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题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

    中国对外投资迅猛地增长,数量很大，成绩不小，但是问题也不少。在这种背景下,三中全会确定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到底应该怎么做，政府应该怎么做？今天想借这个机会，把我在工作中的一些思考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今天我谈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现状与意义；二是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机遇；三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挑战与风险；四是打造世界级跨国公司的战略与建议。

过去十几年，中国对外投资增长得非常快。2003年全国的对外投资只有28.5亿美元，到2013年已经达到了1078亿美元。2006年以前，我们对外投资统计还不包括金融的对外投资，2006年以后我们的统计开始分两块，一块是金融类投资，一类是非金融类投资，这两类投资增长得都很快，非金融类投资增长的更快一点。2013年全球投资增长相对来说比较慢，而中国对外投资增长非常快，增长率达到了22.8%，中国已经连续两年位居全世界的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从1993年开始，中国连续多年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外国资本大量流往中国，是投资净注入国。谁也无法想象，从本世纪之初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的对外投资就超过了千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的对外投资国。

    截至到2013年底,一共有1.53万家的大陆企业，在境外包括在香港特区设立了2.54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这些企业分布在184个国家和地区，比2012年又增加了5个国家。累计下来我国对外投资的存量是6604.8亿美元，比上年排名前进两位，位居全球第11位。从存量和流量的排名可以看出，我们毕竟是新兴的对外投资者，所以存量排名相对落后。一些老牌的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流量虽然被中国超过了，但是它累计下来的海外投资存量还是比我们大。

    中国对外投资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很简单就是“快”。在过去十年里复合增长率38.5%，这么快的速度在其他的国家很少见。

    第二个特点是“多元化”。我们的企业海外投资是多元的，投资的分布是多元的，行业也是多元的，几乎涵盖所有的行业。

    第三个特点是从中国企业的整体来说，国际化经营的程度还很低。尽管我们已经变成了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有很多公司在全球很多地方都布了点，但是国际化程度还是非常低的。有关部门统计，在2011年我们50家“最具全球竞争力中国公司”的海外业务占比27%，远低于世界非金融100强跨国公司62.3%的水平。

    第四个特点,中国大型跨国公司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到2013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国有企业占到55.2%，这是纯国有的。还有有限责任公司，虽然股权是多元的，但其中大部分是国有控股的企业。纯粹的民营企业只占到2%，外资企业占了1.3%。在我们跨国经营百强中，有90家是国有企业。原因就在于，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一个经济体。我们在改制的过程中又进行了很多整合，国有企业本身有抓大放小的改革。比如中石油、中石化都是当年把整个石油系统和石化系统所有央企并在一起形成的大型央企。现在很多大型央企，通俗的讲是先有孙子辈的公司和儿子辈的公司，再有做爸爸的公司。国内的大企业主要就是国有企业，在世界500强里面，中国企业已经达到100家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所以说，这是一个计划经济的遗产。

    国有大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国内人们可以理解，但是到了东道国，人家未必理解这一点。看到中国的国企在海外投资，西方就会抱怨或者指责，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可以在国内得到一些低成本的融资，到国外来投资到底是想赚钱还是有其它什么目的。实际上，我们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是抱着商业目的在搞对外投资，由于东道国本身国有企业很少，他们就不理解，会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这也是我们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一些独特的障碍。

    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尽管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只有6600美元，在全世界大概排在八、九十位的水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仍处于中期偏后的阶段，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的完善，特别是区域的发展不均衡，还有很多欠发达的中部、西部省份需要大量的投资。在这个背景下，为什么国家早在本世纪初就提出了走出去战略，积极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从国家层面来看，推动中国的企业开展国际化的经营，至少有下面这四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一个大国要想建立它在全球的地位，必须要拥有一大批能够在全球整合资源的本国跨国公司来支撑。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和强国，一是靠强大的军事实力，二是它对全球规则的主导权。三是靠美元的国际货币的地位；四是靠美国自身的一些跨国公司来掌控全球生产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中国现在是全球的IT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IT产品出口国。但是在IT产品里面，我们的芯片用的是Intel和高通的，操作系统用的是微软的，手机很多用的是安卓系统或者是苹果系统，尽管在整个产业链上，这部分占的比重很有限，看上去所有的东西差不多都是中国组装的，但是这些最核心技术都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掌控。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育一大批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通过对外投资来进行进一步保障中国资源能源的供给。

