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多次说到，中国的政策工具箱尚有足够的储备和后手。我们应该全面梳理一下这些潜在的工具，各自的性质，哪些可用，各自的效果，选择的时机，分别具有多大的成本和收益。

      彭博社说有六个工具可用。“中国有一系列刺激政策可供选择”：一，降息（年贷款利率高达4.85%，存款利率2%）；二，降存款准备金率（现为18.5%，世界最高，如降10个百分点可释放出13万亿银行资金用于放贷）；三，直接贷款（央行去年向国开行提供一万亿贷款定向支持棚户区以来一直没停，最近又在向国开行注资480亿美元，向进出口银行注资450亿美元；四，人民币贬值（但可能引起资金外流）；五，央行出手埋单；六，财政开支（如基建投资等）。中国还有3.6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

      彭博社提到的都是刺激性的，而且着眼于外需和投资需求刺激。一方面，我们应该认真分析这些政策工具，特别是成本收益；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关注供给方的政策工具。

      1. 外需的确提前、强化、放大了中国的结构性减速。本来是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下降，但是，严峻的外需形势强化了压力（外需不是原因，只是催化剂）。贸易陆续三年低于GDP增速。

      2. 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的互相转化。理论上说政策可以从两个方面发力，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标。例如，更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和更快增长的生产率，都可以通过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在消费者预算不变的条件下提高其购买能力，实现“萨伊定律”所谓的“供给创造需求”。另一方面，消费者收入增长可以放宽家庭的预算约束，使原来消费不起的产品数量成为可能，投资扩大导致的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也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增强企业的供给能力，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不过，对中国来说，实实在在的增长源泉来自于改革对生产要素供给、生产率、人力资本和创新动力的激发，因为需求因素向供给因素的转化是有约束条件的，因而是有限的。

      两个约束条件：首先，消费需求可以完全转化为供给能力的前提是封闭经济，即在不考虑进口产品竞争的情况下。其次，投资需求转化为供给能力的前提是不存在产能过剩。

      3. 需求刺激可解燃眉之急，有实实在在的抓手，但不是可持续增长动力。中国当前与日本的什么时候进行比较？

      50年代。从发展阶段看增长潜力有意义，但容易忽略中国未富先老特征，高估潜在增长率。

      60年代。低估股市和政府债务风险，容易积累系统性风险。

      90年代。人口转变阶段相似，面临问题相似。从此出发估算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发生的减速是一致的。从这个时期的比较，经验教训具有显著的针对性：扩大的货币和信用到不了实体经济，到不了基础设施建设，流向房地产、股票、海外资产，形成泡沫及至泡沫。放出去的流动性已经构成泡沫经济的基础，我们不要再推泡沫了。

      4. 挖掘政策工具箱中的供给方工具。

      把“改革红利”落在实处。估算表明，不同组合效果可在短期、中期、长期获得1-1.5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改革红利核心是提高潜在增长率。非典型通缩关键是，流通中的货币并不缺，但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所以要用非典型工具——从供给方解决通缩问题。

      以远虑解近忧（加快人的发展的最佳时机）。罗斯福新政核心是社保体系的建立，刺激效果实际上是靠战争。不是民粹主义，而是通过公共资源的均等化配置，构建长期可持续增长动力。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推进人的发展还可以扩大消费需求（迄今政策工具中谈到较少，似乎是缺乏抓手）。

      海克曼向萨默斯游说，呼吁政府确保贫困家庭3-4岁儿童的教育机会，指出这个政策建议并不是某种善良而含糊其辞的愿望，而是一项讲求实际的投资，能够以减少社会福利支出、降低犯罪率以及增加税收的形式带来实实在在的回报。

      两个方面的核心都在于资源重新配置，都要触动既得利益。所以改革需要政治勇气和智慧，需要借助“卡尔多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