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持久战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早在两千年前，中国古人就已经懂得了预见事物发展的重要性。后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也引用了这段话。他特别指出：“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为此他惊人般地预言了抗日战争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诚如日本学者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1985）所言：“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受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影响，1989年我们提出“中国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渐变的、积累的、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持速胜论的观点是不现实的”。“现代化过程至少需要100年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国情分析的基本结论，也使我们对中国长期发展模式和战略选择的基本依据”。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现代化也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既反映了现代化因素的量变，也反映了量变引起了部分质变。因此中国现代化进程就显示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这就需要正确认识和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自然规律以及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规律性东西。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新常态”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复杂性和趋势不确定性有所增强，因此对未来中长期趋势进行判断、作出合理规划，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中国中长期发展的目标、规律和趋势三个方面，全面梳理并解析中国整体发展，以此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二、“三大系统”、“三大规律”与“三大发展”

    中长期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科学有效的中长期规划 来设计和落实。而科学有效的中长期规划的设计和落实则有赖于对中长期发展规律的认识。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将其发展为“三大规律、三大发展”，即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我认为这一重要观点，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为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也为中国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指南。 我对中国国情研究是基于“三大系统”、“三大规律”与“三大发展”分析框架。所谓三大系统是指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这是一个大系统或巨系统；三大系统对应的是分析中国三大基本国情，经济国情、社会国情、自然国情；对三大国情基本认识就是发现三大规律；而掌握了三大规律之后，中国才能更好实现三大发展。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提出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然王国飞跃”的一个必由之路。具体来说，我认为中国的“三大规律，三大发展”呈现出“三大阶段”的基本特征。

    第一，从经济系统和经济国情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从“先富论”向“共同富裕”转变过程的阶段性规律。中国经济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处在极低收入水平、启动“先富论”阶段（1978-2001年），以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率先提出“先富论”为标志，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现代化“两步走”为核心目标，并如期实现了这一目标；这一阶段是从极低收入水平到低收入水平，再到下中等收入水平，绝大多数人口达到小康水平，大幅度减少绝对贫困人口，也先后出现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

    第二个阶段是进入中等收入水平、转向“共富论”阶段（2002-2020年），或向共同富裕方向的过渡阶段，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20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为标志，达到共同富裕，到2020年将全面实现这一目标。这一阶段从下中等收入水平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再接近高收入水平，大幅度消减乃至基本消灭绝对贫穷人口（通常是指贫困发生率小于3%），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全国各地人类发展指数均达到高人类发展水平或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先后出现了地区、城乡发展差距、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开始缩小的趋势。

    第三个阶段是进入高收入水平、迈向全面共同富裕阶段（2020之后），即“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阶段；这一阶段进入减少相对贫困人口阶段，全体人口收入水平再翻一番，全国各地人类发展指数达到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地区、城乡发展差距、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持续缩小。十几亿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道路的本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重要的发展主题、最核心的发展目标和最大的发展任务。

    第二，从社会系统和社会国情来看，中国的社会发展呈现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四元经济社会结构演变过程，最终通过“五化同步”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阶段性规律。中国社会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的二元结构向三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变（1978-1995），工业化向农村地区扩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吸收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地区形成了农业与非农业的二元结构。

    第二个阶段是从三元结构向四元社会结构转变的阶段（1995-2010），出现了大量农民工进城、大规模人口流动，在城镇地区形成了正规与非正规就业、户籍与非户籍人口的二元结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基本覆盖面，从少数人口到绝大多数人口。

    第三个阶段是城乡一体化阶段（2010年之后），通过“五化同步”，即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同步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覆盖全体人口。这是中国从传统二元结构走向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独特之路。

    第三，从生态系统和生态国情来看，中国的生态建设呈现出从生态赤字向生态盈余转变过程的阶段性规律。中国生态环境演变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生态赤字急剧扩大的阶段，自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工业化规模的迅速的扩大，中国的生态赤字就急速扩大，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资源能源耗竭速度显著加快，这一阶段持续至20世纪九十年代。

