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民币汇率体制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是，相对于在更高经济增长阶段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而言，人民币汇率体制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增加汇率弹性，保持有效汇率的基本稳定，努力使汇率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相辅相成。为推动人民币汇率体制，一系列相关领域的微观改革和宏观审慎管理工作都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已取得长足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总的看，人民币汇率体制在朝着市场化方向不断迈出了新的步伐，迄今已大体上形成了“市场调节为主、政策调节为辅”的局面。今后，人民币汇率体制还需要继续朝着市场化方向深入改革和完善。

       改革开放以前，在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外汇交易处于政府的直接控制和管制之下，谈不上任何有意义的外汇市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鼓励出口的各项政策措施的陆续出台，外汇交易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双轨制”。企业出口外汇收入按规定可“留成”部分并在指定的外汇调剂市场去出售。企业外汇需求超过计划指标的部分按有关规定也可到外汇调节市场中去购买。外汇调剂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显著地不同于计划轨道上的官方价格。双重或多重汇率是那时常见的情形。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人民币对美元出现过数次贬值调整，但中国对外贸易收支状况未见根本性的和可持续的好转。人民币对外贬值与国内通货膨胀爬升交替出现，相互推动，客观上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局面。

       九十年代初，经济政策思路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逐渐得到确立。1993年11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并发布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于1993年12月底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确定从1994年初进行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并提出了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

       这场改革也被称为是“汇率并轨”，即此前的双重汇率或多重汇率被合并到单一的汇率，不再有官方结算汇率与市场调剂汇率的差别。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得益于组建全国统一、规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并使这个市场上形成的人民币汇率能基本反映中国经济和对外经济交往中的外汇供求关系，人民币汇率保持在相对合理和有一定可调性的水平上。

       1994年4月银行间外汇市场在上海成立，其具体组织者和运行者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银行间外汇市场主要为外汇指定银行平补结售汇头寸余缺及其清算提供服务，外汇管理部门对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实行上下限额管理，对于超过或不足限额的部分，银行可通过银行间市场售出或补充。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会员制管理，成立初期只有外汇银行指定才能获得会员资格进行交易，准入门槛较高。

       同时，取消了外汇留成制。企业外汇收支按规定都通过与指定外汇银行的买卖而最终进入统一的外汇市场。这也意味着对企业的外汇收支不再施加特别的限制措施，即满足了经常账户下人民币可兑换的基本需要。1996年末，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实现人民币在经常账户下的兑换自由。

       于此通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控制国内通货膨胀，迅速遏制了国内通货膨胀预期和人民币继续贬值预期，并促使中国对外贸易收支出现了实质性的改善。从1994年开始，中国对外货币贸易和经常账户连年顺差，顺差额也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1994年初达到1:8.7的端点，之后转向人民币对美元的小幅渐进升值。1996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达到1:8.3。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倾向在东亚金融期间（1997-1998年）停顿下来，并在随后数年时间中一直维持在1：8.27的水平上。

       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出现这些情形，很大程度上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中的“管理”有关。具体说，在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上，中央银行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它可以随时随地依据外汇交易行情来参与外汇买卖，从而影响汇率。在外汇供给持续性地大于外汇需求的形势中，中央银行买进所有超出常规外汇需求的外汇供给，从而使汇率水平保持不变；在另一些时候，当外汇需求大于外汇供给时，中央银行可通过出售自己所持有的外汇储备，促使外汇市场上的供求达到平衡，从而也促使汇率水平保持不变。换言之，针对外汇上任何可能引起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变动的供求变动，中央银行随时随地进行外汇储备的操作，促使供求平衡，达到了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保持基本不变的目的。

       这套做法，事实上也是“盯住美元”甚至“钉住美元”的汇率目标制，与人们通常理解的“浮动汇率制”有显著差别。如何减少“有管理的浮动制”中的“管理”成分便成了新一轮汇率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尤其在中国于2001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高速增长势头。中国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顺差规模比此前有了大幅度增加。国内外都出现了人民币升值的呼声。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进行新的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提出了人民币汇率体制的目标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新体制目标的字面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改变过去那种仅仅高度关注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情形，将汇率政策目标扩大到其他对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也有重要意义的多种国际货币。这也可以理解为是人民币汇率与美元的“脱钩”。

