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定的题目是“从三次国际经济危机得到的经验教训”，今天下午又加了一个副标题：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的创新。党的十八大开始提到这个问题，2014年政府报告又明确提到宏观调控的创新，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三次国际经济危机，是指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有2008、2009年开始的美国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2011年以后出现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三次危机对世界经济有很大的冲击，对中国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对这三次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些应对措施有不同的特点，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在国际上的反响也有所不同。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对策，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人民币不贬值。

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各个国家的应对危机之策，就是如何设法减少自己的经济损失。普遍的做法基本是，主动以各种方式使本国货币贬值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因为货币贬值以后可以增加出口，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当亚洲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以后，其它各国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也包括台湾地区，都在纷纷使自己的货币贬值以求自保。但是，在诸多的东亚经济中，有一个地方不能这么做，它就是香港。因为香港的政策是港币和美元挂钩，香港经济是和美国经济绑在一起的，这也是保持香港经济繁荣的重要政策之一。因此当亚洲金融危机来了，其它国家都可以搞货币贬值，唯独香港无法用这个办法来减少它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所受的损失，所以当时香港的楼市、股市一塌糊涂，一泻千里。

    还有一条是政治上的原因。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在回归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国际上有不少人质疑，香港回到中国以后中国政府如果管理不好，它的经济就会出问题。巧合的是，1977年7月1号香港回归中国，正好碰上1997年夏天爆发亚洲金融危机，香港经济一片箫条，似乎也给那些质疑的声音提供了证据。当时我们面临的任务，不仅仅要搞好大陆经济本身，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设法来保护香港的经济，帮助香港经济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政策是人民币不贬值。

    人民币不贬值，等于把人民币和美元挂上钩了，港币也是和美元挂钩，一个很简单的数学等量代替，就等于人民币和港币挂钩了。我们用庞大的大陆经济来保护香港的经济，使香港经济能够止住当时凶猛下跌的趋势，逐步取得了复苏。执行了人民币不贬值这样的政策，大陆经济和香港经济都能够比较有效地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得到一些恢复，成绩是肯定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执行这样的政策，我们在其他方面也遭受了一些损失。

    一是我们出现了通货紧缩。这张图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红线是GDP增长率，绿色是CPI。我们国家价格波动的特点，是绝大多数年份绿线在零线以上，就是通货膨胀，而且有时候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最高点是1994年，通货膨胀率曾经高达24.1%。唯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2000年前后这几年，绿线是在零或者零以下，那段时间出现了通货紧缩。

    从经济学上来讲，在一般情况下，宁可有点通货膨胀也不要通货紧缩。为什么？从短期来看，通货紧缩能给消费者带来好处，商品便宜了，大家可以多买一些东西，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但是从长期来看，通货紧缩不利于经济发展。我们每一个人天天都辛辛苦苦地工作，就是希望以后活得比现在好一点。如果你想以后比现在活得好一点，就需要有比现在更多的收入，所以你就必须要有比现在多的产出。如果你要有比现在多的产出，就一定要使以后的生产规模比现在大，或者生产效益比现在高。因此，你现在就要投资，因为你不投资这些目标就实现不了，你也就没有办法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你要投资就要限制自己的消费，把这部分收入拿去投资。一个人必须具备两种功能，一个是消费功能，一个是投资功能，这样才能使人活下来，而且以后活得会更好一点。

    马克思讲，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家才具备投资功能，而工人阶级只具备消费功能，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来工资养活自己和家庭。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一个劳动者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只具备消费功能而不具备投资功能。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工人名义上是当家作主，但是仍然只具备消费功能，不具备投资功能。那时候居民把很少的余钱存起来，既不叫存款，也不叫投资，而是叫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投资功能在国家，是国家从资本家手里接替了投资的功能。只有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搞市场经济了，中国的老百姓才逐步成为一个完备的人，他不仅具备消费功能，而且也开始具备投资功能，普通劳动者买点股票，存点钱，买点债券，都叫间接投资。

    假如我决定限制现在的消费，拿出一些钱去做投资生产矿泉水，预计两年以后投产。现在矿泉水是一块钱一瓶，如果两年后我的工厂投产，矿泉水依然是一块钱一瓶，我就会愿意投资。如果通货膨胀了，两年矿泉水能卖到一块五一瓶，我的投资积极性就更高。但是，如果通货紧缩，两年以后矿泉水只卖到七角钱一瓶，我投资意愿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投资。所以我们宁可有点适度的通货膨胀，而不要通货紧缩。由于我们采取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从1998年以后一直到2002年，我们都是处于一种通货紧缩的状态。

