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六个问题，也是六个观点。

第一，能否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做出准确、通俗的判断，是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前提。

现在市场上对形势判断比较混乱。如果用我们这个年龄段人所熟悉的毛泽东主席在上世纪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节开头讲的，对农民运动形势的分析，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好得很”和“糟得很”；现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也是这样。为什么？

现在经济领域里的新名词、新概念太多，很多专家在论证、解释概念，但是市场一点不领情，加上近几个月来资产价格信号混乱，改革措施的出台市场又等不及，总感觉有的改革怎么还不出方案，引起市场上判断的混乱，导致投资风险偏好进一步下降。特别是一些有钱想投资的人在犹豫。投资者的犹豫直接影响了预期。不稳定的预期对稳定增长增加了负面影响。

我认为，在形势的判断上，我们的用语用词一定要讲究。所谓讲究，不是要推新的，不需要花哨，而是要朴实、准确，要符合哲学上讲的“质的规定性”。既然是对当下形势要作出准确的描述，这一描述就不应该包括过去模式的特征，也不应该包括对未来发展模式及其动能的刻画和前景瞭望。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取得子市场，引导和稳定预期。

第二，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美国危机后持久深刻的结构调整时期。

这是我在2011年向有关领导同志汇报时的判断。2011到2015年已经过了几年，因为改革滞后耽误了一些时间，我认为我2011年的判断没有变，不需要变，我们也不应该回避既简单又准确的“调整”两个字的判断。其实历史上毛泽东时期、邓小平、陈云时期都不曾回避用调整字眼。

讲调整，核心是讲什么？就是原来那套发展方式所支撑的制度、政策不行了，要调整了。这一点，在党中央国务院文件里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已讲了很多了。我们应该很准确的判断当前的形势，就是调整时期。那么进一步就要判断，既然是调整，就要向国民讲清楚，坦然承认调整意味着什么？调整，意味着经济增速要下来，意味着一些企业、地方政府平台要破产，实业的压力可能会加大，当然服务业、互联网新业态可能会弥补一点。但是从一般的经济学原理讲调整，就是速度要下来，企业破产要增加，失业要增加，经营实业压力会增加，这是一般的市场逻辑。

调整，意味着一些风险会出来。市场上130多万亿的M2， GDP就60多万亿，曾经这么多的货币供应，当速度下来时，风险自然会暴露。

同时我也认为，在讲问题的时候，同时应该很坦然的向国民讲清楚，即使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是很高的。当然所谓高，不是两位数的增长，而是即使是6.5%或者是6%的增长，在大国经济中也是绝对的高增长了。在大国经济体中间，我们跟美国、德国、日本、欧元区比， 6.5%、6%是绝对的高增长。我们不能跟津巴布韦、柬埔寨等小国比。那没有意义。

为什么能绝对高增长？

第一，中国的增长潜力还仍很大。第二，改革开放几十年积累了不少财富。政府应该同时向国民担承，有信心帮助大家在调整中克服困难。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即使砸锅卖铁，能不能在调整时期保证国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有基本的就业，系统性风险不爆发，只要守住就业和金融这两条底线，再把问题和困难彻底向市场和国民讲清楚，我想速度下来一些，大家是能够接受的。

如果把调整方向、任务和目标向市场讲清楚。怎么调？调到哪里去？结构怎么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怎么样？把这些问题都讲清楚，就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如果问题讲清楚了，同时大刀阔斧搞改革，配上及时的改革措施，我相信市场是聪明的，聪明的市场明白了短期的困难和长期的前景，预期肯定会比现在好，投资也会比现在多。

现在舆论是有的讲好，有的讲坏，一般的投资者看不懂，听不懂，就慌了。我认为这些政府都应该去讲得清清楚楚。

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出清太少，动作太小，对困难与问题又遮遮掩掩，不敢面对。而对金融系统的风险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困境恰恰又认识不够。20万亿债务判断到底准不准？其实市场人士非常清楚。我在上海搞调研，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告诉我，他们在对一些地方政府债务进行重组时，反映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过于乐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媒体、专家还在引导大家讨论下行是在6%、6.5%还是7%，这对微观企业并不重要。敏感的只是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或者投机者，他们需要炒作概念，他们非常关心宏观数据，比如说GDP有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变化，CPI、PPI零点几个点的变化，市场上专家马上可以长篇大论，炒作概念了。其实我们在座的复旦校友企业家，你仔细想一下，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变化跟你有关系吗？有多大的关系？有多大的短期或中期的关系？当然可能各行各业不一样。

