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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中美作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动力——挑战与机会
时间:2014-04-09    阅读:3051次   

第四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

全体会议纪要

 

许善达: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第四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全体大会现在开始,首先请樊纲致辞!

   

樊纲:各位同仁,媒体界的朋友,大家好!中美经济学家对话会始于2009年,今年是第四届,最初的发起人是欧文斯先生,他是美国海军上将,曾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在若干年前,欧文斯先生首先发起了中美将军的对话,组织了三亚论坛。退休以后他开始涉足投资和经济领域,于是发起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首届对话会在颐和园举行,“颐和园对话会”由此得名。颐和园对话会有几个特点:一是规模比较小,双方各有7-8人,而且是非正式会议,免去繁文缛节和外交辞令;二是参加者的身份是多重的,既有学者,也有(过去或现在的)政策制定者。有人研究国际关系,包括中美经贸关系等,也有人研究国内经济政策和经济问题,讨论国际问题是为了研究其他国家以及世界经济对我们的影响,由此更好地制定国内的经济政策;三是讨论方向定位在经济政策,特别是针对当前经济问题。总之,这是一个增进双方相互了解的渠道。

   出席本届对话会的美方专家都是重量级的学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任联储官员以及来自智库的经济学家,非常感谢他们的参与。希望大家今天畅所欲言,把自己关于中美经济、世界经济的看法提出来,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谢谢大家!

   

William Owens非常高兴能够出席颐和园对话会,樊纲刚才介绍了对话会的历史,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历程。在今年对话会的美方专家中有两张新面孔,他们是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Lael Brainard女士和达拉斯联储主席Richard WFisher先生。昨天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双方都非常坦诚,美国的专家从中国朋友那里学到很多,希望中国的朋友也能在我们这里有所收获。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之一,两国合作在进一步深入,这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中美交流基金会,他们在历届对话会中都提供了支持。我还要感谢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团体。感谢许善达先生为我提供致辞的机会,感谢刘鹤先生的支持,感谢樊纲先生为组织对话会做出的杰出贡献。感谢双方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

   

许善达:昨天我们针对四个议题进行了讨论,一是中国落实改革蓝图的难点;二是美国经济持续恢复的政策难点;三是中美贸易、投资及金融;四是中美社会与环境领域的问题。下面请樊纲、Mike Spence、隆国强、David Dollar分别把以上四个议题的讨论情况做一个介绍,然后进行自由讨论。

   

樊纲:昨天讨论的第一个议题是关于中国的改革。第一,中国需要改革。美方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创新、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的速率在下降,投资占GDP的比例在提高,也就是说,投资的效率在下降,消费仍然处于很低的状态,这些结构性问题都表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就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也就是要改革政府。政府进行自我改革,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各部门、各地方的既得利益如何让位于全民利益,让位于市场经济效率的提高?这是基本性的重大挑战。

   第二,改革需要协调。改革涉及多方面、多部门、多种利益群体,这次中央成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一些中央部门分管各个领域的改革。改革一方面是利益的调整,另一方面是各种权利的调整,如何在多方面的关系中使改革顺利推进,这是领导小组面临的挑战。

   第三,改革与当前经济增长的冲突。现在反腐对消费产生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对消费的影响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地方官员搞项目和发展经济有两种利益驱动,包括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反腐就是要消除私人利益,这可能是投资和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金融改革。专家提出金融改革还有很多难点,比如发展民营银行的初衷是要发展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但是一旦成立银行就要做大做强,到处发债,如何使民营银行的发展方向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符合扩大中小企业融资的需要,这是一个重大挑战。利率改革的初期可能会加大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汇率改革最初可能引起一些振荡,都会使一些利益集团受到冲击,这些都需要考虑。

   第五,财税改革。最重要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调整,昨天学者提出五方面的关系,包括收入结构、中央和地方关系结构、支出结构、事权和税制的关系、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等。

   第六,城市化。城市化一方面是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根本性道路。其中涉及重大利益调整,农民进城面临一系列公共服务提供的问题,面临与城市人口各种关系等。户籍制度如何在历史过程中逐步消亡?怎样使农民工真正能够在城里安居乐业、长期发展?这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

   第七,服务业的发展和开放。服务业是中国下一阶段发展的重要领域,去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现在一般服务业得到巨大发展,但是高端服务业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服务业不仅要向外资开放,也要向内资开放。这个领域不仅涉及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涉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要借助全球经济增长来发展自己,提高竞争力,不仅在制造业,而且在服务业上也能成为一个大国。

   我就介绍这些,谢谢!

