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下午14:00，论坛2015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年会主题为：“新常态下的‘十三五’规划思路”。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蔡昉主持会议，樊纲做《论坛2014年工作总结及2015年工作安排》的报告，杨伟民、樊纲、徐林（特邀专家、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分别做主题发言。新华社、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日报、新浪网、经济参考报、 经济观察报等50多家媒体到会。
以下为会议纪要，纪要中的发言仅代表个人观点。
蔡昉：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我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蔡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很荣幸主持今天的年会。首先对出席会议的论坛成员、企业家理事会成员、特邀嘉宾以及媒体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今天会议的主题是“新常态下的‘十三五’规划思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常态”的概念，我们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今年是“十二五”的最后一年，也是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把两者相结合就是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会议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请樊纲做工作报告，然后合影留念；第二阶段，请三位专家做主题发言，然后是10分钟的茶歇；第三阶段，自由发言。年会得到东方航空和新意资本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过几天就是春节，我代表学术委员会祝大家阖家团圆、幸福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下面先请樊纲代表论坛学术委员会做《论坛2014年工作总结和2015年工作安排》的报告。
樊纲：受学术委员会的委托，我向大家报告一下去年的工作和今年的安排。
2014年，在论坛学术委员会的指导和全体论坛成员的共同努力下，论坛圆满完成了以下主要工作：
一、去年2月召开了2014年的论坛年会
去年年会的主题是：“突破难点，推动改革”，在这届上年会上，还正式公布了第三届论坛换届选举结果，韩文秀、隆国强、管涛、李波、黄益平、蔡洪滨等6位经济学家新当选为第三届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由原来的7人减少为5人，经年会到会的论坛成员一致鼓掌通过，樊纲、易纲、许善达、吴晓灵、蔡昉正式组成中国经济50人论坛第三届学术委员会。
二、举行了6次内部研讨会
根据论坛学术委员会的要求，2014年论坛内部研讨会内容与课题研究结合更加紧密，针对性更强。去年我们在完成了有关部门的研究课题之外，我们还对国内国际经济热点、难题问题定为研究课题展开研究和讨论。我们的内部研讨会这些年来已召开55次，通过我们这些年坚持不懈的研究和讨论，我们为相关部门提供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得到了高度评价，我们也高兴地看到这些政策建议在国家制定政策中得到积极地推动。我们去年6次内部研讨会讨论的题目是：
1）3月17日召开的第50次和6月24日召开的第51次内部研讨会，这两次会议连续讨论了中财办布置的有关“国民经济循环与资产泡沫风险”的课题，并形成完整的研究报告上报中央财办。
2）8月18日召开的第52次内部研讨会，主要讨论了“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课题。此课题由李波及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做主题发言。
3）根据中央财办安排，9月27日召开了第53次内部研讨会，深入讨论以主题为“深化国企国资改革的方向、重点和举措”的问题。吴敬琏、杨伟民、樊纲、盛洪、许善达和特邀专家、财政部副部长王宝安做主题发言。此次会议研讨的内容综述经批准后向社会发布，引起了强烈反响。
4）11月1日召开的第54次内部研讨会，主要是围绕论坛课题组有关“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研究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了详尽的修改补充建议。
5）12月21日举行的第55次内部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围绕“认识新常态及新常态的政策取向”问题展开讨论，吴敬琏、易纲、杨伟民、李杨等做主题发言。此次研讨会内容受到高度重视。
三、完成了20期“长安讲坛”演讲
2014年，参加长安讲坛演讲的论坛成员有韩文秀、韩俊、管涛、黄益平、汪同三、吴敬琏、余永定、隆国强、王一鸣、蔡昉、樊纲、宋晓梧、胡鞍钢、李波；特邀专家有哈继铭、王小鲁、姚洋。还有三位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到长安讲坛发表了演讲，他们是段永基、任志强和刘光超。
“长安讲坛”是由我们50人论坛主办，从2001年4月开始第一期至今已开办了14年，它是我们这些年来一直保持公益性，面向社会的“公共经济政策讲坛”，迄今为止已经连续举办了268期。我们论坛绝大多数成员，包括一些论坛特邀专家、企业家和外国学者都在这个讲坛上发表过自己的研究成果。近些年来“长安讲坛”得到了新浪网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鼎力支持，上学年已被确定为清华大学所有院系双学位及经管学院所有学历的学分课。根据新浪网官方统计，到2014年底，“长安讲坛”在新浪财经开设的视频专栏总播放量达到一千三百万次，专栏文章总访问量达到四千七百六十万人次，其影响力和被社会关注度在国内类似讲坛中是很少有的。每年长安讲坛演讲内容经整理后，由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目前已经出版了10部“长安讲坛专辑”，共约三百多万字。
参加长安讲坛演讲，是我们50人论坛每位成员的义务和工作，是50人论坛重要的工作之一，希望大家都能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积极参与。
四、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
2014年4月7日至8日，第四届中美经济学家对话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对话会的主题是：“中美作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动力——挑战与机会”，与会双方就“中国落实发展蓝图的难点”、“美国经济持续恢复的政策难点”、“中美关系：贸易投资及金融”、“中美关系：社会与环境领域的问题”等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 出席第一天内部讨论和第二天公开大会的50人论坛成员有白重恩、蔡昉、曹远征、樊纲、隆国强、吴晓灵、许善达、余永定、易纲、管涛、贺力平、胡鞍钢、黄益平、李剑阁、宋晓梧、汤敏、王一鸣、夏斌、郑新立。论坛荣誉成员茅于轼，部分论坛企业家理事、特邀专家和来宾也参加了大会的讨论。
连续举办四届的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参与对话的中美双方既有学者，也有政策制定者。大家在对话中坦诚，深入，他对双方经济政策的制定会产生积极地影响。本届对话会期间，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分别会见了美方专家代表和赞助单位代表。
本届对话会得到了中美交流基金会、汉能控股集团、摩根斯坦利、中国东方航空、中国投资联盟等单位的赞助支持。
六、其它工作
和新浪网的战略合作不断加强，作为学术支持单位，我们于2014年8月23日和12月4日分别邀请论坛成员参加了新浪主办的长白山论坛和金麒麟论坛，进一步扩大了论坛的学术影响力。
对论坛网站版面进行了调整，把专家文章和媒体评论提升到更加醒目的位置，全年共刊登论坛成员文章92篇，媒体相关报道72篇。截止2014年底，论坛网站已有正式注册会员4.8万人,累计到访98万人次。
二、2015年论坛的主要工作安排
1、课题研究。配合“十三五”规划制定做一些专向研究，初步拟定了四个课题，包括金融、就业、稳增长、调结构、新常态下“十三五”规划的制定、新常态的理论与实践等。为了确保课题完成质量，学术委员会2015年2月8日第一次工作会议对课题内容的完成做了慎重研究，定出课题研究过程的程序和确定相关论坛成员来完成。
2、内部研讨会。
今年上半年的几次内部研讨会也将围绕课题研究分头进行，目前已经开始进行讨论。会议次数和时间根据课题研究的进程，临时调整内部研讨会召开次数和时间。学术委员会研究决定在每次召开专题讨论之前，希望参会专家成员积极参加，确保讨论质量。
3、长安讲坛。
全年仍确定为20期。上次学术委员会会议专门对“长安讲坛”进行了讨论，认为这是50人论坛对外展示学术研究成果很好的平台和窗口，虽然我们大家工作岗位和性质不同，但是作为论坛成员，希望能把这项工作列入自己的日程，争取在百忙之中抽时间积极参与。今天，我们把论坛成员近两年来，参加长安讲坛演讲的情况做了一个统计，请大家在表格上，填上今年适合自己参加长安讲坛演讲的具体时间，论坛秘书处会与您联系落实具体安排。学术委员会特别希望参与次数较少的论坛成员，能尽量安排合适您的时间到长安讲坛演讲。
四、拟定其他会议。
（一）、根据宁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邀请，拟定于2015年5月召开论坛（银川）研讨会，主题是关于新丝绸之路的讨论。
（三）、根据李波课题组建议，拟定于2015年4月由昆山市人民政府与50人论坛共同举办有关课题组研究内容的研讨会。
50人论坛的发展离不开企业家理事会的大力支持，在此对各位企业家理事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些年来媒体也对50人论坛进行了很多报道，希望媒体朋友继续关注，我们也会加强和媒体的沟通，使专家的观点能够更好地传播。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合影）
蔡昉：下面请杨伟民、樊纲、徐林分别做主题发言，每人发言时间为15分钟。
杨伟民：“十三五”规划是一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也是一个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为我国第二个三十五年发展开启航程的规划。以下十个问题是“十三五”期间必须回答的问题。
第一，如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十三五”规划最大的时代背景，就是我们必须在2020年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最大的挑战，具体目标包括实现“两个翻番”、基本实现工业化等。所以“十三五”规划要告诉市场、企业和群众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是什么？二是实现路径是什么？要确定一些重大方针政策，并毫不动摇地坚持贯彻，这样才能稳定社会预期。同时，要在新思想引领下提出新思路和新举措，增强信心，动员人民共同努力。
第二，如何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正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同时，完成GDP十年翻一番的底线已经确定，从总供给、总需求、劳动力、储蓄率等增长基础看，支撑GDP翻番的潜在增长率是有的，但要把潜在增长变为现实的经济增长，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就国内来看，主要是办好三方面的事情：一是经济体制的深刻改革；二是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三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度转变。
