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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形势之迷思
作者:王建    单位:中国宏观经济学会    时间:2015-11-01    阅读:8807次   

       三季度数据出来后,对中国经济运行走势的看法不是趋向于统一,而是分歧越加大了,而与以前不同的是,分歧点已不再是经济是否还会下行,因为这已是客观趋势,而在于伴随经济下行所发生的一些变化,究竟是消极还是积极信号。由于这些看法将导致完全不同的宏观政策取向,所以有必要讨论。

       一、 从数据趋势看,至明年上半年的下行趋势会加重

   首先谈一下我对未来经济走势的看法。

   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在07世界经济危机后再度“破7”,在世界没有爆发新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自2011年以来的持续下行,说明导致这种下行的原因在内不在外,而从增长率不断下探的趋势看,导致经济下行的压力没有减缓反而在增加。

   我在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的文章中曾指出,大约20年来平均,投资和出口增速在20%以上、消费在15%以上,可保10%左右的经济增速,近三年来投资18%、消费14%、出口7%保的是7·5%的增速,但是从今年前三季投资的先行指数看,施工项目总投资增速在5%以下,新上项目总投资增速在3%以下,按往年的滞后期推算,到明年一季度,至多二季度,投资增速就会降到5%以下,实际上,9月当月的投资增速已经掉到7%以下了。

   从出口看,前三季已经进入了1·8%的负增长,目前世界经济没有复苏的趋势,反而显示出新危机的征兆,从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看,10月末已经从8月初1220点的高峰,再次跌回6月中旬的730点以下,说明后续的世界贸易是萎缩趋势,所以出口的负增长很可能将在明年持续。

   目前只有消费增长率还比较高,但入秋以来在消费方面出现的新影响因素,是刚刚出现的“卖粮难”,稻谷、小麦尤其是玉米的收购价同比大幅下跌了20~30%。自古谷贱伤农,近年来消费的较高增速,是建立在农村消费快于城市消费基础上的,这得益于农民打工收入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持续较高增长,但新一轮农产品卖难将会中断农村居民收入的高增长,城市经济状况也不利于农民打工收入继续上升,因此维持在高位的消费增长率也将开始下行趋势。

   所以,明年上半年投资会降到5%以下,出口继续为负,消费增速也应从目前的10%以上很快下滑到8~7%一线,如此,按现价计算的总需求增速不会高于7%,按以往经济增速与三大需求增速的关系看,说明年上半年经济将有更大深跌不是毫无依据。

   以上是从需求端考察增长趋势,还可以从供给端考察。今年前三季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是16·9%,这个数据大体能代表新增产能的增长,相对于前几年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长,产能的释放已经变得缓和很多,这有利于缓解生产过剩压力,但是相对于10%的现实投资需求增速和3%的未来投资需求增速,显然仍是太高了,而且说明直到目前,产能释放高峰仍没有完全过去。

   更重要的是,不仅新增产能仍在增加,而且投资和出口这一向以来增长最快的两大需求,其回落速度比产能增长率的回落速度要快得多,这样就使现行生产活动受到的向下压力不断增长,以至于今年以来按现价计算的工业环比增速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前9个月,工业现价环比负增长已经有127895个月了,如果说一季度环比四季度的负增长是季节性规律,但三季度环比二季度的负增长就绝对不是,而且,连续出现三个月的环比负增长,就已经可以被认为是构成了未来的趋势。不仅如此,因为9月当月的PPI下落幅度超过了当月工业实际增长率,所以9月同比的工业现价产出,也在今年首次出现了负值。由于工业是最重要的实体经济部门,工业的增长趋势,迟早也会引导整体经济向负增长过渡。

    二、 对经济下行的不同认识

   近几年我始终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态势,是朝向一场生产过剩危机,然而不同的观点则认为,这种下行态势是因中国经济进入了结构转化期,所以我用“迷思”这样的话作标题,是因为各有各的道理,那就要看一看谁讲的道理才是现实经济运行中客观存在的逻辑,经得起后续实践的检验。

