就是需要从量变到一个质变的过程，质变就需要改革，您认为当前中国的改革的阻力最核心的部分在哪里？

　　许善达：我觉得改革这个事情，因为现在跟前几年改革中一个困难就是说我们现在由于发展三十多年了，整个社会财富确实巨大增长。原来我们改革初期，比如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社会财富很少，你哪个领域如果一改革，它都会释放出能量出来，然后增加很多社会财富。其他的这些群体从一个地方的社会财富增长，大家都会获益。比如农民，当时搞农村的承包制度，农村承包制以后，农产品的产量就大幅度增加了，城镇居民你的工资没有涨，你什么都没有变化，但是农产品多了你也受益。所以，在那个时期，如果按照经济学理论来说，是帕累托改善，就是某一个改善，其他也都受益，那大家是最高兴的。因为所有人都从改革中受益，但现在改革三十多年以后，社会财富已经增加很多了，而这种社会财富已经分配到各个的群体中间去了。这种时候，如果再深化改革的话，它就很难说这个改革就是一个地方它财富增长了，大家都受益，可能出现什么呢？一个地方财富要增长的话，有些群体他可能要受损，他不能说任何一个群体他的财富增长其他群体都受益。这种改革的结果越来越小了，而一个改革的成功，社会财富的增长，可能会使另外一部分群体有所受损。人们现在经常用这个词叫“既得利益”，我觉得你比如咱们现在说有的政府部门的审批权，在以前经济发展很落后的时候，你那个权力没多大用处的。但是现在就不同了，这个审批权的含金量增加了，那么你说政府要削减审批权，那对于拥有审批权的人，他的利益会受到一定的损失，这个改革，虽然对整个经济是有好处的，因为你削减了审批权，经济发展速度会快，整个社会财富增长会多。但是对于一部分，过去从审批权中受益的人，当然他不应该通过审批权受益，但是历史就是有这样的现实。有一些人他通过审批权他就获得一些利益，政府要削减这个审批权，那么有一部分人他的利益就会受损，像这种情况。

　　所以，这种改革我觉得难度就增大了。在社会财富少的时候，这种利益非常小，大家也都不太关注，社会财富增长了，那么这个利益就大了，引起社会的关注也多了。另外，确实以社会财富增长量大了以后，他也会诱使一些人。本来这个是挺正常一个，但是如果这个有很大的一个财富在里面，就有人想我从中是不是能够非法地或者用其他手段能切到一块蛋糕下来，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再深化改革，比如我们反对腐败、限制权力，那一定是有很多过去从中受益的人，他以后或者他以前的受益受不了了，或者说他把以前的受益还要拿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改革的难度确实是增加了。但是现在看方向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改革的难度可能超过80年代初期。刚才我说的改革的难度，但是我想这里需要我们决策层的决心，需要统一认识。我觉得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里有很多的内容，实际上都是应该说对推动改革作用都会很大，关键看落实的情况。

　　国有资产要转移到民生

　　新浪财经：做大蛋糕是毫无争议的，但是分好蛋糕是一个难题，您能给分好蛋糕提一些比较变革性的建议吗？

　　许善达：现在咱们国家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偏大争议了很多年，大家对于居民收入偏大里对于很多问题应该说在认识上是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很大的。我印象里，当时发改委曾经主持研究一个调整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方案，就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怎么能够通过改革，通过一些政策调整来增加他们的收入，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认识上的分歧。举例说，比如我们的存款，我们的存款的利率是很低的，这个利率是法定的，不是市场形成的。就有的学者写的报告，就认为由于法定的存款利率很低，就使得储蓄的出乎他们的收入损失了很大的一块。按照市场需求，储蓄如果形成利率的话一定比现在的高，但是因为你是法定的，所以它高不了。这个我知道有些学者他们就计算过，他们的建议就是要加快利率的市场化，像这样的一种改革的一种。

　　还有一些比如我们的社保制度，我们中国的社保在全世界比，我们交社保费的率，我看了个材料，排在全世界第五位。但是我们总量的社保在整个政府的收入支出里占的比重，比起比如说美国这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我们要少了很多，我们大概只占到6—7，而美国他们在整个财政支出里占到16—17。中国的总体的收入已经收到了，按照今年财政部给两会的报告，已经收到了GDP的39%。收入占GDP比重，如果四项加在一起，我们一般预算收入占20%多。但是我们还有基金收入，还有社保收入，还有国有经营性资产的收入，加在一起占GDP的39%。这个比例超过美国的，美国才三十六七，当然也超过像日本这些国家。就是我们从政府一年的总收入上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这些发达国家，它们的人均GDP是几万美元，我们只有几千美元。按道理讲，人均(GDP)越高，政府可以多拿钱；人均(GDP)越低，政府拿钱拿的，因为他有一个基本的消费水平、收入水平。

