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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与产业转型升级
演讲者:刘世锦 论坛成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时间:2015-11-18    阅读:1923次   

    很高兴今天晚上和大家就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产业升级问题做一个交流。

    2008年中国经济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09年我们实施了称之为“4万亿”的刺激计划,到2010年一季度经济增长达到一个高点,再往后五年多的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下行态势,我们通常的说法是经济增长放缓。

    对这样一个变化,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和说法。有些学者讲,中国经济还继续可以保持十年到二十年8%左右的高速增长,这是一种说法。但是,五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由我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做过一项研究,我们观察了二战以后,几十个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大部分国家是不大成功的,其中相当多的经济体落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个经济体,例如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香港、新加坡等等进入到了高收入的行列。这些经济体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当人均GDP达到一万一千国际元(我说的现价美元是PPPPPP有不同的算法,我们用的是麦迪森(音译),这套数据的优点,是把几十个国家上百年的经济增长放在一个尺度下来评判或者比较。我们用的是麦迪森的1990的国际元)的时候,无一例外增长速度出现了回落,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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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这个变化出现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日本过去六十年间,增长速度大体上是9%-10%,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降到4%9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前十年降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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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这个变化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大概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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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际的经验,再来分析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增长轨迹和我刚才讲的亚洲部分经济体增长的路径和发展模式类似,可比较性是比较强的。  所以,分析中国情况有三种方法:一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二是根据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发展的不同情况,把它分成六组进行分析;三是我们计算了一些重要的人均实物量、发电量等等,最后出现的结果也是超过我们预期的,所有的数值最后落到了2013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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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这张图,这是我五年前画的一个图,到现在一个符号没有变。注意到这个现象以后有一个判断,中国经济在2013年开始有很多的可能性,应该是增长阶段的转换,是从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当时提出这个判断,大多数的人不相信,不认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状况不错,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的背景下,中国是一枝独秀,增长速度怎么会下来呢?很多人是不愿意听的。但是,五年过去了,事实已经给出结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转换已经不是理论争论,而是一个现实。

    现在讲新常态,第一条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成中高速增长。我们测算到2014年,按照我刚才讲的PPP计算,中国人均GDP刚好是一万一千国际元,换算美元大概是七千五百多美元。实际上,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一些地区,三年前增长速度就已经开始回落。我们测算,这些地区在三年前人均收入已经到了一万一千国际元。

    一万一千国际元是经验数据,也是我们从事实当中发现的一个规律,感觉它还挺灵的。最近几年,大家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个经验数据进行理论分析,其中更多是从供给角度来分析。从2012年开始,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力总量已经开始下降,大概每年减少200万左右,也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

    我们是从需求的角度来研究。我讲的是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现有技术水平下一些重要工业产品人均拥有量的一个峰值,长期以来这是由技术决定的,我就不展开说了。发展经济学在这方面是有缺陷或者说是不完整的,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基本上是讲欠发达国家怎么起飞,飞起来持续多长时间,然后降落的时候如何落,落到什么地方,并没有对持续增长和降落过程等问题进行系统解释。然而这两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过去几十年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两个很重要的现象。

    一个现象是属于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我刚才讲的一般很难超过六千国际元。比如拉美地区国家,它也有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但是没有超过6000国际元就降下来了。另一个现象就是追赶型经济体,还没有一个认可度比较高的解释理论。最近几年学术界都有一些研究,中国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我们希望中国10%的增长速度再保持二、三十年,我们就超过美国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尊重规律。新常态的概念,最重要的是你要认识规律性,科学发展最重要的就是按规律办事。

    有的同志讲,中国增长速度下降,是因为我们主动调控的结果。言外之意是我们想让它下来就下来,想让它上去还能上去。其实这是做不到的,上不去了,因为潜在增长率已经下来了。

    从国际范围来看,我们最后保持6%-7%的增长速度,将来还会有所降低。另外,GDP持续增长,基数规模在变大,比如在2000年,中国的GDP总量大概10万亿人民币,增加1%就是一千亿元。2014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到了63.6万亿元,增长1%就是6千亿人民币。所以今年增长7%也要比2000年增长10%大的多。