    迷思之一是对当前就业与经济下行关系的认识。有人说如果认为经济下行是朝向危机,那为什么没有伴随持续下行而出现大量失业?我的看法是,就业相对于其他经济指标变化,有很大的滞后期,理由是维持企业生产的最基本费用开支是原材料、燃动力和工资以及基本的管理费用,在此之上才有折旧、税收、利息和企业利润。当企业面临市场销售困难的时候,利润、利息、税收会首先受到压缩,到最后连折旧都可以不提取,而这些都是构成增加值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9月份现价工业增加值已进入负区域,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已是-1·9%,增值税是-3·5%,企业所得税是-4·4%,工业企业还能保持运转的原因。但是,如果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去,也没钱购买原材料和付电费,工厂就必须关门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中国经济投入产出表》,在目前的工业总产出中,工业增加值占了20%,在这20个百分点中,工资大约10个百分点,企业盈利占5个百分点,税收占3个百分点,折旧占2个百分点。而自2012年到今年9PPI持续43个月的下行中,已累计下跌了10%,即已经跌掉了工业增加值的一半,所以来自工业的税收与利润会均为负,如果市场需求继续萎缩迫使PPI下行趋势不改,再跌就要伤及工资了,届时就是就业出大问题的时候。

    还必须指出,企业面临市场销售不畅和价格持续下跌的压力,维持现行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增加负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已经是依靠银行贷款来发工资,一旦企业已经无资产可以继续抵押借款,或者是因为亏损严重无力负担利息,同样会发不出工资和破产倒闭。

    迷思之二是经济下行为何没有严重伤及国家财政收入?因为前9月财政收入增长了7·6%9月当月进一步升到9·4%。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非税收入的高增长,前9月高达26·3%,贡献了同期财政收入新增额的51%,这实际是财政部门通过非税途径,从企业和居民部门的历年结余中转移到今年的收入。二是与企业靠负债发工资类似,企业借款也可以被用来缴税,因为虽然从宏观看现金流可以分成财政与金融两个渠道,但是在企业现金账上,这些钱是来自于企业销售收入还是借款是分不出来的,而财政的第一与第三大税收来源增值税与营业税都是从价征收的,即只要企业有销售收入就要缴税。

    财政收入的健康增长,必须建立在社会新增财富增长的基础上。1990~2010年,货币M2的年均增速为21·2%,同期现价GDP的增速为16·7%,即货币超前经济增长的幅度是26·9%,同样方法,在2003~2007年的高速增长期,货币的超前幅度为负的1·7%,但2014年货币超前幅度猛烈上升到34·1%,今年前三季度更猛升到98·5%。显然,近年来货币的增长已远远超过了现行生产活动,在现价工业产值增长已转入负区域的背景下,财政来自于生产部门的收入,已经不可能来自于生产过程中的增值,而只能来自于对以前年度社会累积财富的追索,以及企业的银行贷款,请问这样的财政收入增长,有可持续的基础吗?

    迷思之三是更重要的问题:怎样看经济增长率与其他主要经济数据之间的不匹配。

    我在年初一篇文章中提出,2014年各季度发电量与铁路运力的增长都出现了显著的逐季下降,乃至负增长,但经济增长率却都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不变,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今年前9个月,发电量只增长了0·1%,其中9月已降至-3·1%,前9个月的铁路货运量降至-11·4%9月当月降至-15·6%,但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仍只有轻微下降,因此我对今年以来经济增长率的实际情况仍然很疑惑。

    发电和运力数据与经济增长率一向关联紧密,现在却渐行渐远,这个客观存在无法否认,那关键就在于怎样认识这种分离的原因。我看到不少官员和学者认为,导致这种分离的原因是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转折性变化,在工业内部是耗能少的高科技产业在崛起,在工业外部是服务产业在崛起,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转变”的最好证明。应该承认,这个说法的确有理,但不管是经济学理论还是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建立在社会价值基础上的财政、货币等宏观变量,都可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但是建立在社会实物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变化,只要不是周期危机性质的,都是随发展阶段转换而出现的,因此都是缓慢发生的。

    我们还是首先从指标来考察这种变化的性质。如果是在工业内部由于高技术产业的兴起而产生了节能效应,则工业用电占全部用电的比重和工业中重工业的用电比重都会显著下降,但是,2010年工业用电占比为72·0%2014年为72·3%,只是今年前9个月下降到70·2%,这是随工业转入负增长区而发生的事情,所以是工业生产总量收缩才导致的工业用电占比下降,而若是由工业中的新兴产业增长带来的节电效应,工业生产就不可能萎缩。再从工业内部看,近3年重工业用电比重一直保持在83·2~83·3%的小幅波动区间,今年前9个月略微下降到82·7%,这样稳定的结构说明,在工业内部并没有发生显著的结构变化,这说明发电量的下降不是出于结构原因,而是总量原因。然而,若是因总量收缩引起发电量停止了增长,那又怎样能解释这是一种积极的结构变化呢?