    日本萎靡不振的关键因素，是日本经济长期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所以安倍敬三采取一系列宽松政策来刺激日本经济，期望尽快扭转通货紧缩状态。前一段时间欧盟国家价格出现了下跌，只有1%左右的CPI，引发一片担忧，怕欧洲陷入通货紧缩状态。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现过一段通货紧缩，也就是唯独这么一段时间，在其它的年份都处在通货膨胀状态。

    另一个问题是，当时中国经济的走势和世界经济的走势发生了背离。（PPT）上面的绿线是中国经济，底下的红线是世界经济。虽然中国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高，但是趋势差不多，走势是一样的。一开始都是受影响下跌，后来慢慢都有所恢复。但是仔细的分析一下的话就会发现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到1998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趋势是一样的，都是在向下走。但是到了1999年世界经济开始上升，1998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是2.5%，到1999年已经提高到3.1%。中国经济1998年是7.8%，1998年继续下降到7.1%。到2000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趋势都是在向上走，但是你仔细去分析它的数量，2000年世界经济已经恢复到4.7%的增长率，已经高于1997的危机爆发之前的4.2%的增长率，而中国经济到2000年只恢复到了8%，仍然低于危机爆发时候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和胡锦涛交接，两位领导同志都在讲“抓住战略机遇期”。这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口号，正是因为在十六大前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有这样一个趋势上的差别，我们的最高领导人提出来，要紧紧抓住新世纪初的战略机遇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继续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呢？就是当时我们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所带来的结果。    

    我们应对前不久美国金融危机，采取的对策简单来讲就是4万亿刺激计划。当时采取4万亿刺激计划是必要的，这个计划也产生了非常积极和重要的成果。社科院做过一个模拟，用反事实的模型方法做一些定量的研究，得出来的结论是，我们的4万亿投资计划对2009年GDP增长贡献了1个百分点，对2010年GDP增长贡献了0.7个百分点。如果我们没有这1个百分点，当时的经济增长就会出现大的问题，这一点首先是要肯定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是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措施，这样一个计划必然会对其它的一些方面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去分析，分别是通货膨胀问题、产业结构逆向变化的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和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问题。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前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通货膨胀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通货膨胀？首先，2008年在执行4万亿计划之前，当年银行新增贷款增长15%。2009年开始执行4万亿计划，新增贷款增加量一下增加了32%。到2010年又增加了差不多20%。这样大量的贷款增加，使得流动性大大增加，造成了出现通货膨胀的流动性基础。

2009年开始实行4万亿计划的时候，这4万亿里面只有1.18万亿是政府从财政里面拿出来的真金白银，剩下的两三万亿从哪来呢？就要从各个方面去融资，包括银行的贷款等等，最终造成的是流动性大大的增加，明显的增加了通货膨胀压力。一般来讲，欧盟认为通胀率在1%-2%算是正常的价格波动，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稍微放宽到3%。3%-5%，叫做温和的价格上涨，不会产生什么太严重的问题。超过5%，就是需要密切关注的通货膨胀了。超过10%是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

从这个图可以看出来，因为通货膨胀有滞后性，2011年年度通货膨胀率5.4%，已经进入了比较危险的状态。如果看月度通货膨胀的话，2011年有四个月的月度通货膨胀超过了6%，这是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产业结构出现了逆向变动。从十六大开始一直到十八大，我们都在强调调整产业结构。一个最重要的产业结构调整，就是我们希望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上升，相应的工业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下降，这是我们的要求。“十二五”规划提出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要进一步提高。但是在执行4万亿计划的那几年中，2009年、2010年这两年的产业结构出现了逆向变动。2009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46.2%，到2010年上升到46.7%。200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43.4%，到2010年下降到43.2%。我们原本希望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但是它上升了，我们希望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但是它下降了。

    此外还有产能过剩和地方的政府性债务的问题。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型的债务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多方面的，而且这两个问题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们采取4万亿计划之前就已经存在，由于4亿万计划的执行，使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也变得很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问题又进一步恶化了。