    中国经济一个看速度,另一个还要看增量。目前我们每年新增量占世界经济新增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这大体上相当于在国际上排名第20位的经济体。前段时间社会上说李嘉诚要撤离中国了,我说李嘉诚这个人很聪明,因为中国房地产的峰值期已经过去了。但是李嘉诚走了其他人还可以进来,中国是每年新增量最大的经济体,你不来中国还想去哪儿?如果你不来,肯定是你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

    速度问题当然很重要,大家都很关注,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不很重要,因为它只是一种表象,更重要的是背后结构的变化。

    五年前,国内外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有问题的,投资比重不高,工业比重不高,需要更多利用外需,更多依靠低成本要素的投入,这四个指标中国都是不及格的,所以增长模式有问题。但是,在过去两三年里,中国的这几个数据已经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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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年,消费一直是下降的趋势,现在已经是调头向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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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过去我们出口是20%30%的增长,今年已经是负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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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原因是成本上升,汇率上升,我们的出口竞争力在逐步下降,现在看来出口要稳定在5%都不容易。我们为什么要稳增长呢?关键就是要稳就业。目前就业总体上的情况还不错,原因跟基数有很大的关系。2005年,经济每增长1%,就会新增就业86万人,2014年每增长1%,新增就业就达到170万人,翻了一番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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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尽管增长速度由10%降到7%,但是每个百分点新的增长,就业人口都翻了一番。就业基本上还算稳定。反映了中国潜在的增长水平在目前的水平上是合适的。中国保持一个合适的增长速度,就业是相当重要的衡量指标。当然不是说就业没有问题,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还是存在的,结构性就业问题矛盾还是有的,特别是今后一段时间,由于产业重组引起的下岗问题可能会突出。

       企业盈利指标很重要,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一种速度效率性的盈利模式。过去我们的经济经常过热,希望速度能低一点,效益能好一点。实际上中国企业效益好的时候都是经济增速高的时候,因为在产能既定的情况下,速度越高产业利用率越高。但是这种盈利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当增长速度下降以后,企业盈利会迅速变差。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压力测试研究,在过去速度效率型增长模式不变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低于7%,大概有40%-50%的企业亏损。最近几年增长速度开始回落以后,有人担心企业效益会大幅度下滑,虽然是有所下滑,但是还算稳定。但是从去年开始,工业企业的盈利已经超过一年时间是负增长,这个情况最具有挑战性,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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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看这张图。这条红线标示的是所有企业盈利的状况,为什么会下来呢?因为这是严重过剩产能的行业,主要是煤炭、石油、石化、钢铁、铁矿石,它们的盈利下降占整个工业盈利下降水平的70%-80%,所以整个红线都拉下来了。其实中国其他行业的盈利状况总体上来是可以的,还是正的增长。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盈利模式的问题?美国GDP增长是2%-3%,日本GDP增长是0-1%,欧洲是0或者负增长。我们的经济转型要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当经济增长速度由过去10%降到7%8%,将来再到5%6%,甚至更低的时候,大部分企业还要盈利,这就是盈利模式转型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整个经济转型的核心所在。

    前两年我提出,一个经济转型应该考虑六个指标,即企业可盈利、就业可充分、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居民收入可增长、资源环境可持续,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企业盈利。企业有盈利就业问题就好解决,财政就有收入来源,风险也可以控制了。最近有很多人在讨论杠杆问题,我认为不要笼统谈论高与低的问题,有些行业如果盈利情况很好,杠杆高问题不大;有些盈利能力很差甚至没有盈利,杠杆问题就比较大了。居民收入特别是职工收入,企业效益好收入会增长。所以我说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核心指标,就是企业盈利水平或者盈利保持适度的增长,这是问题的关键。这实际上是宏观的问题,是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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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收入目前看还算可以,但是有些产能严重过剩的地区,财政收入下降幅度比较大。有些地方财政收入看起来还可以,但真正的税收增长却很低。很多来源是非税收,而非税收很多是临时的,有些是抠出来的,是不可持续的。

