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有机会到清华经管学院做长安讲坛的演讲。我稍微补充一点对自己的情况介绍。

    一、我是时代集团公司的总裁。时代集团公司是1984年我和公司董事长彭总在中关村共同创办的高科技企业。今天中关村已经有三万多家企业，但是从1984年创办至今还活着的企业只剩下三家，一家是联想，一家是四通，一家是时代，所以我们自称是“剩者”为王。

    二、可以说，如今的中关村有“四代”企业家。第一代企业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国家机关走出来下海的一批人，像柳传志、段永基等。第二代企业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开始创办公司。八十年代我们是带着红帽子下海，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制公司。而九十年代这批人是带着私营帽子或者戴着民营帽子开始创办公司。第三代企业家是2000年前后的以海归创业为主的企业家。第四代企业家是现在包括在大学和其它地方参加创业梦想大赛的这些年轻人。

    中关村的这四代企业家共同成为一个创新的主体。我们这些第一代、第二代企业家还有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四位一体”，既是企业家，同时又是天使投资人、创业导师和社会工作者，我本人就是三个很有名创业者的导师。

    我想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中关村，准备讲三部分内容。一是讲讲中关村创新的生态系统；二是中关村现在的创业者团队；第三部分是互联网+和工业4.0。

    中关村做为国家级创新中心，它的发展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具体讲有若干个标志，一个是中关村的创业非常活跃。李克强总理昨天专门到中关村视察，之前是因为刘延东副总理看完以后感触非常深，两个礼拜之后李总理就来了。现在中关村创业的活跃度确实是空前的，仅2014年一年，中关村新创办的企业就有一万三千家，而这之前达到一万三千家企业的规模，我们用了三十年的时间。2014年年底中关村企业总数已经达到了三万六千家。

    二是中关村创业者的队伍构成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中关村在一万三千家企业当中形成了“新四军”，“新四军”这个概念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后来国务院发展中心的某领导用了这个词，北京市领导也用这个词，说中关村出现了“新四军”。这个“新四军”是指哪四个部分呢？第一部分我们叫做21岁现象，大三的学生没有毕业之前就开始准备创业。第二部分是大公司高管走出来创业。今天创业不少创业团队的头头以前都是百度、联想的高管。第三部分是连续创业者。像孙陶然、雷军这样的，办了一个公司又办一个公司，总是在不断进行连续的创业。第四部分是去年下半年和今年新出现的现象，就是公务员的下海潮。主要是80后公务员下海创业的比较多。以上这四部分人构成了中关村创业的“新四军”。和我们当年国家机关走出来创业者，和当年从硅谷回来的创业者比较，现在创业者的素质和创业起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为什么创业这样的活跃？我认为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互联网的发展，使创业门槛大大降低。互联网不需要拼爹，不需要有大量固定资产投资，只要有天使投资人给你投一点钱，用新的商业模式就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创业领域，或者启动一个机会热点就能够发展起来。另一个原因，中关村大概有八千多个天使投资人，这么多的天使投资人也是催生中关村创业活跃度的重要力量。中关村天使投资人的人数和投资数额占全国40%以上，这里仅仅指的是人民币的基金。中关村的活跃的创业团队和加上“新四军”以及天使投资人的进入，使今天中关村创业呈现出空前的活跃。

    中关村今天能形成这样一种状态，不管经济上行也好、下行也好，风景永远这边独好。很多人认为是国家给了好的政策，或者是这里集中了大院、大所的大批优秀人才，智力高度密集。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肯定是中关村的特点，像这种密集度在中国其他省市也有，2014年之前这种状态就已经存在。那么今天的中关村为什么比以前更有活力呢？我认为关键是中关村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从电子一条街发展到今天，形成了一个创新创业的良好生态系统。