   

Mike Spence

   美国经济增长率现在是2.5%左右,弹性比较强,应该说是有可持续性的。当然,美国现在也面临很多挑战,其中一个就是工资的增长。现在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扩大,财富的集中度比较高,所以在财富的分布和分配上有一些挑战。金融行业的发展是非常不错的,去杠杆化也达到一定程度,信用的可用性成本开始降低,与几年前相比,整个金融行业在进行重新改革和结构重组。沃克尔规则的实施并不是让金融市场变得更加简单,而是让竞争规则更加简单。我们也在实施巴塞尔协议三的资本助力要求,这部分工作不可能完全实施,但确实是重大改革。欧洲金融体系的杠杆率非常高,他们正在进行资产质量的评估,他们的情况和美国非常不同,当然其中有利有弊。现在经济学家都在关注一些重大问题,比如企业投资遇到很多压力,其实美国很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非常良好,有很多的现金,但都在观望,因为存在不确定因素。美国经济正在从消费导向转为投资导向,在中国正好相反,是从投资导向转为消费导向。

   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比如资产负债表就受到危机的影响,当然危机影响的资产负债表最终造成对经济中期和短期的影响。房地产市场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房价已经开始稳步上升,借款成本比较高,但按揭成本比危机前降低了。财政政策的变化非常重要,有很多措施都是由于危机而导致,刺激计划出台之后政府也遇到一些困难,又开始进行紧缩财政。在过去的两、三年中,很多财政的支撑都来自私有部门企业的发展,财政紧缩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紧张,但是如果没有财政紧缩,大家对未来两、三年的态度会更加乐观。

   关于政府职能,美国现在是面临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甚至高于中国。在社会福利方面,美国的独特情况造成与医疗相关的政府负债非常高,必须改变这种情况,因为这会消耗整个国家未来的收入。并不是说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明天就会崩溃,但是确实已经达到相当艰难的程度,这个窟窿越挖越大。关于经济政策,很多涉及政治因素,存在很大分歧,很难达成一致。昨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都有同感,就是在联邦政府层面,如果认为政府在短期内能够做出一个清晰决策的话,这可能是太过于乐观了。我觉得要充分发挥潜力,不能仅靠私有部门的投资,公共部门也应该积极参与。长期以来我们的利率非常低,这并不是明智的选择,没有充分利用长期债券,公共部门的投资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货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对经济的影响很大。货币政策促进了经济的转型,我们要制定多行业的政策去改变经济结构,通过降低短期利率和零利率债券的收益率等一系列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使收益曲线变得更平坦。从联邦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可以看到,长期债务正在减少,也就是说政府在减少资产的采购,加速去杠杆化的工作也改善了风险曲线。

   关于美联储我想再谈两点:一是低利率政策并非他们期望,而是由于国际资本的诸多不确定性和波动导致他们采取这样的措施;二是美联储主席明确表示,从政策响应来讲,货币政策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

   税收改革和增加公共部门投资,这都是恢复财政平衡的合理措施。最好的政策可能是财政和货币以及公共投资的改革,这方面并没有到位,所以只能是选择次优方案。伯南克提到成本和风险,这对储蓄会产生影响。美国经济目前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尽管投入大量信贷,这些资金是进入了经济体,但是并没有进行系统中的快速循环,所以美联储要尽快从市场上抽出这些流动性,否则货币周转速度就会提高。对于债务上限也要采取一些行动,政府自动减赤会导致GDP增长减少一个百分点,所以现在美国政府预算要自动按比例缩减。所以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是一个动态的、非常有活力的经济,劳动力市场等并没有对结构性改革造成阻力。不利的一面是,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一个辩论俱乐部,无法达成一致,这给工商企业带来不确定性,在昨天的讨论中也提到,很多企业不知道税制如何改革。而且要对社会福利体系进行改革,很多问题没有答案,其中一个就是如果对于技术和全球市场,对于财富和收入分配不采取一定措施的话,能不能用国内足够的消费需求来推动经济发展?大家对此非常关注。

   劳动力市场长期失衡,资源和技能上的投资与我们的目标相去甚远,在美国社会存在结构性失业,裁员时有发生,这是政策产生的影响。尽管没有达成共识,但至少提出一个问题,即任何国家的货币政策,对外都会产生影响。首先要确定一系列目标,然后根据目标来制定政策,其他国家做出相应调整。根据纳什的均衡理论,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更有合作性的解决方案,我们生活在一个纳什均衡的世界,每个人都会根据学习曲线来了解如何保护自己。

   我们讨论了双边的投资协定,大家都认为这是对两国都非常有益的协定,但是要实现这样的协定也面临很多困难。我们讨论了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不是把中国隔离出去、意图孤立中国的一种做法?

   最后一点,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中美两国的表现都相当不错,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双方可以讨论做一些什么事情对双方都有益,同时也对全球经济有益。谢谢各位!

   

许善达:Mike Spence讲到美国的货币发行量增加很多,但他认为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因为美联储把货币从市场上抽走了。而我们在谈到中国经济形势的时候,总是以货币发行量占GDP比重很大来说明存在泡沫。刚才Spence提到的这种分析方法值得借鉴。

   

隆国强:第三节的主题是中美贸易、投资与金融的关系。我的报告分三部分:第一,讨论中形成共识的内容;第二,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和交流的问题;第三,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建议。

