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现在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这个挑战概括地说，就是中央讲的 “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

　　“三期叠加”中的第一个期是经济增长换挡期，也就是经济增长减速。第二个期是结构调整阵痛期。优化经济结构的过程不会轻松，需要付出成本，会产生阵痛。第三个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前面两期出现后，政府就加强刺激政策，它造成的结果是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负债率太高，杠杆率越来越高。杠杆率升高，会发生系统性危机。“四降一升”是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加上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

　　应对挑战关键依靠创新和效率提高

　　面对这些挑战，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经济学界，对于这些挑战发生的原因和应对方法出现了分歧。主要有两种分析方法和两种不同的结论。

　　第一种分析方法从“需求侧因素”分析。他们认为，为什么发生增速下降？是因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没有力量了，拉不动了，即需求不足造成了GDP增长速度下降。用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要拉动经济增长就要增加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出口需求。虽然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但是成效并不明显。最后就是继续沿用增加投资需求的办法。从2009年开始一直采用这个办法“扩需求、保增长”，比如，2009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措施，近10万亿的贷款。从2009年，经济学界就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不同意见。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说，所谓“三驾马车”是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脱胎而来。而用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框架去研究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这显然是一个误用。这个办法实行这么多年以后，到现在出现两个问题：第一，投资效果递减。2009年的时候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一下去，经济马上反弹，增长几个百分点，但是越到后来效果越差。2014年效果就非常短暂，只起了一个季度的作用，2015年完全没有作用。第二，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负债率积累得越来越多。到去年中期，中国的三个资产负债表，居民、企业和各级政府的杠杆率，即负债对GDP的比例远远超了警戒线。一般认为这个比例在百分之二百以上就是警戒线，到了去年中期，低的估计是百分之二百五十，高的估计是百分之三百。其中负债率第一位的是企业，当他们的杠杆率高了以后，导致经济运行某些环节上出现断裂，引发“跑路”现象。一旦这个爆发点多了以后，它有传导效应和连锁反应，就容易出现系统性危机。所以，看来用刺激需求的办法来应对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不现实的。

　　第二种分析方法是从“供给侧因素”分析。对于长期经济发展，应该去分析供给侧的因素出了什么问题。所谓供给侧的因素，就是决定GDP总量和GDP的增长因素是什么。从供给侧来说，主要有三个因素：投资、劳动、效率。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新增劳动力正在减少，而且减少速度相当快。这么多年用投资拉动增长，已经造成这么大的问题。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归因于效率太低。“以前，我们不需要很多的自主创新，只要购买外国设备和技术，生产技术水平就会很快提高。但是，随着一般的生产技术水平跟外国很接近了，要用简单的购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来提高一般的技术水平的路子已经走不通了，必须自主创新。从供给侧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要应对挑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要转轨，要找到新的动力，只有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优化结构，促进创新，从原来靠投资转向靠效率提高，或者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吴敬琏说。

　　这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要从根本上应对面临的挑战，就是要靠创新、靠效率提高或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体制性障碍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实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这是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建议里面提出来的。虽然之后有一些提法上的差异，但实质内容是一致的，比如，“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以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为目标的供给侧结构改革。还有多年前提出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它们的实质性内容是一致的，都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到效率驱动的转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出20年，为什么至今没有实现？问题在哪里？”吴敬琏认为，问题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这种体制性障碍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把GDP增长看成是政绩的主要指标。第二方面，各级政府拥有太多的资源配置权力。这两方面加在一块儿就构成了各级政府都要运用它手里资源配置的权力去营造GDP的高速增长。现在面临的还是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打破这种体制性障碍。

　　吴敬琏表示，这个旧体制的核心问题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已经做出决定，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逐渐改造这个旧体制。所以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按照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定，落实各项改革措施。

　　关键在于切实推进改革

　　把这一切总结起来，我们应该采取的方针就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尽快按照十八大以来中央的决定，在体制上消除体制性障碍，建立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系，也就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下一步，我们应该加快推进这些改革：从简政放权到制定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和对政府授权的正面清单；金融改革要全面深化，现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进度很快，超出了原来的预期，但是包括股市监管在内的其他方面的改革如果没有加以支撑和跟进的话，只是在这两个金融价格的市场化方面单向出击，仍然存在金融市场不稳定的问题；财政体系亟须完善；国有经济和国企改革亟待展开；竞争政策的全面实施亟须提到日程上来，现在不只是国有企业有很多行政垄断权，有些私营企业也靠吃偏饭得到一些政策优惠，一个企业如果得到了政策优惠就等于打击了其他企业，就使得竞争无法开展，所以竞争政策必须全面实施；建设自贸区，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营造一个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教育体系改革、法治建设也要加快推进。法治建设也非常重要。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说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什么叫有序？有序就是法治化，最主要的“序”就是法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些问题都是长期积累的，现在时间拖的太久，在短时间内要将结构扭曲扭过来，有相当大的难度。而且原来的结构与他对应的是一套利益结构，要改变原来的结构变成一个新的有效的结构，就连带着利益结构调整的问题，这个利益结构的调整也是非常艰巨、复杂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还会碰到一个问题，中央提出调结构，老办法又来了，依然用行政办法调结构，怎么办呢？一个是要靠市场、靠竞争，通过竞争发挥奖优罚劣、优胜劣汰的作用去实现结构优化。当然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很多问题，譬如说去产能，职工怎么办？十八届三中全会说了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比如，首先有一条是中央提出来社会政策要托底，这个托底的任务就在政府身上了。所谓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是说要像老的办法那样政府到处用行政命令解决问题，而是政府要发挥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政府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