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题目是从“新常态”的角度来看当前的经济运行。

    4月16号，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的基本数据，一个重要的指标是经济增长速度是7%。大家对相关数据都在进行深入的分析，对这个7%也可以有很多的解读。我想，它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最为典型的指标。当然，跟GDP相关的还有一系列的数据。今天我着重从新常态的角度来看短期的经济形势变化，重点放在新常态上。

    主要讲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新常态有什么新趋势、新特征；二是新常态有什么新机遇、新挑战；三是新常态有什么新要求、新作为。这里面既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基本的框架，也有一些结合现实问题的思考。

    “新常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5月份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来的，去年11月又在APEC会议上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又再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现在新常态的概念已经使用的非常普遍，凡是谈到经济问题，特别是中国经济问题大家都在用这个新的概念。

    “新常态”概括起来讲有九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消费需求。过去是冰箱、彩电、洗衣机甚至是家用汽车等商品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费，现在开始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

    二是投资需求。传统产业的投资相对饱和，传统行业投资已经基本上饱和，新的投资机会出现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领域。

    三是出口需求。加入WTO以后的十多年，迎来了对外开放的红利期，出口出现持续大幅度的增长，2002年-2008年进出口平均增速是26.1%。2012年以后进出口增速明显回落，今年一季度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下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明显减弱。

    四是生产能力。传统产业出现企业兼并、生产集中度提高，生产能力普遍过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提出要超英赶美，最重要的指标是要在钢铁产量上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现在中国钢铁年产量是8.2亿吨，占全球比例差不多一半，中国的钢产量是绝对占据世界第一。有人调侃，中国的钢产量是中国第一，河北第二，唐山第三。我们产能有10亿多吨，光唐山这个城市差不多就有上亿吨。所以传统产业以钢铁为代表产能明显过剩。

    五是比较优势。过去，我国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而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成本接近或高于周边许多发展中国家。2000年，我国制造业工人小时报酬是0.61美元，比当时的菲律宾、泰国还低不少，现在已经明显高于越南、印尼等等国家。去年我去了一趟福建，有人给我讲，说现在企业雇佣了很多越南工人，他们在国内的工资比我们要低很多，这些越南工人来中国来打工，星期六、星期天也不愿意休息，只愿意加班干活，收入比在越南干活还多，他们非常高兴。我们中国过去和这种情形非常相似，当我们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便宜的时候，其他国家也喜欢雇中国工人干活。现在我们有些企业已经开始雇佣一些外国工人，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边际性的变化。

    六是竞争特点。过去是以数量夸张和价格竞争为主，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不以差异化为主竞争，你就会缺乏竞争的优势。过去在欧洲、美国商店里买鞋，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现在越南、菲律宾等等国家生产产品也越来越多了。

    七是资源环境。过去空间相对来说是大的，现在很多地区的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甚至个别地区超过了可以接受的上限。

    八是经济风险。在高速增长时期，有些风险和隐患是处于潜藏的隐性的状态。如果经济增速在短时期之内明显下滑，很多隐性的风险就会逐步显性化，即所谓的水落石出。比如说东北，它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很低，基本上是在5%-6%，甚至有时候更低。尤其是一些资源型的城市，像黑龙江有些城市现在就非常困难，连工人工资、福利正常发放都面临困难。还有一些地方，像温州的不良资产比其他地方更高一些，应该说水落石出的道理还是现实存在的。

    九是宏观调控。以往我们采取强刺激的措施，效果是明显的。但是如果现在继续采取传统的方式来应对经济下行，它的边境效益就会减少。所以宏观调控需要创新，需要找到更加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以上是九个方面的变化，在去年、今年和今后的几年还会继续表现出来。

    “新常态”的集中体现是经济增速换挡，从高速增长进入中低速增长状态。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那个时候经济增长速度在10%以上还是常见的现象，而现在两位数的增长几乎是不可能了。最近几年，从2012-2015年基本上进入7%左右，或者7%多一点，开始进入新的增长速度的平台，也可以叫做经济增速换挡。

    我们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也需要做相应调整。前两年是7.5%左右，2015年的经济预期目标增长速度是7%左右，增长速度的目标要求是调低的。消费价格涨幅从过去两年的3.5%左右，转变为今年的3%左右，即使3%左右现在还是有差距，达不到。包括7%的经济增长速度，现在也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可以实现。在过去很多年，尤其出口增长速度都是在20%至30%左右，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现在进出口，特别是出口明显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以往可以叫做马前卒，现在成了拖后腿。