    当然还有人进一步解释说,虽然工业内部变化不大,但三产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了,由于三产耗能远低于工业,所以经济增长率与发电量的关系就松弛了,而这正是中国经济从工业化社会转向以服务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社会”的主要标志。的确,新千年以来到2014年,三产比重年均提升0·6个百分点,其中2012~2014年均提升0·9个百分点,但2014年显著提升了1·4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又猛升了3·2个百分点,以至于今年以来的新增GDP中,有85·6%是来自于第三产业,这样的结构变化的确够猛烈的。但是,三产如此高的贡献率却主要靠的是两个部门,一个是金融业,贡献了新增三产增长的30%,这没什么可说的,因为A股经历了今年的暴涨行情,重点是另一个贡献了三产42%新增额,以及全部GDP新增额35·8%的“其他服务业”,有些搞不清楚是怎么增长上来的?

    从历史上看,新千年以来“其他服务业”增长率一直低于三产平均增长率水平,只是到去年才出现了加快势头,今年前三季,三产增长率为8·4%,“其他服务业”增长率9%,其中三季度三产增长率8·6%,“其他服务业”是9·5%

“其他服务业”是个“筐”,在三产中凡是归不进批零业、交通仓储邮电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和房地产这五大服务产业的,就都归入“其他服务业”。但其中也有大项,就是教育与医疗,产出比重要占到六成以上,但是这两大产业近几年来显著已经过了新千年以来的高速增长期,例如2014年与前13年相比,教育经费与卫生总费用的增长率分别下跌了63%25%,那么问题就来了,怎么占主体的产业部门增速在显著下降,“其他服务业”反而会增速提升呢?

    我想一定有人会说“信息服务业也是其他服务业的重要项目,在互联网+时代,完全可能是新的业态形式使服务业在增速提升”。但这与事实相悖,我们的确看到了像以阿里巴巴所代表的新销售方式的迅猛增长,但也同时看到了原有业态的凋敝,因此伴随着电商年均60%以上销售增长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从2011年的18%,向今年前910%的显著回落。这说明,基于互联网+催生的新业态形式,只是在重新分配原有的市场份额,而没有显著提升市场总量的功能。因此,用互联网+来解释服务产业的高增长就没有力量。

    我之所以这么斤斤计较“其他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因为目前的经济即使对百分之零点一的增速变化也很敏感,是到了一个从持续经济下行的量变,到开始走向危机的质变期。是因为如果扣除掉“其他服务业”对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的贡献,今年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就已经“破5”了。

  今年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是“要正确引导社会预期”,但首先要明确的是,经济形势的好与不好,不是人嘴说出来的,而是客观存在,如果扭曲了社会对经济形势的认知,效果只会更坏。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的西方合理预期学说,其理论核心是认为,对未来的正确预期,是建立在充分了解现存所有客观情况与信息的基础上如此才能准确判断出经济变量长期趋势。可见预期是否合理,首先不取决于你向什么方向引导,而取决于你的认识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世界。

   三、什么是经济承载力的极限?

