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对外经济主要面临三方面挑战：外需不振，产业如何快速转型升级，以及如何适应新一轮经济贸易规则。因此，未来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目标，其一是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结构升级，寻找新动力的要求。其二是通过调整战略，和国际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互利共赢的关系。

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速换挡和前期刺激政策后遗症消化并行的情况下，未来五年中国对外经济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针对这一话题，《中国新闻周刊》近期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

开放更大的意义在于推动国内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全球分工战略让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在经济新常态下，未来五年中国对外经济将主要面临什么问题？

隆国强：过去30多年，中国是全球化中少数几个受益的发展中经济体，而且受益比较多，这就说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比较成功的。

未来五年，中国对外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外需不振。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前，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到金融危机前，每年都实现20％－30％的出口增长，非常强劲，对产业发展、解决就业都起到很大作用。近两年，中国出口是负增长，但从短期GDP核算角度，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还是正效应。可是出口有个乘数效应，比如出口增长20％，将带动很多制造业的投资，出口前景很好，设备投资就会增加，可如果出口负增长10％，还有人敢去投资吗？所以还要考虑出口的乘数效应。出口萎缩对经济增长有很大打击，外需不振对制造业来说就是很大挑战。

二是中国正处于比较优势转换阶段。以前靠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撑国际竞争力，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就必须转型升级。升级就要创新，要技术，同时还要和发达国家开展竞争。而原来的传统产品，则要面对来自印度、越南等更低成本的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前有虎后有狼”，两头挤压。

三是现在处于新一轮经济贸易规则制定的新阶段。贸易投资自由化继续深化，拓展到很多新的领域，比较典型的就是TPP。

因此，对中国来说，如何在新一轮国际规则演变过程中争取话语权，能制定更有利的国际经贸规则，将是很大挑战。

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多是原有大国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制定的规则，更多体现他们的利益。因此，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把自己变成强者。多年前，我们中国人认为自由贸易会带来灭顶之灾，可现在放眼全球，正是中国在高举自由贸易大旗。所以，关键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更多地着眼于把自己迅速变成强国。

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对外开放，除了引进外资、扩大出口等实际层面的意义外，更大的意义在于推动国内改革。其中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示范效应，开放的地区取得好的成绩，给了国内其他地区起到示范作用，比如深圳特区。二是倒逼效应，比如在各种国际谈判中的承诺，中国是个信守承诺的国家，对外承诺会倒逼着进行改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制了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蓝图，除了顶层设计和群众首创相结合，同样需要开放领域的示范和倒逼，比如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在实验探路。未来还有很多国际谈判，比如中美投资协定等，这些都将进一步发挥以开放促改革的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未来5-10年，中美在世界经济格局的中的地位会有怎样的变化？

隆国强：我认为，5年内，全球经济贸易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尽管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可能追上美国，但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在5年甚至10年内都很难撼动。

各国都希望在全球经济中寻求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位置，一是在市场竞争中抢占生产价值链的高端；二是希望规则对自己更有利。规则的演变实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要着力推动国内经济的升级，特别是国内产业竞争力的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10年前中国出口高铁都无法想象，但今天却有可能实现。因此，用10年时间，可能推动一些产业，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这取决于改革创新步伐的速度有多快。

除了传统产业升级以外，还有很多新的重大机遇。我认为特别要抓住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这给了中国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新一轮技术革命将会孕育一些新的产业，比如IT产业，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产业，从硬件、软件到各种应用，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在全球互联网企业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但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可以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比如汽车，如果继续做今天跑在马路上的传统汽车，中国的机会并不多，因为汽车产业已被美日德三国瓜分完毕。但因为有了互联网，有了新能源，就有了新的机会。比如特斯拉是靠新能源汽车挤进来了，也许10年后将是汽车市场上很重要的一家。再比如谷歌、微软等企业，通过信息技术，可以造出无人驾驶、高度智能化的汽车，把信息技术和传统产业融合到一起，创新出很多新的东西，这就是“互联网＋”。

中国应该抓住这次机会，加速竞争力升级，用10年时间，在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具备国际竞争力，推动未来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

产业转移促结构升级

中国新闻周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是否成为解决中国国内经济不振的突破口？

隆国强：“一带一路”是区域合作的倡议，是开放式的，通过60多个国家增强彼此间的合作，有利于各国在合作中发展，是互利共赢的。

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的好处有三个方面：一是可以拓展国际空间。中国是资源、能源短缺的国家，60％左右的石油靠进口，以后这一比例可能还会更高。绝大部分自然资源、矿产资源、能源，人均水平都远远低于世界水平，所以要在全球考虑中国资源、能源安全保障问题。而“一带一路”这个区域合作倡议有利于增强中国资源、能源安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空间。

二是通过深化和其他国家合作，会为中国的优势产业找到新的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我国在这一领域拥有很强能力，如技术能力、施工能力，同时带动工程机械、交通运输设备、发电设备等技术含量很高的产品和服务，有利于出口结构升级。

从长远看，形成新的区域合作生产网络，一些设备制造、开拓市场，这些都是资本、技术密集的高附加值产业。中国的基础设施，比如水电站、核电站，汽车、火车、高铁等，在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中还有一些距离，但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可以创造新的机会。

三是产业对外转移能够更加有序。一些原来对中国经济作出贡献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因素，现在开始向其他国家转移。但是目前大部分企业都是自己探索，可能会因为不熟悉当地情况，面临政府腐败、低效率、犯罪率高等风险。通过“一带一路”，中国企业除了自己单打独斗，还能抱团出海，在国外形成中国的工业园区，通过园区经营者来处理法律等各种问题，从而降低风险。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企业跨境产业转移后，会不会在国内造成就业压力等问题？

隆国强：转移不完全是坏事，没那么可怕。很多国家的发展都伴随着结构调整，让不再适应本土的产业转移出去。产业转移后，会倒逼结构升级，形成新的区域生产网络。

关键在于产业转出去和自己在全球生产链升级的步伐要合拍。比如韩国，上世纪90年代以前，也生产了很多劳动密集型产品，是运动鞋生产大国；但到了90年代，也就10年时间，一双运动鞋都不产了，全都转到了中国，韩国鞋厂工人也都转到其他产业了。但韩国这几年发展挺好，即便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也影响不大，主要在于韩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升级很成功，把低附加值产业转到中国，而中国又是其最大市场和最大顺差来源，每年韩国对华贸易顺差达数百亿美元，所以这个转移是有好处的。

中国也一样，当我们把低端、低附加值的产业转走后，仅仅看这个环节本身，丧失了一些就业机会，如果短期内升级上不去，就会面临工人下岗、农民工回家等一系列问题。但如果中国升级的步伐和转移的步伐同步，甚至更快，那么中国将是受益的，所以产业能不能顺利转走，关键取决于能不能顺利升级。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过程会是多长时间？

隆国强：一旦开始产业转移的步伐后，将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因为产业结构升级是个动态过程。比如韩国，它的产业转移至今没有结束，只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走了，但其他产业也还在继续转，随着本土产业不断升级，低端产业继续往海外转移。

一个国家之所以变得富裕，变得发达，关键就是其产业不断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原来中国比较落后，光看到别人往我们这儿转低端产业，我们却没有转出去。而今天开始对外产业转移，是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