       二是减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中的“管理”成分。既然人民币汇率在或大或小程度上与美元“脱钩”，那么这也意味着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在外汇上将有较多的波动性。而在波动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央银行对外汇供求的“平衡式”干预程度就会相应减少，自然也就减少了新汇率体制中的“管理”成分。

       伴随新的汇率体制改革，在外汇市场建设和发展方面也陆续进行了新的政策调整。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取消“强制结汇制”。1994年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后，我国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和银行售汇制，即“强制结售汇制”。该制度要求，除政府规定的可保留的外汇账户外，企业和个人手中的外汇都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而外汇指定银行则必须把高于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头寸额度之外的外汇在银行间市场卖出。在这一制度安排中，中央银行是银行间外汇市场上最大的“接盘者”，并在外汇供给持续性地超过外汇需求的背景下形成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这条政策措施的初衷是防止出现新的外汇短缺，为中央银行增加和持续积累外汇储备提供市场支持。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和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度增加的背景下，外汇短缺不再是一个突出问题。相反，中央银行所持有的其规模日益庞大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地显露出一些问题。强制结售汇制度不利于改革外汇储备规模越来越大的局面。

       为此，外汇管理制度和政策陆续进行了一些调整。在企业用汇方面，逐步取消经常账户下外汇交易账户开户事前审批，提高了经常账户下外汇交易账户限额。到2006年4月，境内机构经常账户外汇账户保留外汇的限额已调高至按上年度经常账户外汇收入的80%与经常账户外汇支出的50%之和确定。个人用汇方面，2007年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印发《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对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年度总额分别扩大至每人每年等值5万美元。2007年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境内机构自行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通知》，取消经常账户外汇限额管理，允许境内机构根据自身经营需要，自行保留经常账户外汇收入。至此，可以说自1994年开始的“强制结售汇制”被“意愿结售汇制”所取代了。

       外汇市场建设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交易主体逐渐扩大、交易机制日趋完善、交易品种不断丰富。交易主体方面，2005年8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外汇市场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扩大即期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允许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向交易中心申请会员资格，进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交易。交易主体的扩大，有利于外汇市场基础建设，增强市场的流动性，最终促进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形成。

       交易机制方面，2005年11月24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指引<暂行>》（以下简称《指引<暂行>》），决定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根据《指引<暂行>》，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是指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准，在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人民币与外币交易时，承担向市场会员持续提供买卖价格义务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会员。银行间市场引入人民币做市商，意味着外汇将从中央银行逐步分流到做市商那里，中央银行将从这个最重要的市场上逐步“隐退”，将控制权拱手让与市场。这有利于活跃外汇市场交易，提高外汇市场流动性，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指引<暂行>》公布后，8家中资银行和5家外资银行首批获得人民币做市商资格。

       同时，外汇管理局还公布《关于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即期询价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第一个交易日起，在银行间市场推出即期询价交易方式。银行间市场交易主体可在原有集中授信、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基础上，自主选择双边授信、双边清算的询价交易方式。这举措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外汇市场建设，降低外汇交易清算风险，为外汇市场主体提供多种可选择的交易模式。

为完善外汇市场做市商制度，促进外汇供求结构多元化，外汇管理局于2011年初开始实施《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指引》，更新了此前发布的“指引（暂行）”。新《指引》主要有以下三点改革：1、明确将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分为即期做市商、远期掉期做市商和综合做市商。2、推出银行间外汇市场尝试做市业务，降低了非做市商开展做市竞争的准入门槛。3、完善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做市评估指标体系，加强审查和监管。新《指引》颁布后一年多时间内，按照自愿、择优的原则，外汇管理局分别核准了26家人民币即期做市商和18家人民币远期掉期做市商，并各有7家和12家商业银行取得即期尝试做市资格和远期掉期尝试做市资格。做市商数量的增加，无疑将增加市场竞争力度，提高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和交易效率。