   目前还经常听到的两句话就是,“经济形势处于掌控中”和“宏观调控的回旋余地大”,这是从宏观上看经济形势。

   我也在网上看到过有的企业家描述07国际危机以来企业界的心态变化,就是:危机的第一阶段是床底下藏着钱打麻将,等待经济回暖;第二阶段是现金储备消耗完了就开始用资产抵押借款敖冬天;第三阶段是资产抵押完了从银行借不到钱就拼企业和个人信用从朋友和高利贷借;到第四阶段不用说就是停产倒闭了。这是从微观上看经济形势。

   那中国经济目前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呢?是仍距危机有很远距离,还是已经到了危机边缘了呢?我认为是后者而非前者,这么判断我有两条理由:

  第一条,最近刚刚看到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召开了2015年第四次信息发布会。会议信息显示:钢铁行业进入全面亏损境地,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1-9月份,大中型钢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24万亿元,同比下降19.26%;实现利润总额为亏损281.22亿元,而主营业务亏损552.71亿元。钢铁企业从传统银行融资渠道获取资金正在减少,而从非银渠道借款额大幅增长,反映了企业融资难的状况。另外,虽然央行已经多次下调贷款利率,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企业的实际贷款成本并没有下降。9月末,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银行借款同比下降2.02%,而财务费用同比增长2.69%,企业融资贵的问题仍然突出。这是中国工业中资产占第二位、产出占第三位的大产业门类整体陷入了困境,是从中观层面看,已经有大产业门类进入到企业家们所描述的第三阶段。

        第二条,我想还是得从宏观指标中找到衡量经济承受能力极限的尺度,这个指标用PPI和企业利润都不合适,用货币供应和财政赤字水平也不合适。最后我想到还是用企业存贷款与居民存贷款之间的关系来作为衡量依据,可能比较合适。

国家经济可以分成政府、企业、和居民这三个部门,其中,政府和企业是主要的用钱部门,居民储蓄则是主要的资金供应来源。政府的钱是左手进右手出,是取之于民间用之于民间,与企业和居民部门相比也不是大头,所以在这里不做考察,关键是看企业与居民在资金供求方面的关系。请看下表:

表:   企业与居民部门的资金平衡情况                  单位:万亿元;比重%

年、月

1、企业存款

2、企业贷款

3、贷差=2-1

4、存贷差=7-3

5、住户存款

6、住户贷款

7、存差=5-6

2015·9

40·5

64·4

23·9

4·1

54·2

26·2

28·0

2015·8

40·3

63·7

23·4

4·3

53·4

25·7

27·7

2015·7

39·6

63·3

23·7

4·1

53·2

25·4

27·8

2014

37·8

58·3

20·5

6·7

50·3

23·1

27·2

2013

36·2

51·9

15·7

10·5

46·1

19·9

26·2

2012

32·7

46·7

14·0

10·0

40·1

16·1

24·0

2011

30·4

41·0

10·6

10·6

34·8

13·6

21·2

2010

30·5

36·6

6·1

13·4

30·8

11·3

19·5

2009

29·8

31·8

2·0

16·3

26·5

8·2

18·3

2008

21·7

24·6

2·9

13·6

22·2

5·7

16·5

2007

18·9

21·1

2·2

10·3

17·6

5·1

12·5

2002

6·0

13·1

7·1

1·6

8·7

0

8·7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历年《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统计》

    从上表看见,从2002~2009年,企业部门的贷差(即贷款大于存款的净额)是缩小的,这反映了企业在新千年以来的高速增长期中,其内部储蓄率不断提高,对外部资金来源的依赖率相对下降了。到2009年,居民部门能够提供的净储蓄达到18·3万亿元,相对于企业部门仅仅2万亿元的贷款净需求,其资金剩余率达到历史高峰,为16·3万亿元。但是2009年是个拐点年,因为自那以后企业的贷差猛增,到今年9月末已达23·9万亿元,而在这21·9万亿元的新增额当中,有超过六成是2012年以后新增的。这个变化,反映的是世界07危机和自2011年后的中国经济下行,使企业的盈利能力严重下降。

    企业的贷差就是企业的资金需求缺口,而填平这个缺口的资金来源就是居民部门的存差。从表中可见,在扣除居民部门自身的贷款需求后,居民部门的存差虽也在不断增长,但是自2012年以后开始变得缓慢,按年均增长率看,2012年以后与之前的5年相比,增速大约下降了6成。但前面已经说过,自2012年以后,企业的贷差增速变得迅猛起来,结果就是表中所列的“存贷差”,即居民的存差大于企业贷差的金额在猛掉,从2009年的16·3万亿元掉到了今年9月末的4·1万亿元。而按照去年以来存贷差的缩小趋势,顶多到明年就将降为“零”了,甚至会出负债。