第三，如何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根据十八大确定的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十年要翻一番。“十二五”的前4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普遍快于经济增长，说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这个好势头是不是一个趋势性的变化？要取决于“十三五”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力度，主要是把握好两个更重要的政策取向：第一，实现居民收入的中高速增长比GDP的中高速增长更重要，如果居民收入增长下滑，就可能使发展方式倒退到过去的旧常态，给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第二，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更快一些比居民收入的平均增长更重要，也就是说，要在普遍提高居民收入的过程中努力缩小收入差距。
第四，如何改革传统的发展方式？
十八大提出“两个翻番”的前提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也就是说，如果发展方式不变，速度高也未必是好事。转变发展方式必须全面改革，所以应该叫改革发展方式。“十三五”规划必须细化十八大确定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和路径，找到发展方式背后的不适应新常态的一些做法，这样改革的对象才能更加明确。
第五，如何扩大消费需求和有效投资？
“十三五”规划应该更加重视挖掘需求潜力，把潜在需求变成拉动增长的现实需求，同时重视通过创造有效供给来满足和引领新的需求。从消费看，扩大消费需求，要按照人群而非产品来思考我们的政策，更加重视培育新的消费群体，而不仅是培养一两个消费热点。如90后农民工就是一个潜在的新的消费群体，但是如果制度不明、政策不畅，不能形成稳定预期，这个群体的消费就可能无法释放。从投资看，“十三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仍然是稳增长的关键，因为目前消费的扩大还不足以弥补投资的作用。但是投资不能形成无效供给和过剩产能，而应该投到有利于扩大最终消费、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领域，如公共性更强的基础设施和分散性的创新，这两方面的空间就很大。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缺乏稳定的税收支撑及直接融资渠道，过去依靠土地财政和贷款修路等传统的投融资机制明显不适应公共性更强的基础设施投资；依托互联网的创新可能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一个重要方向，但现行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机制适应传统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也适应过去由政府组织的重大科技创新，却不适应分散性的创新。因此，扩大有效投资，必须创新和改革投融资机制。
第六，如何推进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判断，化解以高杠杆、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明年要进入“十三五”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十三五”规划应该是一个调整的规划。既要重视扩大增量，也要重视调整存量，既要补一些短板，也要裁一些长板，去杠杆、去产能、去泡沫、去债务等。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仅发展质量提不上去，还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第七，如何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不久前中央刚召开第九次财经领导小组会议，重申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但目前城镇化工作进度并不理想，特别是对跨省流动的七千多万农民工还缺乏政策安排，这需要中央政府层面来统筹解决。如果解决不好会带来三个问题：一是“十三五”期间城镇化率将大大放缓，因为过去的城镇化率主要取决于农民工的增长速度，去年农民工的增长速度已经降到了1.9%，外出农民工的增长速度已经降到了1.3%。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十三五”期间很有可能遭遇农民工零增长的局面。二是房地产市场的刚需很难释放，未来的刚需相当一部分来自两亿多农民工，特别是其中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房地产如果稳不住，也会影响经济增长。三是如果农民工不能市民化，更严重的局面是今后会面临“谁来务工”的问题。很多企业反映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大，如果不涨工资，明年可能就不来了，农民工工资上涨固然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会在客观上削弱我国产品的竞争力。农民工定居下来，他们在企业的就业才能稳定下来。
第八，如何优化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提出，治水的思路要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的理念和方向就是要实现空间均衡。区域发展也要按照空间均衡原则来推动，任何一个区域都要考虑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的均衡，如果人口和经济失衡会带来收入差距等社会问题，如果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失衡会带来生态环境问题。“十三五”期间要把优化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调整空间结构作为重要任务，合理确定城市化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要允许生态为主、农产品比重较大地区的发展速度和增长速度低一些，而像北京、上海这样需要优化开发的城市化地区的增长速度则可以低一些，只有这样才能缓解资源环境的压力。发展速度相对较高的地区要吸引外地人口在本地就业，通过分子、分母以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共同发力，区域之间的人均收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差距才能缩小，生态环境才能得到根本的保护和恢复。
第九，如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十三五”期间应该成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一个拐点，实现生态环境的好转而不是继续恶化。要实现这样一种转变，有几个方面要重视：一是发展的理念要改变，要树立尊重自然、生态产品、空间均衡、承载能力、主体功能、开发强度等理念，在此基础上推动发展；二是发展的方式要转变，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三是治理的重点要改变，从过去重视生态建设、重视污染物的治理转向有效约束人的开发行为，因为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是人的行为。要避免一只手在修复，一只手在破坏，两手都在花钱，GDP可能增长很快，但实际没有什么效果。
第十，如何扩大对外开放？
要防止一种倾向，即过度自豪就变成自满。我们的经济规模和速度虽然很可观，但是产品质量、生产效率、企业管理技术、工艺、能耗排放、品牌价值等很多方面的差距还很大，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所以要在思想上、政策上坚定不移地坚持扩大对外开放。要注重降低成本、保持竞争力，过去我们靠低价，这是我们的竞争优势，但价格优势是最容易转化的比较优势。金融危机以后，美国通过再工业化，制造业的竞争力在恢复，这期间我国的竞争力却在减弱。要防止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分析，一说到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归结为缺乏自主创新、没有核心技术，归结为发达国家不向我国转让核心技术，或者归结为政府拿的钱太少。缺乏竞争力由多方面因素造成，有些方面是技术上的差距，但更多的是人力资本的素质、管理、垄断、金融体系、政府管制等方面的差距。要通过这些方面的改革来恢复或提高我们的竞争力，如果一切都从头开始进行技术攻关，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很高的成本。总之，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防止国家竞争力增强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这是“十三五”期间必须高度重视的话题。
樊纲：受国家发改委委托，去年我们做了一项关于“十三五”前期研究的课题，我把主要内容向大家做一个汇报。
第一，“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
基本结论是，7%-7.5%的潜在增长率应该可以实现。这个数字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汇丰银行等机构的预测，相对来讲是比较保守的。我们着重看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不仅是劳动力总量，还有劳动力转移、受教育水平等等。如果劳动力转移能够持续，教育水平可以提高，尽管劳动力总量减少，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未必降低。二是资本投入。资本投入包含资源禀赋、储蓄率的贡献、资源投资的技术含量、投资的结构等等。中国的储蓄率还是相对过高的，资本投入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结构和技术含量，资本在技术含量上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可能会高于以往。 三是知识和科技。知识成为增长的一个特殊源泉，它不仅仅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化的资本上，还有一个资本存量，这涉及创新能力和创新投入。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创新对增长的贡献不大，经过二三十年的学习、转化、消化、吸收，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步走到前沿，今后会有更多的企业和产业具备创新能力，这个因素对增长的贡献会比过去三十年更大。四是体制改革。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增长要素，其中包括制度变迁、体制转轨、市场环境和法制条件的完善等等。过去三十年我们享用了很大的改革红利，这一轮红利还没有用完，如果改革能够带来新的效率改进，对增长也能够做出贡献。
总之，通过对这些要素的分析可以发现，我们的潜力巨大。而且要看到，相对而言，中国在世界上的水平仍然较低，根据发展经济学中的趋同原理，我们的增长潜力很大。有了这些潜力，如何用足这些潜力努力发展、实现全面小康仍然是我们的重要任务。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过去低，但是过去超过10%的增长很可能是过热增长，我们按照滤波法来计算潜在增长率，过去二、三十年的潜在增长率是7%-9%，有时是7%-8%，有时是8%-9%。现在可能比过去低一点，但如果回归正常的话，还是有巨大的潜力，并不是从一个高增长降到一个低增长。如果能够保持7%的增长，五年之后，到2020年我们将初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按照世行的标准就是人均1.2万美元。因此，如何用足潜力更上一层楼是“十三五”时期的重要任务。
第二，实现增长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一是全面落实深化改革蓝图。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讲，改革这个制度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多的研究，因为十八大刚刚召开，目前正处于落实改革规划的过程中，我们侧重的是另外一些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改革都是最重要的问题。
二是关于产业转型与产业政策。“十二五”期间有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政府选择一些产业加以扶持，这被证明是不成功的，特别是一些新兴战略产业最后都变成过剩产业。过去一些产业政策的重点是扶持供给，往往忽视需求，结果造成市场的严重不平衡。我们的建议是更多地采取普惠式的办法，鼓励各行各业应用新技术、发明新技术、提升竞争力。