   第一,在讨论中有共识的内容。一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中国人经常说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美方也谈到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基础。而且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对双边具有重要意义,对全球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中美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是重要的贸易体和投资体之一。二是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美两国的再平衡都取得重要进展。在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是10%,美国逆差占GDP的比重是6%,最近这两年,两国经常项目顺差或者逆差占GDP的比重都回落到2%左右,两国在再平衡方面都取得重要进展。三是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具有巨大潜力。中美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尽管中美双边贸易失衡非常严重,中方享有巨大顺差,但是如果把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全球价值链转移增值、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的销售等因素考虑在内,双边贸易失衡就会大大减弱。最重要的是,中美双边贸易结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这是进一步发展中美贸易的基础。按照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国将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方式转型,在需求面上更加注重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在供给面上更加注重服务业的发展,更加注重创新和环境保护,这对于美国来说是经济的调整和复苏。这一系列变化将会给中美双边的贸易、投资以及金融合作提供新的机遇。   四是双方经济学家们都认识到,正在进行谈判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具有重要意义。中美BIT对中方来说不仅可以改善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环境,更重要的是将会对中国针对外商投资的管理体制产生深刻影响。上海自贸区已经开始试验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同时也在推进服务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上海自贸区释放的信息令人振奋。当然,上海自贸区目前的负面清单略长一些。对美方来说,BIT谈判将会给美国企业提供更好的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特别是为服务业发展带来重要机遇。BIT谈判已经进行了十二年,还是有很多挑战。对中国来说,如何协调国内对BIT谈判的共识?对美方来说,还缺乏对BIT战略意义的重视。美方的代表特别讲到,在华盛顿,BIT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从行政部门、国会到企业,以及媒体、思想库等,但是缺乏一个主导者来推动BIT在美国政策决策圈内达成共识。BIT谈判存在挑战,这一点大家也有共识。

   第二,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和交流的问题。一是中国企业在美的投资环境问题。近年来中国对美投资迅速增加,去年投资流量超过美国对华投资流量,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从存量来看,中国对美投资只有200多亿美元,美国对华投资有700多亿美元。一些中国企业在美国遇到了诸如国家安全审查等问题,很多企业和媒体朋友也认为,中国企业在美国遭到不公正待遇,而美方代表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经验不足,对美国的投资环境还不够了解。二是TPP的战略动机。中国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存在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但美方认为TPP是开放的,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一种遏制措施。三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中方代表认为,人民币从2005年重启升值以后已经累计升值超过30%,对于缓解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作用有限,而美方更加强调汇率政策要从宏观经济政策中分离。四是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对于美国最近QE退出以及由此产生的溢出效应,中方代表认为,在牙买加体系下,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加剧了各国贸易失衡和汇率波动,同时也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用“人民币国际化”这样的词,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并不是要取代美元的国际地位,只是给市场多提供一种选择,主张研究超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特别是更好的发挥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

   第三,进一步加强合作的一些建议。一是建议两国加强在多边贸易体系下的合作,推动多哈回合尽快取得新进展。二是建议中美双边不仅要在中央政府层面加强交流合作,而且要特别加强在两国地方政府之间、城市之间的合作,对中国的投资来说,美国的州政府和市政府对投资的影响更大,这与贸易政策有所区别。三是建议加强对彼此法规的了解和监管合作,比如会计准则等,如果缺乏这方面的合作,很多交流就停留在原则层面而难以深入。四是建议加强对一些新问题的合作,比如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要商讨如何加强对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再比如在大数据时代,如何加强信息安全的合作。

   最后,大家都认识到,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在文化、制度上有很大差异,应该进一步充分发挥中美多层次的交流机制。当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交流机制就是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谢谢!

   

David Dollar第四节的议题是中美社会和环境领域的问题,因为范围非常广,所以我们主要讨论的是中美的社会问题。在全球的各国当中,美国和中国是非常不同的国家,因为在过去的十五到二十年中,两国的贫富差距非常大,而且两个国家的社会移动性也比较低,这就涉及机会均等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机会通过改革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升。在讨论中,双方都提出一些观点,都谈到自己国家的社会问题,我们相互学到一些经验和教训,但更多的是一种信息交流。

   第一,中国经济学家谈到的问题。一是关于劳动力市场。现在劳动力市场在发生变化,劳动工资开始上涨。中国一直在寻求投资密集型的增长模式,特别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部门,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农民工。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些确实降低了社会收入的不平等性。官方数据显示,收入不平等性在过去两、三年是下降的,很多中国人对此也表示很吃惊。有研究表明,很多隐形收入或者灰色收入并没有被统计出来,有些人比他们表现出来的更富有。二是这种情况会导致资源获益以及机遇的不平等,比如教育资源、土地和信用等等。所以需要推进一些改革来实现双赢,比如强化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保证土地所有者将土地转向城市时得到相应权益。从教育的角度来讲,我们也谈到中国的户籍体制,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总体较低,如果农村的家庭要转移到城镇并获得城镇的资源,比如教育资源,户籍制度的改革就可以解决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三是中国的经济学家谈到信用系统,主要是基础设施和建筑行业,它会推动相应的投资,为低技能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来自于农村的低技能劳动力的供应已经在下降,这是中国遇到的拐点,所以创造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并不非常合理。有一些利润率比较高的服务型企业希望有更好的资本分配能够发展高端服务业,因为现在服务业的重点还是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人口变化和就业需求来看,我们更需要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现在为他们提供的就业几乎不是对等的。四是整个人口的机会也在增加,尤其是贫困人口,最终会带来很好的结果,比如降低不平等、提高经济效率等。五是对于环境问题,有人提出应该创造多赢的局面。

