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标志着经济增长发生阶段性变化。在中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是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阶段性变化以后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在这个阶段，制造业大规模扩张阶段可能将要结束，支撑产业发展的要素条件深刻变化，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日趋凸显，资源环境对产业发展约束持续强化，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生产能力的规模扩张，转向更多依靠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要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态势，培育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新动力，推进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一、我国已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从过去几年经济运行的情况看，中国经济正在减速换挡。2011年季度同比增长率跌破9%，2012年跌破8%，2013年在7.5%至7.8%的区间波动，今年1季度增长7.4%，2季度7.5%，三季度7.3%。如果从更长的时间段观察，2007年以来，无论是季度还是年度同比增速都出现了大幅回落，季度同比增速从2007年2季度14.8%回落到2014年3季度的7.3%，增速下降一半，年度增速由2007年的14.2%回落到2013年的7.7%，下降6.5个百分点。经济增速由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转向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已进入新阶段。

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回落幅度这么大，持续时间这么长，难以完全用周期性因素来解释，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在起作用，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结构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从需求结构看，近年来外需和内需扩张都在放慢，尤其是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导致经济减速。从产业结构看，制造业在经历了过去几年迅猛扩张后，由于内外需扩张放慢，面临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倒逼制造业生产要素向服务业流动。服务业的特点是就业容量大，但是相对来说，平均劳动生产率要比制造业低，如果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提升，要素流动在一个时期内也会带来减速。

最深层的是要素结构变化。人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减少，2012年减少345万，2013年减少244万，人口抚养比从过去30多年的下降转为逐步提高。我国老龄化进程在明显加快，2013年60岁以上人口超过2亿人，按比较保守的估算，到2025年将超过3亿人，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随着抚养比的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调，劳动和资本投入增速将相应放缓，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对冲要素投入增长放缓。

过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生产要素的跨部门转移，即从农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比如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出会成倍增长，有人做过一些实证，大概是7倍甚至更多。现在，随着转移速率的下降，意味着通过要素跨部门转移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放慢了，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还不足以替代生产要素跨部门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根据多数学者的测算结果，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正从过去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7%～8%左右，以后还会继续下降。

从旧常态进入新常态，虽表现为经济减速换挡，但本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进入新常态，产能出现相对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依靠高强度投入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大规模扩张转向提高生产效率，从过去追求高速增长转向追求高效增长，提高效率和效益将成为主旋律。只要生产效率有提升，即便速度放缓了，企业的盈利水平也不会随着速度放缓而明显下降。企业盈利了，政府财政收入就能稳定增长，民生就可以持续改善。速度放慢一点，环境压力还可大大减缓。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效增长阶段跃升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实现由大变强历史性转变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二、经济增速放缓具有渐进特征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总体上符合经济增长变化的一般规律。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经济体在经历了较长时间高速增长之后，都要出现经济减速或者调整的过程，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也有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不同特点。

首先，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后增速明显高于样本平均增速。利用Conference-Board世界经济数据库（前身为麦迪逊数据库）进行大样本统计，绝大多数经济增长急剧放缓出现在4000～15000国际元之间，约占全部样本的四分之三。根据Conference-Board数据库，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371国际元，按增长趋势预测，2015年将超过11000国际元。这意味着我国正处于经济减速的高概率区间。但绝大多数经济体进入高速增长的第四个10年，增速都降到4%以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已经30多年了，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现在仍保持7.5%左右的增长率，比绝大多数经济体要高3～4个百分点。

其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具有渐变特征。高速增长经济体增速下降，有的表现为突变式下降，有的表现为渐进式下降。从各方面因素看，我国具有更多渐进式下降的特征。我国具有一个尚未充分开发、潜力巨大的内需市场，特别是城镇化发展潜力巨大。2013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3.73%，但仍明显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发展中国家。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可以继续创造基础设施和住宅等巨大的投资需求，以及农村转移人口和农民工市民化形成的巨大消费需求，并对经济增长形成较强的拉动作用。与此同时，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区域差异较大的国家，与经济具有均质性，资源禀赋具有单一性小规模经济体不同，经济增长的回旋余地较大，低成本比较优势可以通过产业跨区域转移而得以保持，产业的生命周期得以拉长,使经济增速放缓表现出更明显的渐进变化特征。

