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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潜力、增长要素与风险管理
演讲者:樊纲    时间:2014-10-30    阅读:712次   

主讲:樊纲 ----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题目:中国的发展潜力、增长要素与风险管理

时间:2014年10月30日(周四) 19:00-21:00

地点:清华经管学院 伟伦楼报告厅

 

  

   

    樊纲:谢谢大家来参加《长安讲坛》,这是50人论坛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新浪网共同主办的一个公益性的讲座,主要是论坛成员和特邀专家把自己近期的研究成果拿来这里跟大家分享。

    2013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三年,我们曾经做了“十二五”规划的中期评估。今年我们受国家发改委的委托,开始做“十三五”规划的前期研究,对中国长期增长的很多问题做了分析,最近研究报告已经基本完成,当然还在补充一些内容,继续深化。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因素和挑战包括各种风险”。“十三五”规划指的是从2016年到2020年,当然要谈的不光局限在这五年,还要看看中国以后长期的发展。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通常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的高增长时代,开始进入一个高中增长、中低增长和比较低的增长时代。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七点几,看上去好像低了点。对这种说法我一直有不同的看法。第一,中国过去三十年绝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两位数增长。可以查一下统计数据,过去十年我们有过两次高增长,其中有五年是两位数增长,一次是2004年-2007年,一次是2009年-2010年。第二,过去二十年凡是增长速度超过9%,一定是通货膨胀。增长速度超过10%达到两位数,一定既是通货膨胀又是资产价格膨胀。2007年最高达到14%的增长速度,当年是通货膨胀加房产泡沫、加故事泡沫。两位数增长从来就是过热增长,历来都是我们要防的。老说中国政府在刺激经济,其实真正的刺激就是2009年、2010年。2004年到2007年人们印象中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是压,不让你干这个不让你干那个。所以我们很多时间是要来防止两位数增长,因为两位数的增长从来不是好增长。

    什么是好的正常增长呢?经济学的术语叫潜在增长率,就是没有通货膨胀。你充分利用了潜力,没有通货紧缩,需求又不是特别的膨胀,实际的增长速度和潜在增长速度基本吻合,没有产能过度利用、通货膨胀。分析潜在增长率有两个基本的方法,第一是要素分解法,你有多少资本、多少劳动等等,后面讲要素法。一个比较直观的方法是滤波法,把通货膨胀过热去掉,把通货紧缩去掉。都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增长,实际上2003年到2007年中间好几年通货紧缩,消费品价格指数有几年是负的,生产者价格指数曾经连续31个月负增长,我们现在这个月可能是第33个月,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负增长,现在仍处在轻微通货紧缩的状态。把通货紧缩也去掉,通货膨胀高的也去掉,过去就是7%-9%之间。很多研究小组用要素法研究的结果基本相吻合,就是7%-9%。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曾经说过,我们潜在的增长率是9%以上,多数都是7%-9%之间,从来不是10%以上。

    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回归正常,并不是进入了低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是慢变量,慢慢会发生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可能是7%-8%,2000年代是8%-9%。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清理坏账加上三千万国企职工下岗等等,潜在增长率没有那么高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红利开始发挥,企业效率提高了。劳动人员减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调整到新的机制,2000年代确实是比较高,8%-9%。现在加上劳动成本提高等等因素,可能又回到了7%-8%。

    我们不仅研究未来的增长潜力,还要研究未来我们保持稳定的目标在什么地方。我给联合国办的一个研讨班讲课,孟加拉人提问题说要如何怎么制定宏观政策,怎么能知道是紧还是松了?我说前提要理解什么是潜在增长率。美国联储是管货币政策的,也是研究潜在增长率的权威机构。它要知道这个标杆在什么地方,美国一般是3%,超过3%就要出紧缩政策,低于3%或者低于2.5%要搞扩张政策,但首先你要知道基准点在什么地方。这个也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要先看看中国未来潜在的增长率是什么。我们的基本关系方法也是要素分析法,要分析今后中国有多少资本,有多少劳动力,有多少人力资本,有多少制度改革,有多少知识创新,这些要素我一会儿要具体分析。