三是关于科技发展和创新驱动。以往我们对技术创新给予高度重视，但是对于其他方面的创新关注不够，比如法制建设、产权保护、完善金融和资本市场等等，这些是政府够做的事情。
四是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如何在“十三五”期间对农民工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这是决定能否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是增进人力资本，提高竞争力。人力资本的提高与教育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联系，我们建议从“十三五”开始推广实施12年义务教育，为进入高收入阶段打好人力资源基础。
六是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十三五”是扭转环境恶化局面、实现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不仅是环保部门，各部门都应该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作为一项重要工作，采取各种手段而不仅仅是行政手段来减少污染。过去环保工作往往落实到几个部门，其他对环境产生污染的部门不承担责任，要改进这方面的协调，这是实现生态平衡的重要途径。
七是能源结构转型。现在大气污染、全球变暖等问题都与能源相关，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能源也越来越成为发展瓶颈。最近我看到一个资料，德国可能在2020年实现50%的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而且大部分是太阳能和风能的分布式发电，也就是各家各户自己发电。这可能是今后的一个发展趋势。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家，我们有生态污染，承担很大的低碳责任，所以要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有所突破，在商业模式、市场需求、引进和应用新技术上下更大的功夫。
八是化解金融风险，避免经济波动。“十三五”期间还是继续消化过去十年中的两次经济过热所产生的后遗症，需要认真分析。
九是如何提高资源效率，突破资源约束。这是长期以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是资源稀缺国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是比较低的。
十是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国际化。
十一如何改进国家发展规划制定。过去的五年规划有碎片化、部门化的倾向，任务分解到各部门，各部门在每次规划制定过程中进行游说，为既得利益的产生创造了机会，同时对今后的工作产生了部门化分割的问题。我们建议，五年规划分两步走：先制定全国性规划，包括一些战略性目标，然后各部门全面落实（而不是分解）这个全国性规划，制定出各部门的工作规划。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因为能够真正落实、对政府工作发挥指导和协调作用、使全民调动起来共同努力的规划，才能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
徐林：“十三五”规划要回答很多问题，有几个很突出的方面：一是如何全面完成小康社会的各项目标；二是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如何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职能；三是如何引领新常态。
从“十三五”面临的国际环境来看，复杂多变、博弈竞争更加激烈是一个主要特点。世界经济在再平衡过程中艰难复苏，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新的突破，围绕国际治理体系主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更加激烈，能源结构和版图的变化可能会对未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地缘政治导致周边环境更加复杂。这是我们对国际环境的基本判断。从国内来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一个大的判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经过“十二五”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和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预计“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主要发展目标可以全部实现。刚才几位专家也提到，储蓄率很高，人力资本和创新资源的累积效应不断发挥，城市化仍处在快速发展区间，应该说增长的潜力和空间仍然广阔。但与此同时，风险和挑战也更加突显，主要包括传统的成本优势逐步减弱，结构性矛盾（包括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等）依然突出，周期性因素导致的潜在风险（包括财政金融风险等）在加大，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加剧，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也在不断增多。总的分析结论是，中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全球和平、合作、发展的主题没有改变。在此过程中，作为一个大国，我们要把崛起过程中复杂的战略博弈关系处理好，维护并利用战略机遇期，在国内关键是实现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
按照这种判断，“十三五”要把提质、增效、升级作为引领新常态的发展导向，把改革创新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来不断释放发展活力，通过创新驱动不断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全面的开放来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以包容性发展来增进社会凝聚力，以绿色低碳来提高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我们对“十三五”发展指导思想的一些初步思考。
设定“十三五”发展的目标指标体系是比较困难的事情。首先是增长的预期目标，对此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主流的意见是我国“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长率的区间大致在6%-8%，主流看法集中在6%-7%。如果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翻番”目标，根据我们的测算，未来五年的年均增长率要达到6.56%，这是底线。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上，能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这取决于约束条件的影响，比如债务、资源环境等，要看高增长会带来有利影响还是不利影响。要实现比较好的发展，取决于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特别是在增长动力机制转换方面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此基础上，必须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突出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些目标和指标，同时也要突出创新驱动和结构优化的一些指标和目标，强化生态环境、资源节约和保护的约束，对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也要提出一些目标。重点是强化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一是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增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包括科技、人才、教育，也包括创新与人力资本培育和使用的环境建设等。二是促进“新四化”同步发展，构建“十三五”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新四化”同步与转型升级密切相关，如果“新四化”不同步，转型升级也很难实现。三是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培育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必须以全球视野来配置资源和资产，走出去不仅仅是转移过剩产能，还要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治理和国际规则的制定。四是促进集约均衡的发展，塑造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五是促进文化强国的建设，弘扬民族精神新风尚。六是全面保障改善民生，形成包容和谐发展的新局面。关键是进一步扩大就业，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强化社会保障机制建设，同时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到来，包括人口战略和政策调整。要通过包容发展使更多的人参与中国的发展进程，让更多的人能够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七是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家园。这是老百姓越来越关心的问题，要花大力气推进，除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生态建设之外，还包括能源结构的改善等，最终取决于生态文明制度的完善。
“十三五”发展必须以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为核心，如何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就很重要，要激励企业家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制度保障，特别是产权制度、要素市场体系、财税制度、金融体系、社会治理、法治等方面要进一步加快，形成一个让大家有信心、对未来有稳定预期的制度保证。
以上是我们的一些初步思考，可以用24个字来概括，即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融入全球、包容和谐、绿色低碳、制度保障。
（茶歇）
蔡昉：现在开始自由讨论，每人发言时间为五分钟。
王保安：理解新常态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最直观的就是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基本表象；第二个层次，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转型升级，这涉及效率提升和创新驱动；第三个层次，要建立基本的系统化的指标约束，包括节能环保、全员劳动生产率、科技创新驱动以及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这些都应在规划中有所体现；第四个层面，大国经济的特征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如何体现。
围绕形成和确立新常态，“十三五”规划思路有几个重大问题要解决：
一是打造合格的市场主体。主要是解决“十三五”规划实现的动力和载体的问题，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激发国有企业内在的创新动力、避免行政性的兼并重组等等。
二是科技体制改革要跟进。用行政手段办不好国有企业，同样的，用行政手段也发展不了科技。如果科技不能产业化，产业转型升级就没有体制保障，很难实现预期目标。要转变资源配置方式，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根本。要素和重要商品的价格一定要放开，因为价格放开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标志。