       交易品种方面，2005年8月初中国人民银行扩大外汇指定银行对客户远期结售汇业务，允许获准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6个月以上的银行对客户办理不涉及利率互换的人民币与外币间的掉期业务。同月，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远期外汇交易，同时规定远期外汇市场会员自获得远期交易备案资格起6个月后可按相关管理规定在银行间市场开展即期与远期、远期与远期相结合的人民币对外币掉期交易。2007年8月，外汇管理局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港币、英镑五个货币对的货币掉期交易（指在约定期限内交换约定数量人民币与外币本金，同时定期交换两种货币利息的交易协议）。2011年3月日，外汇管理局将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业务推广到外汇指定银行对客户的交易中。2011年4月推出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普通欧式期权），银行按照实需原则对客户办理期权业务，银行在向外汇局备案取得期权交易资格后可以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期权交易；货币经纪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在依法取得期权经纪服务资格后可以开展期权经纪服务。

       目前，我国外汇市场上的衍生品交易有人民币远期外汇交易、人民币对外币的掉期交易、人民币对外币的货币掉期和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交易币种主要以人民币兑美元产品为主，期限主要为短期交易。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改革和调整还没有完全到位。2008年末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币汇率很大程度上重新“回归”紧密盯住美元的局面，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波动性降低，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平衡式”干预程度升高。表现在经济数据上，外汇储备总规模继续不断扩大。同时，中国对外贸易继续出现显著规模的持续性顺差。所有这些都说明，人民币汇率体制还有进一步改革和调整的空间。

       二、推进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我国经济已经历了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活动呈现出了日益多样化的新趋势。但是，经济结构中的不合理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产品出口依赖程度偏高，国内需求多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各个地区之间发展进程不完全协调，就业构成中服务业比重相对偏低。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与人民币汇率体制的不完善都有关系。推进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有助于我国经济在新的增长阶段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效率，减少对外部市场和投资驱动的过度依赖。同时，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客观上也可促进国内层面利率市场化进程，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提升金融市场的活力，并使之进一步为国内实体经济服务。

和完善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外汇市场按照公平和效率原则的发展，确立市场汇率的合理形成和基本稳定，帮助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促使中央银行国内货币政策操作获得更多的自主性、灵活性和有效性。

        （一）汇率体制改革有利于外汇市场的公平和效率

        汇率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是让外汇市场交易规则和汇率形成过程全面真实地反映外汇市场各个参与者的需求与供给行为，减少对合理经济行为的各种不必要的歧视待遇，促使汇率形成及时准确地对外汇市场境况及其变动做出必要的反应。换言之，汇率体制改革就是促使汇率市场化方向的改革。

        汇率市场化改革是外汇市场深入发展的重要条件。首先，市场化的汇率能够真实有效地反映一国经济发展的波动和市场资金的供求变化。这种信息反应的有效性对于外汇市场的交易者来说至关重要。更进一步，外汇市场对于经济的调节作用是通过影响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来实现的，如果汇率制度不能保证汇率水平及供求资金的变化是真实有效的，那外汇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就无从谈起。

        其次，汇率市场化改革要求逐步扩大汇率浮动空间，从而形成不同市场参与者对汇率运动方向和程度的不同预期。这种预期的不一致性保证了处于不同交易地位、拥有不同价格预期的交易者都能找到对手实现交易，从而扩大了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如果某种汇率水平被认为地锁定，一定时期内便可能出现预期的高度同质化，一些市场参与者的合理利益和倾向便难以在市场上得到充分有效的反映。市场交易的活力和效率便会出现或大或小程度上的损失。

        最后，汇率体制改革也能够促进外汇市场兼顾当期形势和未来形势。过去，外汇市场相对简单，主要是本币与主要外币之间的现货交易。汇率在这个现汇市场上形成。实际上，随着一国对外经济交流的扩大和纵深发展，不仅可参与交易的外币币种在增多，而且出现了参与者对远期交易的需求。这样，汇率形成不仅涉及现汇，也涉及期汇（远期外汇）。汇率体制就必然成为现汇汇率与期汇汇率的交结点，并让两者共同发挥作用并相互影响。