　　中国既然收入比重这么大，从支出上为什么社保占的份额这么少呢？就是在整个支出里，我们用于国有经营资产投资的比重太大，而这个钱投出去很多钱，投完以后他有收益，这个收益又大部分用于国有资产的增值和保值。所以，它没有多少收益拿出来为全体居民的民生来服务。所以，这就造成一个什么呢？我们政府总收入的比重很高，但是用于社保的部分非常少，社保部分少了，所有普通居民他的受社保的那个数量就会受到限制了。像这样的问题现在已经采取一个措施，就是要把国有经营资产的投资收益30%要交给财政，原来交的比例是很低的，要交30%，而且30%还不是一年，要好几年才能交到30%。其实交到30%还是不够，现在比如说有人提出建议，你不要说光把它投资收益部分交30%给财政，你还可以把它国有资产的股份，拿出一部分来交给社保。这部分股份的收益100%归社保，也不要再由财政来分配了。那30%是财政来分配的，它分配可能分到这儿，可能分到那儿。这个钱，当然数量没有最后定，建议拿出一部分国有经营资产的股份直接就算社保持有的。所以，你分红的时候这个股份所有收益就直接进入社保，也是要解决国有经营资产来解决民生问题的。

　　所以，我认为要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里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国有资产这一部分怎么样把资产和它的收益更多的转到民生来。如果这一步要不解决的话，我们国有资产都是自我循环，我自我保值增值，那这样的话在整个收入里就有相当的一部分，一个比重跟民生无关了。但是这一个方式我觉得现在中央决定已经是要交30%的收益，我想共有产权房的问题，全国在6个城市试点，如果能尽快的形成国策，那又是一个国有资产来服务于民生的一种渠道。所以，如果把这几个渠道都建起来，30%你要上交，一部分比例交给社保，再加上共有产权房直接为民生服务，如果这些措施都变成国策的话，那显然的我们在整个政府的收支盘子里，国有资产这部分它的资产本身和它的收益更多的用到民生上。这样的改革如果到位了，我想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就会明显的缩小。所以，这是一个最关键的。

　　当然，你说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税收的问题，还有一些什么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等等很多，但是我觉得国有资产这部分是我们解决收入差距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个税应与CPI挂钩

　　新浪财经：现在也有观点还在谈论个人所得税的问题，您是做了很多年财税改革的，您认为现在这个阶段或者说短期内，这种个人所得税是否还有必要再去调整？

　　许善达：我这个事儿这么看，首先一个对个人所得税目前在整个税收它的调节的功能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我们现在很多人一讲到个人所得税要起到什么作用的时候总是讲到美国。讲到这些国家，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占整个政府收入60%—70%，我们的个人占整个收入6%—7%，你不能要求一个只有6—7的收入它能够发挥像美国那样占60—70收入那个调节的力度。而且事实上现在个人所得税是个全球的问题，不光中国有这个问题，国外也有这个问题。像美国巴菲特曾经讲过，他是投资为主，他的收益主要从资本那儿来的。跟他的助理比起来，他助理是个工薪阶层，因为他是投资收入。所以，他有很多的扣除，所以，最后算起来，他交的个人所得税跟他的收入总额比那个率，低于他的助理那个工薪收入和交的那个税的率。

　　新浪财经：也就是富人缴的越多？

　　许善达：就是你越是富人他总量交的多，但他率交的少。工薪阶层你总量交的不多，但是率很高，这是美国的情况。所以，美国也有反应，巴菲特为什么交的比例比你的助理还低，这是不合理的。你收入那么多，应该累进。但是这些问题我觉得个人所得税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他要鼓励投资，你投资失败了，我给你扣除，给你补偿。巴菲特因为投资很成功，所以，他这个也扣，那个也扣，最后他交的少了。但是还有很多投资失败的人。所以，这个个人所得税在市场发挥什么作用，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中国目前来看，我们个人所得税是能够发挥一定的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但是你指望说我们现在居民收入差距大，就靠个人所得税来调节，这是做不到的。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缩小一点儿差距的作用。(你)指望说我们现在收入差距，基尼系数0.47、0.48，靠它就能缩到0.3这做不到的。所以，中国的个税怎么改革，我认为因为它只有6—7，它占的比重并不大，而且也不能完全的指望它来调节。刚才我讲了，现在解决民生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数量最大的还是国有资产这部分，怎么能够更多的用民生服务，这个作用远远超过个人所得税能起的调节作用。所以，个人所得税也是要改革，要发挥作用，但是不能寄予太高的期望，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这个个人所得税现在很多人对怎么改提出一些建议，我觉得都太脱离周围的国情。比如有人建议中国要搞以家庭为单位来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个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这样，咱们应该承认，像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他们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但是在中国，我觉得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你都不可能实行以家庭为单位来缴纳个人所得税。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家庭之间法律关系和财产关系跟那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它相差的太大。所以，我觉得你要从方向上讲，中国将来家庭扣除，这个都可以讨论的，但是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像这样的建议我觉得都太脱离中国的实际了。