    目前有不少人提出,已达25万亿元的政府存款可以动用,我以为这个想法不现实,因为政府存款不是财政结余的概念,而是政府已经拨付到各种用途上暂未动用的资金,其中近85%是各级政府所属的事业单位存款,比如公立的医院、学校、媒体和科研机构等等的存款,这部分存款中不仅包括了全国超过4千万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与各种事业费支出,且也并非全部来自国家财政拨款,而是很大一部分由事业单位自己的创收形成,所以“政府存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银行存款科目,而非国家财政可以支配调动的钱。如果国家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确实可以通过减薪和压缩各项事业支出标准来腾出部分资金援助企业,但事业单位的日常运转又会发生困难,所以很难。

    价值运动背后是实物运动,企业与居民部门间存贷差的迅速减少,反映的是全社会可用于维持企业在开工严重不足的状态下,仍能不倒闭的后备资源越来越少。政府可以继续扩大货币供给量,继续创造出更多的贷款便利工具,可以给企业和地方政府更多的宽松发债条件,也可以继续降低利率,但社会实物资源的消耗却是有边界的,不能像货币那样任由人来创造。

    所谓“危机”,就是有大批企业同步进入到破产倒闭阶段,而危机本身就是用强制倒闭的形式,迫使社会总供求取得平衡,这就是市场经济的逻辑。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年产超过7万亿元GDP的钢铁产业,是怎样同步走入全行业亏损,也已看到中国第二大民营钢企已经轰然倒下,第一大民营钢企也在风雨飘摇中。市场经济就是用危机形态来“去产能”,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和企业陷入困境,在中国爆发大批企业同步倒下是不可能的事么?

    我在前面引用民营企业家的话,来划分中国自07世界危机以来危机发展的四个阶段,而我通过上表分析出的结果,就是想说明从宏观上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危机前的第三个阶段,由于能够给企业提供的净储蓄将只够使用一年,那明年就是中国经济的最后机会,就是最后争取摆脱危机的时间。

    还必须看到,居民净存款大于企业净贷款的部分就是中国的净出口,而随着这个存贷差的缩小,中国的净出口能力以及提升外汇储备的能力也会相应衰减。今年前9月中国虽然还有超过4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形成顺差的原因已不是出口的实物产品大幅度超过进口,而是由于进口价格水平猛降,而从出口工业品收购值看,前9月是下跌了1·1%。所以在贸易顺差猛增的背后,却是后继出口乏力的现实。

    现在我们来猜一下当存贷差变成负值,或者说从“存差”转变成“贷差”后会发生什么情景?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将是经济运行从“通缩”转“通胀”的转变。因为大量企业倒闭,大批生产能力被危机消灭,生产过剩将向生产不足转变,是市场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对生产过剩的“矫枉过正”,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危机爆发前政府为了反危机,已经向经济中注入了庞大的货币量,这些货币不可能被危机消灭,所以就将成为爆发严重通胀的诱因。

    中国并非没有经历过“贷差”时代,实际上从改革开放初期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一直是处在“贷差”时代,所以1979~1995CPI的年均上涨率是8·4%,远高于1996~2014年的2·3%。其中1993年的CPI高达24·1%,就是因为当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贷差”的峰值年。因此,我们早就见识过“贷差”所引起的严重通胀,中国没有经历过的,是当危机消灭生产过剩后,在天量货币和暂时短缺背景下会发生怎样的通胀。这也是世界性难题,因为西方经济在以前的实物过剩危机中,传统应对方法是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但是当他们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后,应付虚拟产品过剩所带来的危机时,典型办法已转入货币政策,我们则跟随了这个由西方主导的反危机手段更新潮流,也更多依靠了增发货币。但是因为我们与发达国家分处不同发展阶段,就形成了这种实物过剩与货币反危机政策的配合模式,而这样的模式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国际上还没有先例。

    如果中国爆发严重通胀,则必然会引起全球性严重通胀。07世界危机后,美日欧央行之所以敢放出天量货币,是因为全球的实体产品不仅没有通胀,反而有通缩趋势,而背后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国家存在生产过剩,有能力不断提供净出口,从而压抑全球实体产品价格下行。然而一旦中国的净出口增长停滞甚至萎缩,全球范围内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态势也会随之逆转,货币超发对通胀的影响,就会回归传统轨道,即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前所未有的实物产品严重通胀。