    应对前两个危机，对亚洲金融危机，我们采取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在美国金融危机中，我们采取的是4万亿计划的政策，当时国际上都是一片叫好之声，都说中国做的好，做的对，中国拯救了世界经济。但是到了第三个危机，也就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时候，我们听不到国际上像以前那样热情的表扬了，好像中国不再是救世主了，反而听到是一片质疑甚至是批评。的确，在应对欧洲土权债务危机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与以往两次危机不同的政策措施。最早的表述是2013年夏天，达沃斯夏季论坛在大连举行，李克强总理有一个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我们要兼顾当前和长远，稳定宏观经济政策，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着力激发市场活力，着眼转型升级，调整优化结构。

    在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如何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当时那一两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李克强在大连讲要兼顾当前和长远，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着眼转型升级，调整优化结构。经济下行时，用短期刺激政策把经济增速提高，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是权衡利弊，这无助于解决深层次问题，因此需要选择既利于当前，更惠于长远的策略，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在应对危机冲击的时候，要想到深层次的问题，要想到长远的问题，要想到政策稳定的问题。当时的财政政策是什么？李克强总理的表述，叫做坚持不扩大赤字，而是调整支出结构，压缩行政开支，加快支出进度，对小微企业实行税收优惠。货币政策什么呢？是要保持定力，即使货币市场出现短期波动，也沉着应对，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管理好流动性，重点通过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通过加强监管和规划发展，积极化解财政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以前在四万亿计划的时候，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扩大赤字。2008年我们的财政赤字只有1700亿，到2009年一下扩大到7000多亿，增发国债规模。2013年的财政政策还叫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它是通过调整结构，加快支出，压缩行政开支，对小微企业实行税收的优惠，来起到扩大赤字的效果。我们的货币增长还是维持着那个公式，就是说GDP的增长速度加上通货膨胀率，等于货币的增加速度。比如说全国一年只生产1瓶水，这瓶水10块钱，它的生产和流通需要多少货币呢？需要10块钱。如果明年一下子增长了100%，生产出2瓶水来，还是10块钱一瓶，需要多少货币？需要20块钱。如果这瓶水今天10块钱，明天变成15块钱了，又生产出两瓶来，需要30块钱。这个公式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加上价格上涨等于货币供给的增加速度。

    看一下刚才的表，2008年15%，经济增长10%左右，通货膨胀率上升了三、四个点。这个公式在一般情况下不是严格的等于号，在经济上升的时候应该是大于等于号。就是说货币增长速度要大于等于经济增长速度加上通货膨胀。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贷款增长15%是基本合理的，它略大于经济增长速度加上价格上涨。而2009年的32%和1010年19.9%，就明显地大于了那个实际需要。所以，在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时候，我们的货币政策是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年初制定的M2的增长速度大概是14%，它基本上是略大于经济增长加上通货膨胀。所以这个才叫做稳健的货币政策。

    我们比较熟悉的九个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是在2013年中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来的。我们要兼顾三个方面，不再像以前那样只强调稳增长，而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当时李克强提出来一个“合理区间”的概念，要根据经济发展潜力和当前实际，科学确定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守住稳增长、促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线”。这个概念提出来，当时被理解还有一定的困难。比如下限是7.5%，是个大的数，上限是3.5%，是个小数。一个讲的是GDP增长率，一个是通货膨胀率，这两个怎么可以放到一个区间的两头呢？学数学的人会认为这个说的太没道理了。但是它是很形象的。这个概念从2013年年中提出来以后，现在大家都接受了，国际上也都认可了，觉得讲的比较形象，可以比较深刻的说明实际的情况。

    提出这样一个合理区间的概念，李克强讲：只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宏观经济政策就要保持基本稳定。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调整经济结构，推动改革创新，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这就是我们在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来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就是说要对宏观调控进行更深刻的思考。而且不仅仅是思考，而是要对我们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有效的反思。

    原来我们宏观调控的目标是政府干预，扩大财政支出，搞这一套的目的就为了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宏观调控不仅是一个经济速度，而且还提出来政策手段的机制化，宏观调控需要有一套东西限制它，不能够随意来。所谓机制化，就是不是随意的，是有规律可寻的，是有原则要遵循的。十八大讲的是加快宏观调控机制化的建设，到了三中全会《决定》讲的是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表述，比以前我们对宏观调控理解的范围是大大扩大了。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有四条：

