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劳动力参与率，特别是农民工非农产业的参与率，是保持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面，因此加快户籍改革，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也是遏制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新成长劳动力数量逐年下降，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将明显放慢。根据预测，这个数字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将以1%的速度递减，这必然导致劳动力总体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慢下来，表现为同期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劳动力总量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以相同的速度下降，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一个因素。

　　●挖掘全要素生产率潜力的关键，在于消除现存的妨碍创造性破坏机制作用的体制障碍，通过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竞争政策和发育生产要素市场。改革既要创造退出的制度环境，让那些没有竞争力的僵尸企业消亡，同时创造新生企业进入和创造的必要条件。

　　四方面因素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减慢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也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第一条就是创新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上创新发展应该体现在哪里呢？蔡昉认为，在这个特定的、新常态的发展时期，应该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面。“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些和我国发展阶段相关，并非周期性的因素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减速。介绍这几个趋势，从中引申出结构性改革为什么是供给侧，应该在哪几个方面着力。以改变这些因素的变化方向，遏止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趋势。”

　　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因素有四个：

　　第一个因素是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在研究全要素生产率时，一类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也就是把原来没有用好的资源，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另一部分是其他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一步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进行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

　　对于中国来说，在过去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在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7%，其中有8%是来自于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重新配置。也就是劳动力从剩余状态，从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这个贡献率是在当时外出农民工大约每年增长4%的情况下做到的。一旦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这个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将弱化，事实上这个速度已经放慢。这不是周期性问题，它和中国人口的变化相关。经过多年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劳动力比重已大幅下降。中国统计年鉴的口径是，2014年中国务农的劳动力比重大概只有19%。是什么人在不断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是新毕业人口，就是16到19岁的初中到高中这段毕业及肄业的学生，他们是每年农民工的主体，无论从常住人口还是从户籍人口的口径看，农村16-19岁的人口都在2014年达到峰值，从2015年开始乃至以后就是负增长。早些年大概每年增长4%，去年农民工增长速度只有1.3%，今年上半年只有0.1%。这种劳动力转移速度的显著下降必然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放缓。

　　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显示，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绝非就此丧失殆尽。根据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在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20%之后，它还会保持比较快的下降速度，一直到10%以后下降速度才会平缓，因此让农民工外出打工还是有潜力的，但是更重要的潜力是，现在农民工进城以后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基本保险，没有基本公共服务，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提高劳动力参与率，特别是农民工非农产业的参与率，是保持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面，因此加快户籍改革，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也是遏制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导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放慢的因素是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巴里·艾肯格林教授的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促进因素，一个国家越是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越有助于防止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现在中国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开始放慢。为什么？根据中国的国情，新增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明显高于存量劳动力。因为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而新增劳动力人力资本高，因此只要新增劳动力每年是增加的，就会不断改善整体人力资本。反之，如果新增长劳动力增长速度放慢，甚至是负增长，那么人力资本的改善就可能放慢。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新成长劳动力数量逐年下降，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将明显放慢。根据预测，这个数字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将以1%的速度递减，这必然导致劳动力总体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慢下来，表现为同期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劳动力总量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以相同的速度下降，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一个因素。这对我国人力资本今后发展是不利的。因此，为了防止全要素生产率减慢，也为了防止人力资本本身对经济增长贡献下降，我们必须要有大的思路，采取非常的措施，让人力资本得到迅速提高。

　　第三个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因素是投资率太高。全要素生产率归根结底反映的是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和配置效率。如果一种要素的投入超出了合理的限度，破坏了与其他要素的合理比例，必然降低其利用率和配置效率，造成资源的闲置与浪费。经济年鉴显示，2009年我国的投资率是46%，白重恩教授的研究发现，这个水平比不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个最大经济体平均水平整整高一倍。从那以后，一方面，由于我们应对金融危机实施了大规模刺激政策，投资率又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上升，我们采取了大量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措施，也导致资本劳动力的显著提高。这些因素导致今天的投资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高。

　　过高的投资率产生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从结果来看，过度投资以及与之相伴的产能过剩，造成资本利用率和投资效率下降。另一方面，从实施方式来看，过度投资往往与大规模刺激政策相联系，倾向于集中在垄断行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那些具有更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领域，以及具有创新潜力的新成长企业，产生投资的挤出效应。

　　目前我们做的是两步，一步是对存量做伤筋动骨式改革，从需求侧刺激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杠杆率和消除过剩产能，第二步是，从机制体制上采取足够大的措施，让新增量不要产生，否则这个问题会继续延续下去。在特定阶段，没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没有GDP的增长。

　　第四个是“创造性破坏”过程被阻碍。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加速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速的发展阶段上，一个提高效率的源泉就是“创造性破坏”。创造是创造新的企业，新的产业，新的经济增长源泉，而创造的这些东西既然新，就意味着是脱颖而出的，是异军突起的，对它来说是全要素生产率使它能够脱颖而出，因此创造是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破坏也是带来全要素生产率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破坏了这些生产率表现不好的企业，不好的产业，不好的投资领域。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恰恰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破坏”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而“创造”却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条件和政策环境。

　　当前一个困扰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含义就是指一些企业，已经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靠补贴生存，它们占用了大量的资源和生产要素，但是已经不能正常使用这些资源，因此这个生产率极低，有一些是负数。在这种情况下，“破坏”本身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创造性破坏”两者加起来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恰恰处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但是，现在有一些体制性的障碍，在妨碍着创造，新生的企业不能得到应有的支持。另外还有一些垄断性企业，由于就业的原因，由于要保GDP、保税收，不愿意让它们死亡和退出，妨碍了它们的破坏过程，也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挖掘全要素生产率潜力的关键，在于消除现存的妨碍创造性破坏机制作用的体制障碍，通过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竞争政策和发育生产要素市场。改革既要创造退出的制度环境，让那些没有竞争力的僵尸企业消亡，同时创造新生企业进入和创造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通过社会保障，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有更好的机会转岗进入新的岗位中去。目前在没有这种机制下，全要素生产率必然减慢。

　　总的来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减慢，主要不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因素和内在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因而只有靠改革才能遏止该趋势。

　　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和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全世界都面临着全要素生产率减慢的过程。联合会的数据显示，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1996-2006年的1%，下降到2007-2012年的0.5%，而截至2014年的最近三年则在零增长左右徘徊。中国恰好和这个数字重合，在这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减慢了，但是正像国际上的一些研究显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既有共同的原因，也有一些和国别相关的特殊原因，因此我们应该找到我们自己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有特色的因素去对症下药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现在有很多人讲供给侧，但是他们对供给侧的概念和我自己理解的不完全一样。蔡昉认为，新常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济增速的换挡期。北京大学姚洋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减速有很大原因是需求方造成的，是外部因素周期性的。

　　“我们发现，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于人口红利相关的因素，比如说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如果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么几乎在所有传统经济增长点中都会发生弱化。”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十二五”期间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和现实是一样的，主要还是经济增长减速来自于自身的发展阶段的变化，这并不见得是坏事。我们把它叫作供给侧的问题，是因为比较优势在丧失，增长源泉在改变，这个时候应该解决的是如何挖掘还存在的人口红利因素，比如说农民工还没有完全转移出来，这就是一个红利，因此需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此外资本报酬递减，投资率过高是由一些体制障碍造成的，因此需要金融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竞争政策的调整，着力于解决资本和其他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未来，唯一的经济增长源泉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很多方面，相当多的方面就是因为现行体制的阻碍，因此着眼于这些体制障碍的改革也是供给侧的改革。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和天津财经大学共同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2015”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