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表面上看是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背后则是结构、动力、体制政策环境的转换，即由高速增长平台上的供求平衡转向中高速平台上的供求平衡。

　　中国经济达到中高速增长平衡点，将会有两个“底”。一个是“需求底”。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由以往的高增长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时，将是房地产投资乃至中国经济从需求侧来看的经济增速触底的信号。另一个是“效益底”，即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可持续增长。这个“效益底”何时出现，取决于去产能的力度和进度。但目前来看，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供给和需求是现代经济活动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所谓“三驾马车”，是对需求侧消费、投资、出口活动的通俗描述。有人以为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驾马车”，这种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低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解决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转型期结构性问题，需求侧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侧政策。在这种情景下，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显而易见。

　　供给侧改革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也不排除宏观政策的必要调整，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具体来看，供给侧优先和重点的改革领域包括如下几项：

　　第一，对去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的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法则挤出过剩产能，并在解决“人”和“债”问题方面出台得力政策，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等，还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的兼并重组。

　　第二，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既要“放小”，又要“放大”。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引入新的投资者，鼓励和加强竞争。

　　第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

　　第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必须牢固确立“制造强国”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推动制造业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致生产，倡导“工匠精神”，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升。

　　第五，在尊重创新规律的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排除泡沫经济的扰乱，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培育人力资本，改造金融支撑体系等。

　　以上重点领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场，这将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过剩产能、低效无效要素要“出去”，有竞争力的、创新的要素要“进来”，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攻占经济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核心指标。中国经济转型，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而供给侧改革是否深入并取得成效，企业盈利水平将是一个关键的度量指标。

　　供给侧改革，关键是要把文件变成实践，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互动。改革中到底哪些措施真正有效管用，还是要给地方、基层和企业更大的空间来试验。通过试错、比较、改进，找出符合实际、确有实效的办法，这也是我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成功经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