    经济增速换挡，的确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日本和韩国在历史上都经历过高速增长阶段。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3年，日本经历了将近20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接近10%。但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经济速度跌落很多。之前讲日本失去的10年、20年，现在已经进入所谓失去30年的年头。对于日本失去的多少年也要辩证的看，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是低，但是它的内部结构是在变化的，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在提高的，所以不能单纯从速度本身来看。

    韩国也同样如此，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经历了差不多30年的高增长。到从1997年或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经济增长速度就进入了相对低速增长的状态，最近五年增长速度是3.6%。实际上，韩国过去30多年已经创造了一个其他的国家没有达到的经济奇迹，所以已经是很不容易，很不简单了。在现在的阶段，进入新常态之后，增速换挡有它的客观必然性。

    前几年，美国有位经济学家对世界各国高速增长做过一个研究。他认为，中国经济基数大，即使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是它所对应的经济增量还是非常可观的。2014年中国GDP增长7.4%，对应经济增量大约是8665亿美元，而当年美国是6500亿美元，我们的增量已经是明显超过了美国。现在一些领导人经常举一个例子，说现在中国经济一年的增量相当于多出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的确如此，比如土耳其2013年增量8221亿美元，荷兰是8000多亿美元，印尼是世界上排在前列的人口大国，我国一年经济增量相当于印尼全年的经济总量。所以如果我们能保持现在的中高速增长，继续有这么大的经济增量，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还将持续提升。

    “中国新常态”与“国际新常态”比较一下。国际上通常是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一种比较长时期的低速增长的状态，它主要是对这种状态的描述，从主观上面来讲是有一些消极和无奈。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相似之处在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换挡，但是在“新常态”的概念下，我们不光是在描述一种状态，而且还提出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问题，既包括速度的调整，也包括结构和动力应该向什么方向来演变。我们的新常态应该是一种更加积极、更加有为的新常态。

    人们可能会问新常态改变了什么？没有改变什么？

    首先说它没有改变什么。从国家层面来讲，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很长时间之内还会继续处于初级阶段。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仍处于一个大的经济机遇期。

    它改变了什么？它改变的东西很多、很深刻。虽然战略机遇期还存在，但是它的内涵和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方式也需要而且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过去我们的增长主要是靠拼资源、拼投入，以数量取胜、价格取胜，这种发展方式路不是越走越宽，而是越走越艰难，必须探索一条新的路来。

    “新常态”下也有新机遇，这就是创新型企业可能呈现一种爆发式超常增长。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小米科技就是一个奇迹，2012年它的营业收入是100多亿，去年差不多增长到800多亿，连续翻番的增长，这跟传统行业完全是两回事。深圳的大疆公司是生产无人机的高科技企业，它的创办人是一个香港科技大学毕业30多岁的小伙子，现在的公司销售也是在翻番的增长。创新型企业如果要是对路的话，会出现一种超常的增长，这是一种机遇。

    服务业的发展会有很多的机会。近几年，中国经济虽然总体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的，但是服务业增长相对来说比较快，服务业的比重在逐步提高。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的比例已经达到了51%以上，占了半个江山还要多，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而且将来还会持续增长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将来会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

    还有是机器人产业及其相关的工业4.0产业也在快速成长。全球是如此，中国的机器人销售量的增长是同样的快，甚至比全球增长还要快。现在有一种叫做“新东北现象”，说得是东北在若干年前曾经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东北国有企业占的比重比较高，重工业占的比重比较大，因此在前几年曾经是比较困难，而现在东北三省又陷入了新的经济比较低落的状态，所以称之为“新东北现象”。

    总理前几天到东北去了，给东北打打气，激发他们在“新常态”下推动发展的动力。整体上讲东北确实比较困难，辽宁、吉林、黑龙江都如此。但在东北有家公司沈阳新松机器人，这个公司是一大亮点。前几天总理已经开了一次座谈会，请了若干经济专家和企业家，企业家就有新松机器人的老总来参加，机器人这个产业也是一个新的机遇。