　　我想个人所得税还是问题导向，哪个税率有问题我们解决，哪个扣除有问题我们解决。比如说前不久关于个人研发人员是有股权的期权，这个问题原来是不允许的。比如你是个研发机构，咱们研发机构来了，我给你一百万股的期权。如果我们产品成功了，我们赚大钱了，这个有你一百万的期权。按照过去的税法，你先交20万的个人所得税，你不交20万个人所得税，你要是签字持有这个股权你就是违法的。但是你想这些研发人员他有脑袋，他没有现金，他是靠他在学校读书以后形成的智力来干这个活儿的，让他交20万他哪有20万？他没有20万，没有20万你持有这个期权你就是违法的。所以，你这个激励机制就落实不了。后来经过几次讨论，决定说你这20万可以分五年交，每年交四万，五年交20万。这个政策按道理讲你可以在它变现的时候再交，但是现在咱们国家法律这么定的你必须得交。来个延期交，这算不错了，这算进步了。但是这算一个问题导向，因为国家要鼓励。李克强总理最近还特别讲所有的研发人员都应该鼓励，给他们期权，让他们投入未来的收益他们来努力，这是个很重要的激励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措施。但是我们现在个人所得税的政策目前还有一些障碍，像这样的问题我们要研究解决。

　　包括你说工薪阶层的扣除额，我一直反对每次讨论是3500还是2500，什么5000、8000，我觉得这种没有意义。要我想最好的办法，人大通过立法，跟CPI挂个勾。比如CPI上涨，按照CPI上涨的幅度的两倍或者三倍提高个人工薪的扣除额。CPI如果是3，你今年的扣除额提高6%或者9%。咱们这个数都可以算，如果CPI是1，那你就提高2或者3。我觉得如果搞这么一个东西，不要每年讨论3500、4000。你回想一下，咱们为讨论数字投入的成本有多高，那么多媒体专家都来吵3500、4000，人大还要举行听证会，那么多人发表意见，你说那个有多大意义呢？我觉得在立法上搞一个挂钩的办法。比如我今年一看CPI公布了，去年CPI涨了3%，我就知道我的扣除额要增加6%、8%或者9%，大家心里都有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因为物价上涨，因为扣除是你的基本生活支出。物价上涨，我的基本生活支出肯定要高一点儿。所以，这个办法要比每年讨论3500、4000好得多。

　　所以，我们的个人所得税第一是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它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第二我们问题导向，有什么问题出现，我们研究具体的办法，像完全Copy一个像西方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我觉得在中国在很长时间内都做不到。所以，这次改革中有个人所得税，这个个人所得税怎么改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方案。我就希望这些有关部门，包括学术界在讨论中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要考虑个人所得税的性质，把它结合起来。然后提出一个又可以操作，又有效这样的一个设计方案出来。

　　财税改革要维持中央与地方平衡

　　新浪财经：谈到财税改革，很多人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的理顺的问题。包括“营改增”后，增值税会收到中央了，地方的财税种类变少，包括土地财政的减少。现在地方遇到了很大的困境，您认为这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怎么去理顺？地方财政有什么突破口吗？

　　许善达：这次我回想一下，我们每一次重大的财税改革，中央都会确定一个原则，就说你在这个原则下，或者我们经济学术语，设置一个边界条件，在这个边界条件下进行改革。1993年的改革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不影响地方既得的财政的权益，这个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两个重要决策跟这有关，第一个基数。原来1992年为基数改成1993年为基数，这个给地方的基数增加了一千个亿，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第二个就是当时保留营业税，因为当时基数给了地方，地方税的主体税种需要一个大的主体税种，增值税我们原来提的方案是所有的制造业的商品和服务业的劳务都使用增值税。可是1993年的时候，流转税占70%多，如果都使用增值税，中央地方要分成，75/25，那地方就没有税了，它就没有钱了。说不行，要保证地方的收入中间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收入增长的税种，后来就把营业税保留下来了，这个保留下来目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央决定要保证地方的既得利益。

