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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公平和中等收入陷阱
演讲者:蔡洪滨 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时间:2015-11-26    阅读:2624次   

       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效率、公平和中等收入陷阱”,主题是讲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下中国非常热门的话题。20年之后中国会怎么样,对于我们、尤其是你们这些年轻的学生,都非常重要。20年以后,现在的年青人将是国家栋梁。那时的中国经济社会怎么样,直接关系到民族复兴的大业,也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发展。今天的题目,我把它分成四个部分:一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现在有哪些观点和看法;二是以我个人的角度和理解,来分析长期经济增长中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三是实现效率和公平相互促进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四是回到现实,这个话题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和意义。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我做一个简单的描述。我把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人均GDP一千美元作为起点,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以人均美元衡量的发展水平。每个国家到达人均GDP一千美元的时间不同,到一千美元时归零。各国达到人均一千美元之后,大部分的国家都能继续保持GDP的增长,也就是实现经济起飞。经济增长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提高。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标准是人均GDP达到三千美元,尽管各国到达三千美元的速度或快或慢,但大部分国家都能达到人均三千美元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到达三千美元,这就是我们经济学所说的跨过贫困陷阱。当然,也有一些国家长期陷入贫困陷阱之内,往往是由于战乱、战争等等原因。

       我们用另外一个标准去看,就会发现不同的规律。达到人均三千美元以后,同样归零,横轴还是时间,纵轴是人均三千美元以后的发展目标:一万、两万、三万、四万美元。可以看到,达到三千美元以后,仍然持续保持经济增长,不断提高发展水平,跨过一万美元中等收入,达到人均一万五千美元、两万美元或者三万美元的国家很少。很多国家在人均达到三千美元、跨过贫困陷阱以后,虽然经济还会有一些增长,但是10年、20年、30年、40年甚至50年,基本都是在低于人均一万美元的水平上徘徊,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它没有什么神秘,它就是各国经济增长在统计上表现出来的规律。除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在一段时间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且长期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徘徊。最典型的就是拉美地区的阿根廷、巴西等国。阿根廷最为典型,大家都以它为例。100多年前,当时的欧洲移民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去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另外一个是去美国的纽约。我曾经有一个从阿根廷来的学生,他的祖先是意大利移民,当时选择去了阿根廷,而没有去纽约。结果现在阿根廷的经济发展水平,仍是人均八千到一万美元左右,美国已经超他们很多了。还有少数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二战之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都是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例子。

    有了这样的经验总结,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能持续保持发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等发达国家?而大部分国家为什么做不到?对此,各界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很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变成发达国家,实现从不幸到幸福,关键是什么?我们从经济学理论中去研究,希望能够找出一些比较关键的因素。有一类解释是政策因素,研究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案例采取了哪些经济政策。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奇迹是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90年代初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博士,我们系里专门有一门课,叫做《比较经济体制》,授课的教授青木昌彦是非常了不起的学者,跟中国有很多渊源,对中国非常友好,对中国问题很关心。当时他讲日本的经济奇迹,最重要的一条是日本所谓的主银行制度,就是一个大银行把小的银行都集中到一起,小银行出了问题大银行来帮忙。主银行制度对日本起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样的制度有没有推广的可能?显然没有。美国、欧洲等国家显然不允许这样的金融运作方式。

    我讲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总结成功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比如日本、韩国等所谓东亚的“四小龙”当时采用的是进口替代政策。但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比如典型的拉美国家,就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政策愚蠢吗?显然也不是。前段时间美国的经济学家研究墨西哥,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在过去30年里,墨西哥经济增长没有什么起色,对墨西哥的政策一条一条加以审视,感觉都是正确的政策。所以,政策本身很难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却没有跨过,至少说并没有什么简单的妙方,只靠政策就能把这个事搞定。

    第二点,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来讲,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它的本质就是某一个特定阶段长期增长所面对的问题。经济学界最重要的、最被广泛接受的是制度学派,有众多著名经济学家来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和作用。比如,所有的制度学派学者都公认,要保证长期经济增长,最核心、最关键、最重要的制度,就要有一个好的产权制度。产权比较清晰,人们就有积极性做投资,就有积极性去创新。如果产权制度不清晰,没有人敢做长期投资,也没人敢创新,经济就没有办法保持持续增长。虽然制度学派有很多不同的派别、理论和不同的著作,说到最后,都落在产权清晰这个角度上。