    基本的结论是,2016年到202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至少在7%以上,这很难有具体的数,大概是有这么一个区间。这个数比起国际组织算的数是比较低的,201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算了一个数,2013年左右中国潜在增长率是8%-9%。2013年经合组织得出的一个数,2012年-2017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8.9%。汇丰银行今年上半年算了一个数,2018年到2022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会在7.5%-8%。我们的结论是7%-7.5%。究竟这个数是多少还是有争议的。现在国内有重要一个观点是,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开始短缺了,劳动力增长的速度比过去大大下降,因此到“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可能是6.4%。最近亚行也出一个数是6.4%左右。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些模型,它们都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就是没有计算人力资本,没有计算我们的教育因素。

    现在在研究增长模型,人们已经不仅仅用劳动力作为一个变量,而是用人力资本作为一个变量。人力资本就是劳动力再根据所受教育的年限进行折算,受教育的年限低,同一个劳动力折算出人力资本就少,相反受教育水平高,折算出的人力资本就高,这是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这也相当于资本的概念,如果只有原材料和资源,那你仅仅只是原料和资源,但是经过技术加工转换之后,它们就变成了资本,因此资本里包含着技术的含量。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其实就是因为包含知识的因素在里边。我们很早运用了资本的概念,最近这几十年计算增长模型,必须用人力资本的概念替代劳动力的概念。我们把今后几年退出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再计算新进入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新加入劳动力的年轻人不管城里的还是农村的,受过教育的水平比四十多岁的人的教育水平显然高出一大截,产生出潜在增长率是7.1%。如果再加上其它因素,7%-7.5%应该是能够实现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潜在增长率是个慢变量,周期性的因素导致着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在波动,并不是完全按着这条直线运动,而是在波动当中体现这条直线。什么时候中国潜在增长率变成6%-7%或者是5%-6%,我们还没有进一步的研究,但是至少在可预见的5到10年,7%左右的增长速度仍然是符合潜在增长率的各种要求。长期来看,即使我们到了6%,到了5%,仍然是比较高的,仍然是高增长的阶段,只不过它不是过热过高的增长,而是正常的高增长。

    为什么首先要做这个工作?因为对现在形势的判断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经济在放缓,有人动不动就说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到3%到3.5%,我们又该怎么办呢。研究这一点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有一些了解,做到胸中有数。

    分析中国经济目前的状态和今后增长潜力的因素,还要看它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发展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差距产生动力,发展的过程就是趋同的过程,最终达到人均收入水平趋同,经济发展水平趋同。用另一句话说就是赶超,虽然赶超战略不好,但是发展最基本的命题是赶超,落后国家追赶上发展国家才叫发展。为什么增长不是发展?发展是单对落后国家而言的,增长的比发达国家快那才叫发展,能够缩小差距的发展才叫发展,不能缩小差距的发展只是增长而已,所以缩小差距是是否实现了发展的标志。印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每年都有4%-5%的增长,但是它永远处在贫困状态,世界上经济学者给起了一个名字叫“印度增长”,就是说它年年增长,但是人均GDP的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没有变化,它增长了4%-5%,美国增长了3%,但印度人口增长比美国增长多1%-2%,所以人均一算还是没变化。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变化,所以就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去年年底中国人均GDP是6700美元,今年大概7400美元左右,说起来我们已经接近高中等收入国家,但是比起发达国家差距还是十分大。现在世界人均GDP最高的是挪威,人均10万美元,瑞士是8万美元。当然挪威、瑞士物价水平太高,按PPP比和美国也差不多。美国、日本人均GDP是5万美元左右,我们还不到1万美元。

    以我们的人均GDP比美国的人均GDP,中国和美国的追赶指数,按去年年底算我们只占了13%,差距巨大,因此潜力也是巨大。同一个指数,韩国1979年达到13%,当时显然比我们的收入低多了,比美国现在也低很多。这么大的差距,同时你的潜在增长率也是比较高的。

