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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呼万唤始出来——从公布调查失业率说起
演讲者:蔡昉 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时间:2014-10-16    阅读:784次   

    今天我想从中国失业率这个指标谈起,来看一下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新常态,进而来观察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大家都在关心宏观经济,但是在中国谈宏观经济和在西方有一个最大的不同,这就是西方任何一个央行行长想到做什么动作,他就要到国会去游说,并且一定要摆出充分的理由来劝说国会,他们引用的主要依据是失业率。而我们的央行或者财政部在出台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通常没有人去引用失业率的数据。事实上,有关失业率指标的一些重要数据从来也没有公布过。最近有了一些发布的信息,所以我想从这些信息开始,来看一看劳动力市场的状况。

   首先我们来看关于中国失业率的一些事实,可能会谈到不同的指标,同时澄清一些认识误区。

    中国的经济增长到目前为止,已经是18个季度呈现增长速度下滑趋势,大概到14、15个季度已经低于过去35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从接近于两位数的增长掉到了7%-8%。

    今年,政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遭遇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的朱总理要求保8%。到2008年、2009年我们遭遇全球危机,时任总理温家宝也要求保8%。这次我们经济的下行趋势连续这么久,只是实行了一些所谓的微刺激手段,总体来说并没有要求必须保8%。政府也有了一种与往不同的心态,认为保持在7.5%上下就能够接受。原因就是我们的政府有了定力,这个定力应该是源于没有看到经济下滑带来的就业压力以及失业率的提高,这就是它的定心丸。

    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了,劳动力市场没有压力吗?很多人认为就业肯定有压力。我们需要比较系统的来看一些指标,光看指标还不够,还要看劳动力市场,要看失业率、劳动参与率等等,同时要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其它相关指标结合来比较,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准确的认识。

    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从官方取得的系统的失业率数据,还是叫做“城镇登记失业率”。很多人批评这个指标不可靠,大概有这么几个理由。一是它的统计对象只是城镇居民中有户籍的人,而农民工已经占到城镇就业的35%,大部分人并没有被这个指标所覆盖。二是虽然有本地户口,但是失业了也不一定愿意来登记。还有人觉得我失业了来登记也没有什么用,即使有资格登记也没有登记,所以这部分人也没有纳入失业率登记里。可见这种登记并不是客观的统计,而是需要根据你的主观意愿来申报才行。

    从2002年开始的城市登记失业率,基本上是不变化的。这期间我们经历了一些宏观经济的波动,特别经历了2008年、2009年的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失业率的常态基本是在4.1%左右,2009年经济状况最糟糕的时候,仅仅一度提高到4.3%,后来又降下来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实际和我们感觉到的失业状况差异很大。因此人们一直不太喜欢这个指标,而且有很多批评,还有很多学者提出比较系统地看法,认为这个指标不准确。我觉得这个指标没有不准确,只是它有局限性而已。

    大家一直在呼吁,认为真正反映实际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一个指标叫做“调查失业率”,简称SUR,这是国际劳动组织推荐的一个指标,很多国家都采用。如果依据调查失业率这个指标,你的覆盖对象就不仅仅限于有户籍的城镇居民,还要包括所有在这个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人群。由于是接受了国际劳动组织的建议,它是可以接受国际比较的。比如中国的调查失业率是5%,美国的调查失业率是8%,至少大体上可以和登记失业率相比较。

    在若干年前温总理就提出要求,我们的文件里面也多次写到启用调查失业率,但是一直没有公布此类数据。最近我们突然发现,有一些零星的数据开始公布,但是这些数据的公布并不是用政府部门很正规、很系统的方式,而是以李克强总理在不同场合讲话,透露出若干个关于调查失业率的片断信息。2013年李克强在英国Financial Times上发文称,中国的失业率前7个月为5%,可能和西方欧美的失业相比这个5%还算比较好看,于是就公布了。今年李克强总理在给两院院士介绍当前经济形势时披露了几个数,3月、4月、5月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17%、5.15%、5.07%。后来可能是人事部的公布,又补充了一下,6月末31个城市调查失业率为5.05%(每个月提供的调查失业率都是31个城市的汇总)。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夏季达沃斯会议上称,今年1到8月份31个大中城市调查失业率为5%左右。也就是说今年到目前为止和去年前几个月差不多,调查失业率大约是5%。我们的登记失业率总是在4.1%浮动,很多人觉得不太可靠,如果你告诉大家调查失业率是5%,也会有很多人怀疑。那么真实的失业率到底应该是多少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调查失业率是怎么得来的,知道了它的特征可能有利于我们理解这个指标。