    再就是走出去（对外投资），去年的时候，中国对外投资达到100多亿美元，已经跟利用外资处于并驾齐驱的状态。今年一季度同样如此，用对外投资继续快速增长，所以对外投资或者走出去应该说也是新的机遇。

    再就是出境旅游，去年处境旅游人次首次突破1亿人次大关。出去的人增长很快，而入镜现在处于一种比较慢的增长状态，甚至在有些城市，有些地区入镜旅游是减少的，包括我们所在的北京。原因很多，大家猜猜理由你可能说雾霾，的确是一个因素。为什么出国旅游增长的更快呢？因为现在人民币更值钱了，所以不管到日本、欧洲觉得买东西比国内还要便宜。

    在“新常态”下既有新机遇也有新的挑战，其中三期叠加的矛盾是我们面临的现实的重大挑战。一个是增速换挡，这个增速换关键这个挡位稳定在什么样水平？现在可以说我们还在探索的过程当中。二是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最典型的问题是新旧产业青黄不接，问题在于青黄不接要持续多久？三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这主要指2008年以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之后出台大量的货币、投资方面的政策，有利地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的确也出现了产能过剩、杠杆高起的情况，也就是负债率比较高。因此去产能、去杠杆、去负债也需要一个过程。这三个方面搅在一起，这个过程很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也是比较痛苦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新常态下的新挑战有很多了，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的陷井。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收入在7000美元以上，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等的水平，因此我们将来能否进一步跨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现在可以说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可能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井的情况，因此能不能有效应对像人口红利弱化的问题、生产率能不能进一步提高的问题等等。原来追赶的优势已经弱化，先发的优势能不能体现出来等等，都是所面临的重要的挑战。

    在新常态下有三个本质性要求：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像我刚才说的，换挡这个挡位究竟会落在什么水平上它会比较平稳可持续呢？现在还在继续探索。现在比较有共识的说法是中高速增长应该落在7%左右。不管是社科院、发展中心、人民银行的结构、统计局等等预测我们潜在增长率的话，如果平均一下大概在7%左右的样子。也有一些专家更乐观一些，他这几年一直在讲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还可以达到8%的水平。

    怎么样保持中高速增长？需要政策上面要给力，我们内需的潜力也要很好地来挖掘。也就是说中高速增长，它不是一个自然就会出现，就会存在的状态，还是需要付出努力才可以实现的。

    结合当前的形势，从今年或者今后时期来讲都是需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问题。今年来讲财政赤字率从去年2.1%提高到2.3%。提高幅度还是比较小的，比较有限的。欧美区的一个指标赤字率在3%以内，我们的赤字率的水平是相对比较低的，因此除了适当提高赤字率之外，现在也在采取一些追加的措施，包括挖掘存量资金的潜力，把以往年度结转的资金拿到今年来用，包括地方的债务，实行债权的置换，主要是原来债务规模很大，利率也很高，现在通过规范发地方债务债，利率是低的，所以置换掉原来的债务，给地方政府减轻利息的负担。总体来讲地方债务问题是可控的，但是个别地方偿债的压力是很大的。

    同时还要采取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的措施，像今年准备要全面完成营改增，小微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也是扩大了，再一个是除了人工成本、劳动力成本提高之外，有些方面的制度成本也比较高，指的是企业和雇员要交五险一金占到工资总额当中很高的比例，差不多有40%，所以企业负担比较重。今年也采取措施，把失业保险缴费率降低1%。

    从货币政策来讲叫做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15年M2预期增长，12%左右。总体上是稳定的，但是跟去年的目标、前年的目标相比那个时候都是13%左右，所以低了1%。所以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也可以略高些。当然要灵活运用公开市场错作、利率、存款准备劲旅、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要让金融的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要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除了两大政策之外，在扩大内需方面要有更大的作为。现在正在实施的六大消费工程，包括养老家政、信息消费、旅游休闲、绿色消费、住房消费、扩大教育文化体育消费。也代表了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向，而且每一个方面都是很有潜力的，包括信息消费。我们现在信息的基础设施虽然已经是建设的比较完整了，但是跟发达国家相比的话差距是不小的。我们的上网速度跟韩国比差得是很多很多的，尽管现在已经3G、4G了，但是总体的上网速度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政府现在也已经开始采取措施，要求国家发改委进一步扩大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