    无论是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比如我们东亚的一些邻居国家,你很难看出他们在产权保护方面的做法有什么大的区别和差距。从经济增长理论来讲,也看不出幸福的国家和不幸福的国家核心的区别在哪里。今年年初,我在这儿听过财政部楼继伟部长的演讲,他说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很大,大概有50%。他列举了很多理由,比如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劳动力转移、社保成本降低等等,还有很多数据证据。楼部长的这些分析,显示他对中国情况非常了解,他所列出的所有的原因,都指向了同一个事情,就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太快。他担心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经济增长就不会持续,这个是有道理的。

       反过来讲,如果只是为了让劳动力成本低于劳动生产率,拼命压制劳动成本不要增长太快,是不是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成本的节约不是目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越来越快,人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这才是经济增长最终的目标。大家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么关注,有这么多的理论,包括国外的理论、国内的观点,但是好像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

中国最喜欢讲结构问题,结构这个词涵盖了很多你能想到的经济变量。所谓的经济结构,是指经济变量之间的比例。很多文章讲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为某一个结构有问题。我把能找到的国家,用一定的指标测量他们是不是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比如,进入人均三千美元阶段,20年以后能不能达到一万五千美元,可以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在这些指标的支持下,我尽可能去找哪些经济结构因素发挥了影响。在经济结构中,有政府的规模、衡量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投资和消费比例、人口、人均进口、出口、通货膨胀等指标。再把能找到的工业比重、服务业比重都放进去,最后一列是多元回归的结果。这个多元回归结果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是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不管用什么样的指标去看,没有一个结构因素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至少从过去这些国家的增长经验来看,看不出任何结构因素和这个国家是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有任何的相关度,更不用说有直接的影响。所有这些结构因素看上去都不靠谱,到底什么是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做一些思考。我们还要回到经济学问题的本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长期经济增长里的特殊现象。长期经济增长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增长动力好像就慢慢丧失了,我想应该抓住问题的本质,从这个角度做一些思考。这就是第二个问题。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学里最重要的关系。从静态的角度来讲,公平和效率是两个目标,但是有的时候,这两个目标可能会有点冲突。我们经常说效率就是经济增长的保证,通俗来讲,效率就是把蛋糕做大,蛋糕越做越大,多劳多得,就可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是,追求效率的同时就会产生收入差距的扩大,引发社会不公平、或平等的损失。

反过来,一个社会的公平和平等不完全一样,这里我们不去做哲学上的深究。社会对公平基本的诉求,也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头一个条件就分配制度要合理,把经济增长做大的蛋糕分配好。但是强调成果公平共享的程度,有的时候可能跟经济增长效率的要求有一些矛盾。看重效率的说,谁创造价值大,谁就要拿更大的份额;看重共享的说,谁也不能拿比别人更大的份额,效率和公平自然就会产生矛盾。这是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关系,也是需要做好的平衡。

在长期经济增长阶段,对效率和公平相互之间的动态关系,经济学家很早以前就有很多分析,而且有一些很著名的结论——就是所谓的库茨涅茨曲线。库茨涅茨总结长期的经济发展,发现效率和公平之间有这样一种关系:横轴是人均GDP刻画的经济发展水平,纵轴是不平等的水平,曲线越高,代表不平等水平越高。经济增长与公平有一个倒U型的关系:一开始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不平等水平也很低,社会相对比较平等。当经济开始增长以后,不平等水平加大,到一定阶段就开始走下坡路,经济继续增长,效率再继续提高,但不平等的水平下降,社会变得越来越平等,这是标准的库茨涅茨曲线。

库茨涅茨提出这种规律以后,经济学界开始进行了很多的研究,有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和各种各样的分析,还有很多人进行了完善、补充和验证。这个理论不仅很有影响,还有很多的发展。他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不是任何时候找一个国家画曲线都是倒U型的。最开始的起点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GDP水平比较低,但相对后来的工业社会比较平等。封建社会虽然不平等,但是封建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低于后来的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起点相对比较平稳,但是效率比较低。工业化初期阶段,效率提升,经济增长,曲线开始往上走,同时伴随着不平等的加剧。