    这张图,如果我们按照每年7%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追赶指数大概在26%多一点,如果按照8%的速度增长追赶指数可能将近30%。30%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二战后的六十年,很少有发展中国家的追赶指数能超过30%。拉美图,按PPP计算有些拉美国家早年比美国高,但是由于一次一次危机,结果陷入了中等收入陷井。最近这些年很多国家都没有超过30%,巴西说是很高,但是只有20%左右。墨西哥、智利以前比较高一点,后来又掉下去了。1995年墨西哥发生过金融危机。它又加入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一直到现在还在争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成的自由贸易区,对发展中国家会有什么结果。用墨西哥的例子也是在说明这个问题,它能够保持增长,但不一定缩短差距。

    一些东南亚国家也没有超过30%。马来西亚没有越过30%,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现在低于10%。亚洲四小虎都没有过30%,唯一过30%的是四小龙的几个经济体。新加坡几乎和美国持平,香港和欧洲持平70%左右,西欧基本在70%左右。韩国和台湾这些年持续不断增长,现在在60%以上,这也是真正超越了。首先一个坎是超越30%,第二个坎是进入到60%、70%的团队,受到的压力就很不一样了。越过30%这个坎是世界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比较难的一个坎,达到20%的时候可能是面对中等收入陷井的时候。去年我专门讲了中等收入陷井,问题多的时候就是容易出事的时候,经济容易停滞就过不去这个坎。你真正越过了30%,再努力就是越过中等收入这个阶段,尔后进入高收入阶段,很多问题就会不一样了。进入到第一梯队,你的问题就是发达国家的一些问题了。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坎上,从百分之十几越向百分之三十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在“十三五”期间,可能还需要再多一些时间。

    这个赶超指数还取决于美国的增长率是多少。美国如果增长3%,我们增长7%,到2020年我们只达到25%。假定它的增长比较低,增长2.5%,我们增长8%,到2020年我们才能接近30%。所以这些都会是在动态当中发生变化,所以可能我们需要更长时间。美国一般增长预期都是在3%,所以今后五年到十年,是我们能不能越过30%这个坎的重要时期。当然那些坎不是绝对的,都是相对的概念。

    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当过中等收入国家,虽然他们也有人均GDP五六千美元的时候,但是那时候他们就是世界最高水平,所以他们历来都是最高收入的国家,从来就没有和发达国家情况进行比较的那种不幸福感。所谓中等收入国家其实还是落后国家,中等收入不是绝对的,中等收入永远是相对概念。横向与西方的历史比较,西方起飞的时间大概是从1780年的瓦特蒸汽机工业革命开始,而我们是从1980年开始,起飞时间相差了两百年。西方经过了70年之久的起飞后,发生了第二次法国大革命,无产阶级开始争取权利、民主、反特权、要求建立社保等等。我们大概是在起飞30年后,到2010年这些问题都暴露出来了。由于汲取了西方的经验教训,我们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还能应对,不至于发生革命。但是我们确实正在进入一个真正暴露问题的年代,一个比较困难、社会矛盾比较多的时期。这是大的历史画面,一方面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还很高,同时这个潜在增长率与我们所处阶段的大量风险、困难、挑战、问题并存,这是一个将要突破30%的界限又容易跌入陷阱的时代。

    其次,讲讲增长的要素。

现代发展经济学归纳了劳动、资本、知识、制度四大要素。知识、制度增长要素是软性的,不是硬件。资本很大程度上也属于软件,比如金融资本也是资本组成的一部分,需要一部分虚拟资本和实体资本相配合,才能够有资本市场,才能起到资本市场的作用。经济越往前发展,增长的要素越不是硬件本身,而是要靠很多软件。比如说制度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制度也能创造价值,因为制度可以改善效益。改革一个制度,就能把过去同样由一个物转换到另一个物产生产品的转换率提高,这就是效率提高了。效率提高了,价值就增长了,我们的产品就增加了。最直观的例子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技术还是那个技术,只是改了一个制度,三年之间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还有一个例子是知识,这些年人类财富的增长不就是技术进步的成果吗?由于技术的发展,原来地底下的一块石头现在变成铁矿了,炼出的铁就成为了生产原材料,成了有用的资源了。这就是知识和技术的增进,就是它的提升。