    1.要保持经济总量平衡。这也是以前我们理解宏观调控必有的内容。

    2.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率布局优化。这是以前没有想过的。

    3.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这个以前想到过。

    4.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又是以前没有想到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描述的宏观调控提出来的四条，有两条是我们能够理解的，第二条和第四条则是以前没有想到的。

    三中全会提出来宏观调控的内容包括：

    1.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短期的调控措施要和中长期的总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相符合。

    2.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

    第二条前半句是我们以前知道的。三中全会《决定》里面进一步要求，不仅仅要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主要手段，而且还要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的机制化。也就是说，还要有一个原则，有一个框架来管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不能随意的想干嘛就干嘛。机制化这个词确实是很重要的。

    3.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

    现在又讲到了这两个主要的政策要和其它的政策要协调配合，是需要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和实践，结合理论的分析，去研究究竟怎么去做，从理论上应该怎么描述这些话。

    4：相机抉择，增加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协同现在是时髦词，在经济政策上，在宏观政策上，宏观调控上，究竟如何协同？如何理解协同？

    5：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    宏观调控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一家的事情，它也应该是对外开放的。要去参与国际上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这个协调，要推动国际经济的治理结构的完善。这是三中全会《决定》对于宏观调控专门讲的一段，主要讲了两个内容，一个是现在对宏观调控的任务是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另一个是宏观调控工作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最新的一个表述了，讲的是要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不光是对宏观调控的思路创新，还要对宏观调控的方式创新。比如刚才讲到协同，就是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目的，是为了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了这样一段话：面对跌宕起伏的经济形势，我们保持定力，明确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只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就集中精力抓住转方式、调结构不放松。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取向不动摇，以增强市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    

    我们回过头去看，2012年召开的十八大，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直到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这三年中的这三个文件，对于宏观调控一些表述的演化过程，我们可以感受到宏观调控思路的创新。当然我们还需要积累更多的经验，表述的变化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说明它是在与时俱进，它也需要创新，真正把它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理论，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还需要积累更多的经验。

    接下来来讲讲在当前我们为什么加强宏观调控，为什么对宏观调控要创新？

    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来，说我们现在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经济增长的内升动力尚待增强。我给大家做一些分析。

    从国内来看，2012年GDP增长7.7%，2013年GDP增长还是7.7%。看起来这两年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的去分析一下，我们会发现这两个7.7%的背后是有不同的。

2013年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长是9.7%，比2012年降低了0.3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是反映实体经济增长的情况。201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是19.6%，比2012年的投资增长下降了1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是反映实体经济状况的，制造业投资2013年增长了18.5%，比2012年下降了2.8个百分点。而且2013年的18.5%的制造业投资的增长是2000年以来最低的。非国有的企业2013年是投资增长是22.4%，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快。但是22.4%比2012年的话，还是下降了2.4个百分点。2013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7%，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9%。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比2012年下降了2.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比2012年下降了1.4个百分点。2013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长11.5%，比2012年的数据下降了0.6个百分点。2013年财政收入增长了10.1%，比2012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低2个多百分点。

    这些数字说明，如果我们看GDP的话，2012年和2013年增长率都是7.7%，但是我们去认真分析投资和消费，分析居民收入和工业生产，就可以看出来有比较明显的下降。

    再来分析今年一季度的数字。今年一季度的投资、消费、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与去年同期比增速都是在下降。从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的话，2013年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为50%，比2012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进出口贡献率继续下降到负的4.4%。资本形成的贡献上升到54.4%，比上一年提高了7.3个百分点。在两个7.75%背后的那些数字，反映在三大拉动经济增长因素的贡献率来看，都出现了我们不太希望的这样一种变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CPI和PPI。CPI这些年一直保持着一个正的2%、3%的上涨，但是PPI已经连续25个月是负值了。这样的话，在CPI和PPI就出现一个剪刀差，这样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CPI和PPI的背离，显示出我们实体经济增长的困难，暗含着我们产能过剩的问题，因为价格上不去就会大大影响供给的积极性。

    当前存在经济下行的压力的原因，应该从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来分析。长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急需转变的长期因素，又有许多需要我们积极应对的短期因素。