三是确立大国经济的负责任形象，提升国际竞争力。中央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这是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客观现实的一个科学决策，但是如何走出去？怎样实现“一带一路”？这里面的学问很大。产业帐怎么算？如何利用当前世界经济低迷的机会走出去？有没有长期的竞争力？能不能形成一个长期的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的合作模式，这才是最主要的。我们既不能签城下之盟，也不能违背对方的合作意愿，不能搞一锤子买卖。所以“十三五”规划要把国际合作与国内经济发展统筹起来，要做到深度协调而不是表面上的协调。
四是实现包容性增长。不能陷入民粹主义陷阱，认为只要提高最低工资就是好的，只要解决民生问题就是好的，许愿过多要防止被动，这会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就是制度陷阱，就是由于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社会发展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五是转变发展战略和指导思想。要避免碎片化、标识性、区域性的发展战略，因为这会影响全国一盘棋，也会影响国内外合作与协调发展。
汤敏：我讲两个问题。第一，人才教育。“十三五”时期对人力资本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如果不加快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就很难提供创新人才。中国的教育有三大问题：一是教育不公平；二是大学生就业难；三是缺乏终身教育体系。在过去的体制下，这三个问题都很难解决，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可以通过远程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这三个问题。我们把人大附中的课程直接上到19个省的贫困地区的学校，在一个学期内学生的平均成绩提高20分以上，现在正大规模推广。这就解决了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对于大学教育来说，我们在100个大学里做大学生创业教育，邀请一批企业家到北京大学来讲，然后通过互联网传到其他99个大学，这100所大学的学生都可以听到这个课程。我觉得可以有更多课程能够通过远程教育来实现。更关键的是，要解决大学教育与生产实践脱节的问题，因为大学里教的那些东西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相差太远。我们现在设计一种模式，在大学第四年的时候由企业来提供课程内容，大部分企业都有自己的内训课，把其中适合大学生的课程放到网上，如果大学生将来希望申请企业的职位，首先要学习企业的课程，考试合格后才能获得面试机会。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革命性的重大改变，才能为“十三五”以及今后更长时期的发展提供创新人才，小打小闹的教育改革是没有效果的。
第二，社会资源的动员问题。“十三五”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扶贫，仅靠资金投入是不够的，要把社会资源动员起来。比如现在已经注册的志愿者有五千多万，有的统计口径是七千万。从企业捐助来看，去年排名前一百位的捐献者的捐款总额高达300多亿人民币，遗憾的是，其中80%捐到了国外，因为国内有各种障碍，估计以后每年的企业捐助将达上千亿。如果把五千万志愿者与数百亿的企业捐款结合起来，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如何动员这些社会力量？这是“十三五”时期应该关注的问题，因为它能替代部分政府职能，还可以释放更多正能量。
林毅夫：我想谈一谈“十三五”期间的增长目标。我们有7%以上的增长潜力，要力争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到2020年实现12600美元的人均GDP水平。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两个“翻番”，如果年均增长率达到6.6%，国内生产总值翻翻就能实现；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城乡居民收入翻番也可以实现。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增长速度保持在7%以上，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比GDP增长更快，那就表明企业的利润率很低。目前企业的利润率已经很低了，如果把增长目标降到6.6%，企业的收益率会更低，而收入和工资增长进一步加快，企业的状况会更糟。
更重要的问题是国际环境。按照去年10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4年印度的增长速度可能达到7.4%，2016年增速将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抓住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通常可以实现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8%-9%的增长率）。中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已经丧失比较优势，香港、台湾和韩国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企业已经转移到其他国家。印度政府现在提出“印度制造”的口号，积极地招商引资，改善基础设施，推进出口导向战略。如果中国GDP增速降到6.5%以下，企业的状况会更差，失业问题更突出，局部金融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同意樊纲的判断，应该把我们的潜力挖掘出来。那么要化解印度快速增长给我国带来的压力有两种方式：一是我国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因势利导，向其他国家转移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
郑新立：讲五个问题。
第一，“十三五”有两个硬指标：一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根据前三十几年的数据，经济增长速度比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快2.5个百分点，最近两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GDP的增长速度，短期内是可以的，但长期难以维持。这是一个硬指标，要反过来测算经济增长速度应达到多少；二是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下降的目标，在“十一五”时期这个指标就没有完成。这两个指标能否完成将影响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
第二，“十三五”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认为是最终需求不足。从图中可以看出，过去三十多年的投资率不断上升，生产能力无限扩张，而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下降，这就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现在我们面临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就是这个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所以“十三五”要围绕解决最终需求不足这个矛盾来展开，转方式、调结构是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手段，但不能急于求成，这是一个历史性任务。
第三，重新聚焦农村改革、释放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工市民化的潜力是破解当前需求不足瓶颈的根本途径。现在农民工有2.8亿，加上离散的家属，全国家庭分离的有4.16亿人，如果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创造条件让他们全家在城里团聚，在城里消费，就会产生巨大的需求潜力。另外，农业现代化可以释放农村的劳动力，使农业发展建立在现代化的基础上。
第四，要优选一批能够带动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的重大项目。举例来说，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已经实现技术上的突破，我们现在一年烧掉的煤有30多亿吨，如果采用低温热解法，一年可以提取3亿吨油品和3千亿立方的天然气，剩下的煤是清洁高效煤，还可以继续烧。这些项目能够有效缓解能源紧张，解决环境污染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可以对石油进口产生替代作用。
第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一是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释放消费需求的潜力；二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释放城市化的潜力；三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农村劳动力供给的潜力；四是通过宅基地制度的改革释放土地供给的潜力；五是通过审批制度的改革释放垄断行业发展的潜力；六是通过税制改革和创业环境的改善释放第三产业发展的潜力；七是通过科技教育体制改革释放自主创新的潜力；八是通过外汇体制改革释放外汇储备的潜力；九是通过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释放环保产业发展的潜力；十是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释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潜力。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如果落实这些改革措施，释放巨大的潜力，在“十三五”时期继续保持7.5%以上的增长速度是没有问题的。
哈继铭：我讲一下实现GDP增长目标的债务风险。孤立地谈GDP增长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增长目标与全社会杠杆率的提高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基本上还是靠投资拉动，而投资的背后是债务率不断上升，很多行业的产能快速扩张，其融资方式就是举债，比如银行贷款、债务市场（有些是不太透明的债务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截至去年，整个社会的债务率（包括政府、企业和家庭）占GDP的243%，在2008年153%的基础上又增长了90个百分点。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过程中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投资效率明显下降，2008年1元的投资能够带来0.35元的经济增长，到去年只有0.1元。如果不考虑债务率，只是单纯追求GDP增长目标，将来的债务就是发散的。我们的模拟分析显示，十年之后债务率将从去年的243%上升到348%，经济的稳定性将遭受明显的挑战。另外还有一种增长模式，就是降低投资率，从而降低债务率。如果把投资率从目前的47.8%降到40%，很显然投资增速要下降，而消费和出口在短期内不可能大幅提振，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降低到5%-6%，这个速度听上去比较低，但好处是使债务率在2017年达到最高点（占GDP的256%），从2018年开始逐渐下降。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总的来说，要把经济增长与债务风险结合起来考虑。