   第二,美国经济学家谈到的问题。一是儿童的早期教育和发展问题。我们在美国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移动性主要是从小孩一出生以及早期这段时间开始的,如果出生在富有家庭,他们的词汇量会更大,各方面的技能更先进。我们讨论了美国的政策,两党也达成一致意见,要提升早教的品质,开发一些儿童早教的项目,使竞争更加公平。二是美国的移民问题。在美国,非法移民达到了一千万以上,很多研究表明,他们会导致经济下行,因为基本上都是低技能的移民。关于移民改革有两个方面:一是考虑将这一千多万的非法移民合法化,让他们享受更多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权益;二是我个人更倾向于对高技能人才开放移民政策,因为他们是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而在低技能移民领域需要合理化。三是中国的财政状况从中期来讲比较稳定,而美国的债务占GDP比例尽管在过去五到七年中有所降低,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高。四是要改革社会福利体系。社会福利的改革会降低福利水平,要与平衡收入分配相结合,这会对经济形成一定的推动效应。Mike Spence也讲到了这个领域的改革,美国政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

   总结一下,我们的讨论是非常有益的,进行了很多意见交换。我们都认为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来提升发展质量和降低社会的不公平,让经济增长更加持续。谢谢!

   

(茶歇)

   

许善达:上半段是介绍昨天讨论的情况,下面请各位发表评论。先请中国的专家谈一谈,然后请美方专家做一些分析,请把发言时间控制在5分钟。

   

胡鞍钢:我的发言主要针对David Dollar的观点。在担任世行驻中国首席代表时,他曾经计算从1990年到2005年中美两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结果是接近50%,同时他预测,2005年到2020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会超过美国。当时还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如果中国经济出问题,对世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二是如果美国经济出问题,对全球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三是这两个经济体不管冲突还是加快一体化,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样的重要影响?因为你的观点是在危机之前提出的,那么现在你怎么看待这三个因素?我们认为,这三个因素是对全球产生影响的最关键因素,能不能请你再做一个分析?

   

夏斌:中美两国都处于危机后深刻的结构调整阶段,都很困难。在这个过程中,稳定的新兴市场的发展对中美两国经济都非常重要。现在新兴市场的产出占全球GDP产出的2/3,近几年对全球GDP的贡献也达到1/3。随着QE的逐渐退出,对新兴体将产生一些影响,如何稳定新兴体的发展?其实IMF份额改革本身是象征性的,但美国国会也拒绝了。我注意到,危机以后,美国在货币互换的制度安排上已经永久化,特别是对于欧洲央行、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由此我想到,IMF改革如此困难,美国的货币互换制度能否进一步扩张?比如扩张到韩国、智利、墨西哥等国。实际上还是部分的让美联储承担世界货币的贷款赤字,在目前来说对世界稳定是有益的,对美国经济复苏和中国经济复苏也都是有益的。

   

王一鸣:我想讨论一下增长动力结构的变化。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是减速的,最近几年特别明显,这可能是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在减速过程中,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从需求方来看,投资和出口的贡献在下降,消费的贡献在上升,估计今后几年还会维持这个趋势。从供给方来看,制造业产能明显过剩,资源在向服务业流动,去年中国服务业的贡献率提升2.5%,首次超过制造业。从要素投入来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被迫增加设备和研发投入,去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超过2%,是世界上最高点,也反映出动力结构的变化。下一步就是如何推进增长与改革的互动,在消费领域要通过改革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包括农民工的市民化等,这些都会促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加快服务业的改革和开放,包括医疗、养老等服务都供给不足,要通过开放来推进更多民间资本和外资的准入。财税金融领域的改革要与有效的风险控制相结合,比如利率市场化,短期内可能会提高资金成本,再比如政府放权也要与有效监管相结合。

   总的感觉是,中国的速度下降了,当然全球也处于低速的环境,但是中国对全球的贡献率仍维持在20-30%。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结构变化会给全球带来更多机会,特别是美国。国内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中国的进口规模也在迅速扩大,服务业发展也为国际资本的进入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国际投资的市场环境。

   

汤敏:我们正在做“十三五”期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研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是一个大趋势,发展速度之快超出意料。国有企业走出去遇到很多问题,特别是在美国,刚才隆国强先生也谈到这个问题。2004年之前美国政府把这些问题包括安全问题提到国际仲裁法庭,2004年以后开始大量使用自由裁量权。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处于改革过程中,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经济,未来国有企业还会进一步改革。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中国规模较大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这是非常好的机会,美国不应失去这个机会。国企到美国投资,这本身也是改革的一部分,美国要用动态、开放的眼光参与中国的国企改革。但美国现在出台了一些新的法律,在中国国有企业对美国投资方面的限制越来越多。

   

姚洋:我对DavidDollar讲到的几个问题做一点评论。一是关于投资。中国投资的主要去向是基础设施,但是基础设施的回报周期很长,投资和产出的比例能否作为判定中国经济效率的因素?我觉得要慎重。比如修一条地铁或高速公路不可能产生GDP,但是大大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很难计算到底有多大贡献。