    以前我们常听说，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是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以后，今天的中国人口众多没有改变，但是人口开始快速的老龄化并且带来很多问题；地大物博这个判断也很难立得住了，地大还行，物绝对是不博的了。在现有的勘探水平下，中国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人均水平几乎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连储藏最丰富的煤炭人均拥有量也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3年以前，中国还是一个石油净出口国，现在60%的石油需要进口。我们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煤炭等资源的进口国。全球交易量除了石油我们了占百分之十几以外，有色金属、橡胶、煤炭，中国进口都占到了全球交易量的40%以上。

    我觉得一个国家有本事去用别人的资源、能源是个好事。在美国非常强盛的时候，它大量去用别人的资源，却不允许自己的石油出口，把油埋在地底下作为战略储备，这是因为美国非常强盛，所以它有这个信心，能够保证自己在全球资源能源供给过程中的安全。但是现在美国在搞能源独立，这对中国来说有好处，那就是它不用了我们来用。但是坏处是，当年美国为了保证资源安全，在全球无论是开采还是运输都提供了很多公共品，其它国家也可以搭便车。他实现能源独立以后，在全世界提供这种全球公共品的意愿和能力都会下降。我们出于自身的利益也好，出于新兴大国的国际义务也好，我们可能要去更多地提供这种国际的公共产品。

    对于中国这种严重依赖外部资源环境供给的国家来说，我们其中一个渠道，当然还不是全部，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海外投资在国际上掌控一部分资源，但是光靠你去投资生产，并不能真正保证资源安全。资源能源安全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很多人讲安全，是说万一发生了战争，资源能源就运不进来了，毫无疑问这是不安全，但是这种不安全只是在诸多不安全因素里最极端的现象。我们说的资源安全和能源安全，是指在平时虽然能够有稳定的供给，但是当你受到国际市场大幅波动的冲击，将对你的资源能源供给甚至对你的宏观经济造成一系列大的影响，这本身就是不安全。

    今天大家说房价太贵，其中有很多的原因。首先是地价高，可能还有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但是房屋造价贵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房价是由各种因素共同推动的上涨。资源能源有供给，但是它可能受价格波动冲击，这也是一种不安全，加大对外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我们是最大的需求方，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对供给方有一定影响力，对于稳定资源能源的价格是很有帮助的。

    第三，我们要利用全球市场与资源，来保障中国的和平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我举一个例子，过去中国主要靠低成本来参与全球竞争，如今由于劳动力成本迅速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受到了削弱。这就逼迫我们未来只能靠发展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国家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的技术创新必须要在全球范围内来展开，不仅要吸引国内高端的科技人才，还可以主动的在全球整合技术创新资源，把我们的实验室、研发中心建到硅谷去，建到其它的国家去。中国的华为在创新方面可以说是中国企业的一个典范，它除了在深圳、北京、南京、杭州有上万人搞研发，还在全球很多地方建了研发中心。虽然中国目前的条件，要想吸引顶端的人才跑到中国来搞研发不那么容易，但是并不意味着说中国的企业不能够去整合全球的研发资源。当我们今天来讨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时候，中国企业主动在全球整合资源就变的更加重要了。这是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如果没有全球化你想干这些事也干不了。

    第四，中国的对外投资有利于我们改善和东道国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拓展中国发展的国际空间。

    总书记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这些战略构想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太明白。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六十多个国家，恰恰构成了中国内陆和沿海的众多贸易伙伴，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空间。我们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战略构想，和各国之间深化经济贸易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和拓展发展空间。我曾做过分析，我们有十亿美元以上的主要贸易伙伴几十个，中国对绝大部分贸易伙伴是贸易顺差。但是通过对外投资，推动中国的企业到那里去帮助建基础设施，建开发区、工业园区，把中国的适用技术带过去给当地创造就业，带动当地的出口，这对东道国来说就非常高兴。对外投资对深化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是仅有贸易关系做不到的。