王建：对“十三五”规划的讨论，国内问题说得很清楚，国际问题说不清楚，应该强化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一些基本理论被扭曲，我们对事情也无法作出准确判断。比如货币增长率和汇率是什么关系？过去理论上讲得很清楚，货币多了本币就贬值。但是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放货币最多的是美国，但现在货币最强的也是美国。再看人民币，我们去年是3500亿的贸易顺差，为什么贬值？美国2014年的贸易逆差比2013年增加了870亿美元，增幅是18%，尽管美国经济在2014年有所恢复，三季度达到5%的增速，但是工业产出水平与2007年的最高水平相比还差10%，并没有回到危机之前的状态，美元为什么这么强势？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很多人用传统理论来解释现实问题，如果解释不清就跳开，对世界的认识就成了一些支离破碎的图像。如果在此基础上讨论未来五年的发展，怎么能够说得清楚呢？我觉得中国经济学者有责任做这方面的深入研究。
再向各位请教一个小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1月份的M2增长率是10.8%，M1增长率是10.6%，M0增长率是-17.6%，这几个数字是怎么来的？贷款增长13.6%，全部进入M1，这么大的流动性都做什么了？为什么经济还这么差？
吴晓灵：“十三五”期间应该在法治国家建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社会经济发展质量上有重大突破和实质性进展。在经济建设上，要进一步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服务作用，着力做好各类标准的制定工作，做好财政规划与“十三五”规划中有关政府支出责任的衔接。我同意刚才大家说的，不能由政府选产业、选项目，政府要建设有利于市场主体发展的公平环境，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实行普惠的政策，引导所有企业公平竞争。
实现“十三五”规划，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关键是提高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计划配置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资金配置资源，获得资金就能组织各类要素，因而资金的配置效率决定了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中国的资金多，但资金贵、融资难、投资难，关键是金融业的体制机制尚未理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体制不顺主要体现在“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体制无法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的现实，市场分割造成资金分割、融资链加长，加大了企业和市场的融资成本，财富管理市场的混乱就是明证。体制不顺还造成金融机构行为扭曲，或明或暗的刚性兑付抬高了无风险收益率水平，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无法引导社会资金利率。预算软约束未根本消除，市场机制运行不畅，金融资产配置不能遵循市场规则，导致资金配置效率低下，配置结构扭曲，市场主体不能平等享受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要素。国务院去年发了十个文件，要解决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是如果金融体制机制不做根本性改变，这些政策很难落实。在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才有坚实的经济基础，金融市场才能健康发展，人民币跨境使用才有制度基础和市场基础。
“十三五”期间我们面临信息技术的革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管理方式转型的最大推动力，互联网、物联网已经开始推动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管理方式的改变，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互联网和物联网发展的大趋势，投入到信息革命中去，这对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损失。
夏斌：我说三点。第一，改革规划可以问题导向，发展规划要有总体的指导思想、途径、目标和指标体系，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第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面临的主要短板是体制问题，主要挑战是在2020年建立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这个目标的举措很重要。举个例子，三产要提高，提高到多大比重？怎么实现？这是关键问题。
第三，规划给谁看？“十一五”规划之前首先研究的是规划给谁看，大家都有这个体会，认为规划是发改委的事，而发改委往往对产业政策规划得最详细，对宏观调控没有规划，人大也没有监督。
“十三五”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我同意樊纲讲的，规划要给各部门看，各部门根据指标拿出具体措施，比如消费达到什么状况、社保达到什么状况等等，然后人大进行监督。
李稻葵：先讲一个理念，然后举两个例子来阐述这个理念。
“十三五”规划要明确提出一个概念，即大国发展战略。中国经济规模已达十万亿美元，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尽管经济水平仍然较低。大国的发展与小国不同，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国际上、市场上和政治上的明确回馈。18世纪中期，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荷兰和西班牙，当时很多人主张自由贸易，但是英国明确立法要求英国沿岸的贸易以及英国与殖民地的贸易必须由英国舰队完成，其中舰队水手必须有3/4是英国籍。这个法令被当地经济学家认为是最好的法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章明确指出，如果不这么搞，英国海军就没有很好的舰队，也将逐步丧失造船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国发展战略案例。贯彻大国的国际发展战略，在国际问题上要统一，要一致对外。在这一点上，我同意王建说的，我们对国际问题关注和研究得不够，主动意识不强。
如何贯彻大国发展战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农业问题。现在不再提农业自给自足，只提满足口粮，这是一个进步，但如果按照大国发展战略的思路，还应该更进一步，即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各种手段保证粮食基本供给，包括租赁、长期合同等。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军事、外交实力都在不断上升，不可能所有国家都对中国禁运，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们可以在全世界发展几个合作伙伴，搞长期租赁。如果突破以往的观念，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能获得主动，包括城镇化。
第二个例子，能源问题。中国沿海地区是能源的主要使用地，火电技术和排污标准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煤炭供应紧张。而煤炭产区多在北方，煤也主要用于效率很低的金属冶炼，对环境造成很大污染。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增加进口，比如沿海地区直接从印尼、巴西进口煤用于发电，不仅煤的质量好，价格还低。同时，北方的煤炭企业也不用关停，保持通风通电，维持一定规模的生产能力，一旦国际能源供应紧张，马上扩大国内煤炭企业的生产规模，保持足够的供给。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我认为五年之内北京的空气污染一定能治理好。把生态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正当其时，因为现阶段中央政府对国内国际事务的协调能力比以往要高得多，由中央统一协调来推进生态平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容易。
盛洪：我们今天的题目叫：新常态下的“十三五”规划思路。我觉得首先要考虑一点既“新常态”，我的理解是一种新的均衡。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把原来旧的均衡打破了，形成了新的均衡。如果说是这个含义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制度其实还没有真正走向一个比较完善成熟的市场，有很多的改革有待我们去做，如果一旦要真正的改革，动作会很大，而且会打破均衡。举几个例子，首先就是垄断国企的改革，国企占了我们全国的资源将近1/10。前两年有研究，而且它的利润是负的。近两年做了一个更新，好像有点改进。如果是国企占了全国1/10的资源，那么转变为民营企业经营，我相信我们大致估计能够提高GDP的1%，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土地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要素，而这个要素大量的买方定价是政府的强制性定价，还有我们的利率等等。这些事情都会带来冲击，会打破原有的均衡，会是在经济主体之间的互动。
我们现在讲“新常态”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改革了，我觉得这个新常态反过来讲是要改革的意思。第二个含义，“十三五”规划的问题，我认为“十三五”规划是过去5年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规划没有变，还是Planning。所以，我们在继续制定“十三五”规划的时候，要在实质上有重大转变，也就是说，中国的政府应该逐渐淡化所谓的5年规划。包括现在讨论每年我们的增长速度是多少，大家想总在讨论这个事意义有多大？包括去年，说增长速度是7.7%，跟我们的预期差不多。如果说是差不多的话，这是证明政府控制了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呢？还是我们猜对了？我觉得这没有意义。经济体是一个有机体，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你说这个孩子一年长多少是不知道的，你说他长了2厘米，是你控制了他长了2厘米还是你猜对了呢？ 其实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努力的结果。我们要承认，经济是复杂的，更何况它的各种结构。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有多大的意义来继续搞这个五年规划？大家去想想，既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决定了，说我们是市场机制对配置资源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话，我们想想我们这个规划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以前的五年规划到底起了多大的意义。哪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 首先还是要改革。实际上我们现在那么多急需改革的事情，如果不改的话会有很大问题的，而对于改革我们相信现在也谈了很多了，关键要有改革的具体行动，不但是规划。现在我们发改委，有了“改革”两个字，我们现在就应实质性的做些改革的事情。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首先放开原油进口，连原油进口都不能放开，对我们这么有利的事情都不能放开，还能谈什么其他的减少行政许可呢？我认为我们要实质性的改革行动，而不是口号。如果只是我们在这里做规划，规划做完了大家也不管有用没用，这个规划就白做了。
我们即使达到了一个“新常态”，那么政府做的事情一定是辅助性的作用，绝对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其实中共中央已经说明白了。所以，首先我们要做好政府的本职工作，所谓的本职工作就是要保护产权，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农民的土地。另外，我们确实要认真的去分析，哪些产业确实存在着市场失灵的情况，对市场失灵的部分要做某种补救，我们是采取征税的方法还是污染权交易的方法，这是我们政府要去做的事情。
