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谈这样一个问题——实现经济转型再平衡要过三关。

　　大概在五年前，我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提出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当时的依据主要是观察了一些国际经验，但是这个判断多数人是不认可的，我们也有点压力，五年过去了，这种压力没有了，因为这已经是事实了。

　　刚才两位老师也都提到了一些理论问题，我们现在研究中国的问题有一个很大的理论框架需要认真考虑，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所重点研究的是经济起飞的问题，经济起飞以后持续多长时间，到一定程度以后怎么来降落，落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再持续增长，这些问题基本上是没有研究的，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经济学从中国的实践出发，也可以结合其他国家的实践，可以有所突破的领域。

　　其实刚才谈了很多现象，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要把线索和逻辑讲清楚，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或者中高速增长，底在何方。现在经济还是下行的态势，下行的压力比较大，最近的数据也表明这一点，我想在座的诸位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我用的概念叫做转型再平衡，就是10%左右的时候，它是一种供求平衡的状况，将来会落到一个中高速点，那是另外一个平衡点，也会达到另外一个供求的平衡，我们现在是要实现平衡的转换或者再平衡的过程，我认为要过三关。

　　第一关，高投资要触底。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从需求的角度，高投资过去这些年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大概占20-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合计可以解释中国投资的85%左右，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所以我有一个形象的说法，高投资要触底，是三只靴子要触底。第一只是基础设施的投资要触底，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峰值在2000年左右，最近一些年基础设施投资速度也比较高，主要是政府手里稳增长的工具。出口现在已经触底了，不展开说了，但是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出口对GDP增量的贡献实际上很小，关键问题是带动了国内的投资，这是对国内经济影响比较大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房地产，最近两年的时间争议比较大，去年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些人还讲，它只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性的调整，但是我们的判断是一个历史的拐点。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构成中国房地产70%以上的城镇居民住宅的历史需求峰值去年已经达到了，之后总量会走平，然后逐步下降。大家会看到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20%到30%，去年是11%，原来我们估计今年会不会降到7%左右，但是上半年实际上已经低于5%了，在4%左右。

　　最近一两个月，房地产环比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负增长，我个人估计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房地产投资的同比增长速度也会出现负增长。当负增长什么时候变成正的增长，再次由负转正的时候，可以认为房地产基本上触底了，房地产触底以后，基本上高投资也就触底了。高投资触底以后，中国经济这一轮，我们讲的底的问题，从需求角度来讲，基本上也就探着了。

　　我们现在顾虑的一点，就是这个速度会不会下来的过快，所以还在稳增长，增加一些投资，找一些新的投资增长点，我觉得我们的眼光要转一下，转向已有的增长领域。我们过去已经搞了很多年的投资很多地方，有一些效率是很低的，那些低效率的洼地能不能打开，打开以后投资潜力还很大的。

　　我最近一直强调两个领域，一个是行政性垄断的行业，比如说电讯，电讯最近一直在讨论能不能降低资费，据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最近我看也有一些举措，但是大家还是有一点担心，因为如果没有充分的竞争，是你让它降资费，而不是他自己要降资费，基本的问题还没解决。能不能放进去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运营商冲一冲，有一个竞争，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讯市场，理应成为电讯资费最低的市场，怎么样才能达到低点呢？还是要放开准入。

　　另外比如说石油，我以前也跟上海的同事讨论过，自贸区要搞石油的期货市场、现货市场，这个我们以前做过一些研究，也一直在推动这件事，这个市场建立起来以后，关键是把国内和国际市场打通，引入竞争以后，未来大家为了两桶油抱怨的现象和原因可能就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第二个领域，我们目前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要素的双向流动优化配置，我觉得这个潜力很大，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比如宅基地改革，一直是有顾虑的，顾虑农民把宅基地转让以后，把钱拿去喝酒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这种人在咱们上海有没有呢？我看也有，但比例不会太高，这些人的问题你要用另外一种办法来处理，我们一定要明确，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在内，它通过确权的基础上，通过流动，通过交易，真正的价值才能得到显示，才能得到提升。最终城乡之间要素的分配或者优化配置是要服从这个大道理的。