    对企业来说，不同的企业“走出去”有不同的动机，即便国家不推动走出去，很多企业已经到了不得不走出去或主动要走出去的阶段了。在全球化时代，企业首先要开拓国际市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内的市场开放程度相当高，吸引了大批外国企业来华直接投资，因此中国国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很早就已经国际化了。现在中国本土的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全球各个市场打组合拳，如果中国企业只局限于本土市场或者局限在出口的几个市场，处境是非常不利的。

    巴西曾经搞进口替代，所以关税很高。通过高度的保护，本土也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随着巴西越来越自由化，很多跨国公司到巴西投资。日本的小松跑到巴西投资做挖掘机，巴西市场只占小松市场份额的5%，所以小松公司可以在巴西以很低的价格出售它的产品，这就是跨国公司掠夺性定价，结果打败了当地的企业.本土没有竞争对手后，就可以提价。如果说巴西本土的企业可以到全球竞争，不依赖于巴西市场，它就可以跟跨国公司一比高下，但是由于它只局限在本土市场，所以竞争能力就很弱。对中国企业也是一样。

    随着全球市场的国际化，中国企业必须要到全球整合资源，去利用全球的市场。看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统计，其中商贸类投资占了大头。项目数占了绝对优势，但金额都不大，只是建一个开拓市场的桥头堡。比如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卖了以后还要有一个售后服务，原来中国人卖服装，衬衣穿旧了或者纽扣掉了，人家不会找你来要售后服务。但是随着中国产品的升级，你出口的是汽车，就必须要有售后服务。中国有一家汽车企业，前些年把俄罗斯市场打的很好，但过两年就销声匿迹了。就是因为汽车卖完了之后，后续投资没有跟上，维修、配件供应等售后服务没跟上。对于资本技术密集产品，持续、稳定地开拓市场是很关键的。

    还有一类对外投资，是为了利用别人的低成本或者说是绕过贸易壁垒，到第三方去投资。前此年，WTO还有服装配额，当时我们的纺织服装太厉害了，配额早就用完了。很多企业就跑到最不发达的国家，用他们国家的配额。中国原来劳动力很便宜，现在连美国人也说中国制造不再便宜，一些传统的劳动力产品在中国逐渐没有竞争力，开始向外转移。两年前，我去柬埔寨调研，有一家宁波的服装企业在柬埔寨建工厂，雇了六千人，生产纺织服装产品再出口，部分返销到中国。以后中国人穿的衣服不光是中国制造，在中国市场上你经常会买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的服装、皮鞋等等。五年前我们去海外逛市场，衣服、鞋子等生活用品大部分是中国制造，而且价格还比较便宜，现在很多此类产品都是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等国生产的，只是还在用原来的牌子。中国企业到海外利用别人的低成本，是中国发展到新阶段必然产生的结果。过去很多东亚地区的企业，由于本国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上涨，纷纷到中国大陆来利用我们低成本的劳动力。现在中国大陆的劳动力价格也上来了，这些企业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就会转走。同样的道理，中国企业也会走出去，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不仅会去东南亚、南亚，还会跑到非洲去投资。

    还有一类对外投资是到海外获取技术，获取研发资源或者谋取获得国际品牌的。中国要打造民族品牌，但是造一个东西很容易，要想在国际上推出一个民族品牌则相当费时费力，要形成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更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打造国际品牌其实可以两条腿走路，一个是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华为、海尔已经开始有些国际知名度了；还有一条路就是去并购市场上现有的品牌。当然你在什么情况下去买非常关键，当它如日中天的时候你去买它就贵的不得了，但是当它碰到问题了，你去买也许就会捡个便宜。