   二是TFP下降的问题。过去三十多年,中国TFP的变化基本上是顺周期的,在上升期就增长得非常快,到了下降期,TFP可能降得很低,所以用TFP来说明中国经济效率下降也是有问题的。

   三是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期,任何国家在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都会有一个转折点,这次金融危机使中国的转型加速了。韩国在人均收入接近1万美元(2005年价格水平)的时候,制造业就业是30%左右,达到顶峰,中国这几年制造业产能过剩实际上是接近顶点的表现。另一方面的表现就是消费占GDP的比重是一个微笑曲线,先下降,后上升。中国现在也出现这种苗头,消费占比在上升,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迹象。中国经济转型与政策的关系不大,这就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当然这个转型对世界是一个利好消息。另外关于中国的效率问题,换一个角度来看,当制造业比例开始下降时,增长动力就会下降,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要比服务业快一些。所以,效率下降、TFP下降等,可能都与转型是相关联的。

   四是Spence教授提到美国经济转型的问题,美国在未来会转向投资驱动的经济模式,至少是投资和消费并驾齐驱的模式,能不能做说得具体一点,就是美国在未来会多大程度上依赖投资而非消费促进增长。

   

徐然:我谈谈对中国改革与挑战的一些看法,主要从金融风险分析的角度。刚才说到产能的投资周期比较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以平均9%的利率来投资基建的情况非常少见。除了基建和政府债务,我们更担心过剩产能的问题。由于地方政府的保护,过剩产能淘汰的速度相对较慢,如果不及时消化信贷风险,就会进一步积累。最近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利率仍维持高位,相对于实体经济增长而言就是变相升息,这会使过剩产能淘汰过慢带来的风险信贷加速生成。我们最近调研发现,在经济放缓过程中,在高利率的情况下,企业以及个人消费都发生变化,货币信贷的流通速度放缓,很多企业在高利率的驱动下不去投资,而是做一些定期存款。最近余额宝和其他理财产品使个人投资收益有所上升,可能对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与美国不同,中国有80%的信贷由银行提供,中国高风险的信贷基本上能够控制,而且中国的银行消化坏帐的能力非常强,根据我们的计算,基本上每年消化100个百分点的不良贷款,同时还能提供充裕的流动性。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渐深入,银行盈利能力的提升逐渐放缓,消化坏账的能力也在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消化坏账,而坏账生成的速度又比较快,可能就会带来一些市场风险。同时,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如果需求方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对利率不敏感的话,也会造成利率错配以及利率不理性。从国际上的情况来看,很多国家由于面对极大的困难,最后还是通过风险集中爆发的方式推动经济调整,但我们认为中国完全有能力做一些调整来避免金融风险的发生。

   

黄益平:我同意王一鸣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观点。过去的增长模式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增长速度非常快,二是失衡问题非常严重。现在的情况是,增长在减速,结构也在发生很大变化,经常项目顺差增长在3%以下,也就是说,外部再平衡基本完成。收入分配也开始改善,过去几年尤其是2008年以后,基尼系数不断下降。从国内经济结构来说,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上升。综上所述,中国的增长模式已经在转变。遗憾的是,国际上对此认识有限,国内的相关讨论也很少。我个人有一个认识,与蔡昉说到的劳动力短缺有关系,即工资上升导致居民收入增加,企业利润、投资回报和出口产品竞争力都下降,这其实和再平衡有关系,当然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我们都在等待的三中全会批准的一系列改革,我个人特别关注金融改革,这是能不能走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管怎样,中国经济转型是增长和结构都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经济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今后十年、二十年,中美两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世界经济,因此中美经济合作变得更加重要。我有一个感想,现在中美之间的对话很多,能不能产生一些实质性成果?举例来说,刚才提到在WTO、在贸易和投资双边协议的合作等,能不能考虑TPP的合作?RCEP的合作?甚至可不可以考虑中美自由贸易区的问题?作为经济学家,在了解双方的问题和政策变化的前提下,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可能更有意义。

   

肖耿:中美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在过去五年都经历了危机和结构转型,对自身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就是为对方做出贡献。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中美采取的方法不太一样,美国更多的是联储和财政部采取一些市场化的方式,比如降低利率、量化宽松等,中国以往是通过行政的方法,现在也越来越采用市场的方法。相同的是,处理危机都是为了维护市场体系,避免合约关系崩溃。在危机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数量和价格的扭曲,企业之间相互竞争,地方政府也相互竞争,就会出现寻租行为,现在两国都面临这个问题,也都意识到可以互相学习。比如中国在危机的时候把资金投入基础设施,这实际上是很有效的,而美国由于体制因素无法启动基础设施投资,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福利,特别是医疗,中国的问题是户籍制度。在处理危机时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不公平。由于采取了一些应急方式,导致通过非劳动方式获得财富成为可能,这是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

   中国在1994年的改革成功地实现汇率并轨,使黑市完全消失。现在中国正在经历利率并轨,这对中国也非常重要,因为利率并轨以后资本价格将完全市场化,再加上美国从数量宽松退出,全球利率恢复正常,这是一个很好的前景。就是当资本的价格变得比较正常了,中美的资本市场的效率会大大提高。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有些城市尽管有很好的基础设施投资,但由于宏观紧缩而无法生存,现在面临的是矫枉过正的状况,有些是乱投资,不管不行,资本市场的效率太低。我同意黄益平的观点,要把共识变成可以行动的政策,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不管哪个国家出现问题,都会对另一个国家产生巨大影响,所以解决自身问题是第一位的,至于之后的副作用要具体讨论。