李波：提一些具体建议。第一，如何更好地发展资本市场，包括股市和债市。我的建议是放开银行系基金，允许商业银行成立基金管理公司，通过银行系基金的发展增加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的数量，降低金融风险，比如部分债转股可以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大规模的机构投资者的投入也有利于养老体制的可持续，从一些成功国家的经验来看，养老体制的可持续与资本市场发展往往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
第二，如何发挥好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怎样弥补财政收入的缺口？可以考虑主体税种实现中央和地方对半开，主要是增值税和所得税。我们有一个课题组做过测算，现在增值税分享的比例是中央占75%、地方占25%，如果地方分享比例提高到50%，基本上可以弥补“营改增”之后的收入减少。这种操作简单易行，还可以避免重复征税，增值税作为一个稳定的税收来源有利于保证地方政府的财力，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也有利于落实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保持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对于下一步稳增长、促改革都非常重要。
王小鲁：我对经济增长下行谈几点看法。首先，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是什么？从供给因素来看：资本存量增长15%，高于80年代、90年代，甚至高于2000年以后的10年；从劳动力增长来看，2011-2014年城镇就业人数的平均增长率是3.2%，并不低，与90年代基本相当。虽然近期出现农民工进城放缓的趋势，但主要原因不是供给枯竭，而是城市就业机会不足；从人力资本增长来看，近一个时期劳动者人均教育年限一直快速上升。以上几种要素增减相抵，总的来说，要素投入增长趋势在最近几年是加速的，因此经济增长下行不能用供给因素来解释。也不能把经济增长放慢归结为经济规模扩大，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经济增长放慢的同时都伴随着要素投入的放缓。
再看需求因素：2000年以后的10年，年平均出口增长率在20%以上，最近几年下降到10%，但这是以美元计价，其实与80年代和90年代相差不多；投资方面，2000年以后增长率（以不变价格计算）超过20%，最近几年是17%，明显高于80年代和90年代；消费方面，2000年以后消费增长明显放缓，从9%降到7.8%，最近几年有所回升，总的情况是消费的回升不足以抵消投资和出口增长的下降，由此造成经济增长放慢。现在的问题是，通过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的老路不能再走，关键是解决结构问题。从2000年到现在，资本形成率从35%上升到48%，消费从62%下降到48%，总储蓄率超过50%，增长了10%。也就是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1/3，而这些年不断扩大投资来拉动增长造成了产能的急剧扩张，以占GDP1/3的居民消费来拉动这么大的产能是不可能的，因此经济增长速度也无法保证。
未来面临的问题不是保增长，而是调结构。短期内5%-6%的增长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把结构调顺，才能维持长期增长。现在结构不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政府行为出现偏差，过度热衷于投资，政府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3，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很多政府投资项目实际上绑架了市场资源，挤压了企业的正常运转空间，也改变了收入分配结构。因此，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关键是改变经济结构，通过推动改革来改变政府行为，特别是政府支出结构要有明显改变，把重点从投资转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减少各种市场干预和优惠政策，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收入分配回归到合理状态。
刘志硕：“十三五”时期将是中国经济全面互联网化的五年。第一，各项指标显示出经济全面互联网化的趋势。一是人与互联网连接的时间，目前是1/3的时间，五年之后将超过50%；二是在很多重要产业，包括旅游、教育、医疗、金融等，都出现了互联网创新的成功案例；三是个人的消费行为、产品的形态以及生产的资源组织方式都在全面互联网化。第二，全面互联网化对现行的秩序、政策和法律带来全面冲击。滴滴和快的在今天宣布合并，合并之后的利弊我们不做评价，但在这两家公司进入市场之初，曾有外媒评价“是腐朽的行政管理孕育了伟大的公司”，因为出租行业的低效管理现象不是中国独有，在全球都很普遍。由此联想到几年前发生的“3Q大战”、“3B大战”，都是传统行业在互联网高速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未来五年这种挑战可能是一种常态，包括对现行制度、政策、法律上的冲击。第三，我们应该为面对这样的挑战而欣喜，因为它是建立后发优势的一个基石。依托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方面的优势，我们将在三个方面有机会实现弯道超车：一是交易成本降低；二是有创造需求的能力；三是有制度创新的空间。如果我们敞开心扉，深度拥抱互联网，就将迎来全面制度创新的曙光。
就制度而言，我们认为要鼓励互联网投资的快速展开，当然国家也有这方面的导向，新三板就是非常重要的手段，要降低新三板的入资门槛，提高新三板的活跃程度。有一个基本共识，首先是去行政化，其次是减国有。互联网创新是由民间发起的，所以行政手段介入的越少越好。这一轮制度创新会带来很多方面的好处。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基础服务免费，这可以使很多穷人获益；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医疗和互联网教育的发展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多便利。“十三五”期间将迎来中国互联网最辉煌的五年，应该把服务创新和制度创新作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做。
管涛：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可以重温一下亚洲金融危机。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非常相似。从国际上看，美元汇率强势基本确立。虽然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始于美国次贷危机，但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国货币政策趋于正常化，美元汇率走强，这对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日本“安倍经济学”的效率逐步递减，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国家增长动力不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是脱钩的，可以保持独立的增长，从2008-2009年的情况来看，新兴市场引领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但是目前的情况不容乐观，随着全球流动性的结束，新兴市场的结构性和脆弱性问题逐步暴露，面临着资本流动的巨大冲击。
从国内来看，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调整的势头越来越显现。物价也有下行压力，PPI连续35个月负增长，今年1月份CPI增速是0.8%，当然其中有多种因素，但向市场释放的信号就是下行压力较大。在“三期叠加”的背景下，财政金融风险逐步释放。这些与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非常相似。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外汇市场运行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都在关注资本外流和人民币汇率走势，亚洲金融危机的气息离我们越来越近，在外汇市场已经开始显现。
我个人建议在制定“十三五”规划的时候，重新梳理和总结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应对政策，评估一下哪些经验需要继续继承，哪些问题需要改进，形成一个样本。
宋晓梧：谈两个问题。第一，“十三五”规划要把就业作为宏观调控最主要的目标，现在提这个问题的时机比较成熟。从人口红利和劳动力供给来看，总体就业压力可能有所降低，但是随着经济下滑，特别是各地在压缩过剩产能，对就业的影响很大。相对于总量，就业的结构问题更为突出，比如大学生就业、农民工就业等。另外还要考虑就业的质量，因为存在大量的非正规就业，劳动者没有受到《劳动法》的保护。
第二，“十三五”规划在区域发展方面要弱化。国家级区域规划不能再增加，“九五”、“十五”的时候搞了“西部大开发”，“十五”、“十一五”搞了“振兴东北”、“中部崛起”，后来东部不满意，提出要率先发展，搞四大板块，结果在“十二五”期间有80多个国家级区域规划出台，还有一些规划之外的综合试验区等。这样就把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割裂成不同的板块，很多企业都不搞创新，哪里的政策优惠就到哪里投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张曙光：我觉得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咱们对于目标设想也许问题不是太大，关键是怎么实现，咱们提出的很多目标都很好。但是咱们的思想理念，咱们的制度安排并不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不想讲更大的问题，我只举一个例子，讲高铁企业的发展和走出去的问题。
中国经过30年的建设，的确咱们有了走出去的基础，像3.8万亿的外汇储备，咱们的产业基础，比如高铁、工程机械行业、农业都具备了产业基础，确实现在走出去是个时候了，而且走出去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于高铁走出去，我们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最近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争论，认为高铁就是要赚钱，不赚钱你走出去赔本赚吆喝没意义。另一种观点是坚决反对，认为高铁不能单纯考虑盈利，要综合考虑，因为还有很大的外部性，中国要通过高铁走向世界领导的大国，两种观点都有对的地方，我先想讲关于盈利的问题。高铁要不要盈利？一般刚开始就要必须盈利可能有点困难。但是不讲盈利我觉得也是个问题，“不讲盈利”这个想法，仍然是咱们头脑中固有的计划经济思维，是政府行为。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关于出口墨西哥高铁（现在取消了），咱们投标的时候210公里，比北京到天津的距离还要长100公里，咱们的投标确比建天津和北京高铁投标的金额还要低，这是不是赔本赚吆喝。这种出口的商业模式，应该从文明经商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就是我们投资是多少，我们实打实讲出来，我可以让多少利也讲出来，你们政府应该花多少钱来支持也应该讲出来，要把这些都讲到明处。事实上现在世界上的高铁只有日本的新干线是盈利的，法国的高铁去年大概是300多亿欧元，政府补贴了150亿。现在有一种主张，目标是世界高铁，全球高铁？从北京到伦敦要修南线北线，北线从莫斯科过柏林到伦敦，南线是走巴尔干，到柏林，再到伦敦。还有一条美洲线，从北京过海参崴，然后过白令海峡到加拿大，到美国再过中南美地峡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中线的终点，比如说安卡拉，修一条支线，走地中海东岸过苏伊士运河，到非洲，然后到开普敦。这是现在的设想，虽然这是一个设想，但是很多人在瞄准这个目标去做。我们应该知道，设想是一回事，但实现是另一回事，理论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 是不一样。比如你想到火星完全可以实现，因为这不涉及其他的国家，但是修高铁它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咱们现在国内高铁修了1.6万公里，目前各个地方都在争修高铁，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否政府只管投资不管盈利？高铁现在负债4万亿，这件事情是值得认真考虑地。