还有一类对外投资是出去获取自然资源。过去六、七年里，中国相当高比例的投资投到了自然资源领域。2003年以后全球初级产品都开始涨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出现了巨大的需求。矿业投资是过去几年全球大宗交易最多的，中国企业占了很高的比重。几年前我就说，现在不是中国企业进行矿业投资的好时机，因为它是产品最贵、企业价值最贵的时候，无论你去买矿山或者去并购矿业企业成本都非常高。一旦价格下跌，很多企业就会陷入困境。国内现在很多煤老板都破产了，国际上也是一样的。对外投资如果把握不好时机，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我们对外投资到底面临什么样的国际环境？这个国际环境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过去三十年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深化的阶段，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首先是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各国对投资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三、四十年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外来投资是非常警惕的，觉得帝国主义要来占领本国的市场，冲击本土企业，所以很多国家对外来投资设定了很多限制。但是，当这些国家慢慢看到外国投资者给自己带来了很多好处，包括引进新技术、创造就业、增加税收、增加出口等等，所以现在绝大部分国家对外资直接投资不仅不抵触还给提供非常多的优惠。就连发达国家为了吸引外资也会有很多优惠，尤其是地方政府，提供很多的优惠来吸引外来投资者，希望能创造更多的本地就业机会。所以说，我们面临的国际投资政策环境是在不断的改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也在调整，做了很大的改变，想方设法来赢得别人信任和欢迎。在多边层面也好，在双边层面也好，在自贸区层面上也好，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各国对外来投资政策的调整，80%、90%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优待海外投资者。还有10%几仍有某些限制，这是因为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比如环境问题，或者说国家安全问题等等。但是整体上你会看到，绝大部分的政策是有利于海外投资者的。

    技术进步也是推动跨国投资的重要原因。最重要的是信息化的技术。信息化的进步，对海外投资的推动是巨大的。你要把一个工厂建到海外去，要管理这个企业，如果说信息的跨境流动代价非常贵，你能管得住这家企业吗？以我个人的经历，二十多年我到长安街的电报大楼发一张纸的国际传真，花费了130块钱。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我在大学做讲师一个月工资117块钱，还不够发一个越洋的传真。如今不一样了，电子邮件不花钱。一个跨国公司把每一个终端都可以连在自己公司的网上，哪个店生意好，哪个库存增加了，每收一分钱公司都可以直接汇总，一清二楚。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实现在全球布局并且有效的进行管理。信息技术给我们生产、生活带来革命性影响，至今还远远没有结束。

    跨境投资多了以后，全球分工越来越深化，形成了一个全球生产价值链。生产价值链反过来促进各个企业，要在生产价值链升级的时候去寻找最好的投资地点。各国去争这个投资，不是说真的缺钱。你的投资环境不好，不适合做高附加价值的产业活动，你就会发现你的钱全跑了。如果你的投资环境好，慢慢就会形成生产要素的汇聚，国家是如此，城市之间也如此。

全中国研发资源最丰富地区，在北京、上海和西安。深圳只有一个深圳大学，深圳大学培养的人基本上不搞研发，都是要做老板的。中国很多创新型企业在深圳诞生，在深圳成长，在深圳壮大。我专门研究过深圳，深圳虽然自身研发资源不多，但是它的投资环境、政策环境、制造环境配套到位，众多研发资源是被吸引过去的。比如深圳的华大基因，原来是北京的一家企业，找了好多地方，最后落户到了深圳，如今已经变成一个全世界基因测序最大的企业。每隔一、两年去深圳，人家会给你推荐很多以前没有听说过的高科技公司的名字，不是说只有华为。