   

宋晓梧:刚才DavidDollar先生谈到关于两国劳动力市场的比较,由于发展阶段不一样,两国劳动力市场也相差较大。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最大的问题是行政分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分割,这在美国是不存在的。农民工已经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这样下去很危险,现在要搞城镇化,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如果实现了这一点,对于中国经济的平衡、城乡平衡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二是国有垄断行业的行政分割。美国国有企业非常少,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取决于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差距,而我国的行业差距是行政垄断造成的,垄断性行业有30%的收入来自特许经营权而非企业经营效益。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造成国有垄断性行业和一般竞争性行业收入差距的因素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只占40-50%,剩下超过50%是由于国家赋予垄断性行业的特许经营权造成的,包括资源占有、土地占有、定价权等。另外,美国在1929年经济危机时出台了许多重大的社会政策,比如工会组织权力、集体谈判权力等等,而我们对美国经历两次危机的研究集中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政策研究得很不够,这就造成在地方政府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损害劳动者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

   关于中国的收入分配,总体来看有所改善,但并不乐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2007、2010、2013年连续三次支持了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关于灰色收入的研究,根据这项研究,2013年的调查显示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比值是20.9(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8.6,相差很多),而2010年的调查结果(2008年的差距)是26倍,这就说明收入差距确实在缩小,但绝对数在大幅度上升。另外,针对灰色收入的调查,2007年是4万亿,2010年是5万亿,2013年是6.2万亿,逐年增加。

   

茅于轼:我想谈谈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大部分中国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结构有很大问题,你怎么知道结构不对?什么样的结构是合理的?我的理解是,所有商品要素价格达到供需均衡。比如土地价格,需求方通过拍卖来拿地,地价居高不下,而供给方是垄断的,没有竞争,农民不能卖土地,这就造成严重的结构问题。比如汇率多年来一直是管制的,造成进出口结构的不合理。再比如利率到现在还没有市场化,所以低利贷和高利贷同时存在,资金使用效率非常低,靠低利率资金生存的企业不能淘汰,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还有能源价格很低,国家大量补贴,北京的民用电价格非常低,改革以后很多商品价格上涨好几倍,唯有电价只涨了3倍。由此可见,结构扭曲造成价格的扭曲。

   相对来讲,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比较自由的,所以这两年劳动力价格上涨超过20%,这有利于结构调整,有利于收入分配,也有利于淘汰低效率企业。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不被认可的原因就是结构不对,于是价格也不对。调结构必须调价格,但现实情况是价格不想动,因此只能用行政命令来调结构。比如限制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关停技术水平较低的小企业等,这个办法行不通,如果不动价格就无法实现结构调整。反过来看美国的情况,美国也有结构问题,比如GDP由消费主导、投资不足等,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很多桥梁、隧道和铁路都是几十年前修建的,技术水平非常落后。不同的是,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而中国还不完全是,有必要做一个比较性研究。

   

贺力平:刚才Spence教授对美国宏观经济做了简短、全面的概括,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一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平衡,债务上限会不会在奥巴马任期结束之前再次被逐级,如果被逐级,会不会再次出现公共部门关闭的停摆事件,发生概率有多大。对于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计划,美国国会两党的看法有很大分歧,我们可以抛开政治因素,客观地从经济角度谈一谈看法。二是美国经常帐户平衡的前景。Spence教授谈到最近美国制造业的复苏,能否支持美国经常帐户逆差或者赤字减少?现在是2%,在未来三到五年会不会降到1%?甚至是结束(从1980年到现在)长达三十年的经常帐户持续巨额逆差的局面,我相信这一点对中美经济关系也有很大影响。请美方专家就这个问题再具体谈一谈看法。

   

王梅:我非常赞成刚才几位专家提出的观点,现在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有一个正在发生、令人关注但又有些失望的现象,就是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投资体系TIPP和TPP没有金砖国家的参与,如果这两个谈判最终实现,未来世界可能会变成一个二元世界,一个是有金砖国家参与,另一个是没有金砖国家参与。《经济学家》杂志把这种现象叫做“增加了很多门槛的全球化”。金砖国家处在不同发展阶段,政策制定和体制特征与发达国家不同,如果因此丧失参与规则制定的机会,这不利于全球经济均衡发展。体制间的融合应该而且终将发生,但是融合过程是动态的,是在发展中发生的。给不同体制特征和政策制定情况的国家一个参与的机会,提供一个持续的发展空间,这一点很重要。

 