很早以前的增长模型就把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变成了一种增长要素,后来又加进了制度,现在研究劳动和资本之外的就是知识和制度。劳动力刚才说了变成人力资本,资源变成资本其实里面都包含着知识的要素,因为获得了教育,增长了知识,因此有了人力资本。当年有一个著名的悖论,大家分析说美国有那么多资本,美国输出的产品一定是资本密集型的,但是研究来研究去,发现美国出口的产品中劳动力工资成本占了大头,是劳动密集型,这就解释不了了。美国的比较优势是资本大国,财富最多,应该是资本密集型出口,怎么成了劳动密集型出口?后来通过仔细研究包括理论的进步,发现原来美国的出口不是劳动密集型,而是知识密集型,是人力资本密集型。它出口的都是由大学毕业生生产出的东西,是人力资本生产出的东西,这就和附着在人身上的知识对应起来了。

然后又有一个内生增长理论。我们为什么不会出现增长率递减的情况呢?正是因为知识的不断增长。先有一个知识存量,在现实当中不断会传播这个知识,然后生产出新的知识增量,人们会有创新,用知识本身创造知识。因此,从劳动和资本的角度看,看不到边境递减,而是可以持续按照同一速率甚至更高的速率增长,就叫做内生增长率。这个理论迄今为止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是这在现代经济学上越来越重要,它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最近有人在论证这件事,在十八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中,世界的人均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最近200年却成几何基数递增,人口也因此在递增,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利用的资源还是那些资源,但是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如今世界是每年发明的新东西,创造新的财富,更多的不是由物质资源构成的,而是由知识、技术创造出的。比如一台电脑,一个苹果手机,它们并没有消耗多少铁,但是把它转化成更有用的、价值更高的东西,财富也就增长了,这是知识作用。

    研究制度经济学,改善了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对人们的约束和激励,就能使人们更多的创造出价值,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使各方面的效率提高,因此它也使人们获得了更大的价值和更多的收益。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后的潜力确实还是存在的。一是劳动力是一个被很多人用错的概念。现在都在说劳动力没有了,人口红利没了。客观的说劳动力总量再有五、六年的时间可能停止增长,人口老龄化正逐步在提高,确实有这个因素。但是有两个因素会抵消劳动力总量增长放缓的趋势。一个是我们还有30%甚至更多的劳动力是农业劳动力,这不是说是农村户口就是农业劳动力,是指仍在农村从事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才叫农民,他们的转移还远远没有完成。美国农民只占劳动力的1.7%,日本不到4%,韩国不到5%。假如我们要占到10%左右,那么还有20%的农业劳动力要转移出来,这个转移过程仍然是劳动力增长的过程。我们现在劳动力短缺,工资迅速上涨,不是因为我们劳动力用完了或者转移完了,而是因为制度上有缺陷,阻碍了劳动力的转移。有人调研得出结论,农民工到城里打工平均八、九年就回去了,因为城里待不下去,我们把这个现象叫做农民工早退。退出城市工业的劳动力供给,又退回到低劳动生产率状态和低收入的状态去了,不仅导致城里农民工短缺,而且农民的收入只有农民工收入的一半,又加大了贫富差距。这是制度的问题,也是城市化滞后的问题。如果下一阶段,我们能够真正重视农民工进城的问题,所谓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就会得到缓解,就能基本保证未来十年、二十年劳动力的基本供给。因此新型城镇化问题很重要,农民工问题很重要,城乡一体化发展很重要。我这里特别不想提户籍制度,因为户籍制度是以农村的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单讲户籍制度讲不清。农民进了城,找到了工作,凭什么城市不给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种情况再持续下去是不行的。问题之所以存在至今,就是因为农村的一亩三分地很小,不是国家收入增长的源泉,但是如果要搞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则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我们正在改革。