任志强：这次“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尤为重要。我们这些接地气的企业家有些疑虑，就是能不能留住财富，留住机会，留住理想！如果“十三五”规划定出来后，大家觉得和我们企业家，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大家就不会关心了。 原因是我们的债务问题和投资效率在下降。今年的投资下降，它是影响GDP的一个重点， GDP下降的原因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国有投资部分，实际上是上市公司，二个是民间投资部分，它是下降的。为什么民间投资大幅度下降呢？比如房地产，房地产投资下降大概10个点，原来19.8%，变成了10.5%。但是房地产对外投资这一部分将近8千亿，如果把对外投资投在国内，我们能增长20%，哪GDP就不会下降。不知为什么要把这一部分投到外国去了呢？除了房地产，是否还有别的行业也投到国外去了？现在民间投资下降的背后原因是什么？这里面有可能是违约和占用了民间资产的比例太大。我觉得“十三五”要强调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现在在国有和私有之间有个奇怪的差别，凡是反腐反到国有和央企的，银行不管这些企业要求还贷，但是如果是私有企业，所有银行就先让你还贷款。我们现在投资率下降很重要的是民间投资在下降，国企和政府的投资在去年是上升的。但凡是国有和央企的投资，但效率一定是最低的。为什么民营企业没有腐败，而国有企业有巨大的腐败呢？因为国有企业花的是他自己的钱，而民企是花的自己的钱，所以民企效率高腐败少。我们认为，很显然有些机构是阻碍改革的，这些阻碍使得我们不能扩大民间投资，因此也更做不到扩大消费。扩大消费才能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才能实现小康社会。
住房的消费是一种可持续的消费，为什么说可持续？因为老百姓不仅仅是一次性投资买房子，后续还有电器、家装等等，它会带动很多企业。我们目前打击投资，把住房消费也变成一种投资行为去打击，如何扩大消费？。我谈的这些问题，是我们的杨主任讲的第十个问题。我们过度的自豪就是骄傲，如果你不对外开放，不吸引别人的先进技术，不承认别人先进，哪我们就会变得固步自封。
白重恩：尽管对增长潜力有争论，但对于深化改革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问题在于，如果落实了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仍未达到预期的增长，怎么办？当然，可以通过扩大投资在短期内拉动增长，也可以无视环境污染、把环保成本降到最低来实现增长，这两种方式显然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投资增加，消费自然就会减少，如果高增长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我们要不要这样的增长？如果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不考虑消费，只关注国力增强，这也是一种目标，但很难实现。因为投资过多会影响效率，刚才哈继铭也讲到，投资过多会提高杠杆率，增大风险。投资对效率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2008年以后之所以达到较高的投资率，是因为投资结构发生改变，如果完全由市场来决定投资率，肯定低于48.6%。我们分析了各省从1978年到现在每年全要素生产率与各种因素的关系，这些因素包括政府规模、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城镇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投资率等。在各省全要素增长率的回归中，投资率的系数是负的，也就是说，投资越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越慢。如果进一步分析，把投资分成两类，一类是机械设备，一类是建筑安装，我们就发现机器设备投资与全要素增长率增长是正相关的，而建筑安装投资与全要素增长率增长是负相关的。我们的投资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 2007年建筑安装所占比重是58%，到去年变成70%。
如果设定一个很高的目标，又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唯一途径就是投资，而且不是市场的投资，只能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才能实现，这对效率改善是有负面影响的。所以在制定规划时要弱化增长目标，否则就要踮着脚拼命实现增长目标，为此付出很多成本，比如效率降低、风险增加等。发展规划更多的要强调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收入分配以及就业等目标，这对于长期经济发展更有意义。
许善达：关于“十三五”规划，我先有一个建议，先评估一下“十二五”规划的完成情况，特别是对于没有实现的目标，要找出原因。我谈三个意见：
第一，“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那么要降低的是政府的比重还是企业的比重？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希望“十三五”规划避免出现这种模糊的提法。
第二，一些制度有缺陷。以环保税为例，我到企业调查发现，政府向企业征收了环保税，但并未承担环保责任。一些企业反映，政府每年征收绿化费，因为要恢复生态，但是政府收费之后仍把绿化任务推给企业，责任主体不明确。
第三，关于税收负担问题。我到一些开矿企业调查，他们要缴纳增值税和营业税，增值税税率是17%，但实际税负（按照可比口径）比17%高很多，因为原来机器设备的税款不能抵扣，我们测算的实际税负是23%。“营改增”之后，营业税改的部分已经减了三千多亿，大部分是增值税纳税人的钱，现在还剩下一万八千亿左右的营业税。营业税行业首先要减负，然后增值税行业也会减轻负担，因为增加了抵扣。所以我国增值税的实际税负远远高于名义税负。我跟一些煤矿企业的负责人交换意见，他们说现在之所以对安全生产的投入不够，就是因为税负太重，在与其他国家（像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竞争的时候没有优势，中国的煤太贵，所以企业只能从安全生产、工资和社保等方面压缩成本。
在“十三五”时期，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否则最后还是不能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保障这些问题，必须从制度上研究对策。如果有一个全面的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节能减排的目标就有可能完成。
许宪春：我想说两点意见。第一，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变化。根据第三次经济普查调整之后的历史数据，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占比从2012年开始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超出5.6%，占比在不断上升。从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来看，高技术产业的增幅比规模以上企业高出4%。二是需求结构的转变。2007年中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是8.8%，最近几年降到2%左右，外需的占比回落。与此同时，最终消费支出的占比，特别是居民消费支出的占比在上升。三是区域结构的变化。从2007年开始，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东部。四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从收入分配格局来看，居民收入占比在上升，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城镇居民收入，近几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一直在缩小。
第二，“十三五”期间要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同时要注重结构调整的均衡性、科学性和现实性。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最终消费率偏低，居民收入占比偏低，这是目前比较突出的结构问题，提高这三个比重是结构调整的重点。当然，第三产业占比和最终消费率也不是提升得越快越好，要考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中国的现实条件，这样才能使结构调整更加稳固和可持续。
汪同三：刚才任志强讲的对我有启发，就是五年规划与领导人有关，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贡献是制定方向和建立框架，即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第四代领导人的贡献是把中国经济发展强大，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十三五”规划体现的是这一代领导人的理念，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多目标，二是走出去。在多目标中，核心还是增长。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拉动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是要通过投资来实现，这从中长期经济发展来看是没有错的。刚才杨伟民提到“有效的投资”，“十三五”规划要把“有效的投资”讲清楚，这一点很重要。
再一个就是走出去。在邓小平时代讲的是韬光养晦，因为那时我们与外界隔着防火墙，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有限。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如何抵御外部冲击。现在我们要想的是如何走出去，要在国际上发挥影响力。走出去需要资金，而国内还有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要做好国内需求与走出去的平衡。
贺力平：今天很多专家都提到，“十三五”规划要避免碎片化，避免各部门、各地方各自为政，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破除一些旧观念。比如主导产业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是正确的，但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有了很大变化，产业的边界模糊，所以主导产业的观念应该破除。还有一个观念，通过加工业来提高本地附加值。澳大利亚的铁矿资源很丰富，为什么不发展钢铁冶炼？因为原材料具有国际竞争力，可以直接出口。埃及是棉花出口大国，他们也没有大力发展本国的纺织业。我国新疆也出产高质量的棉花，我在报道上看到新疆政府提出限制棉花出口，在本地搞棉花加工，提高附加值。这种做法显然是旧观念带来的。建议发改委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作为各部门、各地区制定规划的参考，明确指出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
茅于轼：我想谈一下价格调整的问题。世界贸易组织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主要原因就是价格扭曲。如果按照扭曲的价格进行贸易就会导致国际间的资源错配，所以我们不能享受市场经济国家的自由贸易，遭遇了全世界最多的贸易纠纷。这说明价格调整对于我们而言还是一个重大任务。此外，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大家说得最多的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如果市场价格是错的，情况就会更糟糕。以电价为例，电是一个基础性商品，各行各业都要用，电价中就包含很多不相关的东西，像三峡建设费就附加到电价中，中国的电价在全世界大概是最扭曲的，民用电价格只有工商业用电价格的一半，而其他国家的民用电价格都高于工商业用电。土地价格也是极度扭曲，贵得不得了。资金价格也是扭曲，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高利贷和低利贷并存，资金的配置效率非常低。另外，资源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价格又特别低，导致以破坏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实现发展。我相信，如果把价格调整得合理，GDP增速还能提高几个百分点。