往往是媒体、专家不停在讨论这些东西，恰恰使得企业和市场更加紧张，更不容易形成准确的市场预期。再加上有些改革措施不及时，部门间的信号不协调，耽误了不少时间，所以有些工作很被动。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很有力，很看好。如果我们自己的决策不争气，用时间换空间的策略最终可能会被耽误，工作越来越被动。

第三，调整有两种方式，两种可能性。

所谓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纯的被市场规则强行约束，被强制性调整，那就是经济周期出现明显变化，换一个词就是出现经济危机，缩减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典型的是81年前1929、1933的美国大危机。一种是适应市场的逻辑，加上适当的政府有限干预的主动调整。我认为人类经济史实际上是一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史，关键是看你怎么认识、怎么处理。当然，我这里讲的是政府有限的干预，有节制的干预，并不认同政府随意的大规模的干预。

然而，因为调整中经济社会会出现政府和市场双方都预料不到的事件，投资者往往在抽象理解调整必然性的同时，当某天看到周围大量的各种宏观微观数据下行或者恶化的时候，投资者信心会下降，投资调整就会过度，出现超调，进一步恶化增长预期。所以政府在调整中一定要把握好各种改革和调整政策、稳定增长之间的协调，要学会引导与加强市场的预期管理。

第四，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调整内容是什么？方向是什么？工作重点是什么？我们可以回顾，中国经济的不协调、不可持续产生于美国危机前，暴露在美国危机后。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最大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怎么调整？其实早已写到党和政府的文件中。就是改出口投资为主模式转为发展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模式。因此，短期内扩大投资和鼓励创新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一定要看到，讲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和任务时，是在讲总量、讲结构。讲创新、讲企业家精神，是在讲长期增长的动力。而调整首先直接讲的是总量经济，是讲总需求、总供给。消费占GDP比例的提高一定是中国结构调整最终完成的标志性成果，也一定是确保中国经济今后稳定增长的根本性调整。

最近消费贡献率的提高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出口与投资贡献率的下降而得到的相对提高，我们近期的舆论每天都在寻找增长的新动能，但对消费增长动能的寻找，对扩大消费所需紧迫采取的制度改革动能的寻找，强调的不够，花的精力不够，措施不有力，舆论也很弱，形不成一股力量。

尽管提高消费是个慢功夫，今天在复旦校园里讲，尽管对中国居民消费率高与低学术界还有不同的争论，但是客观地讲，最后中国调整的结果肯定是三驾马车中的居民消费比率要大幅度提高，否则发展方式不可能转过来。所以尽管是慢功夫，但是我们必须给予正名，给予首要地位的强调。多少年来，政府下发了这么多规划、文件，恰恰缺少如何加快居民消费的综合规划，不敢自己信自己提目标。这方面内容很多，包括：加快解决医疗、养老问题，加快土地改革中如何着力去提高农民的财产收入？如何解决城镇化战略中重点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收入分配问题？老百姓奢侈品、品牌消费品，在国内的消费问题？等等。

第五，尽快建立内部决策评估制度，把科学决策落到实处。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比成熟的市场化国家复杂得多，因为是不定型的渐变、转轨。我们还需比他们多考虑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平衡问题。事情很复杂。毛主席讲过领导方法，一是出点子，二是用干部。现在经济系统的执行力很差，多凭“文件主义”。我听说一个地市的金融办，一年下发和转发省里、中央各部门的文件多达1千份，金融办最多就几个人，一年下发文件1千份。一年的日子365天，可以想见，在干什么，还能干什么事。靠文件、靠口号、靠书本知识，已经根本指导不了中国复杂的改革开放实践。