    第二关于劳动力的因素是教育的发展。这些年我们的教育有长足的进步,教育的硬件条件确实改善的挺快。你到很偏远的地方去看,村里最好的建筑通常是小学校。虽然房子盖的不错,但是师资力量还不行。劳动力少了一些,但是如果把人力资本加进去,这个因素还是充分的,比过去劳动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小一点,但是综合起来仍然会有贡献。

    关于资本。我们不缺资本,而且现在还有点资本过剩。资本过剩不是说我们就富裕了,我们的储蓄比起可用于投资的水平是太多了,每年整个GDP的50%都储蓄起来了。这其中主要不是家庭储蓄,而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有储蓄就得有投资,不投资就会变成外汇储备,就叫做经常项目顺差。有外汇储备就得投到外国去,投到国家债券去。如果不能让私人和企业更多利用这些储蓄的话,他们就会把钱投到债券去。我们国内不需要那么多的投资,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外汇储备增长,现在的政策是鼓励企业走出去,允许个人、企业利用更多的外汇到外面投资。今年是中国对外投资进顺差元年,我们对外直接投资叫ODI,比外国人对我们的直接投资叫FDI要多。以前一直是他们多我们少,现在是我们多了。国内需要我们就国内多投一点,资本对增长的贡献可能没有过去大。比起前面十年、二十年我们的资本比过去还多了,今后要改革降低储蓄率。假定“十三五”规划能够争取提高居民收入、改革社保体制、进行社会再分配,把该做的事都做了,大概一年可以降低一个百分点的储蓄率。六、七年过后大约还有43%的储蓄率,这还是比较高的,因此资本不缺。

    关键的问题就是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制度问题放在后面单独讲,现在讲讲创新的问题。中国今后几年是不是能靠创新支撑增长。我们的分析结论,是过去的三十年确实没什么创新。我觉得这也很正常,人家已经发展两百年了,我们才刚开始,落到后面很远,最初二、三十年也只能是学习、引进、消化、吸收、模仿、山寨,你没走到前沿,没有经过一定实际积累,就不可能有创新的能力。但是现在经过了二、三十年,我们的企业学习到一定程度了,越来越多的开始走进前沿了,接近前沿了,许多行业逐步具备创新能力了。不说大的创新,小的创新至少开始了。教育的发展也达到一定的程度,因此我们说未来创新可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过去要大。也许劳动力的因素小一点,但是创新因素一定会比过去要大。

    这里特别要说的一点是,创新不能狭义的理解,创新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它既包含科技创新,又包含商业模式、管理方法、产品品牌、销售渠道等等方方面面的创新。创新概念的发起人从皮特,曾经讲过五个方面的创新,包括技术、工艺、管理、市场等等。他还谈到了创新的定意,当你是独一份并且在没有被别人模仿之前,你具有垄断性的利润加价,别人开始模仿以后你的创新利润就没有了,就需要有新的创新出现,这叫做毁灭性创造。然后别人又来模仿,所以对创新者来讲,被模仿是很正常的事。为了鼓励创新,使创新者获得更大的利益,现在人们制定了专利制度,因此有了知识产权。专利制度是保护创新者的一种方法,但是对落后者是不利的。现在专利权一般是三十年、五十年,据说好莱坞的版权保护要到九十年。当然这个问题也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创新本身是广义的。创新包含着两个过程,一个是创新本身,一个是模仿的过程,两者都是知识的扩散过程,是整个生产力提高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这么看待创新,一是我们过去的模仿也是技术进步,模仿就是各种改进,这是很多发达国家学者不理解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说发展中国家没有自主创新就没有技术进步,它也有技术进步,只不过是学习和模仿来的,而不是自创的。原生自创的东西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包含了很多其它的东西,包括商业模式。阿里巴巴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商业模式创新。阿里巴巴的模式使中国人进一步认识到,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过去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决策者都是工程师出身为主,特别重视技术创新。现在一轮一轮走过来,大家越来越重视商业模式、商务模式、管理模式等等创新。这些模式的创新再加上技术的创新和进步,今后一定会对我们的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不同意媒体、学者天天唱衰中国企业,说中国企业就是不行。中国的企业发展有它的历史过程,尤其是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都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天生在夹缝当中生存,本身就弱小,能走到今天而且发展壮大起来已经很了不起了。中国的企业今后潜力还很大,对我们增长的贡献是可以预测的。