    我正在做一个课题，题目是《创新生态系统》。主要就是研究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则，研究中关村的创新生态系统和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之间是什么关系。今天的中关村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瞩目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创新的生态系统，而不是某些单方面的原因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人。我们每年都在编中关村的指数，我们拿中关村的指数和硅谷指数对比，从指标的提升度或者是速度看，中关村确实越来越逼近硅谷。我们每平方公里的投资数额都领先于硅谷，可以说全世界最像硅谷的地方应该算是中关村。

    中关村的创新生态系统有几个方面：一是我们有前后四代的创业者，特别是第一代的创业者，以柳传志、段永基为标志性的人物，他们虽然从个人财富积累和年龄体力各方面都到了告老还乡的阶段，但是他们仍然奋斗在第一线。因此这四代创业者和他们率领的创业大军共同形成了一个前赴后继、有理想、有抱负、有持续动力的创业团队，互联网的发展使这种力量更加年轻化。

    二是在发展过程中慢慢形成了创业系文化。什么叫创业系？比如百度系、新浪系、网易系、雷军系、金山系等等，大公司很多的高管出来以后继承了原有公司的文化或者某些商业模式、某些产品，在原有的母体周围又形成一个个创业种群。硅谷也有创业系，但是中关村这样的创业系成体系确实跟硅谷有不同的特点。中关村创业系的形成很有意思，包括我们在内过去都不能理解，比如一个人要从时代公司辞职出去，跑到马路边办一个跟时代公司一样的公司，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是叛徒。但是今天中关村不再是这样，大家能非常容忍，甚至在微信群里以作为这个系的母系为荣，母系对子系有非常大的宽容度，这也是中关村很大的特点。

    三是中关村创业创新的发展历经三十多年经久不衰，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我觉得创业带动创新非常重要。在中关村，活跃的企业增长模式不是靠所谓的政策驱动，完全是靠创新驱动。中关村没有官商勾结的文化，中关村始终是靠创新驱动发展的。还有一个特点是，中关村今天发展的资金来源，基本上不靠国家央行的金融货币政策支撑，中关村基本是靠美元基金支撑，基本是靠外国人发展起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实际上，国家并没有对中关村给予更多的投入和投资，人民银行或者信贷也没有向中关村有什么倾斜。今天这里非常活跃的企业，它们的资金来源80%以上都是来自纳斯达克。所以可以这样讲，中关村不太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无论GDP是7%还是8%也好，我们照样在增长。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不同人有不同看法。我觉得作为金融改革话题来讲，这里面可圈可点的事就太多了。但是对于中关村的创业企业来讲，谁的钱都行，发展就是硬道理。我们不太在乎这钱是美元还是人民币，是央行出来的钱还是天使投资人出来的钱，只要有钱就能够使我们在驱动创新上不断的发展。

    四是中关村有一大批的重创空间和新型的孵化器，这条街仅仅是上千个孵化器的一个缩影。过去是政府在办孵化器，但是大部分政府背景的孵化器基本上就是房地产，提供便宜的房子给企业进驻，做点一站式服务而已。清华科技园把单纯的房地产孵化器稍微往前走了一步，除了帮助提供这些东西之外，还帮助提供资源对接等等，这是清华科技园在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现在大家都说北京成本太高，但为什么这些人仍然留在北京？从清华科技园就可以看出来，清华科技园按照北京西部地区统计，是每平方米出租价格最高的一个楼座，但是它也是出租率最高的。三河成本低、香河成本低，但是没有人去。显然清华科技园可以提供超过出租成本之外的很多增值性服务。

    如今中关村涌现出车库咖啡、3W咖啡等等新型的孵化器，进到车库咖啡，花28块钱买一杯咖啡，你就可以在这办公一天，中午还有很便宜的盒饭。搞互联网创业的人没有条件租办公室，花给28块钱我就能有这样一个工作台在这办公，肯定是便宜的。更主要的是，3W咖啡以移动互联为主要内容，这个地方吸引来的都是对移动互联感兴趣的人，有了这些创业者，当然就会吸引对移动互联感兴趣的天使投资人。