    从长期来看，有四个因素使我们增长速度应该减慢的：

    1.不再单纯追求高速度，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统筹经济增速、结构调整、提高质量效益多目标发展。邓小平给我们制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翻两番”，它是一个纯经济增速目标。当时的中国经济实在是太落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描述是，我们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面临崩溃的边缘。所以邓小平给我们的目标就是一个，把经济搞上去，把经济增长速度提上去。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现在是世界第二了。但是各方面累积和沉淀下来的矛盾和问题，告诉我们不能再单纯的去追求高速度，必须要实现一个多目标的发展。

    习近平主席讲的中国梦，就是一个多目标。经济发展是实现多目标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更不是全部条件。要实现多目标发展，经济增长是要减速的。

    2.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就是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在减少，这也会影响我们的增长速度。劳动力供给相对宽裕的局面不复存在，劳动力成本在刚性上升。

    3.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减缓，资本形成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有所趋降。我们特别强调，结构调整是要加强第三产业，加强服务业。服务业的单位劳动效率，特别是普通的、生活性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低于工业和制造业的。所以这样一种结构的调整，也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

    4.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考虑这些因素，考虑生态的因素、资源的因素和环境的因素。

    从长期因素来看，经济增长速度是要减慢。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以后，很多发达国家意识到他们存在服务业过度发展、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的存在。所以他们一方面试图实现再工业化，另一方面加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使得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经济环境日益严峻，这些也会对我国经济形成较长期的下行影响。习近平所讲的“倒逼”，就是外部条件不像以前那么自由自在了，是越来越趋紧的，迫使我们更加重视做好自己的事情。    

    从短期因素来看：

    1.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2.增长速度的一个较大的降幅，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较大，克服这些影响的冲击需要一定的调整时间。

    3.在特殊时期针对特殊问题的政策措施的特殊性，刺激措施不可避免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产生了一些影响，一定时期内消化这些影响的话也会带来经济下行压力。

    在分析现在下行压力的时候，要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去看原因在哪里。我们怎么去认识和如何去化解经济下行的压力呢？要区分产生下行压力的长期趋势素和短期波动因素，对这两种因素要做不同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刚才讲的那几条长期因素，要正确认识现阶段出现经济下行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不能够没有办法也不应该去阻止，它是客观的必然的。因此，我们要积极面对经济增长换档降速的现实，把握这样一个机会，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步伐。

    现在有几个新的提法，是习近平和李克强总理都谈到的：

    1.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2.我国经济基本面没有改变，必需适应“新常态”。

    3.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确保经济运行出于合理区间。

    这些思想应该好好的去研究，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做好，克服经济下行压力的工作。特别是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它的意义在哪里，有以下几条：

    1.明确调控区间的数量界限，极大加强了调控政策措施的科学性、合理性、透明性、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可预期性，以前外国学者跟我们讲，中国的政策不可预期，现在政策就可预期了。比如发改委还没有调油价，那些投资公司早算出来了，说你这两天该调了。。你的机制和大的原则在那里，人家根据你的机制和原则就知道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搞出其不意实际上不是好办法，一定要使你的政策是可预期的。之所以能可预期，是因为你的政策背后是有规矩的。

    2.明确把保障就业放到了更加重要、更加优化的位置，只要就业水平有保障，增长的下限和物价的上限可以有一定弹性。李克强总理讲了下限7.5%和上限3.5%，也是可以有弹性的。就业是必保，没有弹性。只要就业水平有保障，增长的下限和物价的上限是可以有弹性的。核心目标刚性最大的是就业。

    3.短期宏观调控要围绕长期目标实施。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中时，宏观调控更多考虑的是长期目标实现的问题。

    4.保持定力，沉着应对，针对具体问题出台综合施策，兼顾宏观微观，更加注重微观，精准发力，有效降低政策成本，实现政策效益最大化。

    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样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有一次有个人给我提了一个问题，说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区别是什么？当时我想了想，说宏观经济学讲的是总量，微观经济学讲的是效率。为什么微观讲效益？效益是有边界的，在某个边界之内效益最大化。宏观经济学是无边界的，是整个都包括的，怎么去讲它的效益？宏观经济学讲的是GDP、价格、就业，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结合，是说你也要考虑在宏观层面上怎么体现效益。所以讲合理区间，要求我们要兼顾宏观、微观，更加重视微观，要精准发力。精准发力的目标是要降低政策成本，使政策效益最大化。我们讲宏观调控也得讲讲效益，讲讲成本。现在有个词叫微刺激，不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就可以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

    5.在宏观调控中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更坚定地把应该由市场解决和能够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解决。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