    我们说投资在稳增长当中具有关键的作为。我们现在正在实施7大投资工程包，包括棚户区改造和危房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等民生项目。说起地下管网，也许在座各位对于国外、中国地下管网不是特别了解，我们国内在这方面相当有差距的。人们经常说马路像拉链一样，你经常需要拉开来，然后把地下管线重新修一下。但是在国外，看外国电影的话可以发现外国的地下管网很完善，包括它的排水等等，在很多年前就建设的非常好，下面的人能跑，甚至可以行船。而我们现在在国内几乎没有这样的成规模的地下管网。

    现在有一个词叫“海绵城市”，建设部正在试点进行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路面硬化一到下雨的时候水都流走了，天干旱的时候很多城市缺水，希望将来能像海绵一样，下雨的时候不造成洪涝灾害，而是它有适当的地方把雨水吸收储存起来，天旱的时候再抽出来用来浇水、绿化。城市管网在一些地方在试点进行，它有什么问题呢？现在都建好了，再去挖是有难度的。只有新城区的建设，从一开始容易形成比较完整的，比较好的地下综合管网，都在同一个走廊里头来配置。大家有机会可以到福建平滩岛，那个地方的地下管网搞得非常好。因此在地面上很少看到枝杈的东西，都是通过地下走。7大投资工程包也都是今后发展所需要的一些项目。

    再一个要求是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要从现在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的水平，很重要的一点是继续提升服务业的比重。服务业去年占整个国民经济48%多一点，今年一季度已经超过了50%，预期今年全年它有可能超过50%，所以这个也是中国经济包括新中国经济成立以来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化。

    还有，我们的制造业要升级换代，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行动纲领、战略规划。主要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为主一起研究提出的一个战略计划，主要意思是要把现在的制造业利用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技术进行升级改造。因为制造业是中国的本钱，也是我们的优势。因为现在中国制造业在过去很多年在全世界的比重是最高的，规模是最大的，中国制造业规模上超过美国，但的确也存在一个大而不强的问题，所以“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就是希望能够使我们从制造业的大国向制造业的强国来迈进。这个和德国工业4.0有异曲同工之妙。稍微不太一样的是德国的工业或者欧盟是从3.0向4.0转换升级，技术整体上是在3.0，中国可以说是2.0、3.0都有，或者是2.5，我们是从高到中到低端都有，都需要更新换代的过程。所以说“中国制造2025”如果能实现它的目标的话，我们的制造业会出现它的凤凰涅盘。

    新常态下一个本质性要求是动力转换，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过去我们主要是投入劳动力、投入资金，使用那么多土地，将来我们的发展要更多靠创新来驱动，因此最近几年来，我们一直强调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个需要人才、需要企业、需要政府来共同努力。

    在人才这个方面，国家希望创新人才更加公平合理合法地来分享创新成果从而激发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中关村是创新示范区，对于科技成果使用、处置、收益的关系就会有更加优惠的政策。这些政策会在中关村进行试点以后逐步推广到其他的一些科技园区。

    从企业来讲，企业要成为创新的主体，政府要继续加大科技投入，还有优化资源共享，要把钱用好。现在中国研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2%，钱的规模已经是很大了，但是怎么把钱用好，的确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从政策来讲还要鼓励草根创业、草根创新，现在比较时髦的是创客，发展众创空间，让创客能够脱颖而出。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要打造双引擎，经济发展的双引擎其中一个指的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希望每一个有创业创新愿望的人都有合适的空间合适的环境把创新的力量释放出来。

    每年大学毕业生有很多，去年有727万，今年差不多有750万大学生，其中理工科占一半以上。现在的一个想法是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的快速发展靠得主要是勤奋，我们在加班加点、流汗流血。今后的发展既要靠勤奋也要靠智慧，把大家的创造能力释放出来。人们在创业、创造、创新的过程当中它不仅生产出物质财富，人自身的价值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实现，所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可以更好地结合，达到一种新的境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八个字已经在全国年轻人当中已经深入人心了，海淀书店那条街现在是创新一条街了，这也是新的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

    还有一个引擎是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这个主要由政府来提供的。在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出新的需求和发展的拉动力。

