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新词要传递怎样的新信号？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全要素生产率是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

　　记者：很多人对全要素生产率这个词还比较陌生，先请您通俗地解释一下。

　　蔡昉：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比如，某个工厂劳动力、资本等所有生产要素投入都没变，正常情况产出也保持不变，结果产出增长了5%，这多出来的残差5%就是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由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微观生产效率两部分构成，它更多是技术进步、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发挥作用产生的增长。从微观层面上讲，企业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开拓了新市场，开发了新产品，改善了管理，体制改革激发了人的积极性，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宏观层面上讲，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比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记者：在以往我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蔡昉：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依靠投资增长所带来的资本劳动比上升。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1978—1994年期间，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达45.3%，2005—2009年大幅提高到64.7%，预计2010—2015年将进一步提高到65.9%。在上述三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46.9%大幅降低到31.8%，并预计将进一步降低到28.0%。

　　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唯一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可以让经济增长实现有质量的速度

　　记者：当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政府工作报告》首提全要素生产率，您理解是要传递怎样的信号？

　　蔡昉：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原来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减少，农民工数量与去年相比只增加了1.3个百分点，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日益普遍化，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再加上资源、环境等硬约束增加，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我国经济传统的增长动力正在减弱。

　　新常态下，继续依靠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显然不可持续， 而且一味用提高资本劳动比的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会遇到资本报酬递减这一瓶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唯一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如果我国不能把经济增长转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轨道上来，经济减速乃至停滞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绝非危言耸听。

　　日本就是一个未能成功实现这一转型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但对于这种发展阶段的变化，日本经济做出的反应是资本深化，投入更多的物质资本，提高劳动力的人均资本数量。在日本经济平均劳动生产率中，资本深化的贡献率从1985—1991年期间的51%，大幅度提高到1991—2000年的94%，而同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从37%一直下降到-15%，这也直接导致了日本经济长期徘徊不前。

　　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我国经济迫切需要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从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转到更多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轨道上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创新驱动就是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这些表述表明，我国要在新常态下启动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动力，让经济增长实现有质量的速度。

　　进一步创造“优胜劣汰”的良好环境，让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支配作用

　　记者：那现阶段，我国怎样更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蔡昉：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增长中迄今表现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构成部分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所创造的资源重配效率。未来我国经济增长还需要继续挖掘这一潜力。比如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二、三产业提供更多更为稳定的劳动力，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雁阵式”转移，都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同时，还要开发新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新常态下，各类创新要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更重要来源。当前，我国在科技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体制机制也不够成熟，甚至还存在着各种扭曲，还有较大的创新完善空间。这些都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仍握有后发优势，通过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仍有大量低垂的果子可供收获。

　　记者：政府应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蔡昉：政府需要进一步创造好的政策、制度环境，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生产要素更自由流动，资源更有效配置。换言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要充分释放改革红利。

　　经济学家把创新看做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就是说只有使生产率和竞争力低下的企业退出经营，使生产率表现更优的企业发展壮大，整体经济才可能成为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政府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创造性毁灭环境。美国研究表明，制造业内部表现为企业进入、退出、扩张和萎缩的资源重新配置，以及由此发生的优胜劣汰，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高达1/3—1/2。如果在同一行业中不同企业生产率差距较大，就意味着资源没能很好配置。没有优胜劣汰的压力，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就没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政府要通过创造良好的创造性毁灭环境，让缺乏效率的企业消亡，让有效率的企业生存发展，让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支配作用。

　　记者：这种创造性毁灭是否会直接冲击就业呢？就业可是民生之本。

　　蔡昉：不少地方政府总以就业为借口，不太舍得让低效率的企业垮掉，这其实妨碍了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创造性毁灭，就是不再保护企业，不再造就“僵尸企业”，但政府要完善兜底型保障，要在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与岗位的同时，通过完善的社保体系将人保障起来，通过“不保护岗位但保护劳动者”的机制，让劳动力从低效的旧岗位，优化配置到高效企业创造的新岗位。政府不要过度担忧企业死不死，而是要看死了一些企业的同时，是否又新生了一批更有活力的企业。

　　研究表明，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徘徊不前，归根结底是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对低效企业和夕阳产业进行补贴，造成了过多的低效投资甚至“僵尸企业”，而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投资就相应减少了。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关键还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记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怎样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蔡昉：对于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育比较成熟，体制机制比较完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我国也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存量，发挥后发优势，继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同时加大自主创新力度，让创新成为新常态下驱动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破除制约资源合理配置的机制体制障碍，任务还很重。因此，深化改革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最为直接和明显。比如逐步打破一些领域的垄断、有序推进国企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不仅有助于让更高效的非公经济壮大，也有助于提高国有资产的配置效率。据测算，通过改革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以为经济增长贡献1个百分点。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要坚持这一原则，谨防政策扭曲。无论是政府人为挑选市场赢家，还是政府不能维护好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都不利于创造性毁灭机制的形成，从而妨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