各国经济要想升级，一方面推动企业到海外布局，另外一方面要通过改进自己的投资环境，来吸引目标投资者。当然要对投资企业有筛选。

    每一次大的危机都会导致全球跨境投资的下降。2007年是全球跨境投资高峰，一年有两万多亿美元，但是金融危机一爆发就掉下来了。主要原因是很多企业受到冲击，资金紧张，只能减少对外投资。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开始收缩，但中国保持了持续增长，中国企业开始往外走。除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很丰富，中国的经济增长很稳定以外，危机爆发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遇。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很多我们原来想买却买不着的企业，现在可以以很低的成本买到手。原来听说中国企业来并购它还不不愿意，现在却不得不卖给你，因为不卖给你它就死掉了。比如沃尔沃，它是一个中高端的品牌，号称自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汽车。金融危机以后受到了冲击，咱们的吉利才有了机会去收购沃尔沃。曾经有一次我碰到联合国的副秘书长，他原来是瑞典外交部副部长，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你知道吉利买沃尔沃的事吗？他说我知道。我问他瑞典人怎么看这个事。他说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吉利是何方神圣，从来没听说过，当吉利来了说要买沃尔沃，资方、当地政府、当地工会都不知道你是干嘛的，所以吉利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说服股东，在瑞典工会很强大，还要说服工会。听吉利的人跟我讲，说李书福先生向工会代表、资方代表说了他的汽车梦，打动了对方。最后，他居然成功了，而且花了很便宜的价钱。十年前福特购买沃尔沃花了64亿美元，他从福特手里买过来，才花了20亿美元。购买成功以后，他把沃尔沃的品牌、技术加上中国本土市场和中国的低成本整合得相当不错，很快沃尔沃可以盈利了，而且开始招工了。这位副秘书长还跟我讲，沃尔沃在他的老家建了一个新的研发中心，招用了500人，其中300人是在瑞典本土招的，200人是从中国选派过去的，合在一起搞研发。现在，沃尔沃的人，当地政府都觉得很好，把沃尔沃卖给吉利卖对了。瑞典还有个汽车品牌，叫萨博汽车，本来想卖给北汽集团，但是北汽把人家图纸买了没有买萨博。后来萨博就破产了。现在沃尔沃研发中心的老总曾是萨博汽车主管技术的副总裁，我开玩笑说，你把企业卖给中国你就活了，你没有卖给中国你破产了。

    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战略机遇，企业可以通过低成本的并购获得技术，获得品牌，获得海外销售渠道。但是战略机遇期也是有限的。美国的股市现在已经到了历史高点，美国的上市公司现在已经不便宜了，可能还有一些非上市公司还有点机会。欧洲现在机会还不错，但是随着慢慢走出危机，欧洲企业的价格也会迅速回升，机遇之窗不会总是敞开的，中国的企业还得有紧迫感。金融危机爆发，很多国家对外投资能力下降，中国对外投资迅速增加，不少国家开始针对中国来招商引资。这些国家在北京、上海设立办事处，专门介绍他们的投资环境、相关法律，还给你提供很多优惠政策。到西方国家投资，创造就业是最关键的指标，当地政府不太关心你的技术和品牌能力怎么样，只要你能实实在在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就行。

除了好的机遇，我们还要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很多的挑战。

    虽然有很多国家欢迎我们去投资，但是中国企业在很多国家还面临着歧视性的待遇。比如在印度，要调查中国企业想干什么，华为当年在印度搞研发中心，刚开始雇了两千人，企业规模想扩张的时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碰到了来自政府的障碍，因为它会警惕你。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不知道你的国企是干嘛的，所以看到大量有竞争力国有企业进来，就怀疑你是不是有其它的动机，要搞一些所谓的安全审查，而且安全审查又是不透明的。除了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也会碰到类似的问题。有些所谓的敏感行业，比如美国的金融业，中国工商银行要在美国开个分行，申请了很多年也不批你，因为金融本身是一个敏感行业，工商银行又是一个国有银行，所以美国把后提交申请的招商银行、民生银行都批复了，又拖了很久才把工行的分行批下来。从这些例子中就可以看到美国政府背后的所思所想，它的这种价值导向。还有航空运输、基础设施、高技术、能源等等，都是美国的敏感产业。美国人对码头也很敏感，当年阿联酋买了英国的一家公司，这家英国公司在美国有码头，为此美国上世纪在九十年代修订了外资相关法律，加强了安全审查。因为它认为阿拉伯世界的企业控制美国码头威胁其国家安全。我们在改革开放早期欢迎外资来合资建码头，还建了不少的外资电厂，我们认为码头、电厂你又搬不走，有什么安全问题？可以看出，每个国家对国家安全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