三、中高速增长阶段的产业变化

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变过程，往往会出现一个增速明显变化的拐点。以日本、韩国为例，日本的拐点大致发生在1969年，韩国大致在1988年。如果以这两个年份为界分别统计日本和韩国前10年和后10年的平均增长率，日本由10.4%下降到6.3%，韩国由10.0%下降到7.6%，分别下降了3.1和2.4个百分点。日本在经历1973年的石油危机，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高速增长过程基本就结束了。更重要的是，拐点出现以后，制造业如钢铁、电力和汽车等部门，产能规模都逐步逼近极限规模。

同样，我国在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后，制造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第一，制造业大规模扩张阶段可能将要结束。过去一个时期，制造业产能迅猛扩张，在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下，制造业部门面临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一些行业产能规模接近极限。2013年，我国钢材产能达到10.6亿吨，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4亿千瓦，汽车产量达到2211万辆。这些部门生产能力已经或将要接近极限规模，大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再靠规模扩张已经走不下去了。

第二，支撑产业发展的要素条件深刻变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开始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逐步形成，特别是近年来企业面临人工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土地、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要素价格持续上升，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趋于减弱，依靠资大规模增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困难，必须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质量，将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产业发展新动力。

第三，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日趋凸显。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新态势，我国企业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大多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没有研发活动，即便是有研发活动的企业，研发规模和研发水平也偏低，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技术创新和品牌的产业体系已越来越不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如不加快提升研发能力和产业技术进步，部分已有的技术路线和生产能力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第四，资源环境对产业发展约束持续强化。我国煤炭、铁矿石和铝土矿等资源消费量已分别占全球的48%、55%和40%，原油、铝土矿对外依存度超过50%，铁矿石、铜精矿超过60%。全国各地雾霾天气频繁出现，波及范围不断扩大，各地水体和土壤污染累积性负面效应不断显现。随着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压力增大，以及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更趋强化，迫切要求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和排放强度。

综上所述，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已势在必行。如果说，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能力的规模扩张，也就是“铺摊子”，那么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产业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发展，也就是要“上台阶”。过去产业升级可以依靠技术引进或技术外溢效应来实现，现阶段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越来越融合为一体，因为大规模引进技术的外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这就要求加快形成推动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通过为市场所需要、有利于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不同层次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推进产业向中高端水平发展，形成一批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特别是在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形成一批处在创新前沿的龙头企业。

四、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和新技术加快扩散，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表现出诸多新的趋势和特征：

一是服务化。制造与服务的边界日趋模糊，生产性服务环节成为制造业价值链增值的主体，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著名的制造巨头如西门子和通用等，越来越从提供成套设备转向提供最终解决方案，虽然其后台还是制造业，但前台主要是提供各种服务。

二是高端化。跨国公司加快在全球配置制造业生产活动，在本国保留研发、设计、标准、营销网络、供应链管理等高附加值环节，把低附加值环节转向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形成全球化供应链。

三是智能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并广为渗透，使得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3D打印技术等成为生产过程的重要支撑环节，形成了智慧灵巧的高效生产方式。大规模的定制成为一种可能，个性化生产将成为重要生产方式。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凸显，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影响和决定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四是网络化。生产工序和价值链分工成为重要形式，跨国公司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考虑，将生产工序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到成本最低的区位，并对国际生产网络进行系统整合。

五是生态化。以绿色制造、低碳技术和循环经济为特征，按照生态产业链和生态工业园的模式配置上下游产业，实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和最少废弃，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就要推动产业升级上台阶。产业升级不是调整产业间比例关系，而是提升产业价值链，调整不同价值链区段的比例关系，重点实现三个转变：