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农业社会的生产资本投入很少,主要生产要素就是农民的劳动力和土地,劳动力差别不大,新的机会和需求变化很少,农业社会的不平等主要是土地供给的不平等。工业生产则是资本投入巨大,资本积累越来越重要,新的设备和技术带来很多新的商业机会,这些因素使得社会的不平等曲线一直往上提升。还有一点,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化社会的初期,农业人口向工业生产转移,廉价劳动力很充裕,工资收入增长很慢,阶层之间收入差距开始扩大,这是普遍的规律。这一趋势改变的拐点,往往在工业化中后期:经济进一步增长,效率不断提升,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主要原因,一是刘易斯拐点出现,劳动力不再廉价,劳动收入开始增加,供给失衡趋向平衡;二是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三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更加充裕,资源重要性下降,机会更加公平;四是政府的二次调节更加有效,社会保障、医疗、社会福利教育制度更加完善,等等。

       马克思观察到的资本主义,正是处在库茨涅茨拐点的顶端。生产效率比农业社会提高很多,GDP在增长,资本家的收入和利润很高,但是工人的收入水平很低,生活很凄惨,阶级矛盾非常激烈。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跟马克思那时候看到的情况并不是完全一样。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厉以宁老师,他学的是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功底非常深厚。他在资料室坐了很多年的冷板凳,撰写了一系列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著作。其中有一本书《资本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是制度经济学的传世之作。欧洲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东西方的发展历程不一样?为什么资本主义到后来又突然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厉老师有一个概念,他说一个制度本身怎么运转,所谓的体制、机制是不同的。有时候体制是刚性的,意味着社会制度没有灵活性。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如果体制、机制是刚性的话,它就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度体系就会崩盘,社会就会发生剧变。

欧洲的封建制度是刚性的,最后不能适合社会的需要被淘汰,进入到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到了一定阶段,就像马克思看到的库茨涅茨曲线顶端的情形,如果它也是刚性的制度,那么肯定马上就要完蛋了。事实上,资本主义对自身的体制做了很多的调整,使它变成了弹性制度,可以容纳社会技术进步所需要的改变。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延续的时间,要比马克思当时预想的时间长一些。

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的封建社会有何不一样?中国的封建社会是相对弹性的,比如它的世袭制度等等,都不如欧洲那么刚性。同时中国还发明了很著名的科举制度,使穷人出身的子弟也可以当官。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两千多年,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弹性社会。从1949年开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非常刚性的。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把社会主义制度弹性化了,这就是改革成功的经验。库茨涅茨曲线和马克思看到的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后来的变化,都是很好的证明。

库茨涅茨规律总结的很好,有很大的影响,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是完全符合这个规律。标准的库茨涅茨曲线纵轴是不平等的程度,我把库茨涅茨曲线倒过来,使倒U型变成U型,再把纵轴改一下,我们把它变成平等的程度,曲线就变成这样了。起点是农业社会,工业化的初期,底部是工业化的中期,后面是工业化的中后期,这是大致的规律,也是标准的库茨涅茨曲线。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态,比如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发展,也符合这个规律。这些国家随着经济的起飞和增长,社会平等程度在下降,但是下降到一定地步后,很快就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曲线了:接下来随着经济不断增长,社会公平的程度反而越来越高。相对而言,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在同类国家里面都算比较低的。

库茨涅茨曲线是西方国家的普遍经验。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写了一本《21世纪资本论》,他说西方国家原来的曲线都符合库茨涅茨曲线,但是1970年以后开始掉头向下,大量的数据证明正是如此。在美国和欧洲,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是同样的。最富的家庭占整个财富10%的比重,过去100多年美国和欧洲的变化,基本上都是同样的规律,只是变化的程度不一样。

       二战以后,欧洲和美国的不平等一路下降,到1970年以后开始拐弯重新上升,最高的时候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社会财富的90%,现在是百分之七十几,这些国家社会都是非常不平等。皮凯蒂有很多的分析,最核心的思想是长期不平等取决于两个参数,一个是资本投入的回报率,另一个是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和劳动收入的增长率差不多。在他看来,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是这两个东西在赛跑:是资本收入增长更快,还是劳动收入增长更快?如果资本收入增长比劳动收入增长更快,这个社会必然会越来越不平等,因为钱生钱更快,富人就比其他人财富增长的快,财富积累不平等就越来越厉害。从理论上分析,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很难避免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就是高于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如果他的理论和数据是对的,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最后必然灭亡。因为一个社会10%的人拥有90%的财富或者是百分之七十几的财富,如果这个趋势一直无限延续下去,财富就会越来越集中,没有一个社会能承受这种状况。所以他的预言,资本主义如果这样走下去必然会完蛋。有人说他是新的马克思主义,他说他的目的就是要找到拯救资本主义方法。他有很多说法,其中一个就是限制资本回报率,对资本所得进行收税。

