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1月10日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经济时报社主办的第七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发表闭幕演讲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和“四降一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的严峻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必须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吴敬琏认为，我国经济之所以下行，从需求侧来分析，就是“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的需求乏力，需求不足进而造成GDP增长速度下降。用这种分析方法得出的应对之策就是增加需求。有人建议增加消费需求，也有人建议增加出口需求，对此我们也作了一些政策调整，但是成效并不明显，最后增加需求的结果落在增加投资需求上。2009年以来一直用“三驾马车”分析方法来扩内需、保增长，比如2009年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措施以及10万亿元的贷款，就是增加投资，提升增长速度。

　　“从经济学理论讲，所谓‘三驾马车’是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脱胎而来的。实际上是误用了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的长期发展问题。从实践上看，随着投资收效递减和杠杆率不断推高，都使这种应对策略不能继续。”吴敬琏从数据上印证这一分析：2015年前三季度投资增长率均在10％以上，GDP增速却在逐季下滑。此外，资产负债表里的负债率积累得越来越多。一般的观点认为，到2015年中期，中国三个资产负债表，即居民、企业和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均已超过警戒线。负债率高导致经济运行某些环节上出现断裂。这个爆发点多了以后有传导效应和连锁反应，容易出现系统性危机。所以用增加投资的办法来应对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吴敬琏表示，对于长期的经济发展问题，应当从供给侧因素进行分析，寻找问题源头和提出应对方法。从供给侧来说，有三个因素，即投资、劳动、效率。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新增劳动力正在减少；多年以来由于加大投资已经带来一系列问题，不能继续；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往往归因于效率太低。由此，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要转轨，要找到新的动力，只能依靠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增加投资转向增加索洛余值，也就是要创新，要提高供给的效率（TFP）。

　　吴敬琏认为，当前的核心问题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这是供给侧改革的实质。这个问题最先是1995年在制定“九五”计划建议里提出来的。虽然之后有一些提法上的差异，但实质内容是一致的，比如“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以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为目标的供给侧结构改革；连同多年来提出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其核心和实质都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到效率驱动的转型。

　　为什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出20年，至今仍未实现？吴敬琏指出，2005年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就已经认识到，过去转方式成效不大的原因，是存在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相联系的“体制性障碍”。所以，能否实现转型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改革消除这些障碍，建立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这正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求。打破体制性障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败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决定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当前应当采取的方针，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按照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有关决定，在体制上除旧布新。

　　“下一步，我们应该加快推进这些改革：从简政放权到制定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和对政府授权的正面清单；金融改革要全面深化，现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进度很快，超出了原来的预期，但是包括股市监管在内的其他方面的改革如果没有加以支撑和跟进的话，只是在这两个金融价格的市场化方面单向出击，仍然存在金融市场不稳定的问题；财政体系亟须完善；国有经济和国企改革亟待展开；竞争政策的全面实施亟须提到日程上来，现在不只是国有企业有很多行政垄断权，有些私营企业也靠吃偏饭得到一些政策优惠，一个企业如果得到了政策优惠就等于打击了其他企业，就使得竞争无法开展，所以竞争政策必须全面实施；建设自贸区，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营造一个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教育体系改革、法治建设也要加快推进。”吴敬琏表示。

　　吴敬琏最后总结指出，中央已经提出了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项基本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要完成这些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必须依靠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作用，坚定而审慎地进行。只要我们上下一心，认真贯彻十八大和中央全会的重要决议，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是一定能够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