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结构性因素与短期周期性因素叠加作用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针对经济发展新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坚定不移地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因此，全面准确认识“稳”与“进”，就成为紧紧扭住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前提。

　　准确把握稳与进的关系。“稳”就是要稳住速度，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使经济增速与潜在增长率基本相符，为调结构转方式创造有利条件。“进”的重点是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

　　“稳”是“进”的基础。新常态下，在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持续降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但如果经济增速过低持续时间过长，会导致经济效率下滑，不利结构调整和效率提升。特别是经济减速若形成惯性，就会引发一系列风险。因此，必须把发展牢牢地握在手中，千方百计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保持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是十分必要也是有条件实现的。但是，如果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水平，通过扩张性宏观政策实现过快增长，即使一时收效，但最终会造成大起大落，断不可取。因此，应对新常态，基础在于“稳”，才更利于经济结构与效率之“进”。

　　“进”是“稳”的保障。实现经济增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靠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增长，主要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增长方式下，“稳”与“进”往往是脱节的。另一种方式是依靠经济结构升级和生产要素效率提升来实现增长，主要靠生产要素产出率的提升。在这种增长方式下，结构调整等方面的“进”可以促进经济运行上的“稳”。因此，通过调结构和转方式，以进促稳，才能实现“稳”与“进”的统一。

　　宏观调控贵在实现“稳中有进”。中央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确定了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宏观调控政策的工具箱里还有很多政策可以运用。从当前实际出发，要实现稳中有进，宏观调控既要做好需求侧管理，又要注重供给侧管理；既要用好总量政策，更要用好结构政策。

　　提高投资效益是关键。从长期看，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短期看，投资又是需求管理的主要内容。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些年我国投资率是最高的，然而投资效益却相对较低。应对新常态，稳增长离不开扩投资，关键是要引导投资投向高效益的部门。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应尽可能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不仅要重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区际基础设施投资，还要重视发达地区城市群和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的“补课”；不仅要扩大对“硬件”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且要更加重视对“软件”基础设施的投资。如劳动者技能开发、公共研发平台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社会信用建设，这些都属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领域，扩大这方面的投资对于提升投资效率十分重要。

　　树立底线思维是前提。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的严峻挑战，在房地产、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积累了较大风险，处理好稳增长与控风险的关系是当务之急。稳增长有利于防范风险爆发，但是在选择稳增长的政策工具时，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加剧风险积累或产生新的风险，在经济平稳增长中不断化解风险因素。

　　全面推进改革实现“以进促稳”。以改革释放增长活力，是以进促稳的根本途径。从历史经验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增长陷入低谷，银行不良资产大幅上升。面对困难，中央有序推进了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住房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同时加快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释放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与潜力，不仅克服了短期经济困难，而且有力推动了结构升级，迎来了此后的“黄金十年”。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以体制的变革与创新推动结构升级、效益提升的要求更加迫切。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的重要来源是工业化的推进，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益的非农部门转移。随着我国跨过刘易斯拐点，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对外转移潜力已经不大，今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主要依靠非农产业效率提升（如技术进步、管理改进等）和资源在非农产业间重新优化配置，这就要求我们在相关体制改革上尽快取得突破。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体制、农村集体用地制度、国有企业、政府管理体制等重大改革，才能源源不断地释放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活力，推动结构升级与效益提升，实现以进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