       （二）确立市场汇率的合理发现和合理调整

       外汇市场与其他市场一样，公平和效率原则的要求都会最终体现在市场价格（汇率）的合理发现和合理调整上。汇率体制涉及到外汇市场的零售环节和批发环节，即面向广大个人和企业的外汇交易和面向金融机构的外汇交易；同时，汇率体制还涉及本币市场与外汇市场的相互联结，体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互动、国内金融机构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互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汇率的合理发现首先要求外汇市场上各个参与者的充分参与；外汇需求者与外汇供给者之间进行“无障碍”的交流；具有不同需求和预期的交易者之间进行信息沟通；来自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的外汇交易信息集中高效地反映在统一的平台上，保证信息扩散畅通和准确。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市场汇率才能充分地反映市场均衡及其变动的要求。

       换言之，汇率体制是一个多层次的复合概念，是外汇市场及其所有相关层面各个主体交易行为的综合反映。这是一个需要按照市场基本法则的价格形成或价格决定过程。这个过程的有效性在于参与者主体个体行为的合理性和相互关系的有序性。改革汇率体制的目的就是确保这些个体行为合理性的展现以及相互关系的有序性，从而促使外汇价格（汇率）反映经济基本层面的倾向。

（三）促进实现汇率基本稳定的目标的

       汇率体制的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即促进汇率基本稳定的目标。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实行浮动汇率制，但是，浮动汇率制的政策目标并不在于让汇率犹如自由落体那样地贬值，也不是水中漂浮物那样永远随海浪大起大落。按照市场原则改革和完善汇率体制，除了要为市场汇率的形成提供有效的和合理的均衡参照物之外，还包含促进汇率基本稳定之目的。

       汇率基本稳定不是指本币与某种特定外币之间汇价的不变。就人民币而言，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不是指人民币与美元汇价的不变。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指人民币与所有主要外币之间汇价的基本稳定，即按有效汇率指数来衡量的人民币汇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基本不变的趋势。

       按有效汇率指数来衡量一种货币的变动趋势，主要理由在于，现代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仅与另一个国家发生贸易和经济往来关系。每个国家都同时与多个国外经济体进行贸易和经济往来。仅仅将本国货币挂钩于某一特定国外货币显然是片面的、局部性的。

       人民币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中挂钩于美元，这主要是因为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在那段时间中具有“额外的”的宏观经济意义，并不是因为中国在世界上仅仅与美国一国进行贸易。当时，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额外”宏观经济意义主要表现在，在国内通货膨胀高升和金融体系不稳定的严重挑战下，确保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稳定成为了政府维护市场信心的一个特别手段，促使公众看到明确的信号，并以此来检验政府维护货币市场秩序决心和能力的一个参照物。

       2008年许多发达经济体爆发了严重金融危机。在当时及随后的时间中，这些经济体继续实行浮动汇率制，没有采取特别措施来限制外汇交易，外汇市场继续发挥决定汇率走势的基本作用。在过程中，有关货币之间的汇率时有波动时有平静，汇率走势总体相对稳定。这些事例表明，汇率稳定在一个市场导向的环境中是一个可实现的事物，并不必然要求无所不在的政府干预和调节。

        （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机构成长

        汇率体制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市场主体的风险意识和避险能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国内金融机构的成长和壮大。

        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外汇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意味着逐步减少对于汇率水平的行政干预，让汇率水平真正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在这个背景下，人民币对于某种货币汇率的短期波动性会增加，而这要求市场参与者提高外汇风险意识和判断汇率走势的水平，合理利用各种工具规避风险。

        避险能力不是书本上可以学到的，还要从实践中学习，特别要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实行钉住或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得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企业长期缺乏避险意识，避险能力不足。汇率的市场化改革给予了企业一个提高避险能力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可以预见，随着汇率制度改革的推进，我国企业规避外汇风险的意识和能力会有很大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也会随之提高。

        汇率体制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同为金融体制改革的两个重要内容，二者相互促进。一方面，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汇率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汇率体制改革有利于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

        利率和汇率同为金融资产的价格，利率是本币资金的价格，汇率是以本币表示的外币价格，二者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理论上都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其中，汇率主要通过物价水平的变化影响利率，例如本币贬值会引起国内物价水平上升，导致实际利率下降，从而引起借贷资本供求失衡，产生名义利率上升的压力。此外，汇率变动对利率的传导机制也受预期因素的影响。