    调查失业率是一个国际通用的指标。各国都是曾用各种各样的指标来描述劳动力市场状况,经过国际劳动组织充分研究以后,认为相对比较好的是调查失业率,因此就作为一种推荐,目前多数国家都采用这个指标。这有一个好处,它剔除了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是你失业了但是你没有去登记,因为觉得登记没有什么用处,你介绍的工作不见得好,他也不想接受失业培训。登记领取失业救济金是有期限的,我能领到救济金的时候就去登记一下,如果错过了这个期限,你不给救济金了我也不登记了。真正失业了但是没有登记,所以登记失业率反映不出来。还有一种现象是,我原来的工作没有了,我也登记了,可能还拿着失业保险金,处在登记失业的那4.1%里面,但是我又有临时的工作,这种情况在登记失业率里反映不出来。调查失业率的好处是可以把上述情况都覆盖在内。

    按照定义,调查失业率需要进入到家庭中,经过各种问卷调查提问三个问题,就能确认你的劳动力市场状况。第一个问题是,过去一周里面你有没有1小时及以上有报酬的工作?如果你说有,对不起,你属于就业,你说“没有”,那么你离失业就比较近了,已经到了三分之一了。第二个问题是,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内,你有没有积极的寻找工作?比如有没有到就业服务部门去登记,有没有积极的向朋友、亲戚发出帮助的请求,诸如此类,它的作用是问你是不是真想工作。有的人原来有工作,丢掉或放弃工作以后并不想找,这时候不应该叫失业,而是叫退出劳动力市场。听说最近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下来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失业率超过10%,最近降到接近7%。人们说7%并不真正代表美国的就业状况,因为很多工人实际上处在没有工作的状况,他也不积极找工作,这就是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反映出美国人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原因当然是各种各样,比如妇女生育需要在家照看孩子,或者是有些人对工作没兴趣,或者是他衣食无忧不需要出来工作等等,这些人其实是一种失业状态。如果劳动参与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再把这3个百分点拿出2个百分点加在失业率上,其实美国失业率又到了9%。所以调查失业率你回答说积极找了还没有找到,你距离失业状况又近了一步。接下来是第三个问题,问如果有一个工作机会,你能不能在一定时间到位?如果你说不行,孩子还太小,表明你是自愿退出劳动力市场,如果说明天就可以去,那就不算失业。假如以上三个提问你的条件都符合,你的状态就叫失业,你就会被记录到调查失业率的指标当中。当然这里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过去一周里你有1小时及以上有报酬的工作,但是这么短时间的工作肯定对你的生活没太大的帮助,你的就业状况也并不算太好。但是,定义就是如此。总的来说,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这还是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失业率指标。

    事实上,1996年国家统计局就构建了劳动力市场的调查系统,按照当时的数据就已经可以计算调查失业率了。但是,长期以来他们没有公布这方面的数据,可能我们的政府领导人也太不希望公布。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失业率曾经非常高。1996年国家统计局刚建立这个调查系统,1997年宏观经济就开始不景气,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有企业打破铁饭碗、减员增效的一些改革,使得失业现象大幅度提高。现象不仅是失业,还有很多人是“下岗”。到2000年,失业率曾经达到7.6%。从过去早就习惯了的公有制“铁饭碗”,变成失业率一下高达7.6%,政府担心引起恐慌,不太愿意公布数据。但是,登记失业率不怕公布,因为2000年的登记失业率只有3.1%。这个不是不准也不是错误,当时有一部分人的确是公开的登记失业了,这部分人是3.1%。当时没有一个社会失业保险系统,大家都登记失业也没有失业补偿金。所以当时采取了一个办法,中央拿点钱、地方拿点钱、企业拿点钱,再动用一点失业保险基金,在企业一级建立起再就业服务中心,让你进到这个中心,这不叫失业叫做下岗。虽然你下岗了但也能给你一些保障,这部分人就不会在登记失业中反映出来。假如当时搞调查失业率的话,这部分人就会被统计到失业里面来。

    后来我们发现,调查失业率怎么会降到那么低?和我们想像的不一样,和老百姓想像的也不一样,最后连我们自己也不相信这个数了。国家统计局也想把这个数背后的问题搞清楚,但是搞了很多年也没有搞清楚。有的部门比如劳动部,觉得别公布那个东西了,公布3%、4%的调查失业率,上到中央下到基层就不重视我们的就业保障工作了。我们发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月份、不同的身份人失业率波动特别大,因此大家说这个数据不稳定,于是迟迟没有公布,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统计部门以系统的方式公布这个数据。