一是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转变。解决我国产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必须改变过度偏重处于中低端价值链的加工制造业，以及由此带来的产能过剩、过度竞争和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矛盾加剧的问题，着力突破研发、设计、标准、物流、营销、品牌、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增加在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的比重。

二是从成本竞争转向质量技术品牌服务竞争。只有促进以价格竞争为主向以质量、技术、品牌和服务等非价格竞争为主的转变，才能促使企业立足差异化和个性化需求，更多地依靠研发、设计、市场开发、品牌建设等和无形资本投资，加快摆脱对能源资源消耗较多的加工制造环节的过度依赖。

三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无论是应对我国资源环境问题，还是适应全球绿色发展的趋势性变化，都要求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抢占战略性产业和技术领域的制高点，加快推进产业发展由资源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当前，新一轮国际产业变革对我国产业上台阶提出了非常紧迫的要求。

第一，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服务化和服务知识化。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效率的关键环节，要加快发展研发、设计、标准、物流、营销、品牌、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环节，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和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含量。

第二，抓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适应金融危机后国际产业竞争格局的新变化，着力培育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核心技术－战略产品－工程与规模应用”的创新价值链，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加快重化工业现代化改造，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传统重化工业，提高环保、能耗和技术等准入标准，加快技术进步、管理创新、产业重组和优化布局，有序发展现代化重化工业，鼓励重化工业发展跨国经营。

第四，推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知识、技能相结合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方向发展。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全面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推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第五，推进高新技术产业以组装为主向自主研发制造为主转变。强化研发、设计能力，提高配套能力，促进细分市场、专门化分工和集群发展，支持具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五、培育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新动力

当前，以信息网络、新能源、生物、纳米等技术群体性突破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一是信息技术现在进入新一波的创新浪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3D打印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涌现，推动信息产业升级换代。二是新能源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目前新能源占全球能源消费的比重已达14%左右。三是生物技术进入产业化阶段，尤其是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传统的医疗模式。四是新材料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最重要的是机器人技术的突破。目前智能工业机器人的价格平均为每台10万～15万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下降50%，并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康复医疗、国防军工等领域，现在国际上最前沿的科学家们正在开发具有逻辑思辨力的智能机器人，未来机器人产业将有很大发展空间。

近年来，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科技投入大幅增长，自主创新能力有所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开始显现。但总体上看，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驱动，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推进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还存在一些深层次制约因素。

一是企业创新能力薄弱。据统计，大多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没有研发活动，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平均不到1%，远低于发达国家2.5～4%的水平；研发中心平均人员平均不足100人，而跨国公司一般都拥有规模庞大的研发中心，人员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

二是技术转移和转化水平低。我国技术研发活动仍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许多技术成果的研发没有以市场为导向的，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没有成为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而大量承担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缺乏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条件和动力。据调查，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10%，部分科研院所、重点大学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不到5%，而发达国家高达40%～50%。

三是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资源要素供给压力没有转化为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动力。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不完善，与经济发展结合不紧密，不适应经济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要求。

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发展，就要推动创新上台阶。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由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由中高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的阶段。从国际经验看，这一时期已经具备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客观条件和可能性。今后一个时期，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创新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第一，推进企业主导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按市场导向优化配置，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加强研发平台建设，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机制，推进传统制造向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转型。通过为市场所需要、有利于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不同层次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推进产业向中高端水平发展。

第二，把科技创新与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结合起来。我国正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能源，市场潜力非常大。要把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结合起来，力求掌握核心技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

第三，构建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加快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的市场化改革，深化垄断性行业和国有企业改革，增强企业创新发展的动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力度。

第四，强化科技创新的教育和人才基础。推动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对深化我国教育和人才培养制度改革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

第五，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要加快形成推动创新的体制机制，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电动汽车等新兴领域以增量倒逼存量改革，组建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取得一批原创性科研成果。建立有利于创新潜能充分发挥的体制环境，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使全社会创新潜能充分迸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