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国改革年会选择了非常好的时机，非常好的主题，非常好的地点。时机好体现为本次研讨会是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后、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议之后召开。中央刚刚公布了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为这次会议确定了方向。主题好体现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抓住了农村综合改革的核心。地点好体现在内江市是中西部地区农村产权改革的探索实践的先进代表，也是中国改革杂志社很好的改革案例。在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收益权方面，内江市做了独特的探索。内江市农村农民财产性收益增加了一倍以上，内江市城乡差距不到2.5，在全国来说，这是很好的成绩。

　　近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在一些地区召开了一系列的研讨会，取得了广泛的影响，也得到了有关中央领导的批示，对推动改革工作的政策制定和探索实践之间的互动起到了推动作用。我看了一下这次年会的议程，有改革领域的老领导，国务院体改委老主任宋宝瑞到会了，四川省政协副主席高烽同志是老体改，我们有十几二十几年的改革工作战斗友谊了。此次年会还有省市改革部门的负责同志，年度改革案例的单位代表，还有国内很多著名的，可以说是顶尖的农村改革研究专家。我相信这次会议围绕主题深入探讨，能出很多成果。我希望通过《改革内参》和参会媒体代表的进一步总结和推广，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重要的贡献。

　　下面我谈两个问题，一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一是粮食安全问题。

　　首先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农民工达到2.7亿，其中有1.6亿跨地区流动，农村留下了和农民工密切关系的5000-6000万老人和儿童，还有接近3000万的留守妇女。这个庞大人群至今仍然处在不稳定大规模的流动状态，这对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是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问题。十一五、十二五时期很多专家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要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解决。现在回过头来看，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相当迟缓。本来农民工市民化应该在十二五时期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现在农民工总体数量仍然增加，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已经到了45岁、50多岁的四五千万老年农民工怎么办？这已经是社会重大问题了。

　　当前，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主要问题都脱不开农民工市民化。13亿人口中将近3亿农民工，在中国占有多大的分量！新型城镇化不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就不是真正的新型城镇化。我认为，下一步城镇化应以人为本，首先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城镇化。如果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还在增加，这个城镇化就失败了。城镇化的含义就是农民工转化市民化。这涉及下面几个问题。

　　首先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是产能严重过剩。我刚刚参加了“去产能对就业问题影响”的国家重点课题的讨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参加课题研讨者都谈到了。这些产业、行业去产能化会影响多少就业，指的是有正式岗位的人员，不包括工厂里面的农民工就业问题。农民工的问题怎么解决？去产能化对农民工的去向原来题目里没有。

　　二是中国的收入差距很大。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这几年城乡收入差距略有缩小，并不是农民的收入真正增加了，是农民工出来打工的收入增加了。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占到整个农村收入的40%，这部分收入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企业发给本企业职工的工资，世界上没有其他一个国家会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企业发出来的钱算到农民收入的头上，只有在中国城乡分割的特殊背景下算成农民收入。这也是重大的问题。

　　我查一些其他国家的资料，比较一下其他国家在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会有怎么样的情况变化，我在其他国家材料中没有找出农民工这么一个概念，找不出来，原因是根本没有。

　　另外是社会保障体制的健全。现在社会保障覆盖最差的一块就是农民工。有的农民工每月养老金二三十元，发生工伤的高一点，其他的都很低。有的同志建议为农民工建立单独的社会保险制度，我是坚决反对的。凡是要把农民工固定化一个社会阶层的政策都是方向性的问题。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问题，不是单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而是让他们尽快市民化，融入城市，享受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工资待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也是重大的问题。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的待遇，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认真解决。

　　最后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一个是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再一个是土地市场。如果没有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没有土地资源的市场化，农民工问题就解决不了。以前我们是城市用农民工的劳动力，借用长期形成的行政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工的各种权益，压低农民工的劳动力成本。同时，农村的土地制度，包括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用地限制农民进城。未来，无论是土地制度的改革，还是户籍制度的改革，都要明确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在这个基础上讨论我们各项改革的方向。

　　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广泛关注的粮食安全问题。一是中国粮食生产实现11连增，对于这个很大的成绩应该给予肯定，但我们对粮食安全问题不能松懈。有的学者说现在的粮食安全问题比1960年还严重，我认为可以说现在粮食问题比以前更加复杂了，但不能说更严重了。首先体现在我国粮食竞争压力和价格水平与国外强国存在很大的差距，使大量进口粮食进入国内市场，国产粮进入库存。

　　二是种粮队伍后继乏人。2010年对10个省市进行统计，种地人平均年龄57岁。现在过了5年，10个省市种地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可以说是退休的人在种地，并且农业种地人的文化水平低。

　　三是我国粮食11连增付出成本过高的代价，包括化肥、农药、水的过量使用，还有大量企业违法违规排污，造成农地大面积退化和严重污染。

　　四是农业经营方式亟待改进。坚持农户家庭农场为基础，还是适度引进城市资本，实施公司加农户的体制，这涉及到承包地、宅基地、农村集体经营用地的流转等深层次问题。

　　从全国案例来看，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实际很难落实。北京市财政收入大概6%来自土地的开发利用。在6%土地开发利用里面，城市政府得到60-70%的土地开发收益，农村集体组织村委会得到20-30%的收益，实际种地的农民得到不到10%的收益。这样的案例全国大量存在。此外农村与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差距、教育差距、福利差距等还很大。

　　解决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众多领域，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发展绿色农业的科学技术方面的一些研究。比如说黑土地的保护、粮种、农耕等这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典型的是农业经营组织体制改革，农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以及粮食安全立法方面的研究。

　　解决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从哪里入手更好？我觉得，抓住中国800个产粮大县是很好的抓手。具体措施体现为：从绿色农业入手，改变前阶段过高投资，过度追求总量增长的作业方式。这和我国总的经济增长方式有点类似。以前粮食生产过于追求总量的增长，不管投入产出效率怎么样，不管是不是造成污染了。和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方式一样，农业的增长方式也必须要转变了，现在到这个阶段了。

　　从完善农业生产组织推进农业先进技术着手，改变现有的小农经济组织方式和落后的生产方式。

　　从调整产业结构延长农业产业链着手，提高农产品深加工的价值，缓解当前众多产粮大县财政的困难。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消除土地交易中同地不同权的弊端。

　　从公共服务均等化入手，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让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享受一样的社保待遇。国家还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总书记在视察的时候重复过这句话。现在我们向全世界承诺，2020基本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我们在十几年前确定小康目标的时候以为还很远，现在一想就是四五年的时间了。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不在于锦上添花，而是在于能否雪中送炭。农民工的问题就是雪中送炭，和农民工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农村产权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