    中关村像雷军这样的很多大股东，隔一段时间就要在这条街晃一晃，他主要是想关心一下这群小崽子又在研究什么新课题，可能哪些东西会给他带来冲击。开店的这些人也不是靠咖啡来挣钱，一是做了公益，二是像车库咖啡有250个股东，这些股东绝大多数是有背景的投资人，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在咖啡上挣钱，而是想利用他们的资源帮助这些创业者，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源和服务。如果最终有可能跟投某个项目，一个项目出来咖啡钱就全都有了。所以这种新型的孵化器在中关村有200多个，集中在一条街和中关村新区里面的大概有50多个，还有的散落在北京其它地方。凝聚了投资人、创业者和关心这些领域的各种各样要素，逐渐变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孵化器。像车库咖啡当初办的时候，感觉是很新的一种模式，现在觉得玩腻了，现在开始玩U+了，创业者不满只有喝咖啡的地儿了，还希望有自己的公寓。最先是邮电学院率先搞出了一个创业楼，邮电学院是玩互联网的大本营，他们最早腾出一栋学生宿舍楼来，每个创业者都可以在这个宿舍楼里创办公司，公司或团队长大以后再搬出去。受这个例子的启发，小米等都投资办U+，就是搞一个大的公寓楼，有公共的咖啡店、公共的饭店，每个住房不超过30平米。这些人又像是在家里上班，又不像家里上班，所谓家里就是很小的空间一张床，所有的事都需要到公共场所去做。这样既解决了大家住的问题，又有可以交流的公共场所。在公共场所里，可能开始大家各自创业，后来就形成了一个创业团队。U+的模式在深圳、广东，很多城市在复制。一大批重创空间和孵化器构成了中关村创业生态系统一个部分。

    五是社会组织非常活跃。我是中关村社会组织联合会的主席，这个社会组织联合会，是由活跃在中关村的八十家协会组成的联合会，我是这八十个协会平台的头。我们这八十个协会覆盖的会员有两万五千家。中关村还有一个平台叫中关村联盟联席会，是由中关村一百个产业联盟组成的一个平台，联盟联席会的头儿是清华的梅蒙。我是协会联合会的会长，梅蒙是产业联盟的头。我是文科，梅蒙是理科，相互既协作又相互促进。在这两个平台之上，还有一个组织叫中关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是中关村社会组织中最高一级的智库型组织。这个中关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的主任是柳传志，我是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这个组织是当时北京市委刘崎书记要求成立的，他非常明确地说要成立一个有职有权的企业家顾问委员会的组织。我们这个组织有20多个人，其中有三部分人，一部分人是企业家，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柳传志、李彦宏、雷军等等；还有一大批是投资人，比如说李开复等等，很牛的一批投资人；还有一部分是经济学家。

    我们这20几个人是由国务院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办公室颁发的聘书。刘崎书记要求有职有权，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凡是涉及中关村重大政策出台，之前必须经过我们讨论。凡是中关村重大的产业化投资项目必须经过我们讨论。凡是中关村的重大活动一定要邀请我们参加。所以我们这种顾问委员会是比较高级的智库型组织。

    中关村有这样的智库组织，有80个协会，100个产业联盟，1000个孵化器，一百多万的从业人员，在这么多的组织当中确实非常活跃。中关村的企业家和深圳、上海、江浙一带的企业家经常对话，感觉风格差别很大。中关村的企业家基本就是北京出租车司机的风格，天天替总理着急，天天替习主席着急，天天想着是国家大事。中关村的企业家的这种风格，对国家政策的推动，对很多先行先试政策、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推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贵州省贵阳市的书记陈刚同志，原来是朝阳区的书记，他到了北京市，负责分管中关村。陈刚当时找我去谈，想了解中关村的一些情况，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时我就跟他讲，我们的社会组织非常活跃，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定位。比方说，我们到底是民警？还是协警？我们跟政府的关系，是正式工和临时工的关系呢还是什么关系？总之我们感觉我们比民警还像民警，而且更有责任感、有水平，就是没有那个大沿帽。我当时开玩笑说，你来给我们定个位吧。陈刚同志说你不是民警，因为民警是国家机关公务员，这个帽子不能给你。你也不是协警，因为协警得听民警的。他说如果让我给你们定个名儿，你们就是乡绅。当时听了，觉得让人家一下把我们贬到村里了，后来一琢磨这词也挺好，不是一般人能当得了乡绅。旧时代的治理模式是什么？就是一个县太爷，要管两件事，第一是收税，第二是判案。剩下的全是由乡绅搞定，根本不用县太爷忙活。乡绅要有点钱，要跟官府的人认识，还得有点威信，很公正，所以人家有事都会来找你。这样的乡绅就是不一般的人，我说这个词挺好，社会组织就是这个角色。所以中关村这个区域来什么领导都行，不管谁来这个区域都能两位数增长，因为它本身有个自治组织，有个自变量，有个自动力，只要政府不把它往回拽就行了。