    财政风险有所加大。大银行不良率现在还不到2%,大概1.7%,但是最近公布数字的可能达到1.9%,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严重,有些银行估计可以翻一番,甚至比估计的更加严重。地方债务通过置换以后有所缓解,但是从更长一段时间来看钱是要还的,究竟如何来还。尽管有种种问题,但是我们财政、金融还是守住了系统性、区域性当然还有全局性的风险底线。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还算可以,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农民的收入增长比城里快一点。

    资源环境可支配性面临着挑战,特别是雾霾。北京人不缺吃不缺穿,也有车开,但是想呼吸新鲜空气就有问题了。我到云南,说这里的空气真好,云南的同志你们是很幸福的。北京在这方面是弱项,现在想改变还是有难度。前段时间我去唐山调研,唐山的好天气数量在增加,不少的企业钢厂现在已经不冒烟了,停产了,看来可以提前实现当地的环境治理目标。钢铁行业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全世界钢产量第一是中国,第二是河北,第三是唐山,唐山的钢产超过一亿吨。美国、前苏联、日本钢产量最多也就是一亿吨。我们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钢产量已经到头了。最近两年经济下行以后,实际上资源环境的质量是在改善的,比如单位产出的炭排放能源消耗指标就是明显降低了。

    尽管我们现在的问题比较多,但是在转型期问题多是很正常的。某些国家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大问题,有些由此而陷了各种各样的危机。中国经济转型已经五年了,问题比平常多,但是我们毕竟没有出现不可收拾的大问题。我们不仅守住了底线,而且结构调整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性进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中国经济应该有一个积极的评价,可以打一个高一点的分。

    过去的五年是极不平凡的五年,成绩来之不易,这个背景一定要弄清楚。但是现实中,所谓下行的压力还是很大。接近年末的时候一般是要稳增长的,会出台一些措施,经济指标会有所好转,人们会说是稳中向好,稳中向上。实际上,中国经济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将来有可能是中速增长,它是两个转折点。这个转换还在过程之中。只要这个转换过程不结束,下行的压力就会存在。采取一些调控措施可以在短期之内改变预期,经济会有短期向上的态势,但是大的格局在探底成功之前,下行压力始终会很大。

    所以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这个底在何方,什么时候能把底探着。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我称它为转型再平衡。由上一个平衡转向下一个平衡,这个过程我称之为转型再平衡。这个转的过程不仅仅是速度问题,更重要的是结构在变化,增长动力在变化,背后的机制在发生变化,所以我称其为转型再平衡。

    要实现转型再平衡,要探着这个底,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从需求侧来看高投资要触底。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消费则一直是很稳定的,消费结构升级也是平稳缓慢的升级。在过去五年,高投资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基础设施占20-25%;房地产占25%;制造业投资占31%以上。但是制造业投资直接依赖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出口。

    出口对GDP的增量贡献在于,首先你必须是净出口,当年出口大于进口。而且今年的进出口和去年的进出口相比,又要有一个增量,这个增量才能对GDP的增长有实际的贡献,这个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出口确实很重要,它拉动了国内的投资,特别是制造业能占到投资的30%左右。我有一个很通俗的说法,高投资增长要触底,三只靴子要落地,第一支靴子就是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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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峰值期是在2000年左右,这个峰值期已经过了。房地产从去年开始回落,说法比较多。有一种说法是周期性的波动,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为什么这么讲?由于构成房地产投资70%的城镇居民住宅,历史需求峰值在1200-1300万套之间,到2014年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点,以后整个房地产投资的总量就会逐步收缩。反映在增长速度上,就是房地产增长速度会逐步下降。过去房地产增长速度是20%-30%,去年已经降到11%。今年希望是7%,我们希望它是温柔的下降,但是1-3季度已经降到4%以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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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数据表明,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当月已经出现了负增长,比我想像的来的还快。房地产投资的负增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什么时候由负再转正了,房地产的底基本也就能触到了。房地产投资的底触到了,中国高投资的底也就触到了。我们初步估计,明年年中左右这底会触到。