    动力转换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今年政府报告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主要由国家发改委在制定。它主要的意思是想把互联网和经济社会的各领域要深度地融合，提升企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中国制造2025”，把制造业让它更新换代的话，“互联网+”不再局限于制造业，也不再局限于第二产业，它可以说跟经济社会是一个全方位的深度的融合。所以很可能“互联网+” 这个行动计划它既有物理变化也有化学变化。物理变化是如果插了互联网的翅膀可能飞得更高，很可能产生化学变化，产生全新的业态，全新的商业模式。过去没有这样的业态，自从有了互联网就形成了一种新的业态、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新常态下新作为要保持中高速增长还需要把改革开放扎实推向纵深，全面深化改革今年是关键之年，要在很多方面继续来推进改革。包括政府的改革、投融资、价格、财税、金融等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今年要制定三个清单、一个是权力清单、一个是责任清单、一个是负面清单。权力清单是要求省一级的政府，要把权力列出一张清单向社会公布。再就是责任权力，由谁负有什么责任也要列一个单子。三是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哪些方面不能够进入，没有说的都可以进入。把这三张清单制定得很清晰的话，执行得很严格的话，就会把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就会产生政府权力的减法来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现在可以说政府大力推进的作为当头炮、先手旗就是这方面的，当然投融资改革跟它也是同样的一些理念。

    我们还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入WTO以后，有一个对外开放的红利期，利用外资大幅度增长，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利用外资处于低速增长阶段，尤其是跟我们产业结构变化是比较吻合一致的，我们的制造业的利用外资最近几年是减少的，当然服务业的利用外资是增加的，总体的利用外资已经处于缓慢增长的状态。进出口同样如此，所以需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其中建设高标准的自贸区是今后很重要的举措。除了上海从前年开始搞了自贸实验区试点，准备搞四个自贸实验区，主要推进高标准的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我们在国际上也要建设高标准的自贸区的网络。现在已经跟新加坡有自贸区，跟东盟有建设一个自贸区，但这是若干年前的建设的，它的标准相对来说低一些。要求主要是说我们进入关税要减让，但是它涉及到环境、劳工、国有企业等等，在原来自贸区企业当中很少涉及，高标准的自贸区会有一些更高的要求。除了关税的减免减让或者是贸易投资自由化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标准。

    我们跟美国也正在商谈中美投资协定，中美投资协定也是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或者说重要的依托的投资的协定。对外开放的水平越高，它就倒逼着国内各方面的体制也要进行相应调整。自贸区标准提高了或者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了，国内原来的一些做法就不适应了，就需要进行调整。在这个意义上讲，开放也是改革。

    我们在2001年，国内法律法规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整，修改的法律法规的文件有几千个，因此我们现在就需要通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倒逼深层次的改革。

    在新常态下要有新作为，要实施新的三大战略。

    战略之一：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

    主要内容或者合作的重点是五个通，（政策沟通、设施联同、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个通很工整，不是凑的，每一条都有实实在在的内容。

    我曾经也跟有关领导同志到过若干国家，包括白俄罗斯、罗马尼亚还有周边的国家，到了那以后，这些国家都会跟你提出来一大堆的项目，说我们希望中国企业能来投资建哪一个电厂，哪一条公路，哪一条铁路，我们非常需要建设但是我们没有钱，希望你们给优惠的贷款。当然将来偿可以通过项目偿还，通过国家或者企业来偿还。当然很多周边的国家，甚至更远的国家对中国到它那投资、承包工程都有很高的期待。所以相应的需要政策的沟通，包括宏观政策和其他政策方面需要协调和沟通。民心相通是指人文交流，交流也是非常多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很多的机制很多的平台来进行，双边多边合作的机制是很多的。

    同样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金融支持，需要钱。因此我们现在建设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这是两个重大的创举。现在亚投行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热，原来说3月底截至创始成员国的时间，没想到最初20几个，现在增长到57个。创始成员国多这表明中国在国际影响力吸引力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软势力重要的标志。

    与此同时，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张，亚投行将来的治理结构和规则怎么定？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希望能占据一个有利位置。既然我迟早都要加入，索性成为创始成员国，发言权更大，对于规则治理权更多一些。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亚投行和TPP比较一下，TPP是比较固定的有限的成员，中途的时候，别的国家想加入进来的时候已经不愿意让你进来了，TPP是把这锅菜炒好以后到时候我卖多少钱，我来定新成员来加入的价码。因此在现阶段加入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增多是一个好事，同时将来协调的难度也会相应的增加。