       1970年以后,美国、欧洲的变化主要是税收的变化。美国在100年前基本上没有收入所得税,后来把收入所得税和财富所得税起点定得很低,接着开始快速增长,二战时达到百分之七、八十甚至百分之八、九十,这是非常高的税率。1970年左右美国、欧洲开始调整税率,资本税下降了,资本所得的回报率原来低于经济增长,后来高于经济增长。皮凯蒂的看法更正了库茨涅茨对西方国家经验的认识。

       前面我们看了不同的库茨涅茨曲线的形态。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库茨涅茨总结出很有意思的规律——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但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如我们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的库茨涅茨曲线再画一下,随着经济的增长,不平等程度向上升高,平等程度下降,下降到底部以后就上不去了,从库茨涅茨曲线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从库茨涅茨总结的所有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到一定阶段曲线应该往上走,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平等的程度也要上升,要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进。

       从库茨涅茨曲线来看,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直在底部徘徊,没有效率,经济增长乏力;没有公平,不平等程度有时候甚至还加剧,无法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进,这就是效率和公平的双重迷失。所以,拉美国家走不到库茨涅茨曲线的后半段。我们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关注,是因为这个问题跟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正好相关。

       中国能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从库茨涅茨曲线角度来看,未来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能不能走向红色的这条线,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相互促进,一方面在效率不断提升的基础上,劳动生产率水平越来越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经济发展阶段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平等程度逐渐提高,不平等程度逐渐下降,这是所有发达国家在这个阶段必须要走的路。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经验告诉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国家很少,尤其是落在后面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希望避免的是,不平等程度没有办法下降,效率提升的动力越来越少,经济增长越来越乏力。从库茨涅茨的曲线来看,这是我们的关键。

       如果这个是关键的话,我们进一步来看,实现效率和公平相互促进的关键是什么?我想说的就是所谓的社会流动性。要实现效率和公平相互促进,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矛盾的,因为促进了效率,公平就有损失;促进了公平,效率就有损失。如果想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进,一定要找到一个东西,它能同时能促进效率和公平的提升。我个人认为这个因素就是所谓的社会流动性。如果社会在这个阶段能保持健康合理的流动性,一方面能提供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使我们效率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同时还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实现公平程度的不断提高。在这里,社会流动性可以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社会流动性不是简单的横向流动,比如从农村到城市,从上海到北京。我们所说的社会流动性是代际之间的垂直流动,是上一代的教育、收入、地位对下一代的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没有流动性,社会形态固化,“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这是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是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弹性所在。在科举制度下,只要你考上了状元、进士,无论你是什么出身,都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体现了社会的流动性。

       社会流动性有很多测度。最简单说法是,上一代人的教育、收入和地位跟下一代人的教育、收入和地位之间的相关性在负1到1之间。越靠近1说明社会流动性越低。相关系数为1就是社会固化,上一代人决定了下一代人;负1就是说这个社会发生了革命,统治阶级变成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变成统治阶级,1949年的中国就是这样。大部分正常社会都是在0-1之间,过分靠近1,这个社会就固化了,而接近0是最随机的。另外,一个正常的社会,代际之间都有继承性,所以社会流动性在0-1之间的某个段位。在回归基准上,通过更严格的分析,我们可以把上一代人对下一代的影响计算出来。比如教育回归,这代人除了自己的条件和社会条件之外,多大程度取决于父辈的教育程度。在收入方面,可以计算父代的绝对收入对下一代的影响,在考虑其他很多劳动市场因素以后,把它体现出来。有的时候还可以看相对的收入,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测算。