    第二个挑战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现在社会责任标准在全球普遍明显提高，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以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最讲社会责任，政府把很多责任都推给了国有企业，那时候企业要办幼儿园、办小学，大的企业还办中学，除了火葬场不办几乎什么都包下来了。后来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剥离这些所谓的社会责任，直到现在比较偏的地方还没有剥离完。这些年中国的市场秩序比较混乱，企业从特别讲社会责任变得对社会责任关注很淡。现在我们说某个企业家特别厉害，是讲这个企业家很会捕捉机遇，从某个角度讲就是会打擦边球，不太守规矩。因为在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遵守规矩的企业往往反而被挤出去了，所以它要想生存也只好跟着不守规矩。企业形成这样的观念以后再走到海外投资，东道国不会容忍这些不规范的行为。我们很多企业吃亏就吃在这里，东道国说你不讲社会责任、对劳动标准不重视、商业运作不规范。有一次我去波兰调研，波兰使馆的同志特别兴奋跟我讲，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国际竞争力非常的强，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一直没有进欧美的市场。最近我们总算在欧洲拿了一个项目，是修建波兰到乌克兰高速公路的一段，我们的企业以非常低的价格就中标了。当地的这些同行都觉得中国人疯了，这么低的价格怎么干得下来？中国人说没有问题，我们有经验，我们的工程师便宜，工人也很便宜，其实心里想的是先拿下项目来再说。我们在国内工程招标市场普遍的做法，是报一个极低的价钱先把合同拿到手，干着干着就和甲方说环境变了，通货膨胀了，原材料涨价了，我干不下来。如果地方政府说不能涨价，不涨价就让工程烂尾，烂在那里当然不好看，地方政府官员还要问责，于是只能找个理由补偿你。中国企业到了波兰也想这么干，开工不久就说钢材涨价了干不下去了，要求波兰政府给我涨价。但是，人家波兰从来没听说过合同签了以后还能改的。人家说那坚决不行，要么继续干，如果不干了就罚款，最后把我们这个企业给撵走了，还罚了一大笔钱，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海外还不少。

    在不太完善的市场体系下，中国企业养成了很多坏毛病，而且这些坏毛病企业自己还意识不到，它觉得在市场竞争下我这么干很正常。海外很多跨国公司原来表现也不好，经过这么多年被逼的不得不变好，因为不变好你就要挨罚，罚了几次就老实了，就守规矩了。我们现在还缺乏这个意识，一些大企业也在每年发社会责任年报，只讲每年给地震灾区、扶贫帮困活动捐了多少钱，摆摆样子，并没有真正从心里理解什么叫企业社会责任，没有和国际标准真正做到接轨。所以企业走出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以及社会责任，像环保、劳动标准等等社会责任标准肯定会越来越高的。

    第三个挑战，中国企业出去的时候是个后来者，好的资源已经被别人拿走了，尤其在矿业投资上，不得不去那些高风险的地方。十几年前我曾经去调研过一批最早走出去的公司，有一个森工企业，跑到俄罗斯伐木。后来俄罗斯人发现，中国企业把树砍完了啥也不管就走了。同样在远东地区，印尼有个金光集团，它也在砍树，但是同时它的投资很大，一百平方公里，每年砍2%，然后再种上，等到过50年都砍完了，头一波50年前种的树又长出来了，可以保持可持续的经营，这就是社会责任。中国企业当时很小，好不容易可以给你几十平方公里森林去砍，但是那里既没有电也没有路，你要花钱先把电引进去，把公路、火车轨道接进去，算下来需要投资十几亿美元，企业哪有那么多钱？就算个别企业有钱，它也不干这种事，因为它没有这个社会责任感。投资海外矿业很多情况也是类似，或者是品位比较低的，或者是政治风险很高的，有些地方你进去以后发现什么麻烦都有。因为中资企业是后来者，所以被迫进到很多高风险的地区，其中幸运的企业很少，倒霉的比较多。这也是中国企业面对很大的挑战。