　　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认识上的、法律上的、体制上的、政策上的障碍，如果能打通，我想投资的潜力还相当大，比如像北京最近讨论京津冀协调发展，北京和天津本身还有一个大的投资空间，比如说房地产，我认为空间不大，但是北京和天津之间、北京和唐山之间、北京和石家庄之间，能不能设想它有几十个甚至更多的5万人、10万人、15万人、20万人的小城镇发展起来，其实现在相当多的城里人愿意到城市带里面的中小城镇去居住，房子价格便宜一点，质量好一点，生活费用低一点，房前屋后种花种草种菜，有什么事开车一个小时到北京，坐高铁20分钟就去了，据调查，北京有5%到10%的居民是有这个意愿的。

　　另外大量制造业的企业包括部分服务业的企业要转到中小城镇才会有竞争力，我们过去的城市体系基本上是一个孤岛式的城市，现在要把它变成一个网络型的城市，城市之间是要发生联系的，这种情况下，互联互通、人员的居住、产业的重新分布，会产生大量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所以我想特别强调一点，我们稳增长和放开准入要挂钩，这样的话潜力还有，不至于增长速度跌的那么快。

　　第二关，严重过剩的产能退出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过去五年需求一直在往下走，主要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它对应的供给方面主要是重化工业，它也在调整，但是调整速度相对比较慢，所以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据我们对一些重要行业的调研和计算，大概像重化工业这些我们称之为严重过剩产能的行业，它的过剩幅度一般在30%左右，这样就出现了长达40多个月的PPI负增长，目前负的幅度已经超过5%，这就是现在讲的中国式通缩的问题。

　　在座的很多研究经济学的同仁们，经常要用通缩这个词，但是我本人一直认为中国的通缩跟西方国家的通缩不是一回事，因为企业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因为货币不足而引起的通缩，它是由于我们过去30多年特别是过去十几年形成的大量产能，它没有随着需求的收缩而迅速的收缩而形成的产能，这种产能你把货币放出去以后，它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是PPI的下降只是一个问题，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业企业盈利水平超过一年的连续负增长，这个东西是最具有挑战性的。我们做了个分析，在工业企业PPI负增长这个过程中，严重产能过剩的五大行业，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的PPI大概是负增长20%左右，对于整个工业PPI的下降贡献是在70%以上，目前工业利润下降中，这五大行业利润下降的贡献率也在70%左右。所以如果说这五大行业目前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得到纠正以后，其实中国工业企业目前的状况还是可以的，和去年没有太大变化。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格局。

　　按照逻辑来讲，这个问题怎么要靠减产能解决，比如你把这些产能减20%、30%以后，供求平衡了，PPI就会回升，企业盈利就会好转，至少是好的企业能够盈利，这个行业就可以持续发展下去。

　　但产能可以减下去吗？我们说搞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现在企业价格下的那么多，关门了以后不就供求平衡了吗？在国外也不是这个情况，在中国更不是这个情况，我们做过调研，现在减产能比较难的原因有几条。

　　第一，很多地方，特别是重化工业比较集中的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地方，稳增加的压力是更大的，因为减产能和稳增长是有矛盾的，我们减产能以后才能稳效益，但是在这种场合，稳增长和稳效益是有矛盾的。

　　第二，各个地方都是想让别人减，自己不减，因为看到这个行业供求平衡以后还有赚钱的机会，你们都减，你们是落后的生产力，我是先进生产力。

　　最后，如果要减产能，从企业来讲难题也很多，比如说职工安置问题、社保问题，特别是一些大国有企业的问题相当突出，还有银行坏账的问题，如果这些现实问题不解决，我看很多人也提了建议，让僵尸企业退出，这个话说得很正确，问题是怎么退出呢？我最近调研了一个煤炭企业，煤炭的价格，生产一吨煤的成本将近400块钱，卖200块钱，生产一吨煤大概赔100多块钱，我说这能够熬下去吗，他说没办法，停产以后问题更多。怎么样熬呢？靠的就是银行贷款，所以银行支持实体经济非常关键，大家知道实体经济用这种方式支持的话，实体经济能熬多长时间，所以我感到减产能的问题是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效益持续下滑，接下来就是金融风险加大的问题。但是各个方面对这个问题缺少足够的重视，更没有有效的办法。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调研，提出了一个配套的想法，从全国来讲提出一个减产能的配额，各个省等比例发放下去，但是允许配额之间进行交易，同时给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可以通过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来解决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对银行坏账，坏账指标还是要用起来，要给一套解决问题比较有效管用的办法，使减产能有一个有效的推进。

