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系列市场信号和宏观经济指标，造成较为悲观的经济增长率预期，如采购经理指数降至荣枯线以下、生产者价格走低、世界银行和大投资银行下调了2015年我国及世界经济增长率等。这些新情况仍然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预料之中。我国经济下行趋势总体上是供给方面因素，即潜在增长率下降所造成，意味着要从供给方入手解决结构性问题。同时也不排除某一时期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因素，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做出反应，给予必要的刺激。政策选择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平衡。由于这两个因素混在一起，经济学家强调的重点不尽一致，所以，政策平衡点像刀刃一样薄，做出判断和把握分寸的难度之大，任何政策选择都存在过犹不及的风险。需保持平常心，善于接受更低的经济增长率目标，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确实把握好分寸感，同时按照改革红利选取改革突破口，增强改革的穿透力。

      一、保持平常心：增长减速主因仍在供给方

      自2011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人口红利不再是减弱而是迅速消失，表现在劳动力短缺提高制造业成本，投资回报率大幅度下降，劳动力转移减速也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这些变化直接降低了潜在增长率。如表显示，第一，迄今为止，我们估计的GDP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比较吻合，实际增长率并没有降到潜在增长能力之下。第二，传统动力驱动的潜在增长率将继续下降，“十三五”时期平均为6.2%。第三，如果通过改革，加上新的增长驱动力，即可以使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6，劳动参与率增加1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并扩大职工培训的话，可以获得超过1个百分点GDP潜在增长率的改革红利（第三列）。

实际增长率与估计的潜在增长率（%）

      就业压力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减速而加大，是实际增长率仍然在潜在增长能力之上的最有力证明。我们可以从以下劳动力市场指标来观察。第一，不仅整体求人倍率仍然大于1，而且过去几个季度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也在1以上，说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也有所舒缓。第二，目前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调查失业率为5.1%，都不算高。我们的估算显示，我国城镇自然失业率大约为4.1%，意味着周期性失业率很低（5.1%-4.1%=1%）。如果考虑到目前的调查样本对农民工的代表性偏低，而农民工失业率很低的情况，我国周期性失业问题可以忽略不计。第三，农民工等非熟练劳动者工资继续较快上涨，也说明劳动力市场需求强劲。

      目前出现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的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高投资增长率降下来产生的需求减少的实际与预期因素，以及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造成的。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处在潜在增长能力之上，就业需求仍然旺盛，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所有这些现象都与日本以及欧洲通货紧缩的情况截然不同，因此，我们固然应该对通货紧缩有所警惕，但至少近期内不宜在这个方向采取过度政策措施。

      二、把握分寸感：需求方的可为与不可为

      判断我国增长速度是受外需缩减的冲击性影响，还是主要受制造业成本提高的结构性影响，应该观察“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即我国某类产品出口比重与世界贸易该比重的比值。根据计算，我国传统上具有比较优势，并在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11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这个指数，从2003年的4.4下降到了2013年的3.4，下降幅度为22.7%。这就是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下降快于世界同类产品贸易量的萎缩，经济增长减速主要不是外部需求冲击造成的，而是比较优势下降的结果。

      在需求方面并非不能有所作为，但把握好分寸感十分重要。我们说不要采取刺激投资需求的办法，是指不要在常规投资盘子之外，以刺激额外投资为目标，否则会造成巨大的风险。定向调控的“方向”要界定清楚，要与正常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分开考虑。在增长减速主要因供给方因素导致的情况下，实施刺激性政策只会加剧风险，却无助于“稳增长”的初衷。首先，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制造业比较优势下降的情况下，不会诱导出竞争性实体经济的投资需求，而由于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是派生的需求，在竞争性行业投资不能发动起来的情况下，基础设施也没有真实需求，也可能出现产能过剩。过多的流动性往往会向虚拟经济领域渗漏及至蜂拥而至，造成泡沫泛滥。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经历可以为我们提供十分具有针对性的教训。其次，已经积累起的过剩产能、银行坏账和政府债务风险，本来就是产生于传统发展方式，会因经济减速后出台刺激性政策而加剧，希望通过刺激经济增长解决这些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近期需求政策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是扩大消费需求。

      制约我国消费需求扩大的因素分别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低、过大的收入差距进一步降低了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以及社会保障覆盖面小和保障水平低造成消费的后顾之忧。采取一系列旨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绝对收入水平的一次性措施，可以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短期见效。第一，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调薪。2004年刘易斯转折点之后，该群体工资上涨速度慢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在近两年灰色收入得到遏止后，调薪将具有立竿见影的刺激消费效果。第二，大幅度提高城乡低保、新农保和城居保的覆盖面。实施一次严格的全面调查，确实实现应保尽保。第三，实施新时期城乡统筹扶贫攻坚计划，在2020年大幅度减少按新标准定义的绝对贫困现象。第四，降低失业保险等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大幅度提高覆盖率。把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覆盖范围，降低其就业风险，可以显著提高其市民化水平，刺激消费需求。

      三、增强穿透力：以制度红利为取向推动改革

      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实现增长动力转换的根本出路。有些改革效果将在长期持久地显现，也有一些领域的改革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提高潜在增长率。增强改革的穿透力，就是要找准改革红利明显的领域，坚定不移地推动。现存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因素，仍然阻碍着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和生产率的合理提高，因此，旨在消除这些体制性障碍的改革，可以从诸多方面挖掘潜力，提高近期和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根据测算，如果一系列重要领域的改革，包括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未来长期显示效果的教育体制改革和生育政策调整，以及具有长期可持续效果的竞争环境的构造等等，能够得以及时和实质性的推进，综合的改革红利可以表现为近2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提高。

      四、结论

      实现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的政策思路应该是三位一体的，通过推进改革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同时也是结构升级所要调整掉的部分（即所谓“创造性破坏”）。如果靠刺激政策加以保护，不仅调结构的目的要落空，还会积累金融和债务风险，稳增长的目的也难以到达。改革就是通过清除制度障碍，一方面延长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全要素生产率），获得改革红利，最终实现增长动力到全要素生产率的转换。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保持平常心，首先接受较低的增长速度，具体来说，经济增长率的目标和底线不是一次性确定的，而应该是动态的，即根据近期的潜在增长率来确定，如2015年预期增长目标定为7%左右，而底线还可以略微低一些。这是“稳中求进”中“稳”的含义，也是防风险的关键。实施与刺激需求相关的政策时，要把握好分寸，防止风险积累。从更积极的方面看，“稳中求进”中“进”的含义则是：增强改革的穿透力，获取改革红利，可以争取较好的增长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