郑新立:上个月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友好代表团团长到美国去宣讲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在与美国智库专家的讨论中,我们把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概括为三个趋势:一是中美经济的依赖关系,从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对美国过度依赖,转向中美双方均等依赖,特别是中国去年进口已达2万亿美元,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分享中国的市场,对于美国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是中美直接投资资金的流向,从过去美国向中国单向流动,转为中美双向流动,中国的高铁技术、通讯设备制造技术都已具备对美投资的能力。三是中美产业分工从过去垂直分工开始向水平分工转变,中国国内申请发明专利的数量连续三年居世界首位,国际专利申请量再过几年也会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将以自主创新技术带动产业升级。面对这三个趋势,中美经济合作的潜力更大,需要双方共同的智慧来推进合作。现在中美正在开展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在中美战略对话二轨机制的讨论中,美国企业家曾经提出能否开展中美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因为这比中美投资协议更重要。我想请Merit Janow教授和David Dollar教授预测和评价一下中美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

   

段永基:我提一点建议,希望大家重视经济全球化的因素。80年代、90年代我们曾经跟美国的五、六家企业合作,包括康柏、微软、TRW、NCR和波音等,和日本有十二家合资公司,像三井、三菱、富士通等,当时我们就感觉到,世界一流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已经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市场、资金和劳动力。一些有活力的国家,比如新加坡、韩国、以色列,如果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仅把眼光放在国内,那一定是没有出路的。当然这些都是小国,中美是大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国土面积辽阔,这与小国是不同的。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特别是随着很多颠覆性新技术的出现,未来将会是怎样的趋势?政策制定者和提供决策建议的学者应该更多的关注全球因素。

   

李剑阁:我同意刚才茅老师的观点。现在老说结构调整,实际上还是计划经济的思维逻辑,就是设计一个好的结构然后往这个方向调整。我在政府部门工作时多次讲到,“产业政策”这种提法是不对的,这是马洪从日本考察后引进的提法,当时中央领导非常欣赏,因为当时针对计划经济的改革找不到方向,觉得这种提法不错,“产业政策”由此进入中国官方词汇,1988年国家计委成立了产业政策司。此后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在起草中央文件的过程中,我觉得“产业政策”这个词误导了我们很多年。

   比如调结构,从1988年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了,国家计委每年都发布产业政策大纲,回头来看,有多少是对的?我记得当年国家计委的一个老领导跟我讲,计委在历史上做了很多蠢事,凡是不主张发展的后来都发展起来了,反倒是主张发展的都发展不起来。对“结构调整”这个词的理解,中美学者的思路不同,美国讲的是结构性问题,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是改革问题,不是比例关系,而我们的结构调整是“有计划、按比例”的概念。

刚才茅老讲到调结构是调价格,我觉得要稍微纠正一下,不是调价格,是改价格,通过市场形成价格,如果由发改委测算得出一个价格并依此进行调整,就会造成结构扭曲。刚才讲到垄断行业利润,就是算出价格的问题,如果不是算出这个价格,这就是一个倒贴的部门。

讲到利率市场化,我想请教美方专家,现在都认为中国的利率被压抑,利率要上升,我对此存在极大怀疑。美国、日本和香港的活期存款利率几乎是零,一、两年的定期存款利率几乎也是零,中国储蓄率那么高,资本供给应该是非常丰富的,资本价格应该很低,但为什么中国的资本价格居高不下呢?有一个因素是借款人没有自我约束,借了钱不想还,所以对高利率不敏感。如果利率市场化,同时保险公司强化对金融机构和借款企业强化约束,未来中国的利率应该是下降的。我想听听美方专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管涛:美联储的退出对新兴市场国家有很强的溢出效应,特别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遭受资本流出和货币贬值的压力,所以国际社会普遍呼吁美联储在退出过程中要非常慎重。美联储新任主席对这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指出新兴市场的问题要靠自己解决。我的理解是,对于大国来讲,当增长、就业和通胀的目标与对外平衡目标相冲突时,通常优先考虑对内平衡。美国人的逻辑就是美国好世界就好,这是他们制定宏观政策的背景。这对于中国来讲同样适用,国际社会不太理解中国改革的进程,比如认为中国的汇率改革滞后等,汇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其他改革的约束,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在汇率均衡合理水平稳定的基础上,按照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推进改革。要认识到大国在处理内外平衡的关系上有优先顺序,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中国的改革进程,不能一味求快、求全。

   关于美国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次美国经济复苏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讲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以往美国经济复苏会扩大进口需求,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长较快,但是这次美国制造业也发展起来了,特别是很多制造业又转回美国,产生进口替代的作用。

   

许善达:在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香港政府出手救市,当时很多人批评政府干预市场;次贷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国政府也出手救市,也有人质疑为什么让雷曼和美林倒闭,而不是AIG和“两房”?如果说香港做得不对,美国做得对不对?同样中国遇到类似问题,是让这些企业都倒闭还是其中一部分倒闭,如何选择?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简单地用一句“让市场做决定”来回答,如果那样的话,美国经济复苏根本不可能实现。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究竟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我想听听美方专家的看法。

   

David Dollar胡鞍钢提到我在危机以前写的论文,当时我预测中美关系在2000年的时候是不可持续的,后来的确发生了,对全球经济都产生了影响。我非常认同樊纲和MikeSpence在演讲中提到的观点,中美两国的结构性改革都面临挑战,但是如果能够实施这样的改革,对两国经济都有好处。