        汇率对利率的传导机制能否发挥作用，其前提条件之一是汇率的变化具有灵活性及外汇市场的充分开放。在维持固定汇率的前提下，汇率对利率的传导机制被切断。而且，中央银行被动的在外汇市场上买卖外汇，引起外汇储备迅速变化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超额储备金的变化，进而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此时的利率水平是人为决定的，而不是市场中所需要的货币供求的真实反映。只有让汇率充分浮动，利率决定才有市场化的可能。

        汇率体制改革和金融机构的改革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中央银行维持特定汇率水平的操作主要是在银行间上市场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买卖外汇实现的。如果我国的汇率制度更加灵活，汇率浮动空间进一步扩大，这将会减少银行体系的压力，促使金融机构更加以市场为导向。一方面，汇率市场化改革会促使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断调整自身的外汇资产和负债结构，优化投资组合，提高经营能力。另一方面，市场化的经营理念将引导金融机构从客户的利益出发，开发和完善外汇业务，为进出口企业和外汇资产投资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五）汇率体制改革有助于中央银行“瘦身”，发挥其国内货币政策运作和金融体系稳定维护的基本作用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运作的基本目标是维护物价稳定。汇率体制改革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提高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理论上，如果一国中央银行负有维持一定汇率目标的义务，那么，它必须随时通过干预外汇市场使实际汇率水平不偏离这个目标，而持续性的外汇市场干预本身就构成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运用的一个部分，并且可能因此成为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运作的基本目标相冲突的一个部分。就我国而言，这种关系在进入21世纪以后的很长时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多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出现大幅顺差并逐年扩大，为保持人民币不升值，中央银行必须购买外汇、出售本币，结果增加了国内基础货币供给，而这与中央银行控制国内货币供给或其增长速度的政策目标相矛盾。同时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带来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为稳定物价应该提高利率，但是利率的提高会加大升值压力，中央银行在利率政策决策上受到了来自汇率目标和汇率体制上的牵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不利影响。

        为防止流动性过剩，货币当局需要进行回收基础货币的“对冲操作”，这种对冲操作可通货出售货币当局所持有的政府债券或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等形式来进行。从近年来我国实践来看，对冲操作实际上成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运作的一个常规性行为。大规模的对冲操作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被动地适应着外汇市场行情变动。

        人民币汇率体制朝着市场化方向有利于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有利于中央银行的“瘦身”，使其更加专注于国内货币市场的稳定，并减少对使用货币政策工具上的外部牵制，从而使货币政策决策更加灵活和有效。

        汇率体制的改革也给金融监管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汇率体制改革要求减少对汇率水平的直接入市干预，但是不放松监管，而是转变管理的方式和理念。

        对我国而言，推进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还有利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从金融安全的角度来看，汇率弹性提高意味着国内金融体系具有对外汇市场波动具有较大的适应性，从而有利于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化意味着国际资金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行于国内各市场。在这一背景下，如果继续实行固定汇率制，或者人为地设定极小的汇率变动区间，一定时候变会出现投机性资金大规模流动的可能性。大规模投机性资金的跨境流动在一定时候可能带来对国内金融体系的强烈冲击效应。尤其在外汇衍生品市场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衍生品交易的高杠杆率和低交易成本还可能会放大冲击效应。

        汇率体制改革通过推进本账户开放，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便利条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当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达到一定的数量就会产生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从而产生了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下可自由兑换的需求。早期阶段的人民币国际化不必然带来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的要求，但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后续阶段中，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与否或者开放程度的高低就会上升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三、促进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配套对策

       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必然伴随对外金融开放的扩大，人民币对各种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出现日常性的波动，有的时候这种波动的幅度还可能出现短暂的大幅度增大。而且，各种意外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汇率的剧烈波动会给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当局都带来挑战，应对和把握不当的话还会引起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的震荡。因此，必须在多个方面推进微观市场机制的建设，增强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应对风险的能力，加强金融监管，提高中央银行的宏观调节能力，增进国际合作。