    为什么我说代际之间的社会流动性,是促进社会效率和公平的关键呢?首先,我们看它如何促进效率。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是经济增长动力的缺失。如果一个社会固化了,就没有增长的活力了,所以它必须保持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才会有增长的活力。从微观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的年轻人愿意积极提升自己,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积极学习、创业,寻找各种各样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命运。如果社会上的年轻人都这样做,这个社会一定是充满活力的,增长动力一定非常强劲。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年轻人会这么做,什么情况下年轻人不会这么做?年轻人的成功有很多方面因素,比如说遗传基因、家庭背景等等,这些是先天因素,没有办法选择。另外还有社会选择,社会为年轻人创造的教育机会、工作机会等等,再就是个人的努力和运气。遗传基因和家庭背景是客观因素,不可能完全一样,自然就有不公平产生,而且这种不公平还可以传承。如果一个社会环境在不断强化前面两个客观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到达一定程度以后,家庭背景好的年轻人不用努力就可以坐享其成,而家庭出身差的年轻人无论怎么努力也没有机会成功,这样的社会增长动力和活力肯定是非常差的。反过来讲,如果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能克服和弥补自然条件造成的不平等,就会使家庭条件好的年轻人觉得不能坐享其成,自己也需要努力;家庭条件不那么好的年轻人,通过努力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就能保证。所以从微观角度来讲,一个社会健康合理的流动性,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我们知道,通常的经济增长理论,都是讲要靠资本投入和劳动的增加,要靠技术创新。

       传统的制度经济学,讲保护产权的制度,保护人们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的积极性。没有产权保护,投资和创新带来的好处都被别人拿走了,就不会有人来做投资和创新,这是制度学派的核心观点。但是制度经济学没有看第三项,在现代社会,劳动力更多的是指人力资本,是体现在所有劳动者身上的智力和劳动能力,这个决定劳动生产率。所有的主流经济学都认可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但是增长理论为什么没有说?他的积极性谁来保护?主流经济学家不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它不存在产权的问题。人的人力资本都在自己身上,你的工作就是出租你的时间和人力资本,产权还是你的,你想走就走,甚至还可以把老板炒鱿鱼。谁要想拿枪逼着人们为你干活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对投资人力资本的积极性没有足够的考虑。实际上,人力资本的投资积极性,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是最重要的。从微观角度来讲,这个社会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就没有人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从宏观角度来讲,只有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人们才有必要、有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本投入,最后劳动力的增长才有保证。这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观念。保持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对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非常关键。凡是代际流动性高的社会,经济增长表现都还不错。

       在这个阶段,不光要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还要解决公平的问题,长期动态的公平也需要健康合理的流动性。对于不平等,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即静态的不平等和动态的不平等。农业社会相对来讲是静态的不平等,主要是土地的分配不平等,土地靠继承,贵族身份是靠基因。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开始出现新的技术、新的企业和新的商业机会,静态的不平等就被打破。社会开始出现流动的不平等,很多出身不好的人有了新的机会,原来贵族和地主不愿意干的事,新出现的冒险家就干了,发了大财,社会越来越平等,打破了原来固化的状态。

       固化的状态被打破以后,就会使原来静态的不平等变成动态的不平等。库茨涅茨曲线的前半段——随着效率的提升,不平等的程度加大——从静态和动态的不平等角度来看,更加复杂。原来是动态的不平等,现在从动态的平等,导致了静态的不平等,这是库茨涅茨曲线前面的一部分。

       库茨涅茨曲线是否往上走,取决于我们所说的动态平等。社会到了库茨涅茨曲线的最低部,要往上走从而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进。假设社会能一直保持动态的平等也就是机会的公平,很多人不管背景怎么样,都会创造自己的机会,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不平等慢慢随着时间又开始下降,原来的贫富差距自然就有一些缩减了。通过一代一代人之间贫富差距的缩减,社会动态不平等程度慢慢下降,持续保持这样的进步,就会慢慢进入到持续保持动态的平等,静态的不平等就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小,最终会进入静态和动态都比较平等的社会,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北欧国家。最近美国的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是比较左翼的人,他说美国不能再这样走了,否则我们的资本主义就要完蛋了。美国要学习瑞典、丹麦这样的北欧国家,他们在政治上就是比较典型的静态不平等很小,基尼系数很小,社会动态不平等很低,流动性很高,经济增长很好,创新能力很好。世界各国都很羡慕这样的社会,这是最好的状态。

       不好的状态就是,在库茨涅茨曲线底部以后进入持续的静态不平等。原来工业社会经济起飞时的很多动态的平等,到这个时候慢慢消失了,开始变得动态不平等,社会慢慢固化起来。首先就会把原来的不平等固定下来,固定在代际之间,老子的贫富决定儿子的贫富,再由这一代传到下一代,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样就会进入恶性循环,静态不平等再加上动态不平等,两个互补更加加剧不平等。