    当年我也加入去批评统计局,说你们为什么不公布这个数,至少让我们搞研究的人要明白。统计局搞研究的人非常善意的说,调查失业率是一系列相关的数据计算出来的,我们虽然没有算这个调查失业率,但是如果你认真研究我们发布的各种各样的数据,最后你能够猜出来。既然他们这么讲了,我就要琢磨琢磨,结果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琢磨出来了,计算出了一个调查失业率。我不是在自己的微观数据算出来的,全都是经过官方调查,是在同一个调查系统中,把不同的数据汇总以后就能够得出来系列数据。其实,这么多年以来这个数一直是有的,它明显比登记失业率要高,尽管最近一段时间两者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减。这个系列数据大概在2004年、2005年已经开始发布,劳动部主管就业的部长曾经告诉我,说你跟我们掌握的数据确实没有什么差别,和最近李克强总理公布数据大体上也是一致的。所以我是信任这个数据的。

    多年以来很多人就呼唤,要知道中国劳动力市场到底是什么样儿,想知道调查失业率。但是我很多年前就公布了这个数,谁也不去注意。你呼唤这个数,我们做出来了为什么你不注意呢?一方面我不是统计局,可能他们认为你没有什么权威性,也不知道你怎么算出来的。另一个方面是人们头脑里有一个传统观念,认为中国是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失业率高是必然的,你计算出一个不高的失业率没有什么新闻性,不符合我的预期,所以大家不重视。相反,如果谁偶尔给出一个数,也不说是怎么算的,马上引起高度关注。比如世纪之交时,有人估算失业率为20%,甚至局部失业率达到40%,立刻成了重要新闻,虽然没人解释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但是却被社会广泛引用。其实这种估算根本就不合逻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人都很穷,两口子都要工作,如果说40%的失业率,就有相当多的是全家人失业。当时又没有失业保险,真有那么高的失业率,大家的日子都没办法过了。所以,这是很不符合逻辑的。到了2009年,调查失业率已经明显下降了。但是社科院又公布了一个数,说当时的调查失业率在9.6%,再一次引起轰动,也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震惊,当时就是怎么调查的、到底是什么状况有过不少争论。从那以后,国务院领导开始要求和敦促国家统计局,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失业率,你为什么不公布你的数。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人们的确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中国就应该失业率很高,这个观念是应该转变的。

    在第一部分结束的时候,我想总结一下。人们认为在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失业率高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失业率并不是以劳动力的存量多还是少来决定的,失业率反映的是经济发展的波动状况。宏观经济是波动的,宏观经济处于高潮的时候,失业率就应该低。低潮的时候,失业率必然会提高,因为劳动力利用率肯定会大幅度下降。另外还有一种失业率,它不是由宏观经济的波动决定的,而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缺陷造成的。比如我想找工作,也有雇主想雇我,但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不发达,我和雇主之间无法沟通也无法见面。再比如我有一种技能,我想找能应用我的技能的工作,雇主虽然好不容易找到了我,但是他所需要的技能恰好不是我所会的技能,结果我是处在了结构性的失业状态。所有这些,都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宏观经济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国家的劳动力的总量多和少没有关系。劳动力无限供给,但是确实就会出现就业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含义,不是一堆人蹲在那儿着没事干,而是这些人和所谓不剩余的人是分不开的,我们都在那儿干,但是相当于五个人干两个人的活,这就是就业不足。在城市也是一样,通常是以冗员的情况,或者有的人处在非正规就业的部门做一点事,就业不足同时收入不高。

    举一个例子,我们到一个很穷的国家比如说孟加拉,住在首都达卡一家叫绿洲的五星级酒店,绿洲的含义就是周边都是茫茫沙漠,只是中间一小块地方有水源长了一些树。酒店大门口是有人拿着枪站岗的,当我们一出酒店就陷入贫困的汪洋大海中了,有些穷人会马上跟在身后,如果你不理睬,他们就渐渐离开了,最后剩下一个人一直跟了我们两个小时,他还用英语给你介绍当地的一些情况,最后我给了他一个美元,他非常高兴的走了。这时候他的状况算是就业,虽然是以就业不足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此说失业率和你是不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没有关系,而是和你的宏观经济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有关的。这个认识应该澄清。

    

    二.把发展现象和周期现象分开观察中国劳动力市场。

    作为发展现象,我们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宏观经济状况,我们可能处在不同情况的宏观经济形势中。