    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中关村有一个开明的政府。中关村管委会是北京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一区十六园都叫中关村。但是海淀是中关村的核心区，它不是一级行政政府体制支撑的。中关村管委会只是市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只做政策协调和资源协调，它要钱没钱，要权没权，就这么一个政府的派出部门。恰恰是这样的构架带来一个开明政府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真的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状况。

    今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或者制度架构的构建，可以研究中关村的这种架构模式。这种生态系统有七个要素在里面发挥作用，自适应、自运转，每个要素都是有小动力驱动，都在按照创新规律在发展。无论谁来都一样，跟当官的没关系，因此中关村能够成为一个长盛不衰的区域。

    中关村的创业系大体上分为四个方面：一个是大公司的衍生系；一个是平台公司的纯属系；一个是投资型企业的创业系；一个是孵化器类型的创业系，大概是这四种系的文化。

    我们看一个区域的创新能力，不能光看这里面有几个明星企业，明星企业当然非常不错，但是一个区域的创新力，特别是它的创业活力一定不是某些创业者孤军奋战的结果，而是整个区域社会从组织生态学或者社会网络理论的开放程度以及它的包容性决定的。比如说大公司的衍生系，拿百度来讲，按照不完全统计，中关村围绕百度出来创业企业有122家，围绕新浪的有105家，围绕搜狐的有100家，还有围绕金山的61家、微软的140家。我们分析这可能跟每个公司的文化特点有很大关系，跟产业发展阶段也有很大关系。

    比如百度和网易这两个公司，企业内部管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充分授权。这种充分授权管理模式，很易形成一个一个独立的小团队，他们有充分的自主权，有独立发展的空间。这个空间如果跟网易或百度的主营业务在一段时间里非常契合，但是随着业务的拓展可能这个团队跟大公司之间的发展不那么契合了，开始被边缘化了，实际上虽然网易或百度被边缘化了，并不等于这个创业项目就没有生命力了，只不过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所以这个团队很容易就独立出来创业了。

    为什么现在大公司的高管出来还能形成系？因为它出来以后并不会损害大公司的利益，相反有可能将来会在大公司外围形成一种新的人才池或者项目池，所以大公司都以开放心态欢迎这些人跟母体之间保持一种联系。新浪有105个人出来创业，这跟新浪发展的多元化有关系。新浪在门户网站不断扩展出很多业务，跟多元化发展战略有关。既然是多元化，肯定就有某些营养不良的项目，这些项目就会慢慢独立出来办公司。搜狐现在有100家，跟搜狐本身松散式的管理方式有关系，这就很容易培养出团队独当一面的能力，有出走的可能性。像金山的微信群里分旧金山和新金山，旧金山是原来词霸业务的，新金山是今天的金山业务的。这个跟金山内部自治管理的文化也有很大关系。还有微软，出来有140人，最大特点是微软培养了相当一大批技术出色的一批极客。总而言之，大公司创业系的形成一方面跟母体管理方式和它的发展方式有很大关系，大部分都是在围绕着原来母体的发展，所以它是良性的包含和互相吸收营养的关系。