    第二个条件是减产能要到位。需求在下降,供给也在下降,但是供给下降速度很慢,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像钢铁和煤炭,产能过剩超过30%。产能过剩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所谓PPI超过40个月的负增长,最新的负增长值是负5.9%,这样就出现了所谓通缩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通缩和发展国家由于流动性引起的通缩不是一回事。最近几年,我们的货币政策一直在逐步放松,但是产能过剩的问题并没有缓解。中国的通缩是由于结构性产能过剩所导致的,这个问题通过放松货币解决不了。

    这个问题的解决,从逻辑来讲很简单。比如30%的产能过剩,至少把20%减掉,减掉以后供求重新恢复平衡,行业里好的企业开始盈利。目前煤炭行业70%-80%的企业亏损。煤炭行业里神华中国最好的企业,它一家盈利占到总体60%70%以上。钢铁行业里宝钢是最好的,但是上个月已经开始亏损了,这个现象不正常。产能严重过剩带来不光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最重要的是企业盈利水平的下降。

    煤炭、钢铁、铁矿、石油、石化这五大行业PPI平均是20%,占到整个工业的PPI下行部分份额70%以上,利润大体上也占了这么一个份额。工业企业利润的负增长持续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个情况还能持续多长时间呢?现在减产能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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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过一个调研,现在要稳增长,全国地方GDP增长排名靠后的,不希望自己GDP增长速度太低了。产能谁减呢?谁都说自己是先进产能,别人是落后产能,最后都不减。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实际上,这些企业如果让它减产能,工人的问题、企业债的问题都很难解决。我最近访问一家煤炭企业,生产一吨煤成本400多块,售价200块钱左右。我说能不能不生产?企业说不行,必须要生产,停产了几万职工的生活怎么办?如果矿山关门再想恢复生产,需要付出的代价更高。还有银行现在给企业这么贷款,一旦关门马上就曝光了,银行也不让关。这种情况能持续多长时间?再来一年能扛得住吗?接下来就是银行不良率上升的问题等等都会加剧。所以我一直呼吁,对减产能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个条件是新动力的形成。要有一些新的高科技的行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尽管我们的工业比重已经低于服务业,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和产业竞争力主要还是在制造业。制造业要转型升级,而生产型服务业是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的。什么叫生产型服务业?工业企业里的研发、物流、营销、信息服务、会计统计等等,现在都逐步外包由第三方服务了,所以变成了第三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程度,可以看成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函数。第二种类型是产业升级,机器代替人工等等。第三是创新。

    我想讲一下新动力的特点。一是规模对冲有限。前一段我到一些地方调研,地方的领导同志说,中西部的一些地方过去搞煤炭、搞高铁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不行了。后来搞光伏发电,现在也过剩了,问我还能不能帮他们找出一两个好的行业来,再搞一个新的动力把经济搞上去。我们想来想去,中国以后再要想找像房地产、钢铁、汽车这种能把经济带起来,跃上一两个大台阶的支柱性产业,基本上是不会有了。有一些新的产业、新的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规模对冲能力往往是非常有限的,不一定增加GDP,但是可以增加利润或增加附加价值。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一个是看增长多快,一个是增长里面的效益有多少。新动力的规模扩张能力就小多了,比如高新技术产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是19%,对冲力有限。新的增长动力很大一块是替代性的增长,1111日所谓的“光棍节”刚过,网上购物达到900多亿元,我们整个消费品销售增长速度总量到底增长多少?并没有增长多少。网购增长很快,但是传统商业正在收缩。北京的商场里生意最好的是顶层和地下一层餐饮和卖饭的。