    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从二元转向新古典类型的过程。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经历了两个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一个是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作为发展经济学家,他创造了一个理论叫做二元经济理论。他说发展中国家大体上把经济部门分为两半,一半是传统部门以农业为代表,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比如有五个人在劳动,走了两三个人并不影响工作,说明这两三个人都是剩余的,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可以不断地吸纳他们。这就不取决于有多少人去找工作,而取决于非农产业现代化的部门发展有多快。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大体都处在这个过程中。但是,这个吸纳过程终究有最后的那一天。比如昨天我需要招一个人,不涨工资他很高兴,今天再要一个人不涨工资也高兴,但是第三天你再给他这些工钱,他就不高兴了,你必须得给他涨工资,否则你就招不到人了。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你要想招人就必须涨工资,这就叫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的这个转折点发生在2004年,我们第一次看到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有民工荒的现象,本来以为这是一个临时状况,感觉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接下来,这个现象从珠三角漫延到了长三角又扩大到了全国,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劳动力短缺。从2004年到今天,农民工的工资每年以12%的速度一直在涨,这还是剔除了物价的因素。2004年之后,我们又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更加明确告诉我们现在的劳动力已经是很短缺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我们发现中国15岁到59岁的所有劳动力人群已经达到了最高峰,从2011年开始逐年减少,从今以后就是绝对的减少,这个现象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因此我们更加确信劳动力短缺是必然的现象。

    劳动力短缺就会出现一个重要的变化,它并不是影响到你的失业率,如果说影响只能是降低你的失业率。如果我们不太准确的把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现象分成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的话,这些东西都不会变化。真正和发展阶段以及刘易斯转折点有关的,是隐蔽性失业,隐蔽性失业,就是出现劳动力剩余但是就业不足现象。经历刘易斯转折点,只会大幅度减少就业不足现象和劳动力剩余程度,但是并不影响失业率本身。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劳动力从二元经济为特征的状态,不断转向所谓新古典的状态转变。所谓新古典状态就是,你的工资是由边际劳动生产力决定的。就业问题越来越表现为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而不是就业不足,因此越来越需要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配合等等。我们可以论证一下剩余劳动力明显的减少。一是城市里经历了打破大锅饭减员增效之后,目前没有一家私人企业愿意雇用不需要的工人,国有企业也是一样。虽然还有一些老工人暂时不好处理,但是总体上不会新雇过剩的劳动力。因此城镇冗员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现象,而农村就是剩余劳动力(隐蔽失业)的减少。二是从官方的统计看,目前仍有30%出头的劳动力在务农,也就是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是30%多一点,这个数据我们非常怀疑。如果真的还有30%务农劳动力的比重,意味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下降的速度并不是很快。日本和韩国在高速增长的三十年中,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速度比我们要快一倍以上。实际上,我们的伟大成就不仅仅是GDP增长,还有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西方人说,中国的劳动力转移是人类和平历史上(除了战争、灾难或者是摩西带着犹太人逃出以色列等等活动)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如此惊人的巨大变化,却和历史上日本和韩国相比速度慢得很多,这肯定不合逻辑。我们发现问题出在定义上,当你计算务农劳动力的时候,定义中包含了相当多在外打工但是偶尔回去还干一点农活的人。当我们尽可能合理、尽可能可比的重新定义以后,按照比较合理的数据(当然很复杂不可能做到完美)重新估算了到底还有多少人在务农,最后发现至少可以把官方数字的30%出头再减少10个百分点,大约只有22%的人还在务农。

    把三大产业劳动力重新划分一下,又遇到了一个问题,你把官方统计的务农劳动力人数减少了10个百分点,但你无法调整二产、三产的劳动力人数,多出来的这部分劳动力你不知道该放在二产还是三产,因此我们创造了一个部门叫做“残差”部门。“残差”的含义也很有意思,这个部门的人在不同的宏观经济下,真的在不同的部门里。2009年春节,官方最初的说法是有七千万农民工提前返乡,后来澄清了,又说这七千万中有很多是正常回家过春节的。随后,又提出来有一千万到两千万是因为金融危机影响返回农村了,这部分残差的人又可以加在农业劳动力里。但是时间很短,春节过后不久他们又回来找工作了,不久以后又发现民工荒了。在经济发展速度特别快,对农民工需求特别大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分别进入到二产和三产。残差作用研究也是有意义的,表明我们的经济增长和劳动力的分布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制度的原因你不知道他们具体进了哪些部门。这是一个问题。现在农业劳动力确实没有那么多了,剩余劳动力一定是在大幅度减少。大家可以到一个的典型农村村子里做一个试验,如果不是春节的话,你不会见到40岁以下的人。尽管还有一些人在务农,但是这些人的年龄都很大了。

还有一个矛盾的现象。这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讲到我们每年都会实现超过一千万的新增城镇就业,前面我曾经提到说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了七百万,这个数也很令人困惑。什么叫就业?就业就是指劳动年龄人口找到了工作。劳动年龄人口是多少?15-59岁的人每年以几百万的速度在绝对的减少,这不是增量的下降,而是绝对的减少。每年减少了几百万劳动人口,却有上千万人新增就业,哪来的?我们没有进口越南劳工,也没有进口非洲劳工,所以来源不明。我们只好再做一些数据的挖掘工作,去看看怎么回事。