    为了反通胀,各国央行都必然会从目前的“超宽松”货币政策转向“超紧缩”,即收紧货币和大幅度提升利率,这必然会引起全球性资产价格的严重暴跌,从而使目前实物通缩、资产通胀的格局,转变成实物严重通胀和资产严重通缩的格局。

    四、重塑对发展阶段的认识

       我仍然觉得,产生当前各种迷思的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认识出了错。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所以才表现出不同特征,而这些能够表示出事物不同的质,又是由不同的量来反映的,这就是“量变到质变”。

       比如,从由经济发展水平所构成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看,可以分成农业、工业和后工业化社会阶段,而划分阶段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就业人口的分布不同。农业社会是农民占主体,工业社会是工人占主体,而后工业化社会则是服务产业劳动者占主体,这个社会发展阶段随劳动力比重转换的过程十分清晰,也没有经济理论上的争议。例如托夫勒说1956年是美国的一个经济里程碑,因为在那一年美国的服务业劳动力比重首次超过了50%,是美国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标志。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直到去年末三产劳动力的比重才刚刚超过40%,这说什么也不是一个已经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的标志。再往5年前看,2010年的三产劳动力比重还只有34·6%,因此近年来三产劳动力比重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4年来二产增长下行的“挤出效应”。

       另一方面,大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证明,当工业化进入到重工业主导阶段后,首先是会进入重基础工业发展阶段,即以充实社会的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基础设施部门为主,然后是进入到重加工业主导阶段,而这个阶段是工业化过程中增长速度最高的时期,例如著名的日本“十年倍增”时代,就是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的重加工业主导增长期。这是因为,重加工业的生产链条最长,因而会大大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从中国的现实看,目前出现的煤炭、钢铁和有色等大产业部门的严重生产过剩,正是中国刚刚越过了重基础关的标志,从工业附加值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看,前面已经说过目前大约是20%,但美、日、德等工业发达国家都在40~50%,可见中国的工业产品附加值率还有着巨大提升空间,而这正是依赖于重加工产业在未来的高速发展。

重加工业的发展是围绕着向城市居民提供汽车、家电等现代化消费品的方向前进的,仅就汽车来说,在中国就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例如从每百人的汽车占有量,2010年美国80,日本和德国是60,中国2014年是11。中国人均汽车拥有率低,是因为中国农村低收入人口庞大,而现代工业主要是为城市人需求服务的。

    所以,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的前夜,巨大的内需蕴藏在庞大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之中,因此只要从纠正长期扭曲的城乡“二元结构”入手,推动大规模城市化,就可以把这个巨大内需释放出来。相对于未来8亿农民进城的前景,目前的所有基础工业短缺不仅将不复存在,而且还不够。例如中国目前人均钢铁蓄积量只有10吨,可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是20吨,即以年均10亿吨的粗钢产量,按14·5亿人口计算,也要再生产15年,何况目前才刚8亿吨。

    有人说中国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持续高速增长,这样的观点没道理,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在拥有强大工业物质基础的时候,也同时拥有如此庞大的农村低收入人口。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按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占中国人口2/38·7亿农民,在今天的人均收入也只有1200美元,而正是在中国城市人口达到这个人均收入水平的时候,由住房和汽车等城市人新消费品的内需拉动,中国出现了新千年以来的高速增长期。

    可是如果对中国的发展阶段误判,认为中国在还有8·7亿庞大低收入农村人口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就应该比照国际经验转入以服务产业为主导的降速阶段,就是严重脱离了中国发展阶段的现实,而且会产生非常不一样的发展战略和宏观政策取向。比如鼓励金融创新与开放,促进虚拟经济的发展,这样不仅会严重损害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前景,阻碍出现本应有的新高速增长期,迟滞中国最终完成工业化的步伐,还会在新一轮国际金融风暴中遭受挫折。

   所以,重塑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是走出经济下行阶段和避免爆发大危机的前提,因为没有认识的转变,就不会有行动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