    第二类是平台公司纯属型的创业系，最典型的就是小米。大家知道雷军，雷军围绕着整个手机周围的产业链做得越来越丰富，未来雷军整个产业链手机是管理中枢，所有事情是跟着这个东西来的，但是绝不仅仅只是手机。李彦宏现在在搞大脑科学，今年他搞的无人驾驶汽车就要上路了，甚至他的无人飞机也在研制。所以你想像不出来这些公司在做什么样的产业布局，我们管它叫平台系。昨天看到一家做电动体感车的公司。他说他们今年能做多少，明年产量会增加多少，但是利润会低到多少多少。我问说为什么？他说关键问题是我被雷军收购了，雷军的方式是成本价，所以我今天卖这个东西5000块钱，进到雷军系里就只有成本价500了，明年利润就会减少。雷军的手机是成本价，全世界没有一家手机公司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达成这么好的市场规模，前年300个亿，去年700个亿，今年1000个亿，就是这么一个简短的企业发展史。中关村企业家委员会有一个活动，叫做走进中关村一百企业家俱乐部，就是从10个亿奔100亿发展的这样一些公司，大家聚在一起成立一个100企业家俱乐部。我们是闭门研讨，第一次走进的是王文锦，给我们讲了伟大的梦想。他讲完以后柳传志问了第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是100亿？60亿不行吗？100亿是怎么想出来的？王文锦确实没想过，他想了半天说，要想成为世界最大的财务软件的公司恐怕就得100个亿。李国庆问了一个问题，你谈的是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1：10算下来你要做到10亿美元，如果等到你做到了的时候人民币和美元1：1了呢，还用100亿吗？柳总问了第二个问题，说你想没想到，你得到的是100亿，但你失去了什么？你可能失去了很多时间，可能失去很多股权，失去很多乐趣，你肯定有很多的失去，这个失去你受不受得了，你觉得值不值？到那个时候挣到100亿都不是你的了，换句话说你有没有能力驾驭支撑100亿的社会资源？企业的边界更大了，需要摆平的事更多了，问题也会多多了。我们的俱乐部经常会问这类的话题。

    当初走近小米的时候，确实有点看不懂，它的组织结构很扁平，除了12人以外，下面有21个人，然后是8000人。我们觉得太不可以理解了。第二，他说没有KPI，我说没有KPI几千人的体系怎么考核按功行赏。他说我们的KPI就是用户的尖叫声，原来这跟生产系统有关系。每周升级一版软件，让所有用户对它的产品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建议，甚至有些米粉都参与帮助它的改进。周一开会把上一周米粉提出的意见汇总，做出筛选，进行改进，到周四再开会对改进的软件做一天的测试，下面就开始上线。每周更新一个版本，所有做手机的公司没有这样的速度。因为他们拥有一个米粉群，所以每做出一个改进，米粉要对这个改进发出尖叫，尖叫声越大，获得的好评越多，奖金越多，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司。中关村的雷军系、金山系等等以平台方式来做它的产业布局，按照统一风格来进行发展，这个确实是不多见的。

    另外还有一类系是投资，比如徐小平、李开复等等。他们投资的企业也共同形成系的文化，至少之间是投资和被投资的关系，在文化的渊源上都是一个投资老板，文化的共鸣或者共同讨论的话题体现了某一个系的风格。还有孵化器型的，像李开复这样的等等。

    用这些系的文化视角看中关村创业团队的形成，目的不是追根溯源去给谁找祖宗，而是形成系使创业的成功率越来越高，有利于产业链的布局，也有利于形成母子之间相互信任的商业文化的形成，有利于吸引投资，有利于形成合作共鸣的商业文化和理念。这种大公司出来的高管又再做创业，跟母体这样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认为中关村的商业环境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商业环境。世界高科技产业园区有很多地方也有这类现象。但是中关村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