但现在又不是讲领袖、讲英雄的时代。怎么办？靠制度建设。建议在内部建立决策的事前、事中、事后评估制度。目前最重要的评估，应对近几个月以来股市和汇市波动的反思。如果不允许反思和议论是非常危险的。短期如何防止经济由减速迅速滑向“失速”？

失速是个不容易定量的概念。我认为，相对于社会动荡而言，GDP跌到6%未必会失速，跌到6.5%未必不是失速。关键看政策制度的配套安排，看人们的预期。

对于失速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有充分的估计与准备，另一方面要充分估计到，叫了几年的调整已被耽误了不少时间，短期内能否马上找到特别有效的圆满的政策措施，不要估计过高，当然工作应该尽力。

现在的财政、货币政策是积极的。新的增长点在方向上、文件中应该说也找到了，任务也布置了，但是微观情况仍然相当不好。市场预期非常不稳定。怎么办？现象表现为金融，是资源配置有问题，但我认为本质上不是金融问题，本质上是实体经济中间的结构和改革问题。当前的资金量是松的，但是松不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是因为地方大量的债务压力和有些地方平台的旁氏骗局以及一些大国企的产能过剩吸走了大量资金。现在的问题是“八个瓶子七个盖”，盖来盖去缺少一个盖。怎么办，要打破一个瓶子。僵尸企业、资不抵债的企业该破的要破。新增长的动力靠的是企业家精神，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资源的没有动力，如地方平台和国企，有动力的没有资源，如中小企业和民企。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当前中国经济的命脉、关键是什么？就是要加快国企改革。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转型调整”和“市场出清”在经济学上几乎是同义词。

怎么办？改革的内容涉及很多，国务院也做了大量的布置。我在此就仅讲5点意见。

（1）对地方平台的不良资产要赶紧剥离，让地方政府轻装上阵，不要再拖累他们新的投资。那么就要打破隐形担保和刚性兑付，让矛盾暴露出来。不要再加重金融市场的扭曲行为。可以按照市价或者溢价打折剥离不良资产，让银行先承担一块损失，“出表”。然后，这块继续在市场上经营，最终损失原则可以先定下来，由中央、地方、银行共同背。中央可以先承诺担一块，剥离的事就可以赶紧办起来了。

（2）用时间换空间的压力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紧迫，我们要特别重视大量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收购兼并，这是大头，这是从总量上讲远远比抓创新、抓新业态重要，这是经济增长的大头。我们要打破常规，大刀阔斧。财政和银行应该尽快安排一批专项资金搞收购兼并，特别要支持民营企业对竞争类国企的收购兼并，加快传统行业、竞争性行业、企业的国退民进。要明确制度，防止秋后算账，说曾经的国有资产流失。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国企改革已经成为当前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命脉。金融是核心，但不是当前中国整个改革的关键。具体道理，时间有限不展开了。

（3）基于中国潜在增长和国力的情况，这几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第一步可以扩大到3%。加大有效精准化的投资力度，除目前的城市地下网管投资之外，应大力弥补增加有利于居民消费的公共服务的投资，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健康保健、旅游等等，国庆长假中国流动旅行人口7亿4千万人次，你想想多少在人坐火车、坐飞机、行、吃、玩。政府债务压力大，中国的老百姓消费欲望没减弱。另外，我们还应进一步深挖减税的潜力。

（4）认真反思今年股灾和汇市波动中的教训，以全球视角充分认识全球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对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一定要慎而又慎，做到不赶时间，不赶任务，实事求是，水到渠成。我们要利用好当前资本账户仍然部分管制的时机，在抓紧解决好大量僵尸企业和一些旁氏骗局的基础上，加快降息步伐。降的速度应该一步降到位，迅速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和全社会的负债率。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资本项下的部分管制，僵尸企业要出清。

（5）当前中国产能问题严重，但中国这么大，又是一个内部差异很大的大国，我们应该对不同地区实行区别对待的经济政策。不要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要在控制好重复建设的前提下，把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给沿海地区的土地政策、招商引资政策等优惠，允许在中西部继续实行，防止更多的低端制造业继续外流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这有助于稳定当前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当然前提是在尽可能控制重复建设的情况下。

谢谢大家。

（本文系作者在“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