    关于制度改革问题,大家都很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讲到很多内容。当年农村就那么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就产生爆发出那么巨大的生产力,今后也许制度红利不会像过去那么大,那种突破性变化的也许不会那么突显,但是应该说我们的潜力依然非常巨大。如果我们的制度优势能够充分发挥,包括金融制度改革,包括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让每个人的奇思怪想都能够在市场上试一把,能形成由市场机制作为发展基础这样一种制度环境,我们的制度红利还是有的,贡献还是有的。

    综合起来四大方面,劳动力和制度改革也许贡献比过去小,但仍然有贡献。知识进步和资本这两项可能贡献比过去大,综合加在一块比过去可能低了一点,但是7%左右也是符合这种要素分析的。不去放在模型中分析,就做这种要素的比较分析,加上一些辅助的要素分析。控制一个变量变化产生一个结果,得出结论也是基本一样的。   

这张图说的是什么呢?如果人力资本提高的话,虽然劳动力人数是减少的,但是生产力提高了,劳动成本仍然是低的。这张图的后面有点翘尾巴,是因为2008年以后工资涨的快了一点,劳动工资不但上涨,单位的劳动产品会不断地下降。

我们要想让潜力发挥出来,实现潜在增长率,保持稳定增长就要做很多正确的事情。社会稳定要稳定不能出大乱子,搞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缓解收入差距,要深入抓好反腐败工作。要努力发展教育,搞城市化建设,要调整产业结构,减少污染。要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别出大的过热,别出大的危机,不能像拉美国家那样,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再加上政治动乱。如果失去一个十年,又失去一个十年,那就没希望了。有些拉美国家过去增长得很高,比如阿根廷早年和美国差不多的,结果跌到30%以下一直爬不上去。

    我简要讲一讲“十三五”期间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题包括风险。

    第一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要转型。这个转型不是说转产,而是要提升它的结构,提升它的生产力。怎么提升生产力?政府该做什么?十个挑战和十个问题针对的是政府做规划、制定政策时候的问题,当然也是全社会的问题。如何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如何使我们的产业提高生产力?还要不要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政府有选择地支持鼓励某些产业发展的政策。“十二五”期间一个重大的教训,就是政府有选择的产业政策有非常大的负面效果。比如造成了光伏、LED等产业严重过剩。虽然这些产业也需要大的发展,但是中央政府在五年规划中提出来要重点扶持,资本市场投资分析师也忽悠,然后就出现一窝蜂。全国二十八个省都把这两个产业当成战略新型产业,各级政府给补贴,最多给了全国第二大光伏企业50亿补贴,最后政府给不起了,直接破产。其实政府不说市场也知道。政府可以鼓励其发展,是不需要用这种方式,为什么不是更多的让市场选择而是由你来选择?因此我们希望能提出一个“普惠式”的产业政策,鼓励各行各业应用新技术。比如可以对所有中小企业进行减税或者给予某种激励政策,不要有选择的鼓励某些产业,让各行各业提高竞争力。刚才那张图也说明这个,各行各业劳动成本是提高了,竞争是激烈了,但是用不着转产,用不着放弃原来的产业,只要努力提高生产力,努力改进和升级技术。转型不是转产,而是依靠升级来提升生产力。我们浪费了很多重大的资源,搞出一些过剩生产力,比如钢铁行业这个问题就很严重,而且还产生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一个企业破产欠200多亿,坏账怎么处理?一般的中国市场发展的产品,只有让市场去选择,政府只做一些市场还不能做或者做不起的有公共性的东西。当然政府会有一些具有高尖端技术的,需要保密的产业,比如军工、航天等等,这也是私人部门做不起的。