        （一）推进微观市场建设

       外汇市场建设在未来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在开放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同时，推进外汇衍生品交易制度的建设，包括建立必要的交易所平台，确立适当的交易规则，制定外汇交易和结算的风险防范措施，从交易制度层面控制结算风险和交易对手风险。

        （二）增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控制能力

        首先，国内企业部门需要建立和发展应对外汇风险的机制，提高外汇风险应对能力。在过去一些年中，国内许多企业实际上已经在积极探索和运用各种应对外汇风险的工具和手段，并相对成功地应对了人民币与若干非美元货币之间汇率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今后，在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弹性逐步扩大的背景下，国内企业部门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外汇风险应对能力。此外，国内企业应对外汇风险的意识应该进一步提高，按照“风险自负”的原则安排生产和投资，在决策上更好地平衡风险与收益的关系。

        其次，国内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提升应对外汇风险能力。以往国内金融机构外汇资产和外汇业务相对少，外汇市场行情对国内金融机构的总体影响较小。今后，随着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汇率弹性的扩大，国内金融机构外汇资产和外汇业务会显著增多，外汇市场行情的影响将会显著增大。而且，随着资本账户开放，国内金融机构势必会更多地涉及外汇衍生工具市场。外汇衍生工具市场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帮助企业部门应对外汇风险的一个途径，另一方面也是吸收和放大外汇风险的一个场所。金融机构应当改善对外汇衍生品的风险管理，确保风险防范机制的有效性。

        （三）加强金融监管

       市场是人类行为的集合，永远都不会是完美的。在日益开放、交易模式日益复杂化的市场环境中，人类错误和失误在所难免。金融监管的作用不在于去消除人类错误，而是在于去限制已知的人类错误并防止错误影响的扩大。

       过去，金融监管强调准入管理，即对进入各类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和工具进行事先审查和审批。这种监管工作在未来继续有其意义。但是，从发展的眼光看，金融监管应越来越多地重视市场交易规则的制定、交易行为的监督和违规事件的及时发现及处置。

       在外汇市场监管方面，还应当有效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原则。国际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管理成为监管层面的一个重要新概念。它的核心理念是，加强对市场交易行为的监督和信息分析，防止微观金融风险转化和演变成为宏观风险。

        （四）提高中央银行的信誉度和货币政策有效性

        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制度建设，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增加货币政策可信度。货币政策可信度与汇率体制弹性是相辅相成的事情。在缺少货币政策可信度的背景下，汇率体制的弹性越低越好，因为只有那样货币当局才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一定的可信度。而在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运作已经获得足够高的可信度的背景下，汇率体制的固定性不再有必要，或者说其重要性已经大大下降。

       但是，中央银行也必须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维护国内货币市场稳定，防止国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过度波动，进而防止外汇市场的意外剧烈波动。当这种波动发生时，中央银行还应有能力对外汇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包括使用外汇储备。

（五）不断增进金融监管和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国际合作

       如前指出，人民币汇率体制深入改革之后，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必然扩大，人民币对主要国际货币的短期波动必然增加，外汇市场的境外参与者必然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下，为防止汇率波动过大，防止异常的跨境资金流动，减少结算风险和交易对手风险，需要在金融监管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多方面开展国际合作。

       监管层面的国际合作涉及为包括外汇交易在内的跨境金融交易设立必要的统一规则，监管当局之间进行必要的信息沟通，就防范跨境金融风险及其扩散保持有效的协作。

       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需要定期性交流讨论国际经济周期的走势，各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步伐及其国际外溢效应，并通过此种交流协调机制在最高纲领上减少各国宏观经济调整的外部不利性，在最低纲领上避免不必要的“以邻为壑”政策，从而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宏观稳定。

       此外，从国际经验看，还需要继续推进地区货币金融合作，为人民币的汇率体制改革和国际化发展提供区域性支持力量。

       在全球层面，中国还需要倡导全球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完善，通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金融稳定委员会等机构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推进防范国际金融系统风险，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争取降低主要国际货币之间汇率的异常波动性。

（原载张卓元主编《十八大后十年中国经济走向》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经济出版社（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