从社会流动性的角度来看,流动性开始增加时伴随静态的平等下降,不平等上升。但是到了工业化中期,持续保持社会流动性,原来平等流动以后的特别不平等慢慢会变成平等,效率就会提升。东亚奇迹就是能持续保持社会流动性。而拉美国家,到了库茨涅茨曲线的顶端以后,社会流动性开始下降,动态的平等变成不平等,社会开始固化,收入差距进一步凝固和加大,同时增长的动力越来越小,这就是他们的根本问题。拉美国家有一些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有一些没有跨过,区别不在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不在劳动市场,也不在结构,而在于社会流动性。

这里有一个数据,对教育的代继相关性进行跨过比较,就是各国父辈教育程度对子辈教育程度的影响。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都是0.6多。在这些国家,如果你的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往往意味着家庭地位和收入也不高,子女就很难得到比较好的教育,代际教育相关性达到0.6,而发达国家都是0.3或0.4。我们没有美国、日本、东亚这些国家的数据,但是这些国家跟其它国家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对教育的重视,对教育公平的重视。日本1950年初的教育法案,教育投资达到GDP的8%以上。韩国的教育普及率比美国强很多。在东亚国家,教育的公平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以后,还能持续保持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

       从库茨涅茨曲线来看,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在库茨涅茨曲线的后半段走不上去,没有办法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进。我们需要找到的是,什么因素能同时促进效率和公平,这个因素就是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这个阶段还保持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没有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比如拉美这些国家,没有在这个阶段保持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社会出现固化。这就是我们分析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从这个角度能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国家不是由于政策、制度的原因,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国家经济起飞,跨过贫困陷阱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必然会出现社会结构的变化。要素驱动经济增长带来社会分层,此时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政府在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方面不一定有很好的前瞻性,社会对机会公平没有文化共识,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在前期经济增长过程中,取得成功的阶层一定会利用政策缺乏前瞻性和制度的不完善,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优势。当这些优势扩大到足够大,其他的阶层的年轻人就没有机会了,就容易出现社会固化。社会结构的改变,容易出现社会流动性的丧失。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只要有公平竞争的市场、有好的政府政策、有全民的共识就能做得到。

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在这个阶段,社会都是严重的静态不平等,我们要从社会流动性入手,用动态平等逐渐解决静态不平等。很多国家在这个阶段往往陷入政策的误区,蛋糕做起来了,社会不公,我怎么做好?静态的不平等很重要,但是解决的思路和方法,不能只盯在静态问题上。无论政府怎么分这个蛋糕,永远不可能使所有人高兴,更多的时候却是使很多人不高兴。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政府说得多,做得少,社会各个阶层的期望值越来越大,反而使社会产生更多的隔阂。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典型的特点是民粹主义兴起。每个社会阶层都觉得自己要在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大的蛋糕,其实蛋糕就这么大,根本没有办法实现。上台执政的人都做这样的承诺,一个比一个说的好,要给每个人更大的份额,这就是民粹主义制度,它没有办法解决真正的不平等。

       关于静态的不平等和动态的不平等的区别,哈佛两个教授做的一个调查研究很有启发性。他们分别问美国人和中国人,美国最富的20%的人,占了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多少?中国最富的20%的人,占了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多少?中国人凡是说占到90%以上的都是“愤青”。其实,说90%、80%、70%都对,因为中国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即使统计了人们也不相信。事实是,对这个提问的回答,反映出你对社会不公平的感受。美国有长期的比较靠谱的数据。询问美国人,美国最富的20%的人占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多少?美国人答百分之五十几。实际上美国最富10%的人已经占有社会财富的百分之七十多,20%的人占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八十几,将近百分之九十。美国人生活在财富极其不平等的社会,但是他们的回答却只有百分之五十几,感受远远没那么强烈。美国人也很在乎公平,认为最富20%的人应该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百分之三十几,那就是共产主义了,类似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为什么对社会财富占有比例问题,会出现这样认识误差或偏差?这源于所谓的美国梦。美国的教育,从好莱坞的电影到总统的报告,都在宣传美国是一个每人个都有充分机会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无论你从哪儿来,无论你是什么家庭背景,无论你的性别和其他的什么特征,只要付出努力,就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当然,这不完全是事实。美国测量的社会流动性,不比其他的社会好哪儿去。但是这是一种理念,这个理念影响人们对社会静态不平等的看法。社会学者调查结果表明,正是由于美国人有美国梦这样的理念,认为美国是一个社会流动性很强的社会,认为美国是机会公平的社会,所以他们对静态不平等的接受程度高很多。