    第二,如何进行创新驱动和科技发展。“十二五”期间有一个重大的教训,就是科技发展政策不成功。巨大的投入没有产出多少真正的新技术,这是科技界公认的。对教育界的大量投入和大量的补贴,扭曲了人们的动机,反而导致创新动力不足。很多大学教授忙着填表申请经费,没功夫做科研。企业为了争当一个科技创新企业,想方设法弄点专利,其实他们自己都知道是垃圾专利,目的就是为了申请政府补贴,造成了动机扭曲,资源浪费。

    我们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方法。要有制度上的保障,政府的资源集中在基础科研,而市场鼓励创新的资源可以通过风险投资的方式。风险投资不是由政府一家单独搞,政府可以选择风险投资项目,但政府是要搭风险投资基金的便车,你投80%,我跟20%,退的时候我先退20%,你们可以继续持有,不再去花那些冤枉钱,也不再用那些补贴扭曲市场。本来政府是好心,各级政府各部门都追加创新经费,结果反倒腐蚀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创新条件太好了就没有动力了。我们今后确实更多要依赖创新来增长。

    第三,城市化。关于农民进城的问题,不要老想着户籍制度,而是要逐步淡化户籍制度,强化人均公共服务供给的概念。你可以没有户口,但是要逐步渐进地实现和有户口的人获得平等的公共服务的供给。从长远来讲,现在是双轨制,一方面是有户口,另一方面是没户口,给予没户口的人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多,逐步达到趋于平等。如此一来,原来的户籍制度就逐步的淡出了,最后在历史的长河中走向消亡。在“十三五”规划中,新型城市化一定要提上日程并大力推进。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民进城的城市化的进程。要提高教育水平,增进人力资本,提高竞争力,为了高收入阶段创造条件。我们现在之所以穷,正是因为70%的人没有受过初中和高中的教育,只能说有过一个基础教育。理论上讲是九年的完全义务教育,但是很多人还是没有上完初中。我们提出一个想法,“十三五”期间能不能开始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制度,使我们的基础劳动力水平和基础人力资本水平大大提高,劳动力各项技能的提高,促使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带动了居民收入的提高,我们就真正进入高收入阶段。

    第三,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十三五”是关键时期。从现在开始到“十三五”也是一个好的窗口,因为事情已经恶化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成了社会政治问题。前两年人代会50%的提案是关于放假,这两年提案多是关于环保。前几年大家注意力关注到低碳去了,虽然低碳也是环保,但是低碳是全球气侯变暖的问题,可能影响全球气侯,当地污染的问题和全球变暖的问题是有一致性的,主要的问题也是因为能源。煤和石油我们叫做重污染能源。天然气也排碳,但是天然气相对来讲清洁一点,碳少一点。最好要发展新型清洁可再生能源。如果说核能还不太清洁的话,水利、太阳能、风能都是清洁的,这就需要很多政策了。我们过去也有教训,我们发展了很多光伏产品,但是光鼓励生产却没有鼓励使用,结果生产的东西过剩,生产的过程也造成了污染。现阶段是我们实现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刻,也是重大挑战。能源结构要发生变化,要在需求方采取政策,鼓励使用消费,而且通过需求方传导到供给方的方式,促进发展新能源产业,而不是一个劲的鼓励生产却忘记了消费。中国能源储量65%以上是煤,煤是最脏的,煤和石油的消费仍然是污染的重要的源泉。太阳能加在一块才占到1%、2%,确实太低了,如何进行调整需要采取很多政策。

    第四,化解金融风险、避免经济波动,这是宏观的一些问题。过去十年当中两次过热,遗留下产能过剩、债务问题、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等等大量后遗症,这些都是悬在我们头上的问题。尽管问题是可控的,但是大家感觉风险还是比较大,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处理。“十三五”期间需要把这些问题基本清理干净,不去追求两位数增长,如果能实现7%-7.5%的稳定高增长,比如7%的增长,到了2020年基本就能达到一万一千几百美元的人均GDP,接近12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跟美国的比例大概就是26%、27%,就可以又上一台阶了。我们认真应对这些风险,要看到过热产生的恶果,保证今后实现稳定增长。