    第二个阶段是生态赤字缩小阶段（1995-201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有效遏制环境污染，生态赤字开始缩小。目前这一时期已经将近二十年。特别是过去十几年，从“十一五”规划正式提出建立“两型”社会，“十二五”规划又强调了“两型”社会，特别是在五年规划中将资源环境领域设立约束性指标，有效扭转了中国重要污染物排放不断上升的趋势，开始出现了绝对排放量下降的趋势。

    第三个阶段是走向生态盈余阶段（2015年之后），实行绿色发展战略，发动绿色工业革命，促进农业、交通、城镇、建筑绿色化。这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现代化的伟大创举，为21世纪绿色发展道路提供伟大的实践，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包括从国外引进生态资本都有可能增加我中国稀缺的生态资本。对此，中国也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机遇——第四次工业革命，就是绿色工业革命，包括绿色能源、绿色建筑、绿色工业、绿色消费等，将促进农业的绿色化、交通的绿色化、建筑绿色化，为21世纪人类发展新道路提供了伟大的实践。

    以上是我对中国三大系统与三大国情、三大规律与三大发展的初步认识和简要分析。我认为中国的中长期发展将呈现三大阶段的变化趋势，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和生态建设迈向良性的发展方向，则必须依靠科学合理的规划指导和强有力的政策工具。

    三、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趋势

    中国未来经济仍然能够较高增长，是来自于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五大发动机，可以概括为“五化”。

    首先是新型城镇化。特别是2014年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总结了我们建国以来的经验与教训，也吸收和借鉴了全球城镇化的经验和教训。

    二是新型工业化，即“中国制造2025”。“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三个十年”、“三步走”。蓝图规划了怎样使中国从一个工业大国变成世界工业强国，怎样从黑色工业变成绿色工业。

    三是信息化和网络化。中国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落伍者，用了不到二十年时间完成了一个世界超大规模信息化、网络化以及移动互联网等等的建设。

    四是农业现代化。主要是在稳定粮食（6亿吨以上）和重要农产品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步伐，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当然，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农业现代化是“五化”进程中相对薄弱的环节。

    最后是基础设施现代化，包括交通革命和电力革命，特别是基于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快速铁路城际交通体系，长距离的特高压输送，实现人流、物流、能源流在各地之间的长距离输送。中国正在成为全球21世纪基础设施现代化的领先者、推动者。

    从2016到2030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会在6.3%-7.3%，甚至会高一些。在此之前我们的《2030中国》研究提出适宜的增长率是7.6%左右，其中劳动力增长率趋近于0增长，资本的增长从10%降到8%。因此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这是可以通过技术进步、结构变迁、释放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率还是会超过7.2%的。

如果实现了7.2%的年均增长率，GDP和人均GDP会是什么样的规模呢？按不变价格计算，以1952年的GDP为一倍的话，1978年的GDP相当于1952年的4.7倍，2014年是132倍，2020年相当于1952年204倍，2030年相当于1952年的405倍。以1952年的人均GDP为一倍的话，1978年相当于1952年的1.8倍， 2014年达到55倍，2020年达到53倍，2030年将达到160倍（见表1）。

    这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反映在经济总量和人均量增长几百倍。这是伟大复兴的经济实力基础，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保证中国长期稳定，包括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经济稳定。

中国的现代化就是稳定的时间函数。以美国为例，从南北战争之后（1870年）开始进入经济起飞，持续到1913年，大约是43年的时间，GDP年平均增长率是4%，完成了世界第一强国的过程。这不仅影响20世纪，还影响了21世纪。中国从1949年之后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代，从1978年之后经济起飞，持续到2030年就是52年的时间，GDP是1978年86倍，年平均增长率是9%，也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为什么说中国一旦经济起飞就会成为超级中国？首先是人口超级规模，其次是劳动力超级规模。中国从业人员是7.7亿人，美国是1.46亿人。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它的人口规模、劳动力规模、教育规模（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校生数规模）、人才规模等等都是相关的。美国在经济起飞的时候（1870年）总人口是4200万人，到1913年时为9000多万人。中国在1978年经济起飞的时候总人口是9.6亿人。我们这个经济起飞过程并没有结束，还会在不断加速，至少到2030年，总人口超过14亿人，还是高收入的超大规模人口，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从长期展望来看，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共同富裕的社会。如何来界定呢？从几个重要指标的数据来讨论。