　　这一次我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和这两次重要会议的决定，新的边界是什么，是维持中央和地方收入的格局基本稳定。收入格局是多少呢？2013年根据预算报告，地方收了52，中央收了48；支出地方支出了85%，中央支出15%。这两个收支的比重是一个失衡的状态。因为地方每花一块钱要等着中央给四毛钱，你四毛钱不给我只有六毛钱我就不够花。你想中央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是中央把钱给地方。但是全国三十多个单位，你那个钱给下去，你的时间和数量很难和省里的要支出的时间数量能够对得上。所以，现在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失衡怎么解决？解决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支出，中央要增加支出。这个我想决策层，就是政治局会议会做出决定，现在中央增加什么支出。这个信息，这个决定目前政府有关部门还没有披露，但是我想一定会决定在某一个、两个，三个的领域，原来是由地方负责支出的，支出责任收归中央。收归中央中央支出就不是15了，你可能是20、25或30，取决于中央上收几项支出责任。这个决定已经做出来了，我相信有关部门正在做方案，但是目前还没有正式对外披露。但是我想这一定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刺激，我想这个算完以后，可能15、20、25、30都有可能的。将来一定会公布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中央地方调整支出责任。这一定要公布的，这是解决失衡的一个方面，就是从中央增加支出责任。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跟税制改革就有关系了。因为营业税改增值税总体上是减税，减多少税呢？根据上海的经验，上海2012年试点整整一年的时间，它一共有300亿的营业税进入改革。这个“营改增”后减了120亿的税。“营改增”以后变成增值税，它会增加原来增值税的扣除的项目，所以又多抵扣了120亿。所以，总的算在一起，上海的300亿营业税进入“营改增”，整个的减税240亿，这个比例相当高的。240亿都是谁承担了呢？上海承担了3/4，中央承担了1/4。“营改增”从上海2012年1月1号开始试点，到今年6月1号电信行业进入改革，这一阶段的改革都是什么呢？“营改增”以后收入减少，原来是谁的收入减少了就由谁承担，就是地方收入减少了地方承担，我中央收入减少我中央承担，谁互相之间也没有补偿。但是这样一个措施目前已经不能再这么推进下去了，我已经听到有些地方政府已经有这样的意见了，说如果再这么推进“营改增”的话，我地方财政承受有困难了。因为减的大部分是地方财政减少，我地方财政承受不了了。人们也在说，营业税是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如果营业税改成增值税，再加上和中央一块分成，那地方税体系就没有主体税，都剩下两三千亿、三四千亿的税了，没有一个上万亿的税了。地方去年有六万多亿，没有一个上万亿的税种，你这个税收体系是有问题的。

　　那现在矛盾就来了，“营改增”是既定的，一定要推进。因为发展服务业，有很多目的就不再说了。那么改革以后会影响到地方政府收入，你这个收入格局保持稳定，这个比重不能变，也就是中央地方各一半儿，基本上一半儿这个比重是不能变的。可是“营改增”主要减少地方收入，刚才说那个中央地方财政失衡它是会加剧这个失衡。按照中央决定，你保持这个格局不变，减收又主要减地方，那就有一个怎么补偿地方的问题。所以，我把到今年6月1号我称之为“营改增”第一阶段，就是减少谁的(税)谁就自己承担，这是这段时间的原则。继续推进(“营改增”)，仍然地方税要减得多，中央要给地方钱，这个实际上已经是共识。所以，政府部门有关的人都认为“营改增”随着继续推进，一定要解决一个地方税的主体税种。这个主体税种的规模一定要上万亿，你要没有上万亿的规模当不了主体税种。这里就有好几种建议，包括我自己在内一些人提出来，把我们现在的消费税从生产批发环节转移到零售环节，划给地方一共八千多亿。然后还有一个车购税，本来就是零售环节的，也划给地方，加在一起上万亿，正好能够对冲“营改增”后在共享地方政府减税和地方划给中央的也是一万多亿。这样就能维持中央地方收入的基本格局基本稳定。也就是说差不多仍然是一半对一半，这是一个现在看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当然，还有人提出来别的建议，有人说把房产税作为一个主体税种。我觉得至少在现在搞一个上万亿的房产税是不现实的。还有人提出很多建议，但是我觉得目前我听到绝大多数人，还是觉得用消费税转移到零售环节给地方是最好的。所以，这一次财税改革的边界条件就是维持中央地方的比重不变。上次1993年改革是维持地方收入的既得的利益不变，这都是改革的边界，就是你任何改革方案不能触动这个。所以，为了上次那个原则，我们给地方提高了基数，把营业税留下来了。这次又有这个新的边界，那么“营改增”继续推进，一定要解决地方税的主体税种。这个是现在设计方案我觉得是比较难的一点儿，因为你营业税减少，各地区的分布是不一样的。消费税现在生产各地区有一个分布，改在零售环节它的分布又变了。

　　所以，这涉及到每一个地方政府的收入，涉及到每一个企业的收入，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我觉得这次改革要从它覆盖范围来看，它的影响不亚于1994年，甚至比1994年还要难。这需要决策层和执行层的高度的政治智慧，但是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我觉得有关的各个层还是能够在改革中间把这个任务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