    在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城镇劳动力数据中,12%、13%的人是农民工,我们的城镇新增就业是在不断把农民工纳入到统计之中,到现在也是如此。我们的城市就业统计是两条线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官方只统计有户籍的、有单位保障的就业,农民工都不列入职工的名单,名单上的基本上都是城镇居民,我们怎么能知道农民工的数呢?根据我们的农民工检测调查,离开本乡镇半年及以上的人目前大概有1.6亿-1.7亿,这些人都进入到了各级城市。构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目前大概占到了35%。真正城镇的居民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只占65%。但是最过去的两个统计是完全分开的,你要想知道城镇有多少人实际在就业,就必须把我们系统内城里人和农民工的统计加在一起,其实这两者之间已经有重合和交叉的部分了。有一部分农民工慢慢被企业接纳为职工,签了一年合同或两年的合同,甚至还有干了多年签了无固定期限的合同。如果再让我统计就业人数和企业的人数,这部分农民工也应该报上去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失业率,前面讲到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是怎么回事,这都是现实中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理论的失业率。理论上失业有三种类型,一类叫周期性失业,和宏观经济波动相关。宏观经济好失业率低,宏观经济不好失业率就高,失业率随着宏观经济波动是必然的。还有两类和宏观经济没有关系,一个叫摩擦失业率,是指劳动力市场还不足以让我有想就业的念头,但是明天走出去就撞上机会了,在此之前我处在摩擦性失业状态。一个叫结构性失业率,比如我不能到清华大学当教授,但是遇不上恰好需要我的一技之长的企业家,我就处在结构性失业当中。除了继续学习之外,还得等待产业结构变化等机会。因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合起来是比较稳定的失业,叫做自然失业。自然失业也可以这么定义,就是不随着宏观经济波动而波动的失业。要计算的话也很简单,失业和经济增长速度等等有关系,最后你会有一个不变项,那个就是自然失业。因此我们理论上可以算出自然失业率的。

    我的同事恰好也算出来,近年来我们的自然失业率是4%-4.1%,跟我们的登记失业率是一样的。这又是一个巧合吗?是一个合理的巧合。城镇居民才有资格进行登记失业,当中只有4.1%的人是失业的,自然失业率就是4.1%,这意味着城镇居民只承受自然失业,不承受周期失业。这也容易理解,城市居民跟大学生一样,我的技能不符合市场的需要,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是结构性失业。老的城镇职工不会上网,亲戚朋友也不太多,又没有门路,再加上技能也不太行,所以老是找不着工作,他就会处在摩擦性失业中。如果宏观经济不好了,企业真有困难的时候,企业也不敢随便解雇城镇职工,因为职工被解雇了就要去登记,城市失业率就会上升,政府部门就会来找企业了。因此企业就会选择不受这些约束的人,他们既没有劳动合同,失业后又不会登记,他们就是农民工。所以城镇居民只承受自然失业率,只有农民工才承受周期失业。经济不景气农民工首先丢掉工作,丢掉工作就返乡了,城镇的失业率并不上升。因此这个很好理解,两者之间重合也是合理的。

    第三个现实的失业率就是调查失业率。调查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或者和自然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中间就差了一块周期性失业。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说法,目前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国家统计局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05%,你会发现周期性失业还不到1个百分点。每个部分说的逻辑都是通的,因此不到1个百分点的周期性失业的确可以让政府、决策者不那么担心经济增长速度,足够让我们有定力。不仅如此,按照我有一定依据的猜想,我们的实际失业率比5%还低,要是低过了4.1%,自然失业率都成负的了。2010年我们做了一个调查,从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出了城镇居民,又分出了农民工。我们发现城镇居民的调查失业率是4.7%,大体上跟官方数差不多。农民工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回乡了,所以它的调查失业率只有0.75%,不到1个百分点。城市劳动力市场是由这两种人共同组成的,城镇劳动力失业率应该是这两部分人一起构成的失业率。这很好办,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有65%是城镇居民,还有35%是农民工。我把0.65和0.35作为权重,把4.7%的失业率和0.75的失业率算成一个加权平均失业率,就是城镇真正的调查失业,算出来的结果是3.3%,的确很低,低于自然失业率。也许没有这么极端,但至少说明真实的失业率的确非常低。你找一个典型的普通老板,问他经营的最大困难是什么?通常他们会告诉你说是招不到工人。因为这样失业率的确就非常低,低到比自然失业率还低,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太好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自然失业率有它的价值。我们设想,自然失业率里最主要的是结构性失业,是你的技能和企业所需要的技能不匹配,如果没有这个失业率,你学什么会什么都不重要,反正有工作就干了。这个失业率使企业知道什么样的人难招,也使你知道什么样的技能找不到工作。这些信息反过来传递到教育系统,对教学方向和内容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如果没有这样的失业现象,这个信息就传达不来了。现实中我们已经遇到这样的问题。