    中关村经过三十年的时间，积淀了七个要素的创新系统，这样形成的东西是很难复制的。过去经常讲中关村发展就是中央给1+6的政策，其实1+6政策没有多少可用的地方。今天的中关村能够发展成这样核心就是这个创新系统，这个系统不是想拿就能拿走的，需要经过市场化或者商业净化的过程。因此中关村尽管寸土寸金，尽管这么拥挤，房租价格高要很多，但是大家还是愿意扎根在在这个地方，核心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生态系统不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找到的。

    第三个方面讲讲关于互联网+和工业4.0，这是两个比较热门的话题。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首次讲到了互联网+的问题，也提到了关于工业4.0的话题。这两个东西我们到底该怎么看？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一回事？站在中关村企业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它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件事。

    首先是互联网+，大家都知道，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家具、互联网+旅游等等，都叫互联网+。工业4.0是产品制造的自动化和产品本身的自动化，设备和设备之间的互联化或者管理方式的智能化等等，核心的词就是智能化。我们认为这两个东西是两种发展观，甚至可以说是两种发展路径，最后可能会趋向统一。互联网+肯定是一个痛点，为什么说它是痛点？中国目前越是垄断的地方，越是没有被开放的东西，互联网+了之后都会产生出新的不可想像的巨大的力量。我曾经讲过，越是腐朽的制度越能产出伟大的互联网公司。

    2013年，我们跟光华一块到斯坦福大学学习。当时斯坦福的学者来给我们讲课，他说无论如何也不理解阿里巴巴为什么能在中国诞生，还能够做成这样的规模。因为美国的法律不允许阿里巴巴这种商业模式存在。我们跟他讲，不用你说，我们都觉得是有问题。

    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刘岐问，为什么阿里巴巴没有诞生在北京？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问为什么马云没有诞生在上海？当时我说很直白，阿里巴巴做的第一件事叫做“偷税漏税”，所有在它上面开店的人都是不交税的，第二件事叫“假冒伪劣”，这活儿能在北京干吗？离三里河工商总局那么近，肯定干不了。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确实阿里巴巴干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过去我们有很多地方保护主义，新疆的大枣只能在新疆卖，山东本地有大枣，当地各大商场就不进新疆的大枣。北京有平谷大桃，王岐山当北京市长时就说这桃子不甜，你们得好好改革一下，但是咱也吃不到别的地方更好的桃子，因为进不到北京市场来。阿里巴巴确实打破了地方保护主义，推动了商品的大流通。由于市场管理水平比较低，由于假冒伪劣、偷税漏税好长时间没有人管，所以一不留神它就长了这么大。

    出租车是一个垄断行业，老百姓都知道打车难，但是出租车改革这块就是没人碰。现在滴滴打车、快的、专车服务都出来了，它们的诞生，逼着政府要重新研究出租车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模式。互联网教育的不断发展，不知道对大学有没有影响。比如说北京十一学校，在北京是非常好的学校，校长李西贵是教育家，是莫言研究会的会长，是很有道行的。我去十一学校讲过课，挺不容易的，那帮小孩问你问题非常活跃，几乎让你下不了台。我给他们讲创业，没想到学生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一个女老板，你给我讲讲如何应对第三者的问题。这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就当童言无忌了。李校长说，我现在很焦虑，焦虑在于互联网。我问为什么？他说互联网确实对传统学校教育很有冲击。有一天，一个初二的学生推开校长办公室的门，说我已经全都自学完了，你出任何一道题我都能给你答出来，校长你给我发毕业证书吧。李校长给班主任打了一个电话，能不能发这个证书呢？班主任说的很直白，说如果学生都这样，将来我们算干嘛的？难道我们就成了幼儿园阿姨，看着这帮孩子对着互联网学习？这就是互联网+，它会对过去所有的东西重新洗牌。

    互联网+是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针对原有的痛点，用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改变了原有的市场运行规则，带来了人们的消费提升，或者是满足了人们消费需求的提升。它解决的是消费升级，解决的是制度上过去的障碍。比如说三网合一，是技术问题吗？根本不是，就是体制问题。现在中关村已经有企业开始做了，现在蓝牙不需要通过任何一个网线，现在是500米，下一个到5公里，如果到了500公里，跟你中移动、中连通还有什么关系？所以互联网+，首先是解决大部分的消费升级，针对的是消费领域当中特别是垄断行业下的那些痛点，然后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社会需求的一种新的满足。

