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后，我国经历了一个重要的经济转折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即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达最高点，自2011年后则呈现连续的负增长，彻底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力过剩的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1月10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经济时报社主办的第七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作主旨演讲时表示，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开始弱化，要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就必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而事实上，传统经济增长源泉的弱化和消失并不意味着新的经济增长源泉能够自然而然地产生。甚至一些新的、可持续的、支撑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在弱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全要素生产率。

　　有数据显示，2007年－2012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为每年9．5％，在世界上独占鳌头，自2012年起，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开始持续下降。蔡昉认为，劳动生产率主要由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资本劳动比三个因素支撑，而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在劳动生产率下降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蔡昉的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从1995年－2009年每年以3．9％下降到了2011年－2015年时期的3．1％，而再往前预测，也就是在“十三五”时期（2016年－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会下降到2．7％，仍保持下行的趋势。究其原因，蔡昉认为存在四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放慢。众所周知，全要素生产率由不同的因素构成，一方面是技术进步和创新，另一方面则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而在资源的重新配置中，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进行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来源。

　　而事实上，经过多年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降到较低水平。而向外转移的劳动力主要是新毕业人口，即农村的中学毕业学生或者辍学的学生，大体为16－1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而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已于2014年达到峰值，开始呈现负增长，导致外出农民工增长大幅减速。

　　要应对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需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人口城镇化。蔡昉认为，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中央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不仅安排了时间表和路线图，还提出了必须在2020年达到有45％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目标，这个推进将会非常有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若这个城镇化排除了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仅仅流于小城镇，将仍旧无法解决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问题。

　　第二个因素是人力资本增速和改善速度减慢。依我国国情来看，新增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明显高于存量劳动力。而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我国新成长劳动力数量逐年下降，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明显放慢。

　　因此，为了防止全要素生产率减慢，也为了防止人力资本本身对经济增长贡献下降，我们需要以更大的改革推进教育，扩大义务教育范围、提高教育质量、由改造劳动力增量转为改造劳动力存量。

　　蔡昉指出，第一必须把义务教育阶段扩大到更大的范围，不仅是小学、初中，往上要扩大到高中，往下要提前到学前教育阶段，只有这样才能明显提高人口的受教育年限。第二是推进教育体制改革，通过竞争提高我国的教学质量，改善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成生产率的转化效率。第三是从过去靠增量改善总体教育水平转为通过培训、终身学习改善劳动力的存量。

　　第三个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减弱的趋势是投资率过高和产能过剩。

　　根据有关数字，当前我国投资率过高，相当于世界前二十个最大经济体（除中国外）平均水平的两倍。长期存在的靠积累、靠投入资本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为应对金融危机实施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尚未充分消化的前期政策影响，以及近年来因劳动力短缺企业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率提高，是三个导致投资率过高的因素。

　　蔡昉认为，解决投资率过高的办法就是转方式、调结构，而这个调结构现在已经到了重要的关口，就是调存量结构。

　　此前，我国调结构的方式往往采用调节增量、不动存量，因为触动存量会减少GDP、税收，还会导致就业的压力。然而，当前的存量积累已经使全要素生产率开始减速，调存量也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因此势在必行。

　　最后一个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有减慢趋势的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受到阻碍。

　　蔡昉表示，要告别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调整过去的产业结构、赢得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是必须跨越的坎，而这个过程中同时会有创造和破坏。故而，“创造性破坏”中，创造与破坏缺一不可，否则不能实现调结构、转方式的目标。

　　然而事实上，一方面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另一方面我国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制度性障碍，既阻碍新成长企业的进入，也使一些没有效率的企业受到了制度性的保护，使其不需要退出甚至难以退出，造成了“僵尸企业”。

　　故此，在当前的改革措施中，妥善地处置好“僵尸企业”是改革最基本的要求。除此之外，创造好的制度条件和政策环境，让新成长企业在能够自由进入的同时，让那些生产率和竞争力都低下、不再有生存能力的企业能够退出、死亡，形成真正的创造性破坏机制。与此同时，社会政策要托底，产能和僵尸企业可以被破坏，劳动者则必须得到保护。

　　蔡昉强调，创造性破坏机制中，创造和破坏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最终创造部分要大于破坏的部分，在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持续提高的同时，实现我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