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实现了年平均9.8%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在世界上一枝独秀。与此同时，人均GDP和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幅度也堪称奇迹。在1978-2013年期间的35年（按照20世纪80年代初的平均预期寿命算，相当于一个人的半生时间），人均GDP实际增长了17倍多，超过历史上任何国家增长最快时期一代人经历过的生活水平改善幅度。例如，在发达国家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平均来说，一个人终其一生实现的生活水平改善程度，英国只有56%，美国为大约一倍，日本也仅仅为10倍。难怪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感慨到：300年之后的历史学家，一定不会忘记大书特书这一史无前例的中国奇迹。

       国内外学者在探讨中国奇迹之谜时，曾经举出这样那样的因素，如市场取向的改革、有所作为的政府、收获人口红利、拥抱经济全球化，等等。这些因素无疑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奇迹，放入经济增长定量模型中分别具有一定的显著性。不过，列举种种解释变量的办法不仅过于学究气，往往也失之于碎片化。用更为概括的方式来说，中国经济奇迹来自于改革开放创造出的一个包容式的发展。诚然，目前收入分配不均等现象还很严重，城乡居民之间在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甚至按照每天收入1.25美元的国际标准，还存在着2亿左右的贫困人口，所以，还不能说做到社会全体成员均等地从经济增长获益。然而总体而言，迄今为止我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成功，的确是包容性发展的结果。

      人口众多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人力资源丰富也是中国最大的优势。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开始，就是着眼于解放劳动力，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分别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和资源配置效率。从“以粮为纲”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从“离土不离乡”到进城务工经商，及至从民工潮到民工荒，正是以这种人力资源全面参与改革开放的模式，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奇迹速度。根据作者及其同事的定量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29%提高到2013年的78%，务农劳动力比重则相应从71%下降到22%。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伴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35年来高速经济增长的84%可以归结于这种参与或包容水平的提高，包括劳动力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资源重新配置、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的高储蓄率，以及劳动力丰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等等。

      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显著提高，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入中高速的新常态，如何通过改革获得有利于经济增长持续稳定的新红利，成为从经济学家到老百姓热议的话题。对于深刻认识和主动适应新常态来说，包容性发展的“中国故事”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例如，在选择改革的重点突破领域时，只有围绕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回应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期待，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才能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因此，更加充分的就业、更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以及更具分享性的收入增长，既是人民群众最为期待的发展目标，也是有利于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点改革任务。

      人力资源仍将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最大优势。对潜在的改革红利进行分析可见，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生产率和均衡人口发展，既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稳定增长效果，也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长期可持续，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发展的包容性，在相关的领域推进改革可以获得显著的制度红利。这方面的改革涉及诸多领域，如旨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教育和培训体制改革，渐进提高退休年龄的改革，以及生育政策逐步调整等。作者的具体估算表明，上述改革如能及时以适当的节奏加以推进，在2030年之前可以把GDP的年均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在2030年之后则可以把年均增长速度提高1.7个百分点。

      仅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目前有1.7亿农民工已经稳定地在城镇就业和居住，还有约1亿农民工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就业，一旦获得城镇户口和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总体而言，他们就不再因经济波动而周期性返乡，也不再因家庭原因而永久性退出城镇劳动力市场，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供给将更加充分。这种更具包容性的新型城镇化将继续吸引农村劳动力的增量转移，保持资源配置效率不断得到提高，为经济增长增添新的动力。而充分且稳定的就业、不断提高的收入和均等享受的社会保障，将进一步释放包括新市民在内的全体居民的消费潜力，可以使宏观经济的需求结构更加平衡，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总之，坚持把包容性贯穿在改革和发展中，可以让中国经济奇迹得以延续，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