    现在的打车软件,从消费者角度觉得是好事情,但是出租车公司不高兴了,市场上的蛋糕就那么大,出租车司机怎么办?出租车公司怎么办,面临着很大的利益调整。最近说要大力发展机器人,好几百万台机器人上岗,结果是人要下岗,人下岗究竟怎么办?很多增长是替代性的,新东西代替旧东西,总量并没有大的增长。其中利益关系的调整包括矛盾的冲突如何处理好,才能保证经济顺利的往前走。

    新的增长动力主要是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包括新的机制,这些东西主要是提升效益和要素生产率,提升附加价值和利润。尽管规模的对冲不要抱很高希望,但是对增长方式的转变非常好,所以我们还是要不遗余力培养新的动力,但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

    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或者说中高速增长的点什么时候探底?第一个是需求底,明年年中左右有可能达到。还有一个底是效益的底,也就是工业企业的盈利,现在是负增长,什么时候能实现正增长?这个底的出现,将取决于我们减产能力度和进度的状况,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两个底,如果需求底先达到,效益底没达到,中国会进入一个特殊的困难时期。增长速度比较低,企业利润是负增长,意味着企业大面积亏损,亏损到一定程度,财政金融风险就会加大。所以我觉得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应该尽量缩短这两个底出现的间隔时间,最好同时出现。如果这个底出现以后,新的增长平台基本上就出现了,以后能够稳定五年、十年,中国经济的前景光明。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五中全会讲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并没有讲具体速度指标,但是目标已经有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长速度的底线是6.5%,不能低于这个底线。我们需求底和效益底出现以后,应该是高于6.5%,至少是等于6.5%,然后我们能够稳定增长到2020年,全面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按照现价美元的测算,中国GDP的总量到2020年以后大概两三年的时间,使我们有很大的可能性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然人均收入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但是仍会达到人均一万两千美元左右,进入高收入社会的行列,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即使将来会碰到陷阱,也不再是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底气和自豪感要比现在更强一点。最近两年,我们要让这两个底赶快出现,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产业转型升级问题。过去是以速度论英雄,虽然高速增长期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英雄,这个英雄应该是以智取胜的英雄。衡量经济增长是有指标的,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但是还必须这样来做。我再重复一下,企业盈利水平我认为是转型的核心。增长速度有两个纬度,一个纬度是所谓的高度,另一个是它的长度,要保持一个长时间的高增长速度,效益是关键。如果企业的盈利能保持适当高的增长速度,哪怕这种状况有时稍低一点也不用担心着急,因为就业没问题,财政收入没问题,风险控制没问题,职工收入可以增长,资源环境可持续都挺好的。我们主要的担心是有时候增长速度比较高,但是企业效益很差,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

    这次五中全会文件包括总书记讲话,讲到我们要追求有质量、有效益和没水分的可持续增长,速度和效益并不矛盾。有些人说是不是速度不重要,我认为速度当然重要,要把两者的关系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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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方面。今后几年产业将面临大洗牌。最近几年下降幅度最大的就是重化工业,一般日用消费品工业总体上算稳定,还有一些行业增长速度是相当高的。哪个地区经济好不好,就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好的产业。QQ图片20151216134102

    看这张图,绿的部分下降程度比较大,都是重化工业集中的地区,相应的地方财政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基本上和PPI高度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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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说中国产业将会进入大洗牌过程呢?目前中国几乎所有的产业都在过剩。市场经济就是过剩的经济,只有过剩才有充分竞争,才有消费者选择,才有优胜劣汰,适度的过剩还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已经超过那个限度了。所以增长放缓以后,反映在行业上就是一个大洗牌过程。

    举一个例子。假定一条高速公路,过去时速160180甚至200公里,一个小时内可以通过100辆车。现在减速到806040公里了,一小时内只能通过60辆、40辆车,甚至20辆车了,有一些车辆就不能再上路行驶了,这就是为什么行业要经历大洗牌的过程。我在湖南和当地政府讨论,他们说要发展这个产业,发展那个产业,我说目前这段时间,首先要考虑现有产业哪些企业能活下来,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能活下来的企业成本,应该在平均水平之上或者有创新能力,否则你就会被淘汰出局。

