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放松宏观经济政策的措施，但今年第1季度GDP增长率仍再次下跌。在5月4日北京大学的“朗润格政论坛”上，包括林毅夫在内的几位经济学者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林毅夫提出，过去几年中国经济持续性的增长减速更多的是由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导致，政府应该以更加积极的财政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逆周期的干预。

　　林毅夫指出，经济持续下滑，可能带来的风险包括失业率上升以及局部的金融危机。

　　林毅夫驳斥了这几年经济减速是因为体制机制、结构问题的说法。他表示，体制机制的问题，在2011年以前也存在，经济下滑肯定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但更多是外部性的周期性因素。他表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都在跑得更慢，出口因为国际经济形势不可避免地跑慢了；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是本世纪以来最低，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四万亿投资大多已经建成，没有新项目的话投资就会下滑；社会零售总额增速也在减缓，是因为失业可能性上升，大家对未来前景感到不明朗。

　　因此，林毅夫指出，政府有稳增长的责任，没法依靠出口，就要依靠内需，依靠投资。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的有利条件、稳增长的措施非常多，“只要认识上是正确的，不受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左右，保证7%的增长甚至超过7%完全有可能。”他指出，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在7%左右，但应该要力争超过7%，“十三五”期间也一样，7%应该是设定的底线。他还认为，中国未来5年GDP增长达到7%或以上没有问题，问题是能不能把有利条件用起来，“一个千万富翁不吃饭的话也会饿死”。

　　林毅夫表示，中国依然有很大的投资空间。

　　他指出，过去投资的基础设施主要是连接两个城市的，比如高速公路、铁路、机场；但是城市内部的，比如地铁、各类管网、城镇化投资空间依然大，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也都很高。此外，中国的政策空间很大，政府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低，问题只是过去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借短债做长期投资，期限不配套。中国的储蓄率也很高，因此财政政策空间足够大，货币政策空间也很大，即便两次降准，准备金率和利率还是很高。

　　林毅夫驳斥了有关产能过剩、环保、基建投资的“似是而非”的观点。

　　他指出，很多人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是因为以前经济增长非常快，现在经济增长比起以前少了3、4个百分点，因此相关行业肯定会产能过剩。但这些行业可以转型升级，可以投资其他的基础设施。有些行业之所以产能过剩，是因为需求减少，如果搞投资就要搞建设，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的需求就会上来。

　　他认为，不是说经济增速下来了，环境就会改善。环境问题主要依靠加强监管。如果要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就会推迟进入高收入的时间，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他拿印度与中国对比，说明服务业对经济的拉动远没有制造业大，现在说把产业结构调整到以服务业为主为时过早。

　　他还反驳了基建投资回报率低的说法。他指出，基础设施投资折旧率低，投资回报是长期的，而且基建投资往往具有正面的外部性。“基础设施应该做，而且应该政府来做，什么时候做？经济下行的时候做。我很高兴的是，4月30号的政治局会议上，对当前经济形势做出全面评估后，审时度势，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基本上主张让财政和货币政策在投资上发挥作用。”

　　此外，林毅夫指出，产业投资上也大有可为。他将产业分为追赶型、赶超型、退出型、“弯道超车”型和战略性，而对每一类型的产业，政府都需要通过不同方式去支持。

　　具体来说，第一类追赶型产业，在海外并购、利用国外技术、招商引资(把国外的优秀企业吸引到国内设厂)方面有很大空间。政府在其中应该扮演它的角色，比如去海外收购需要钱，也需要外交签证、人才、法律、金融、会计等方面的服务；第二类赶超型产业，指技术已经国际领先的产业。对这类产业，政府需要支持基础研究，支持国际领先的企业并购国外其他曾经领先的企业；第三类退出型产业，这类产业在国内看是产能过剩，但这些产业大部分的投资也是最近十年开始的，所以它们的技术还是非常新的。“一带一路”可以把中国这些产业的产品卖出去，也可以把生产基地搬出去；第四类“弯道超车”型产业，以人力资源投入为主，研发周期非常短。比如很多互联网业态，这类产业也需要政府的支持；第五类是战略性产业，资本投入大，研发周期长。但是这类企业会带来配套产业，对地方经济增长有好处，地方政府也应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