张承惠：关于“十三五”规划我想谈两点。第一，规划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有两个：一是明确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二是稳定预期，增强信心。我认为应该稳定市场、企业和社会的预期，但是现在一些部门关注的是领导的预期，要增强的是领导的信心。比如现在有很多“基本可控”的提法，像债务风险基本可控、金融风险基本可控、社会风险基本可控等等，但我的感觉是，“十三五”时期是经济结构调整最关键的时期，也是各类风险集中爆发的时期。要增强信心，就要做到两点：一是增强透明度。现在制定发展规划是政府部门的事情，老百姓基本上不了解，也不关心，要增强规划制定的透明度。二是正视存在的问题，正视潜在风险。
第二，“十三五”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是重塑基层政府的激励机制。现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基本上是中央与省级、市级政府的关系，基层政府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治理能力的缺失已经非常严重。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发展、改革和调整都呈现出中央过度集权的态势，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被剥夺。我最近到农村调研，有的地方召开村民会要发钱才行，否则没人来。既没有激励机制，也没有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手段。另一方面，约束机制又非常欠缺。比如土地管理制度非常严格，但是我们调研发现，普通村民可能只有几十亩地，而有的村长、书记占有几千亩土地，如果管不过来就雇佣农民来管理，最终在农村形成两极分化。所以，基层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是“十三五”规划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
刘光超：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基本原则，从宏观层面来讲，大家都认同依法治国的理念，有期待，但也有担忧，因为有两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一是依法治国若干重大决定推进的时间表。如果没有这个时间表，很多地方就会选择性地执行；二是在一些全局性问题上缺乏一个综合的协调领导部门。
无论如何规划，最终都要落实到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我从法律的角度提四点具体建议：一是强化《宪法》的实施，特别是各级人大制度、政府预算管理和立法权的监督这三方面的落实；二是加强立法，特别是改变立法的理念，比如建立严格的立法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审查制度，建立立法的责任追究制度，清理“问题法律”，逐步减少部门立法倾向，避免过度立法，改变关键领域（如土地、金融等领域）的立法落后和滞后问题等等；三是从重立法、司法逐渐转向重执法。要规范执法、公开执法、持续执法，把执法和守法结合起来；四是理性地审视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中国司法体系权力配置的问题是，公安部门的权力过大，检察部门的权力过小，法律监督失灵。希望在“十三五”时期能够真正落实依法治国。
石小敏：关于社会保障讲五点意见。第一，要高度重视“十三五”期间社会保障的地位。养老金、卫生、医疗等制度具有周期性，一个周期就是十几年，所以“十三五”规划要全面考虑社保制度的宏观框架，目前的社保制度是严重滞后的。
第二，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养老金制度改革应该有一揽子的想法。另外，在顶层设计过程中要重视精算的重要性，名义资产和未来债务要相匹配，要把养老制度搞得更现代一些。
第三，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面对的三个新常态：一是财政收入压力加大。经济下滑、土地出让金减少等因素必将影响财政收入，十五年前财政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投入不到100亿，到2013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3000亿。对于这样一个新常态，我们要适应。二是人口流动加速的新常态。有几个方面：农村流向城镇的人口规模越来越大，现在已经有2.9亿农民工，并且“十三五”期间要解决市民化问题；城镇之间的流动规模比以前更大；以前是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流动，随着改革的深入，公共部门也开始流向私人部门。三是人口老龄化的新常态。“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社会上的反应冷淡，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剧。在社保制度的设计过程中，这三个新常态都要考虑。
第四，要高度重视社保制度中的财务可持续性。财务可持续性包括三个问题：一是完善个人帐户；二是改革投资体制，提高投资回报率；三是提高统筹层次。
第五，要高度重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并轨之后的制度设计，避免形成新的双轨，或者替代率上不来。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制度改革曾经有过两次失败的教训，原因就是第二支柱和第一支柱的设计不理想。
王小兰：目前实体经济的压力很大，银行抽贷、骗还贷的现象非常普遍。尽管创新驱动的倒逼机制已经建立，企业也有创新的意愿，但没有相应的金融支撑。刚才刘志硕讲到互联网，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依靠的是美国纳斯达克，从国内资本市场获得发展资金的企业非常少。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我提几点建议：
第一，大企业欠小企业的钱这个问题非常突出，我曾经连续三年向全国政协写提案反映，现在不是我们缺钱，是他们缺钱，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小企业很难生存。建议发行一种清欠票据，提供自始至终的背书，这样不会增加M2，但可以为中小企业腾出合理的负债空间。第二，大量信贷资源被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占用，实体经济发展的空间很小。我们建议，公共性支出由财政买单，把信贷资源解放出来为实体经济服务。第三，建议企业和银行进行适度的债务重组，有限度、精准地放松银根。
韩文秀：“十三五”发展进程面临不少考验，其中两个考验很重要：一是能否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对此，人们还有一些担心，我倒认为答案是确定的。201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000多美元，按照到2020年前6年经济增长、汇率升值、物价上涨等因素测算，到2020年人均GDP可以达到或超过1.2万美元，届时刚好跨过中等收入的高限，逼近或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即使在当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这一前景也是可以预期的。从长远看，令人担心的可能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高收入陷阱”，即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能否继续顺利前行，成为真正意义的高收入国家。目前的高收入国家，事实上分为两类或两档：一类是美欧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通常在4万美元以上，除了数量水平很高，在国家硬实力、软实力上都有不少过人之处。另一类是希腊等国家，虽属高收入国家，但水平还不很高，由于经济结构、创新能力、体制机制等方面原因，长期在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低端位置徘徊甚至倒退，很难进一步攀升到与美欧日国家同等的水平。这可称作“高收入陷阱”。我国在未来发展中更需要关注和应对的，大概是这一点。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毫无疑问是可以实现的，只不过我们应在“十三五”时期尽可能弥补一些短板，提高全社会对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认同感。二是能否在未来发展由非均衡趋向均衡、由发散趋向收敛的过程中保持足够强劲的动能。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总体上是一种不平衡的发展、发散式的发展。改革先从农村启动，但迅即转入城市，且一发而不可收，深度和广度超过农村改革。开放先从几个特区、沿海城市及东部地区发动，各种开发区、试验区、新区等也是先从东部地区搞起。同时，各地在招商引资竞相给予优惠政策上用尽浑身解数，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结果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城乡发展差距拉大，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行业收入差距拉大，同时也透支了资源、环境和发展潜力。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向是个大趋势。实际上，近几年转向已经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以往各地差异很大的优惠政策（税收、土地等）逐步转变为全国统一的政策框架，以往高低不平的开放格局逐步转变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大平台，以往过多依靠政府推动发展（如经营城市）逐步转变为主要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以往主要在扩大各类差距中激发增长冲动逐步转向在缩小各类差距中挖掘发展潜力，以往贸易顺差畸高的常态逐步转变为进出口总体平衡的状态，以往以利用外资为主要特征的时代逐步转变为以对外投资为主（或双向投资并行的时代）。在这一转折过程中，发展的动能会否出现断崖式的落差变化、青黄不接，还是能够平滑过渡、无缝衔接，需要高度重视。日本“失去的十年”表现为增长失速，但结构有优化、质量有提升。我们对未来的期望是，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蔡昉：我谈一点感想。今天有三十多位专家发言，交锋不多，共识比较多，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共识：一是在“十三五”时期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还是必要的，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保障；二是保持中高速增长与调整结构、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可能是像刀刃一样的平衡，过犹不及；三是不以回到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为代价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潜力是存在的，无论强调供给方因素还是强调需求方因素；四是未来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一个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是更着眼于长期可持续的增长。这些是我的体会，不一定全面。
我宣布，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5年年会圆满结束！感谢大家的光临和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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