   关于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我认为美国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鼓励中方到州、市投资,我不认为有什么新的立法上的障碍,当然中国企业需要对美国的市场、立法和国情有更多了解。

   姚洋指出基础设施投资产生效益的周期很长,我们讨论的是效率,因为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更多的是由地方政府来做,这会影响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很快,债务占GDP的比例也很高,如果继续强调政府部门对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形成过度投资。

贺力平提出美国经常帐户平衡问题,这个不需要回到零,因为美国有能力应对规模不大的经常帐户赤字。Mike Spence谈到美国经济复苏需要更多投资,我们不希望看到美国经常帐户的投资增长。

关于金砖国家没有参与TIPP或TPP的问题,我的观点是,金砖国家从全球化中获益非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对外开放,但是金砖国家的贸易保护高于美国和欧洲。所以对于金砖国家来讲,最好能够采取行动推进贸易自由化。我希望金砖国家参与自由贸易协定,这对于他们是有利的。

   郑新立问到中美自由贸易的可能性,我觉得首先要达成双边投资贸易协定,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李剑阁问到利率的问题,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能够优先获得贷款,而效率较高的私营部门很难获得资金。

   

Merit Janow很多国家不愿把对外开放的程度量化,这是一个悖论。经济自由化要看采取何种形式,中国参与WTO已经有十三年的历史,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也从多边贸易体系中获益良多,而且中国很好地捍卫了自己的利益。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共同对WTO做出贡献是至关重要的,要找到一些办法来推动多边体系,防止它被进一步削弱。现有的争端解决机制正在发挥作用,这还不够,我们要通过合作来推动多边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如果中美能够达成双边贸易协定,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向投资者释放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两国将合作创造一个非歧视性的投资环境。

   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大幅增长,中国在美投资也在增加,我个人认为,美国并没有针对中国投资设定障碍。当然,美国对中国国有企业缺乏了解,不知道国有企业的决策者究竟是谁,对于这些问题要增加透明度。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愿景,所以FTA谈判非常重要,这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除非想好了一定要推动它,否则就不要轻易展开。根据WTO的规则,自贸协定就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所有行业都要对外开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把所有关税都降到零,美国平均关税已经很低,中国有些关税是上升的,有很多领域还没有对外开放,可能是考虑到国内的因素不得不这样做。

   

Daniel Wright我们这些年也在探讨双方的投资协定,这是一个重要的关系。从中国利益的角度来讲,BIT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实现双边投资的保护,其意义非常重大;二是在2001年,美国完成了一个模范的双边投资协定,很多人认为BIT可能会提供一个清晰的指导国有企业投资的指南,其实最主要的是确保投资的质量,不管国有投资还是非国有投资。

   

Mike Spence转型在减缓,要实现调整会面临很多困难。我同意刚才樊纲先生的观点,比如让市场起决定作用,而并不是由政府定价,再比如说不用集中发展某个行业,而应根据经济、技术条件提供一个结构。

   关于投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我们需要高回报的投资、政府服务以及国内消费等很好的组合,消除一些低回报的社会和私有部门投资,但这很难计算。比如高速英特网基础设施,到底会不会影响经济、供应链和教育?这个清单很长,很难计算准确的收益,只是猜测。能够确定的是,政府角色应该发生变化,要去投资于能够创造更好环境的项目。关于定价,改革的方向是自由化和放松监管,当然这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把经济的大部分转向竞争性经济,就可以促进相应的创新。如果一个企业要发展很好,它要去应对各种威胁,必须进入新的行业,发展新的业务,要允许各种各样的企业进入某些行业,所以竞争是非常关键的。要管理庞大的公共资产,以这种方式去促进创新、鼓励竞争,这可能是政府的重要选择。大家都谈到奥巴马医疗方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革,到底它会对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取决于是否会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企业的成本。如果带来不确定性,它就是负面的。

   

Richard Fisher我谈一下夏斌先生讲到的美元的问题。你刚才提到如何进行调整,我们一般在应急情况下才会使用掉期来提供美元资金,与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和加拿大央行等进行美元互调,比如“911事件”之后以及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市场委员会决定采取这种工具。2008年2月10日,当财政支持达到峰值,我们激活了很多资产来应对欧债危机。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在美加自由贸易区,墨西哥、加拿大的美元也进行互调,都是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另外我个人认为,只是在紧急的情况下,和中国的银行之间进行美元互换,现在还不是完全开放的经常项目,近期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William Owens在过去的一年中,我有75%的时间都在美国和香港,也帮助很多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参与美国的一些项目。在合作过程中我发现,两国文化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会带来一些障碍。比如中国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很少回复电子邮件,而美国人如果没有收到邮件,他们的积极性就会降低。当然,障碍会逐步去除,合作伙伴关系是更重要的。Gartner的研究表明,中国在知识产业方面是落后的,比如数据中心、大数据分析,在过去五年中,中国在支持行业和IT的排名都在下滑。刚才Mike Spence也讲到,韩国积极地发展了IT行业,最后也因此改变了整个国家。就美国而言,可以和中国达成合作伙伴关系,帮助像华为、百度、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让中国变成IT支持方面比较强的国家。

   

许善达:今天的讨论很充分,信息量很大,很多人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宣布,第四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