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居民的收入有了大幅提高。但是现在国际社会在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增长趋势能不能保持，中国社会由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能不能顺利地进入一个高等收入国家，还是说，会掉头往下，重归贫穷，陷入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来到国家发展研究院，拜访黄益平老师，想听听他的看法。

一、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性大不大？

胡释之：突然停滞，掉头往下走，重新回归贫困，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种危险性大不大？

黄益平：我觉得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这个风险是蛮大的。世界银行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发现在过去60年，大概有将近100个国家都曾经处在中等收入这样一个区间，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地上升为高收入经济。

对中国来说，我们现在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就是过去是靠低成本优势推动经济增长，每年10%的增长。但现在低成本优势没有了，你怎么办？你的产业如何才能保持竞争力？简单来说就是第一你要创新，第二你的产业要升级。

胡释之：说到低成本的优势，但中国其实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前，一直也是个低成本，甚至比现在成本更低，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带来经济增长？

黄益平：因为我觉得在计划经济年代，虽然是低成本，但是没有运用任何市场的力量。第一这个企业的生产都是中央计划定的，企业没有积极性，工人做得好做得不好都是同样的工资。所以个人、企业完全没有积极性要好好做事情。

胡释之：转型升级面对什么样的制度约束呢？

黄益平：我觉得制度约束比较多，第一个是国有和民企之间的双轨制。

我们今天还是听到很多国有企业垄断的问题，低效率的问题，对资源配置扭曲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在，我觉得下一步改革还是要做。不然的话很难鼓励创新。

二、要素市场扭曲是对居民的变相征税

黄益平：第二个双轨制可能更有意思，其实是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间有一个双轨制。产品市场我们现在看基本上都放开来了。但是我们看投入品的市场，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本，凡是用于生产和投资这个投入品的市场扭曲很严重。简单说政府通过扭曲这个投入品的市场，相当于为企业提供变相的补贴，因为你把价格压低了，本来是一块钱你付五毛钱，就是一种变相的补贴。同时是对居民的一种变相的征税。

因为你对投资者、生产者和出口商提供了额外的激励，但是居民的收入跟不上，所以消费越来越疲软，投资越来越强劲，出口越来越强劲，生产活动很强劲。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怎么样解决创新的问题，有一个根本上的一步，是怎么样把我们过去的增长模式转过来。增长模式转过来核心是要素市场的改革，要素市场改革的核心我觉得是金融改革，因为金融市场的扭曲是所有市场扭曲的最核心。

三、取消金融抑制，创新才能生存

胡释之：国企和金融，我想可以理解为有可能导致中国进入收入陷阱最关键因素。

黄益平：创新它大部分都是从中小企业开始的。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如果对创新的企业来说，它靠银行贷款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比如说我们去美国，去硅谷，你都是很多新的企业，每个人都有一个主意，想做一个公司，这些公司银行是不会贷款给他的，因为他的风险太大了，他就是自己一个想法，所以需要很多风投、PE、直投，各种其他融资的形式给它做。在我们国家融资主要还是银行为主，所以你还是对金融来说，第一是要取消过去的这种金融抑制，让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融到资。同时更重要的是你这些创新的企业要有渠道，才能生存，才可能发展。

四、单纯放开金融抑制，很容易导致金融危机

胡释之：我想未来收入增长怎么样，会不会掉入陷阱，需要我们正确判断我们现在的收入增长来自何方？是不是真正来自国企或者来自金融抑制，或者是还是来自相反的力量？

黄益平：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在你低收入的时候，你的金融抑制说不定是对你的经济增长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帮助你，尽管政府在这里头干预，但是它能很有效把储蓄转化成投资。如果你简单开放一个市场，这些金融机构不一定那么有效。

第二个是如果单纯放开来，很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金融抑制的情况下，早期的时候银行是国家所有的，老百姓不担心银行会倒闭。所以它在一定意义上对增长是有一定支持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扭曲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对经济增长的约束，负面的约束非常明显。

胡释之：我想可能就是，从金融抑制得来的增长可能是扭曲的增长，不可持续的增长，甚至把储蓄更多变为投资，可能刺激的都是市场不需要的投资，也就是为未来掉入陷阱埋下隐患。我的总结可能就是我们真正的中等收入的陷阱，其实是制度的陷阱，或者说一个改革的陷阱。

黄益平：当然，在任何国家最后都是制度是决定你的长期增长的。

五、为何欧美也陷入了“收入陷阱”？

胡释之：所以所谓收入陷阱，可能跟收入关系不大。我们其实看全世界来看，其实不但说中等收入会出现倒退停止，甚至有一些高收入国家也倒退，我们看到欧美增长率也缓慢，像香港也是典型的例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益平：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问题有道理。所以有的经济学家不太认同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他们觉得你可以有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高收入陷阱。但我觉得中等收入陷阱它这个问题提出来有意义，就是恰恰是从低成本到中等收入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巨大的增长方式的转变。过去你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现在需要技术，需要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产业升级来推动你的进步。实际上它是一个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变得过来就往前走，变不过来就往回走。

胡释之：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其实大家拼命想做蛋糕，指望政府分配政府也没得东西分配，但是到了增长起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就政府的财力足够以后，大家关注的重点变为从自力更生做蛋糕开始把重点转移为分配财富上，这个导致生产的退步，是不是也有可能？

黄益平：有这种可能性。但我们如果看一般的过去的国家的经验，大多数国家是发现收入分配特别不平等，是不利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不平等为什么不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没有特别一致的解释。但是可能跟一些因素有关系，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社会就不稳定，不满比较多。也可能对于这种人力资本的积累可能不是均匀的，只是一部分人可以上好大学，很多人根本上不了学，那么大部分人如果是不能得到很好的教育，也就不能推动你的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

七、避免“收入陷阱”不能靠政府

胡释之：我想这可能对民众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你如果真的想避免收入陷阱，避免自己回归贫穷，可能你真的不能指望政府带动你，而要呼吁政府更多改革，更多搞市场化，你有更多的空间更多的自由空间去提高你的生产率。

黄益平：对。这个话说出来肯定是不受老百姓欢迎的。但是它实际上就是个问题，一个国家有多少钱是有限的，你把钱全部用到了短期的福利上面，肯定是影响了你对长期增长的支持。

胡释之：我想对公众最有启发的就是让他们看清他们真实的收入增长。我们要走出的不是一个中等收入的数字陷阱，而是实际收入的陷阱，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实际收入。

黄益平：对。

胡释之：好，我就感谢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