    最后一个挑战是被迫出高价。因为刚才说的这些原因，在海外并购的时候不得不出高价，出了高价股东挺高兴，但是很多人都骂你，觉得你扰乱了市场。前几年看到西方媒体老批评中国，特别是国有企业，说是在国内可以低成本融资，到海外哄抬物价，所以中国人像窦娥一样冤却没地方去说，出了钱也不买好。

    在海外投资，会碰到很多和国内投资不一样的风险。首先是政治风险，我们建国65周年，享受了65年的和平生活。但是世界上局部战争很频繁，企业到海外投资会遇上各种各样的政治风险，包括战争、内乱等等，外交关系的变化也会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我们有一家企业到菲律宾投资建电网，盈利比国内还好，但是等工程师回来再想去的时候，人家却不给你签证了，影响境外企业的正常运转。在缅甸，中国企业投建密松水电厂，规模相当于三峡大坝。当时缅甸军政府对华很友好，跟政府谈的也很顺利，于是开始把当地老百姓迁走，给人家盖上房子，前期花了好几个亿。后来美国说要重返亚洲，奥巴马去了一趟缅甸，克林顿女士也去演讲了，结果缅甸政府就变卦了，说这个项目暂停，这一停就停了好几年，前期的好几个亿也都打水漂了，已经进场的四千多万元的机器设备摆在那，风吹雨打，全都生锈了。原来你觉得很友好的国家，跟总统可以拍着肩膀的，感觉什么能搞定。但是你今天拍肩膀的是总统，明天搞不好他就是阶下囚了，你想拍也拍不着了。它的政策突然一变，你什么也搞不成了，所以政策风险非常高。南苏丹分裂以后，对中石油是很大的挑战，油田在南苏丹，码头港口在北苏丹，通过石油管道运到港口再出口。南北方一打仗，殃及池鱼，一度中石油的项目被人家炮弹炸着了，有的工人就不得不疏散。政治风险是海外投资独特的风险。

    自然灾害的风险不用说了。商业风险也很多，比如有一些汇率波动的风险，这是你在国内投资不太容易碰到，但是做海外投资易碰到的问题。

    有一年我去非洲的津巴布韦出差，津巴布韦的工商组织相当于商业总会和工业总会，邀请我去给他们介绍中国经济，他们想跟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为什么呢？津巴布韦的自然条件非常好，津巴布韦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全世界最大金额的货币就是津巴布韦的，钞票上零都数不过来，汇率贬值的一塌糊涂。

    还有一个是工会的风险，很多中国企业败就败在国外的工会手上。上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花了五亿美元买了韩国双龙的股份，但是韩国的工会太厉害了，工人闹罢工，一天就是几十万美元的损失。上汽双龙又再次破产卖给别人，5亿美元的投资打水漂了。给我们的教训和启迪就是，千万别小看外国的工会，国外的工会和中国工会不同，外国工会就是资方的对立面，你处理不好工会的关系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讲一下法律风险。某工程公司在非洲某国承建项目雇了很多工人，工程完工后就把招的工人解雇了，结果被解雇的工人开始跟你打官司。中方说我招的是临时工，干完解雇你很正常，但是当地的法律规定，临时工持续工作一周以上就自动成为长期工，他有权获得足够维持两个妻子和三个孩子生活的工资及交通和事业补贴。而且，一个非熟练工人如果连续工作三个月以上则自动转为技术工，工人工资也必须随之提高。中国公司不但没有给人家涨工资，还想给人家开了，所以你要赔钱。最后这家中国公司不仅没有挣到钱还赔了钱，原因是对东道国的法律不熟悉。

    再讲一下管理风险。举个例子，虽然有互联网，有视频会议，但是我们一家航空公司驻韩国办事处的总经理贪污公款超过104亿韩元，折合6000多万人民币，这就是管理的风险。你的企业虽然很大，但是如果你在国内管不住你的子公司，就千万不要到海外去投资。历史上我们就有很多的教训，早年很多投到非洲的项目，最后全都破产了，你派出去的那些管理层都变成了当地的著名企业家。