    为了论证为什么现在5%的调查失业率没有包括农民工(不敢说完全没有包括,但的确有巨大的遗漏),也不清楚农民工在其中占的合理比例是多少。我把当年做的图找出来,来看人口统计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城市里的流动人口识别出来。我有两类调查,一类是人口普查,这个数比较老,我猜想用新数也会很明显。一个是2000年的各个城市有多少流动人口,2000年的数是正方形小方块的这条线。因为人口普查是100%全调查,我们每五年还有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每年都要进行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它能够识别出的流动人口就少了很多,样本越小越容易把流动人口遗漏掉。我们的城市劳动力调查依据,就是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我们说每个月的调查失业率,是指31个大中型城市,在千分之一的抽样框中劳动力调查的样本又大幅度的缩小,它所能够包括的农民工就更不成比例了。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它高估了城镇的失业现象,因为它代表的主要是城市的居民,并没有把农民工算进去。这和我们现在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的确是对应的。前不久人社部的新闻发言人召开记者会,记者问有关最低工资的问题,他讲话的逻辑就是我前面所讲的逻辑,说今年经济显著的下行,自然失业率很高,就业压力会很大。但是为什么各地政府还纷纷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这相当于商品卖不出去你还在那提价,这明显不合逻辑。他具体怎么回答的并不重要,只是说这个现象是矛盾的。但是如果说经济下滑并不一定意味着就业压力,也不意味着失业率的上升,那就符合逻辑了。当然你还会继续问经济下滑不就是宏观经济周期嘛,失业率当然应该上升了。一会我再告诉大家经济下滑不是宏观经济周期。

    下面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好现象。这个指标叫做求人倍率,是在人事部公共就业市场上搜集的数据,用两位数除以求职人数,这个比值大于1,意味着岗位数多,劳动力还供不应求。如果小于1,意味着有人还找不到工作。低端劳动者,就是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劳动者,很长时间以来都在1以上。粉色的线是大学文化程度以上人群,最近有上行的趋势,已经超过1了,说明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不能说是好,但跟历史比较也算有所改善,总体反映出我们的确没有就业压力。

    经济下滑为什么没有就业压力?后边再讲。我想顺便给大家讲一个道理,我们看外国投行的报告,在计算PMI的时候有不同的几个指数是合并的,其中有一个指数叫就业指数。有人引用就业指数来说我们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个指数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个指数名字叫制造业的采购经理指数,不是问经理你们想雇多少人,而是说你上个月雇了多少人。假如上个月雇的人数比再上一个月少了,其中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它的生产下滑了,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还有一个是上个月不是想少要工人,但是劳动力市场紧张根本雇不到。因此供求双方都在影响PMI的就业指数,如果拿它来看就业和宏观经济的关系就不可靠了。我画了两条线,一条是PMI的产出指数,一个是PMI的就业指数,两者之间应该完整的一致。但是由于我们劳动力市场短缺的现象,过去两者之间还比较一致,现在变的经常会不一致,而且很明显,就业指数的稳定性特别强。如果只看人家分析经济形势,用PMI就业指数可以确定不太说明问题。

    这个部分有一个总结,劳动力市场会有一些关键性的指标,我们尤其要能把劳动力市场这些指标相互之间的关系弄清楚。同时尽可能的把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和宏观经济的指标保持逻辑上的一致,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否则就经常会受一些影响。对于已有的一些官方数据和计算出来的一些指标,没有道理是不准确的,应该说我们的统计系统在发展中国家中无论规模和能力绝对都是最强大的。正如世界银行有几个学者得出的一个结论,中国出现的问题变化的太快,你的整个体制变的也很快,经济增长速度变的也很快,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也很快,就业统计相对稳定,是统计体系跟不上实际变化。你不能够理解各个指标之间的关系和某一个特定所对应的对象,你可能无法解释这些数据。所以需要我们动用全部的知识才能够理解这些问题。

    三.从劳动力市场现状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

经济下滑为什么没有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呢?首先要看我们过去经济增长是靠什么,为什么现在经济增长下滑了。我们的长期经济增长至少到2010年为止是靠人口红利。很多人会跟我争论,争论者会直截了当按字面理解人口红利的含义,说由于劳动力丰富,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业的产品就有比较优势,在国际上有市场,因此我们得到了高增长速度,获得了人口红利,但是这个回答不了我们争论的问题。更深层的是劳动力丰富,打破经济学中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坚决捍卫的一个经济规律,叫做资本报酬递减。对于任何一个西方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一条永远坚信。有些人不理解中国为什么会有高速增长,认为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过度,如果劳动力短缺,你的资本报酬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是不可持续的。但是他不知道我们有人口红利,有足够多的劳动力,你积累多少资本我就有多少劳动力配合,因此两者比例不变,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资本高回报率。这个可能是人口红利的核心。劳动力无限供给,阻碍了资本报酬递减律,使中国经济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不能解释的状态中得到了发展。但是他们讲的也没有错,当刘易斯转折点过了,人口红利消失了,人口结构变化了,这时资本报酬递减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