    一是人均国民总收入，2014年已经达到760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水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加速向高收入水平过渡。2014年全国八个地区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20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到2030年能够达到美国人均GDP的二分之一以上。

    二是人类发展指标（HDI），2010年中国进入世界高人类发展水平（HDI大于0.700）；到2020年达到0.76；到2030年达到0.82，进入世界极高人类发展水平。我定义了人类发展总值（GHDI）是人类发展指数与总人口的乘积，这一指标是优于GDP，反映了人类总财富，包括用GDP（PPP）计算的经济财富。目前已经达到了10亿人HDI，2020年达到10.8亿人HDI，2030年达到11.6亿人HDI。

    三是从恩格尔系数角度看，城镇居民已经进入更富裕型消费结构，2014年就降至30%，农村居民已经进入富裕型消费结构，为33.6%，正在向更富裕型消费结构的方向转变，跨越了30%的门槛，进入30%以下（见表3）。应当说恩格尔系数比人均收入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它的下降就是一个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进入一个更加趋同的过程，它反映了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消费结构在不断趋同，是可以视为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

    四、人力资源红利驱动中国长远发展

    中国人口红利发展达到高峰，开始呈逐步下降趋势。我将人口红利定义为：15岁到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于60%，分为上升期、高峰期、下降期，终结期，即低于60%，才认为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的人口红利在1980年之后进入上升期，2010年达到高峰期，之后进入下降期，中国在2030年这一数据可能低于70%（见图1），直到2050年左右降至60%以下。

    中国的人力资源红利持续扩大，成为最重要的优势。如果说人口红利是量的红利，那么人力资源红利则是质的红利，后者比前者更具有意义。中国的人力资源红利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就业人员占总人口比例基本稳定。中国的就业人口数及比重并没有因为劳动年龄人口数下降而大幅度下降，还会持续低增长，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稳定在55-56%之间，到2020年中国总人口就业率将达到最高，大约在57%左右，而后也是略有下降（见图1）。这是因为中国有很高的妇女就业参与率，在生育子女的前后主动退出劳动力队伍的比例比较低，她们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收入提高也是重要原因。另外服务业的发展也为妇女就业提供了渠道。

    二是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2014年已达到13年，到2020年超过14年的水平。最重要的是中国大专受教育人口高速增长，从2000年的4563万人增长到2014年的1.5亿人，平均年增长率达8.9%。到2020年突破2亿人，2030年突破3亿人，这部分人口数量迅速上升，将占就业比例的三分之一以上，高中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3/4。

三是就业结构红利。这是非农业就业比例上升，提高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非农业就业比重由2000年50.0%提高至2014年的70%以上，到2020年达到77-78%，到2030年达到85%以上。

由此可知，中国的人口红利先上升后下降，与此同时正在经历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的转型，后者可以大大抵消前者的负面影响，也实现了从劳动力要素驱动向人力资源驱动的转变。所以我们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并不担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世界比重明显下降，但是中国总人力资本占世界比重却在提高，仍占1/5以上，巨大的人力资源红利不断地驱动中国长远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人多，本质上是人才多，人才多，不仅力量大，而且发明创造能力强，创业创新作用巨大。

    五、中国发展差距趋同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实际情况出现了三大发展差距趋同的趋势。

    首先是地区发展差距出现趋同。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各地区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从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的变化：先缩小（1978-1990），从94.5%下降至55.4%；再扩大（1990-2004），从55.4%上升至75.1%；2004年之后地区差距在明显下降，到2014年降至43.5%，已经低于1990年水平，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我们估计，到2020年，该系数将降至40%以下；到2030年，该系数进一步降至33%左右。