    二是要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刚才讲了中国制造业是竞争力的基础,比重不能过低,要防止产业空心化,吸取一些国家产业转移、产业升级过程中,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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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制造业发展很快,规模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但是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差距就在于产业升级。从国际上来比较,我们和德国工业4.0有差距,就差在精致化的程度。前几天到一个企业调研,矿井里有一个提升装备,企业人员说还是喜欢用法国制造的装备,因为中国制造的装备两年以后就开始歪了,不垂直了,而法国制造的两年以后还是直的。前些日子,瑞典研究所的一位所长来北京做一个演讲,他说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是一个追赶型的发展,主要是数量的扩张。现在数量型的追赶基本上到头了,还想要追赶,只能提升质量。以前的数量扩张,过些日子回头一看变化很大。但是到了质量追赶阶段,搞了好几年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质量追赶可能要比较慢,但是这个阶段一定要赶上去。大的框架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一定要转向精致生产。

    我们到工厂可以看到很多微创新,企业的研发部门装备水平也不错,技术人员阵容也是相当可以,差距就在数据上。一台汽车,在特殊条件下一定要经过实验,积累大量的数据,而我们没有多少数据积累。

    第三个讲讲创新的问题。创新很重要,转型升级一块是框架没有大的变化,只是把活做细。另一个创新是技术前沿。创新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显著地迅速增加。过去我们是模仿,跟着发达国家后面学。但是搞创新就要自己得去琢磨,创新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创新要搞市场机制起作用,允许成千上万的人去试,成功的概率会大大提高。虽然会有一些人失败,但是只要有一两个成功,收益就会覆盖全部成本。

    咱们现在鼓励大学生就业和创业。最著名的是比尔盖茨,哈佛大学还没毕业就去创业了,然而比尔盖茨全世界只有一个,创业成功的一定是少数,所以同学们创业的成功率可能不太高,在社会上最后还是打工者居多,所以大多数同学还是要立足于就业。我们鼓励创新,同时也要容忍失败,特别是要让失败的人能重新爬起来,不至于头破血流,爬起来还可以再试。虽然最后创业成功的人是少数,但是我们还是定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给每个人一个机会,这一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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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图是研发经费的分布。深色是比较多的地方,可以看出来分布在珠三角这块最为集中。在东北、山西、四川、湖北等地现在还挂着某某研究院、某某研究所的单位,四张图合起来以后有一个画面,很多官办的研究机构原来在东北、西部地区,现在人走了、钱走了、科学成果也跟着走了。创新资源是流动的,我们无法指定哪个城市是创新中心。美国硅谷是全球IT产业的高端创新中心,中国深圳有华为、中兴。最近一两年出来一个大江无人机,已经占到全球份额50%以上,还有一个企业叫做光启实验室,最新成果是在50公里到100公里空间搞飞艇,这些创新成果都是年轻人搞出来的。深圳有企业创新非常优越的配套条件,甚至美国硅谷配不齐的到深圳都配齐了。杭州也不错,北京中关村这一代也相当好。但是中国有两、三个创新中心还不够,起码还要翻上一番,搞上十几个创业中心,中国的创新驱动就有底气了。

    在创新问题上,政府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最近有些地方在搞创新规划,我听了以后说创新可以规划吗?规划出来的东西能算创新吗?创新一定是具有不确定性的,你规划三年搞成,也许我今天晚上就想出来了,当然也可能三年、六年甚至九年以后我也想不出来。政府的责任就是创造一种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稳定创新预期。创新必须考虑五年、八年、十年以后的事,还要推动要素流动,解决融资问题,培养人力资本,只有把这些条件创造好了,创新出现的概率就比较高。

    我们的政府如何推动创新,不光要解决最近一些干部不作为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些干部不懂创新不会作为的问题。我相信中国政府的很多官员是聪明的,前几天我到江西做调研,当地在革命老区搞了一个农村淘宝,有些在网上上课,有些在开网店,上课人的学费都是政府给出。今天我先说这些,谢谢各位。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