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琪：从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要比年初估计的好一些。尽管出现了没有预料到的非典疫情，居民消费、农民收入、对外贸易都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宏观经济仍将在“快速增长”轨道上运行，经济回升趋势没有改变。

　　国民经济连续几年调整，在“七上八下”的轨道上运行，而目前来看有突破上轨的趋势。

　　有几个指标值得关注：在行业方面，房地产业出现连续几年调整后的增长；钢铁和有色金属行业从去年第二季度开始加速增长；电力供求均出现快速增长。分地区看，即使是受到非典影响较大的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经济增长依然不错，回升态势从东南沿海一直向中西部渗透，目前全国出现了比较平衡的增长势头。外贸方面，则出现了以往少有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大进大出”。

　　在经济加速回升的同时，有几个结构性矛盾需要注意。与城市相比较，农村经济比较低迷；与投资相比，消费仍然没有持续性的明显回升。此外，在货币和信贷方面，M1、M2和贷款增长速度连续几个月超过20％。以我们的经验来看，这三个指标处于15％－20％之间比较合适，接近或超出这个范围的上限应该进行相应微调。但微调要掌握好力度，重点应放在投资上，不能影响本来就增长乏力的消费。

　　另外，失业压力增大，也是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
　　
　　三方面措施缓解就业矛盾
　　
　　记者：为什么经济形势好转了，就业问题仍然这么突出？如何缓解就业矛盾？
　　
　　陈东琪：目前，失业压力增大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非典因素的影响，服务业受到冲击，大城市农民工返乡的很多，这些是短期原因；其次，从长期看，我国产品的科技含量在提高，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不断增加，创造同样单位GDP所吸纳的就业量在逐步减少；其三，几年以前开始大学生扩招，这部分学生进入就业阶段，当然，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也存在一定问题，有的不愿意在低档次工作岗位就业。这些现象表明，目前失业压力增大主要不是总量矛盾所致，而是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共振”所造成的。

　　缓解就业矛盾，要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第一个措施是加快发展服务业。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工业拉动的，而工业增长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工业制造品的科技含量在提高，人工劳动含量在减少，这是新兴工业化的必然选择，是积极的一面，但对劳动就业构成了压力。目前，服务业的发展很慢。上半年，第二产业占GDP份额高达57%，第三产业只占33%，服务业增长速度比工业增长速度低得多。

　　从发展阶段看，我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时代，尚未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只有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服务业发展才能进入到快速发展时期。但也要看到，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条件正在增多，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服务业需求会出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因此要采取政策措施有意识地加快服务业发展，尤其是尽快打破服务行业如医疗、城市环保等行业的垄断。如果这些体制性障碍能够打破，将会极大地促进就业增加。

　　第二个措施是引导大学生改变就业观念。要让所有劳动者、特别是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明白，市场有很多就业选择，不能死守传统就业观念，不能只盯着最高层次的工作岗位。

　　第三个措施是要不断推动劳动就业制度改革。首先是劳动供求信息的提供，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还是很强，想找工作的人找不到岗位，想要人的单位找不到人，这两个情况都存在；其次，要加强劳动力培训，提高劳动者工作技能，劳动力也有一个“适销对路”的问题；其三，加快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使劳动力自由流动，打破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的门槛。

        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多赢的选择
　　
　　记者：最近两年，我国对外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这样的状况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我国是否还应延续当前的汇率政策？
　　
　　陈东琪：今年我国对外贸易总体形势比去年还好，进出口的速度都进一步加快，预计全年外贸总额将超过7500亿美元，贸易顺差在100－150亿美元左右，利用外资将达610亿美元左右。这样的高速增长态势仍将持续较长时间。

　　尽管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但目前由于美元有升值迹象，这种压力开始减轻。人民币的稳定是全球经济稳定和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40％以上，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我国出口必然减少，紧接着我国的进口也将大幅下降。这无疑将影响到很多发达国家的出口，从而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因此，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是一个明智的、能使贸易伙伴达到多赢的选择。

　　其实，从1995年以来，人民币一直处于慢升值状态。人民币对美元8年累计升值3.9％，对日元升值则已达到19％。所以，人民币从中长期来讲是慢升值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一下升值很快。目前有人提出将人民币盯住美元，改为盯住几种主要货币或一篮子货币，我认为目前时机仍不成熟，还是应该盯住美元这一单一货币。
　　
　　制度创新依然是发展的关键
　　
　　记者：几年来，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相机抉择方面已经比较成熟了，是不是发展的关键还在于制度创新？
　　
　　陈东琪：没错。我国政府几年来的宏观调控手段已经相当丰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不断微调，都配合得比较得当，也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的承认。但一些调控政策的效果有时不明显，或是政策效果递减，不是政策工具不对，主要是政策实施的制度环境没有达到要求。因此，各方面的制度创新依然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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