    每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的诞生，前提都是它先找到了原有规则的痛点，然后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改变。越是痛点大的地，越是腐朽的制度，越能够产生出伟大的互联网公司，这就是互联网+发展的模式和规律。它考验的是政府的施政能力，原有的规则不行了，原有的垄断打破了，新生的事物开始咄咄逼人了，政府到底应该怎么办？例如出租车这件事，到底是维护出租车司机利益还是维护什么？政府有它的个人利益吗？我不认为政府有很多个人利益，但是它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处理好新旧利益群体的矛盾，更好地满足人们出行的需求，这样的过程非常考验政府的施政能力。

    也不是说新的东西必然是好的东西。现在的互联网金融，出现跑路等各种各样问题确实很多。旧的模式不打破不行，但打破了没有新规则诞生也不行。现在的互联网医疗，动不动就叫停，说医生不能在网上开处方，处方药不能在网上卖，我想最终还是要在一个新的规则下，建立一种新的被社会承认的商业模式，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用先进的生产力冲破原有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慢慢适应新的生产力。

    工业4.0可不是这样，工业4.0主要解决的是产业技术升级，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升级问题。这个需要整个国家在设备互联互通上的基本策略，它考验的是政府整体顶层设计能力和战略眼光，以及对欧洲工业4.0、德国工业4.0和美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策略的比对。由于现有的基础主干、基础层的技术，不是某一个企业能干的，这是国家的布局，然后是中间设备层，其中有很多标准问题。小米是围绕自己形成的系统，将来它的系统跟别的设备相连就有个标准问题，这个标准不是小米能制定的，而是大家共同博弈产生出来的标准。工业4.0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解决产业的技术升级问题，解决制造业整体水平的提升问题，同时考验政府顶层设计能力和战略眼光。因此它是互联网技术加上那么多的基础的、中间层的、顶端层的技术相结合的东西。它带来的是制造业领域的升级和一种革命，不是靠一个商业模式就4.0了。现在能宣布4.0全世界最典型的就是西门子。大家有时间可以到成都西门子去看，它把所有4.0概念的东西，在它的一个工厂区全部模拟出来，然后形成一个4.0有设备端的、基础端的、管理的智能化一个综合性的技术样板。最终中国要有一个统一的4.0基本框架，每个企业围绕这个框架去做事情。从这个意义来讲，这两件事是两个发展思路，互联网技术最后嫁接在装备制造业，传统产业智能化有很大的用武之地。我们慢慢也可能会跨界到商业模式的创新，在设备端我们不能简单地一蹴而就，但是能形成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比如服务模式、远程诊断模式，大数据形成之后，产生出新的设备技术分析的功能等等。像时代公司生产的各种各样检测仪器，过去就是简单的仪器，现在做的所有仪器具有Wifi功能，测试数据也建了服务云，每个用户测试的所有数据都进到云里去，然后组织一帮专家对测试的结果进行分析，回过来再指导它的改进。鸟巢建设用的钢材和焊接材料都是德国和日本的，我们生产的焊接设备，原来没有研究过这类特殊材料，施工中对我们焊机和工人要求非常苛刻。现在不用了，所有焊机都是数字化，车间主任只要按一下Pad施工就准确进行了。

    工业4.0和互联网+，今天我们宁可把它们先看成两件事，这没有坏处。将来能走到一块，从技术来讲是一回事，一个是应用在消费领域，一个是应用在制造工业领域。看成两件事的原因在于，一是政府给予的政策不一样，一是考验施政水平，一是考验战略眼光；二是互联网+可以搞点浮躁的东西，但工业4.0来不得半点马虎，真得一步一步去走。随着社会的进步，将来对这些东西的认识会越来越统一的。

    希望今后能有机会经常和大家沟通交流，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