       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不一定是世界的榜样,他们的宣传我们也不一定能学会,但是它却给我们一个启示。只关注静态不平等很难解决问题,如果能实现动态上的流动,人们对静态不平等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愤青。任何一个社会都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真正的固化,不仅仅导致增长速度下降,更有可能是影响社会安定、社会和谐的潜在风险。“阿拉伯之春”、美国、欧洲等地年轻人闹事,导火索不一样,但是根本性原因有很多共同的东西。由于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在社会上没有看到任何的机会,他们就成了容易燃烧的干柴,任何一个火星都能把他们点着。中国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要找到一个好的结合点,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进,在这个阶段保持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过去的30几年,从库茨涅茨曲线来看,中国走完了前面那一段。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走完下面这一段,也就是往上走的一段。中国现在面临的状况,是静态的不平等和动态的不平等都非常严重,开始出现严重下滑的非常危险的趋势。过去10年里,根据我们的观察,各种各样的研究证据表明,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官二代、富二代、官三代、富三代等都不重要,问题严重的是农二代、农三代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越来越关注父辈的身份对他的影响,这是非常明显的趋势。通过更加严谨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结论都指向过去的10年社会流动性的下降。

从这个角度来看,大部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这个共性——社会流动性下降。没有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政策不可能非常有前瞻性,社会还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大家对这个问题没有共识等等。但是中国不仅有这些共性的东西,还有自己的特性。我们是从计划经济慢慢向市场经济过渡,实现了一个转型,而且这个转型还没有结束。原来中国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社会和计划经济体制,很多公共资源高度集中,如果出现固化的趋势,固化速度就会非常快,就会出现过去10年社会流动性急剧下降。

       教育的集中化使农村孩子考进清华大学的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降到了8%。虽然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比例确实提高了,但是像北大、清华这样最好的大学,农村孩子占的比例其实下降很厉害,而且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从大学到中学、小学,农村家庭或者出身条件不是那么好的孩子享用好的教育资源的机会越来越低。我们实现了九年义务制教育,现在上学不用花钱了,但退学率反而上升了,因为尽管你可以上初中、高中,但是上了高中以后,只有特别拔尖、特别有天分的那些人可以上大学,一般人家的孩子机率很小,上了一般的大学毕业也没什么用。

任何一个社会,要调整静态的不平等、动态的不平等,前提就是要实现教育的公平,这不仅仅指一般性的教育公平,而是要非常公平。现在中国面临的情况是位于一个十字路口,未来发展是否能走向库茨涅茨曲线的另外一段:效率、公平持续促进,经济增长不断提升,公平程度上升,关键是要保持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这个流动性的保持,又跟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形成了矛盾。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是什么?过去积累的静态的不平等,加上10年来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渐下降,变成静态不平等和动态不平等的叠加。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仅是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的问题,可能未来20、30年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希望是很渺茫的。我们放眼长期的发展蓝图,更要致力于解决现在的根本问题,解决静态动态不平等,就是根本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很复杂,绝对不能简单依靠民粹主义,也不是搞劫富济贫就能解决的。这个问题不仅对中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国际学术界也是极热的话题。借鉴国际学术界的观点,或许会找到一些有意义的启发。

       有两个很著名的学者研究对我很有启发,而且都是最新的文章。第一个是诺贝尔奖获得者Gary Becker(去年已经去世了),他长期研究人力资本,研究代际之间流动性理论。他写了一篇文章,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引入了静态不平等。有一些比较可信的假设,静态的不平等会加剧动态不平等,使代际差距拉大。世界各国里,教育水平越高、越有钱的人,父母越重视小孩儿的教育,越在小孩儿教育上花钱、花时间。收入不高的家庭,父母闲的时间可能多一点,但是他们花在每个小孩儿身上的时间,不如那些工作很忙和收入比较高的人。政府一般性的教育投资不仅不解决问题,还能加剧问题。给我们的启发是,当静态不平等与动态不平等叠加的时候,必须认真对待静态不平等,因为它会加剧动态不平等。政府的普惠教育政策,并不能解决问题,还有可能还会恶化问题。如果要解决教育公平,必须向低收入家庭倾斜,教育的回报要足够高,这些低收入家庭的父母才愿意有足够投资。