    其次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趋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2000年的2.79倍，上升至2009年的3.33倍，而后开始下降，到2014年，已减少至2.92倍。若按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计算，2013年为2.81倍，2014年又进一步降至2.75倍。我们估计，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将降至2.35倍左右；到2030年，进一步降至2倍以下。

    三是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出现下降。200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9，到2008年达到高峰，为0.491；而后出现下降趋势，到2014年已降至0.469。我们估计，到2020年将下降至0.45左右，2030年降至0.40以下。

    引起三大发展差距趋同的动因，一是人口和劳动力流动起着重要作用，反映在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农村总人口数不断下降，于2011年低于城镇总人口，到2020年，仅占全国总人口的40%左右，到2030年，又进一步下降至全国总人口的30%左右；二是人口和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也促进了不平等性下降，如前所述，大专人口、高中人口占总人口和就业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也反映了这些人口进入较高的收入水平比例不断提高，都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三是市场主体占总人口比例不断提高，从2003年的3123万户，到2014年增长至6932万户，增长了1.22倍，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41%提高至5.07%。上述因素都会有助于降低各类指标的不平等性。因此，中国不断走向共同富裕，不仅有现实的可能，而且成为大势所趋。

    六、中国生态环境发展趋势

    目前中国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达到或接近上限，正在全面生态文明建设，以期进入生态盈余期、环境污染排放脱钩期。

    未来中国发展必须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发展的立足点从经济增长数量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具体地讲是“两降低、三提高”，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强度（为达到消耗总量峰值做准备）、主要污染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脱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资源生产率水平。

    经过“十一五”、“十二五”时期大规模的生态环境投资建设，“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综合效益将逐步显现，主要资源环境指标变化明显向好，人居环境质量普遍提升，生态盈余存量增加显著，但总体上仍处于环境破坏与保护、污染与治理相持时期。到2020年全社会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投资将达GDP比重的1.5%以上，大气、土壤和水体环境质量明显改善，雾霾、土壤重金属与化学品污染、水体污染治理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面积持续减少。耕地减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量、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持续下降。

    随着我国继续推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我国的环境质量将稳步改善。第一步，污染排放量逐步减少到环境自净容量；第二步，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天更蓝，水更绿，山更青。

    到203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形成低污染排放的生产体系，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氨氮、氮氧化物、VOCs、烟粉尘、总磷、总氮）排放量明显下降。固体废弃物处理率到90%，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90%。在2030年之前，碳排放达到高峰且呈下降趋势。

    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建成环境保护体系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青山、绿水、蓝天的优美生态环境，主要环境质量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七大水系的国控断面好于III类比例提高到80%，近岸海域一、二类海水的比例提高到85%，空气质量标准达到二级以上城市比例提高到97%。

    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生态文明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绿色发展，全社会形成资源节约的增长方式和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经济增长与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完全脱钩，将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代价降到最小限度，统筹安排生活、生态、生产，寻求最佳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实现环境保护与经社会发展相融合的永续发展。

    七、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趋势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对外开放的阶段，从封闭向半开放社会转变，让外资投资中国，利用比较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增长战略。第二个阶段是中国加入WTO阶段，从半开放性经济向全面开放型经济转变，让世界投资中国，实行自由贸易战略。第三个阶段是中国走向世界经济舞台中心的阶段。从建设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到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让中国投资世界，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提倡共赢主义，与世界共命运，在21世纪为人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由此我们有可能和世界24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在去年澳大利亚G20集团高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阐述了创新发展方式，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和世界发生的关系已经出现，中国在2013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对外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工业增加值国、世界第一大综合国力国，201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见表6）。

    可以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不仅经济总量大大超过美国，而且还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从而对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增长、投资增长等做出最大贡献，成为世界最大的研发人才、研发投入、科技人员、发明专利、国际专利、基础研究国家。中国应当对世界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技术运用做出最大贡献，同时也应成为世界最大的绿色能源生产消费国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明显减少，实现碳排放与发展脱钩，对世界绿色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