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为预期要求

五中全会建议“各级各类规划要增加明确反映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指标，增加政府履行职责的约束性指标，把全会确定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条件下，经济增长动力要加快从依靠投入向依靠创新转换，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经济增长绩效中不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残差，因此是反映创新发展的最好指标。TFP来自两个部分，一是通过消除制度性障碍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反映体制创新的效果，二是通过科技进步促进技术应用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因此反映科技创新的效果。

我国以往经济增长的构成因素包括：（1）劳动力数量增加；（2）人力资本提高；（3）资本积累扩大；（4）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TFP的主要部分）；（5）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带来的TFP（过去占比较小）。已经发生并且在“十三五”将加剧的情况是，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贡献趋于负数（2017年经济活动人口峰值，此后负增长），人力资本贡献趋于下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成长劳动力负增长），资本回报率下降导致资本积累贡献降低，劳动力转移减慢（农业劳动力比重估算为19%；农村16-19岁人口即将进入负增长；外出农民工增长速度显著放缓），形成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逆库兹涅茨（Kuznets）”现象，由此获得的TFP也将减弱。就是说，越是进入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TFP的提高。此外，我们的测算表明，改革红利也主要体现在TFP提高上面。

上个世纪90年代围绕东亚模式进行的争论，启发新加坡把TFP每年提高2%作为国家目标，这与其如今成为最富竞争力和创新力的国家之一不无关系。虽然TFP作为考核评比的指标在技术上有一定困难，但将其提出来，让人们了解何为TFP，如何提高TFP，企业、政府、市场各自的职能，是有意义的。此外，建议在对“十三五”规划进行第三方评估时，可以对TFP做出测算和评价。

重视岗位创造与破坏现象，应对结构性失业

从2012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经济增长减速情形，实际增长率并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因而也没有形成增长缺口，因此劳动力市场状况正常，失业率保持稳定。这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是伴随潜在增长率下降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表现，主要不是周期性现象。按照潜在增长率的定义和奥肯定律（Okun’s Law），与增长潜能相符的增长速度，可以达到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因而不会产生周期性失业。

当前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就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过程。与此同时，创造性破坏效应也会在新岗位得到不断创造的同时，损失掉相当一部分传统就业岗位。经济史表明，岗位的消失与创造同时发生，是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必然结果，而对于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来说，更快更剧烈的产业结构变化，也就意味着这样一个岗位的创造性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就业岗位变化有三种情形，可以概括为三种重新配置类型，分别带来相应的挑战。第一，伴随着因生产率和竞争力差异产生的企业新老更替，工人也将经历一个重新配置即转岗的过程，即便这种转岗没有技能变化或产生技能提升的要求，从离开旧岗位到找到新岗位之间，往往需要一个时滞，则意味着转岗工人将遭遇摩擦性失业。第二，由于从旧岗位到新岗位的重新配置通常是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结果，往往对劳动者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由于掌握这些新技能需要培训和学习的时间，或长或短，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禀赋以及其他人口特征而异，因此，在技能培养期间，劳动者可能处于结构性失业状态。第三，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导致旧岗位消失的同时，伴随着与相关岗位对应技能的需求减少，乃至相关技能最终被废弃。经济史上此类现象不胜枚举，而新技术革命加速发生的今天，这种现象愈益变得更为普遍。

对此的政策建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没有创造性破坏就没有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但是，对劳动者转岗的社会政策托底必须加强。劳动这个特殊的生产要素是以人为载体的，产业、产能、企业甚至岗位，固然需要创造性破坏以实现升级优化，对劳动者却不能简单地丢给市场竞争，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目前农民工占城镇就业比重超过1/3，但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脆弱地位，极少被纳入城镇低保，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很低，失业保险覆盖率更是只有9.8%。过去农民工以农业作为蓄水池，今后不再可行。而且，农民工返乡带来的逆库兹涅茨化现象，会阻碍生产率的提高，伤害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在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的同时，建议通过降低缴费率大幅度提高失业保险等对农民工的覆盖率。

其次，通过教育和培训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化解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无论从受教育年限还是从技能来看，中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尚不适应产业结构急剧变革的需要，因此，人力资本积累不应仅仅作为一个长期愿景，更应该是当务之急。目前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尚不足以支撑他们转向这些新岗位，要将其纳入转岗扶持和相应的培训体系。

第三，适应就业岗位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劳动就业统计既要反映新岗位的创造，也应该反映旧岗位的破坏。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5）公布的数据，201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1322万人。但是，这一年全国城乡新增经济活动人口仅仅为380万人。很显然，这个新增就业不是净增数，即仅仅统计了岗位的进入，没有统计岗位的退出。另一方面，媒体和一些专家在强调就业压力时，往往依据一些产能过剩或资源枯竭型产业，以及低效企业的岗位破坏，却没有对等地揭示新兴产业和新成长企业的岗位创造。类似的还有如新成长企业与退出企业的统计和对照观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