       另外一个是实证的文章。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竞选,每个党都有自己的候选人,都要提出自己的经济政策,都要在大学里找一个非常牛的经济学家作为执政顾问。美国就有这么一个人,Raj Chetty,民主党也找他,共和党也找他,两党的主要成员都找他聊,他受到的重视程度很少见,但他保持中立。他研究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和教育的公平性,拿到了美国所有的税收数据,做了大范围的研究,写了一系列文章。他的研究,把美国分成很多区,找出哪个地方的社会流动性高,做了大样本、大范围、大数据的研究。他发现,代际的流动性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差别很大,有的区域流动性很好,有的地方很固化。在流动性好的区域里,有好的学校至关重要,相对来说中产阶级也比较多,社区建设比较好,文化氛围比较好,家庭稳定性很高。只要住在这样的社区,孩子们都能享受这个社区的教育,公立的学校和私立学校差别很大。

       美国曾经做了一个试验,给500万个穷人家庭发补贴,让他们搬到富人区或者更好的地方去住,以此来研究迁移自由对小孩儿的影响。结果发现,好的区域环境和学区对穷人家的小孩,尤其是对13岁以下的小孩一生影响非常大,这对我们研究留守儿童政策极其重要。

这些研究给我们相当大的启发,他们的经验和学术探究值得我们关注。当然我们也要关注税收、二次调节和政府制度改革等等,同时更要关注社会结构的固化问题。我们首先要打破社会机制、政策和体制上的歧视。比如中国社会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这是非常过时的机制,这种机制不打破,其他的东西无从谈起。另外还有市场准入的限制,各种各样的考试等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平等等等。对年龄、性别的歧视,比如女生不好找工作,就是非常明显的歧视。退休年龄男女有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性别歧视,诸如此类等等。没有基本的机会公平,没有基本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只能使有优势的人优势越来越明显。

       美国社会最崇尚个人竞争和公平竞争,但是1960年美国出了“平权法案”。美国总统Lyndon Johnson为了扩展这个法案,说了一段很有影响的话。他说不能说打开一个人的手铐和脚链,他就可以自由了,就可以和其他人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了。他说这不是我们需要的简单的自由和简单的公平,我们追求的不光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公平,而是人人提升自己能力的机会。它不是简单的权利,也不是理论上的公平,我们希望它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平,最后是一个结果上的公平。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所谓的机会公平,不是因为你最能干,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一个社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因为某种原因已经处于劣势,社会就应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简单的教育公平不解决问题,对低收入人群进行大幅度的倾斜,才能解决问题。理论模型和事实、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我曾经有一个同事,他是来自拉美国家的外国人,这个同事恐怕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口吃的一个人。我们北京大学人事方面的文件规定,做北大老师的资格第一条就是身体健康,口齿清楚。你要是口齿不清楚,恐怕连师范学院都考不上。但是我的这位同事,虽然是我见过的口吃最严重的人,但是他却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对他的所有评估都是满分。我得过两次优秀教学奖,他得的次数比我还多,只有他不在我前面,我才能得第一。事实证明,只要你给他机会,他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克服自己的缺陷。他肯定比我们多花十倍的时间,把教学内容背的滚瓜烂熟,花更多的时间解答学生的问题。他深得同学们的热爱和我们这些同事的尊敬。给这些人机会,这就是机会平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没有一个人身体百分之百健康。但是如果我们拿这些没有必要的要求去限制别人,就失去了真正的机会公平。

       对中国来讲,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我们稍微放长远一点眼光,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能不能实现我们说的这些宏伟目标,更重要的是能不能保持长期增长的动力,社会能不能越来越和谐,不平等的程度能不能下降,这就是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这个命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真正走向库茨涅茨曲线的另外一端,能不能实现效率公平的相互促进,这就要看是否能保持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实现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需要公平的政府制度、需要整个社会非常公平,使那些处于劣势的群体有更好的教育、健康和工作的机会。只有全社会、政府、组织、直到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为此做出努力,我们才能实现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