    “丝路基金”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已经开始运作了，提供融资支持。丝路基金，尤其是亚投行治理结构运作规则要参考国际商成熟的先进的做法。

    战略之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北京、天津、河北，这三个地方很近，有时候经济发展很多是相互割裂的，落差也很大。其中有一个落差大家想不到，河北省几乎没有一所大学是985，河北省级别最高的学校原来叫河北工学院，但是这个地方又座落在天津，当然天津原来是河北的，高校角度来讲落差很大了。还有一个是环京津平衡带，北京和天津周边有一圈平衡线有很多，因此协同发展很有必要。

    现在正在制定协同发展的规划，首先想突破的是三个方面，一个是交通一体化，京津冀之间，从北京到周边的一些地区高速路还是不大通的，保证京承高速通的时间也不是很久。北京的雾霾有一部分是自己生产的也有是周边飘过来。

    再一个是需要产业升级对接。河北省的产业当中传统产业占的比重太大，层次也比较低，因此在河北和天津建了很多的产业对接区，希望能够把北京的产业转移到河北、天津。尤其是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中关村，老是盯着，有什么好的创新结果希望到它那去开发结果，当然有些能够转移出去，有些也有一些难度。中关村的有些创新成果宁愿跑到浙江、上海不一定要在周边，因为像产业的配套能力在江苏、浙江比河北省要有很多的优势。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做的事情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北京瘦身。比如现在北京正在做的像动物园批发市场、大红门的批发市场，现在已经开始在进行做疏解、转移。把他们请到白沟、固安等等一些地方。像医院和学校也是将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在四环、三环之内从增量角度讲不再建大型医院，包括三四环之内高校新的招生也会适当有所控制，希望一些新生或者本科教育能够到郊县，现在已经有学校搬到昌平。因为北京太拥挤了，我今天迟到十分钟，我从香山过来，路是顺着的，平常15分钟就到了。将来北京要瘦身，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具体怎么做还需要有统一的规划。我刚才所讲的是从这个方向上来讲大家可以想像会朝这样方向努力。

    战略之三：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

    长江经济带背景是11省区市，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40%。长江黄金水道治理、沿江码头口岸等重大项目，构筑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产业转移示范区，引导产业由东向西梯度转移，建设绿色生态走廊。

    新三大战略，同时还有原来的四大板块，统一可以说4+3，是一个战略组合，相互是叠加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培育形成新的增长极和增长带。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发展在今后一个时期的大逻辑是科学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

    在认识上还要进一步加深，因为还有认识不够清楚的一些地方。

    在适应上面要更加主动，因为有些方面有些领域比较被动的一些现象。

    再一个是积极引领新常态，是更高的层次了，有更新的作为，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只有这样以后，我们将来经济发展才可以有更高的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回到当前来讲，我们还要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这些你看起来这字是很工整的，它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含义，大家好好琢磨。提供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需求和供给要并重，短期内更注重需求的潜力的挖掘。增支和减税并重，短期内更注重增支。你要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个体户，给你减100税，你现在会不会把这100块钱都投入生产，还是会说有100块钱先存到银行30块钱，另外拿70块钱去投资？宏观和微观并重，短期内更注重宏观。微观是企业有很多困难，去救是对的，关键是把宏观政策搞好了，救的不是具体的企业，而是对整个经济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增量和存量并重，短期内更注重增量。速度的角度来讲，认为是边际的变化，在很多资源的配置上更加注重增量的问题。大同和小头并重，短期内更注重大头。意思是中国不同的省份经济规模差别很大，最前的五个省占全国经济总量的40%，前十个占中国经济总量的60%，因此在稳增长的过程当中，这几个大省能够稳住了大局也就稳住了。当然这些都是从短期来讲的。从中长期来讲这两方面都要重视。

    现在从一季度来看，经济下滑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将来政策措施力度也要加大。从全年经济发展的前景来说，我认为通过努力还是能达到经济预期目标的，包括经济增长最为综合性的目标。一季度是7%，全年目标是7%左右，我觉得这个7%左右是可以实现的，虽然它只有一个箭头，很简单，但是都从一季度到四季度到全年会经历很复杂的过程，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使全年还是7%，甚至希望有个更好的结果。

    总而言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下行压力很大，但是我们措施的力度也要加大，要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