　　第三关，新的增长动力要能够形成，能够部分有效的对冲原有动力的下降。新的增长动力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所谓新的产业，但是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以后像房地产、钢铁、汽车这类能把经济带上去一两个大的台阶的所谓大支柱产业，基本上没有了，所以新的动力可以形成，但是它对原有动力的对冲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能够完全对冲，那中国经济不存在增速下滑的问题。

　　第二，转型升级，现在讲发展机器换以及绿色发展。

　　第三就是创新，目前最活跃的就是互联网+。但是这类新的动力有几个特点需要关注，第一是对冲率是比较有限的，不能有太高的估计。第二，它是一个新的要素组合，原有的要素很多不管用了，需要一系列新的要素，包括人的要素，比如需要更多复旦毕业的同志们出去发挥作用，当然农民工也需要，但是更多需要中高级的人才。

　　最后一点，这种新的增长点，大部分属于替代性的增长，什么意思呢？传统的商业企业正在遇到困难，我逛商场看生意最好的就是五楼和地下一层，是卖饭的，剩下几层往往是顾客没有，营业员多，最近一些著名企业已经关门了。

　　再比如说Uber、滴滴打车这些出来了，很好，但是出租车司机有意见了，到目前为止有关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他们心里是清楚的，资源分配是得到改进的，对消费者是有好处的，但是他们都不敢明确表态说支持这个事。我想还是应该有个态度，还是要解决问题，另外现在机器人替代人工也很快，据说现在几百万台机器人是要上线的，但是机器人出来以后，人工怎么办，人可能要下岗，所以替代性增长的一个特点实际上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在提高效率，但是它会引来相当严重的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严重的冲突，这对我们各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很大挑战。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预期的增长动力，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确定性大大超过以前，包括各位企业家，你在创新的过程中，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十个人创新，七八个是要失败的，最后成功的是少数。另外特别是地方政府，过去政府经常居高临下的指定技术路线，搞产业规划，有时候也有成功的，但是以后这种成功的机会几乎很少了，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更多的发挥市场的作用。

　　市场是干什么呢？值得研究这个问题，我个人理解市场就是让更多的人去试错，把利益、机会、信息都给他，让他去试错，这里大部分人都是错的，然后给那个正确的人创造了条件，最后正确的人会出来，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如果这个问题不落实，中国下一步创新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我刚才讲的三关，总结一下，第一，稳需求要通过进一步放开准入的办法，第二，稳效益关键是要减产能，第三，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这个能带来多少量的新增长空间，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关键是在转换增长方式，在提高效率，这是下一步真正经济具有可持续性和后劲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有一个估计，从需求来讲，高投资见底，很可能是在明年的某个时候，但是如果减产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速度下来了，最后你效益可能相当差，如果增长动力上不去，最后增长的模式和质量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所以下一步中国经济是会有一个底的，这个底有了以后，将来会有两种情况，第一，不一定稳得住，即使有底，增长速度低了，但是效益很差，甚至风险加大，这是一种情况，就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所以我们希望速度有所降低，将来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刚才讲的后两关更为重要，如果我们把转型这三关过好了，中国发展的前景仍然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即使我们的增长速度将来6.5%甚至6%，它每年的新增量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大的，特别是当我们具有了创新能力以后，中国人的信心就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们依托的不仅是数量的增长，我们已经会创新了，我们的创新方面已经有优势了，我想我们的信心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但是关键问题是这几关能不能过得好，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深化改革。

    （本文系作者2015年10月10日-11日在“传承·创新·发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