    第五,提高资源效率,突破资源约束。资源的约束是可以突破的,我不相信世界末日的理论。马尔萨斯理论讲的是过去没有技术进步的时代,人太多了就要通过战争或者是瘟疫消灭一批。如今只要努力追求技术进步,人的增长是无限的,资源约束是不存在的,真正存在是技术约束,归根结底技术是效率,真正的瓶颈是我们的效率低下。日本缺不缺资源?日本几乎一点资源都没有,我们缺资源日本就更缺资源了。现在我们所有资源的利用效率都只是日本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日本原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仅次于美国,正是因为它的效率高,日本买过来的资源再加上运费成本按说很高,但是它的产品出口仍然可以比别人便宜。关键是它的技术水平高,可以用技术来换资源。要想突破资源约束,就是要提高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和改进各种技术。能源只是一个方面,其它资源也是一个道理。

    第六,进一步国际化。我们需要世界的市场,需要世界的技术,我们要适应新的世界的发展。美国人在倡导搞PPP协议,在搞新的全球化的动作,我们应该思考怎么去应对,怎么去实现。

    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改进政府。过去我们搞规划,是把国家发展目标和任务分解到各个部门,往往导致规划和其实施的“部门化”、“碎片化”,一些需要协同的国家总体战略目标不能在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中得以体现。比如说工信部从来不关心就业的事,因为每个五年规划就业都是在社保部工作范畴之内。其实就业首先应该是工业产业,应该是各个部门的事。中国有这么多劳动力,需要在各个产业各个行业就业,结果最后都成了社保部的事。因此在“十三五”规划当中,应该在整个政府工作安排中讲怎么建立劳动力市场,怎么搞人才培训。环保也应该是各个部门的事。为什么要提倡绿色金融?金融本身是最不污染的,它根本就不直接生产,但是它配置资源,可能把资本配置到最污染的行业去,因此金融业也可能导致间接的污染。但是我们的银行根本就没有环保的任务。因为没有一个协同机制和效益来贯彻统一的国家目标,五年规划有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无法实现的笑话。所以我们在提这方面的建议,今后不要把国家规划分解成各个部门的任务,国家规划就是国家规划,各个部门都要贯彻所有的战略目标,都要体现在部门的工作当中,因为很多部门跟其它部门的工作是相关的。政府的挑战在哪呢?政府的规划原则,就是规定政府要干什么,现在是市场经济,规划就是规定政府应该该干什么,你不能去规划私人部门做事情,只能去引导。我们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怎么限制政府,让政府做事情的同时还要限制政府,政府权利不能膨胀。现在大家知道一个词叫做负面清单管理,用负面清单管理市场,用正面清单管理政府、约束政府。对于企业,政府只能规定它什么不能做,但是不能规定它什么可以做,否则就没有创新了。政府只能说企业什么不能做,而其它事都是可以做的,即使将来发现某些事不可做,还可以再规定不可做。你没有规定不可做,企业做了就不违法,就可以在你没有规定不可做的领域去无限的创新。对政府则是规定可做的事情才能去做,而且必须要做好,那是政府本身的责任。不能允许政府的权利恶性膨胀。    我们特别要强调协同的问题,要打破部门格局导致政府工作碎片化、部门化的情况。中国经济绝大部分取决于政府,不管我们说将来怎么市场化,客观上说最近五年政府还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最近由于反贪腐,有些政府官员只廉洁不奉公,既不跟企业吃饭也不给企业办事,政府该做的事情不做了,现在经济为什么走低,恐怕这也是重要原因。六月份财政部开个会,下通知督促各级政府加快支出,原因就是政府自己该花的钱也不花了。不反贪腐中国就垮了,但是反了贪腐,讲了廉洁,还要讲更好的奉公,这是新问题。

    以上概要的介绍了我们增长潜力增长的各种要素以及我们面对的挑战和面对的各种问题,希望大家共同来讨论中国发展的前景。这也是我们50人论坛要深入讨论的一个话题,我就讲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