    我们经历了两个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所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就开始下降了。很多人说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需求的冲击,由于西方经历了金融危机,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欧洲市场、美国市场疲软,所以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没有人要了。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出口随着国际市场的需求减少会随之减少。但是,我们算一个比较优势指数,就能把国际市场本身的变化剔除掉,如果它下降了意味着我们的成本提高了。我们这个指标叫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它是指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用这个比,去比上世界上同一个比重。两个比值相比,如果我们下降了,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些产品上的优势和世界平均比在下降,而不是绝对没有需求了,只是比较优势下降了,它的结果表现为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是下降的。

    潜在增长率是由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以及生产率进步的速度等等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决定的。这些要素发生了变化,你的潜在生产力就下降了。它是一个理论的增长率。当我们做预测时,我们很自然会用过去的增长速度,来预测未来的增长速度。如果一个经济是非常稳态的状态,没有结构性大的变化,没有经历转折点,没有改变经济发展阶段的话,这样预测可能还有点谱。如果经历了转折点,各种各样的变化都发生了,这么外推就不可能了。这时就要看我们的生产要素供给能力还有多大,未来还有多大,生产力的进步未来能有多快,然后才能估算出潜在的增长速度。这个我想比预测还要好。

    我们测算的结果是,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会从过去接近10%左右的潜在增长率,降到平均只有7.6%。到“十三五”时如果没有其它变化还会降到6.2%。降到7.6%和过去这几年的7.7%,大体实际增长速度跟潜在增长速度是一致的,也就是你的增长速度在你的潜力之上,没有比它高也没有比它低。这意味着虽然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你的生产要素已经充分利用了,你的生产力的进步也充分发挥了,你的生产要素没有过剩的状态,没有利用不足的状态(包括劳动力),因此你就没有明显的失业现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也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就业没有问题,就不要以就业为借口去要求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拉动经济、刺激经济。就业虽然有结构性的问题,但是这个不能用宏观总量政策去解决,也不能用GDP来解决。

    小结一下。老常态是两位数的增长率,新常态有人在想是不是7.5%的增长率?不是。按照我们人口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越来越少,意味着我们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会逐步下降,直至降到2%、3%都有可能,因为发达国家能够实现3%的增长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越是发达的状态,每一步经济增长都必须靠技术进步、靠生产率的提高。你没有人口红利了,没有后发优势了,总有一天会降到2%、3%,能接受这个事实也很重要。我们不要去刺激经济,要让经济实际增长速度超越潜在增长率。确实有必要去改变和提高潜在增长率,办法就是通过改革。

    最后一个问题讲一下改革红利:挖掘劳动力供给,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我们现在面临一些困难,原因之一就是有制度障碍,克服这些制度障碍可以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劳动力市场上有一个自然失业率是好事,在劳动力市场上,不仅你是一个物质的人,而且你还必须有人力资本,否则你还是找不到工作。如果真实失业率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太旺盛了,只要有人我就想用,特别是年轻一点的人,这时候他们就不要学习了。经济学里有个概念叫做“工资的趋同”,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的工资趋同,表明着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和教育的回报率在下降。

    这个图上阴影的面积,是农民工在不同年龄上所具有的受教育年限。多数的年轻农民工基本上适应了目前产业结构中劳动密集型的二产和三产岗位的需要,所以他们极受欢迎。所以农村父母觉得九年义务教育完了就足够了,孩子应该赶紧出去打工,甚至很多人从初中就辍学了。但是,我们的产业结构未来会发生非常快的变化,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会要求更高水准的人力资本,更高的受教育年限。

    中国老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百年不是虚幻的。过去二十年间,我们在1990年、2000年、2010年分别有三次普查的数据可以做比较。在这20年间,中国经历了最快的教育发展,经历了普九,经历了扩招,大幅度提高了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20年里提高了2.7年。你要想跨越就业岗位,进入到更高端的产业结构中去可能要求你四年,所以要花很长的时间。过去农民工都集中在经济政策刺激的产业里,比如基础设施、建筑行业等等,但是那些行业面临着产能过剩和泡沫,将来一旦不景气,他们就面临周期性失业。按照欧洲的经验,周期性失业接下来会转变成结构性失业。西班牙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历了建筑行业的大幅度增长,年轻人都不读书了,跑去干活挣钱,工资还在上涨。结果金融危机爆发,产业结构不行了,虽然还有新的工作机会,但是这些人都没有读过书,所以西班牙现在面临着50%的青年失业率。我们现在虽然处在黄金时期,我们也应该替农民工想一想未来会怎么样,我们的政策要替他们着想。