   另外，外派人员的安全也是要注意的。中国人口占世界六分之一，当大批中国人在海外投资，人员生命安全和资产安全都是个问题。中国人出门愿意带现金，不愿意用信用卡，所以中国人是被抢劫的最好的目标，现在海外被绑架被抢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中资企业在海外面临这么多问题，说明了什么？

    一是我国的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能力亟待增强。有些企业虽然走出去了，其实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匆匆忙忙就出去了。

二是暴露出自己的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我们的政策体制远远不能适应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要求。政府长期习惯于控制对外投资，从严格审批到放松审批，再到慢慢有一点点选择性的支持。但是，对企业需要大量的服务是非常缺失的，政府应该提供的海外权益保护、信息服务、人才服务、法律服务等等，基本上是顾不过来。我们是重管理轻服务，总量一千多亿美元都投出去了，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机制都还没有转过来，我们的管理体制和政策都不配套。

海外投资的恶性竞争问题越来越突出。一些中资企业一个擅长“窝里斗”，在海外互相挖墙角，甚至一些国企之间相互恶性竞争。我们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一个项目大家都觉得好的时候，公司甲去了说你把这个矿给我，我投资十亿，马上就有另外一个企业去说我给你十二亿。工程承包时，这个项目我投标10亿，那个就说8亿，最后就拼了血本无归。针对企业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政府也想办法去协调，开会的时候都说都挺好，到了实际中，依然如故。我曾经问过日本企业，我说你们靠什么协调，是不是你们有商会？或者是由行业老大去协调？日本说我们没有协调。日本企业之间到底是怎么协调还真让人搞不清楚，反正相互之间是不搞恶性竞争，也许这就是一种文化。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批中国企业最终成长为世界级的跨国公司，一是具有在全球整合资源的能力；二是它在同行业里面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三是有一定的行业影响力；四是有良好的国际形象和有一定的美誉度。要想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给政府和企业分别提了一些政策建议。

    我认为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不单单是企业的事，也不单单是政府的事。虽然主体是企业，要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来打造，但是同时政府也要做很多事。

    上海自贸区有一个改革，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改革对外投资体制。

    一是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取消审批。

    二是加强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的融资服务。

    三是加强信息服务。这个方面政府做了一些事，商务部编对外投资产业与国别指南，在网上可以免费看，非常详细。昨天我在准备这个PPT的时候看了一下对韩国的介绍，非常详细。

    四是加强人才培训服务。

    五是加强海外权益保护和保险服务。

    六是减轻税收。

    七是完善相关法制环境。

    八是为重点跨国公司开通绿色通道。挑一些看准了优秀企业，比如像华为、联想，让他们能够至少开展国际化运作的比较顺畅。

    九是改善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舆论环境。很多企业有点“土豪”，形象不够好，海外有很多误解，问题是我们自己宣传不够，没有刻意营造良好形象。

    十是建立为我国跨过公司服务的社会支撑体系。我们的企业很多情况下都想自己干，但是到海外投资从开始搜集情报，掌握并购对象的底细，到了解具体的法律程序，这些都应该靠投资银行、会计事务所和大的律师事务所。现在国内这方面非常欠缺，所以企业到海外投资，遇到很多陷阱和障碍。去找跨国大投行、会计事务所，要收很多钱，国内支撑服务体系又远远没有发展起来。这是政府需要努力做的。支撑服务主要是依靠市场来解决，这是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

对于企业来说，要着力增强国际化经营能力，包括战略决策能力，风险管理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品牌管理能力、市场开拓能力、企业社会责任能力。联合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契约十项原则，每家企业都应该对照看一看，在很多方面我们的认识还有很大的欠缺，行动上有更多的欠缺。

今天中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应该说有难得的历史机遇，而且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开展全球化经营的关键点。站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真正实现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战略目标，从中成长出一批本土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跨国公司，政府和企业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个工作应该说刚刚起步，建议清华的学子们多花点精力研究研究中国企业怎么能在国际化道路上走的能够更加顺一点，稳一点。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