所谓的刺激政策,只能把风险刺激的更大。刺激产生的就业“过犹不及”,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就业,何况我们现在没有就业问题。现在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工资上涨是一件好事,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但是过快的上涨也的确意味着有过多的企业会垮掉。当10%的GDP增长率降到了7.5%增长率的时候,降下去的2.5个百分点是什么呢?不是说你少生产一点,我少生产一点,而是说一部分承受不起高成本的企业已经垮掉了。一定的创造性破坏是需要的,这是我们进步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机制。但是如果这个东西过快的话,它的确会伤害我们的经济,我们有点承受不起。所以我们希望能把调整过程掌握一个适当的节奏,延续的时间长一些,我们并不需要工资无限制上涨。有没有替代工资上涨的办法?既让农民工愿意出来就业,又不会过重的加大企业负担呢?应该说有,那就是用公共政策的改革,来代替工资的一味上涨。这个公共政策改革首推户籍制度改革,这项改革的红利可以立竿见影。从供给方的因素对提高潜在增长率的角度来看,户籍制度改革能够稳定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这样就可以让劳动力供给增加了,劳动参与率提高了,潜在增长率就会提高。同时进一步挖掘,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还会取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就叫资源重新配置,它本身就是一种全要素增长率。

    从需求方面也有好处。农民工有了充分的就业,就会改善收入分配。他们如果有了户口,就有了社会保障,生活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不用每年都要回家了,还可以像城市居民一样消费,我们的经济增长需求结构就会更加平衡,宏观经济更加稳定。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接受教育、接受培训,还会产生一种新型的生育行为等等,这些都会改善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

    我们做了一个模拟,模拟的东西虽然从来不是那么准确,但是我们还是做了这种假设。假设单独二孩可以使我们生育率从1.4%提高到1.6%,其它什么都不变,未来潜在增长率像浅绿色的这条线就要逐年下降。 我们在模型里加进去的,是假设有一个合理的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能做到农民工市民化,做到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有其它的方面。也假设了一个教育和培训的合理增量,在不同的生育率条件下,会得到不同的潜在增长率。不管怎么说,都比不进行改革要好很多。特别是生育政策调整,在短期内没有什么正面的影响,负面影响也不大,但是在二十年以后,会产生对潜在增长率向上的一个拉力。因此改革可以带来红利,我们必须要寻求改革。

    我们知道历来都不乏唱衰中国的人,有一些还是大牌的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了,靠廉价劳动力的时代结束了,调整必须转向内需,但是很可能中国转不过来,所以中国经济很快会撞墙,撞的墙不是普通的墙,而是万里长城。也有一些善意的人说,你们还可以改革,改革总要牺牲一些经济增长速度,改革和增长至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甚至说改革是反增长的。他们建议中国要承受一点更慢的速度来加快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面肯定改革是有收益的,但是它认为,短期之内中国的改革会造成增长率的下降,但是长期会把它补回来。我们选择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立竿见影,短期内也不会对我们造成影响,而且红利可以及时得到。我们认为到改革和增长是正向的关系,有改革红利,有很多积极的方面,要形成改革的共识,建立改革的决心。更重要的是能够选择一个恰当的改革方式,真实推进我们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的市民化,至少十八大报告讲了,十三届三中全会也讲了,但是到现在看还没有什么动静。

    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某种对话,中央发出声音说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地方一听觉得是个好机会,非常赞成,以为可以借着基础设施项目搞土地开发。但是中央又说,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紧接着又部署了户籍制度改革,要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地方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如此,于是说这种改革哪有那么容易啊,解决一个农民工要花二十万、三十万,地方哪来的钱呢?这个账又返回到中央。中央回复说,要探索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政府拿一点,市民拿一点,农民工拿一点,企业可以拿一点,社会也可以拿一点。但是中央政府没有说明白到底都要拿多少,没有说清在各级政府之间如何分摊改革成本。如果我们算出改革是有红利的,这个红利不见得全到政府那。对中央也有利益的话,中央政府也应该拿出一部分支付成本推进改革。这样可以把户籍制度改革变的更加激励相容,它就更容易推进。以前我们的改革叫“帕累托改进”,改革给一部分带来好处,但是不伤害任何其它群体,所以没有人反对。现在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我们就要探索叫“卡尔多改进”的方式。改革总的收益是巨大的,最高的协调人和顶层设计者,可以拿着预期的改革收益重新分担成本,分享收益,让改革的各方都有积极性,这样改革就能及时的推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