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规划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因此,“十三五”规划的制订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十三五”时期,我国应该如何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充分认识新常态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进而在清晰地把握好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宏观环境和发展背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加大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力度,积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充分认识新常态带来的新变化
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即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到当前的中高速增长。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下行周期,经济增速在波动中放缓,今年第三季度已经回落至6.9%。这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相互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结构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增速放缓,表面上是需求不足,实际上是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一方面,已有的供给因为供大于求出现了过剩;另一方面,部分需求缺乏相应的供给难以被满足。进入新常态,一系列重大的、阶段性的变化集中显现,这既表现在需求侧,也表现在供给侧。
从需求侧来看,2013年我国城镇户均达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拥有汽车超过100辆。按照国际经验,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之后,房地产和汽车市场的需求都将发生明显变化。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房地产投资在2000年至2013年年均增长24%,今年前三个季度已下降到2.6%;汽车产量过去十年年均增长17.9%,今年前三个季度却下降到0.9%。不仅如此,随着房地产需求和汽车市场需求的下降,钢铁、水泥、玻璃、轮胎、电子、家电、家装等关联行业的市场需求也在下降。
从供给侧来看,2012年以后,我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820万人,随着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资源供需形势发生变化、生态环境硬约束不断强化,以往那种依靠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与此同时,过去一个时期制造业迅猛扩张而形成的巨大产能,在国内外市场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当前面临较为严重的过剩局面,特别是钢铁、煤炭、石化、有色、建材等传统行业,产能过剩更为严重,利润水平大幅回落,有的行业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
由此可见,新常态更具本质的变化特征还是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在需求侧已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如果仍然一味地扩大投资和产出规模,虽然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投资的边际效用逐步递减,其结果,不仅会使产能过剩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会明显减弱,进而还会错失结构调整的机会。因此,新常态下,面对经济下行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必须加大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力度,加快化解过剩产能和资产重组,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活力和动力。需要强调的是,在市场需求已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不主动调整也会被动调整,而被动调整付出的成本会更大。
加大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力度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重要窗口期。过去一个时期的经济下行压力,固然带来了一系列严峻挑战,但也是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重要机遇。因此,“十三五”时期要充分用好经济下行形成的倒逼机制,把握好窗口期的宝贵机会,下决心推进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
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是有效出清过剩产能。过剩产能特别是“僵尸企业”造成资源沉淀,影响要素流动和资源再配置,还会延误结构调整的时机,使潜在风险不断积累。可以说,近一个时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利状况持续恶化、工业品出厂价持续回落,与产能过剩是分不开的。今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7%,到今年9月份工业品出厂价连续43个月负增长,表明产能过剩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只有下决心出清过剩产能,促进资源优化再配置,结构调整才能有效推进。因此,“十三五”时期要下决心推进供给侧结构调整,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化解产能过剩,完善企业退出机制,推进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
动力转换要把握好新旧动力的相互关系。新旧动力并存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特征。旧的动力如钢铁、煤炭、石化、有色、建材等产业板块体量较大,虽然高速扩张期已经过去,但在相当长时期内对经济增长仍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短期内也难以找到体量相当、带动力相近的新兴产业板块来替代。今后要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重组,让旧动力焕发青春。与此同时,要着力培育新的动力,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逐步替代传统动力。
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动力转换,都要着力提高要素生产率。在生产要素供需形势发生趋势性变化、企业综合生产成本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迫切要求从提高要素生产率中挖掘新动力。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投资回报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有效对冲要素供需形势的变化,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家和全社会创新潜能和活力,发挥创新在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中的积极作用,真正使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积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十三五”时期,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需要从多个方面展开。
第一,增强创新驱动发展动力。创新是提高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的关键。一是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培育和催生未来产业、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活力的根本途径。二是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以2030年为时间节点,在航空发动机、量子通信、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深空深海探测、重点新材料、脑科学、健康保障等领域再部署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三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重视颠覆性技术创新。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四是激发企业家精神。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最核心的功能是创新,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建设科研基础设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定产业标准和商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减轻企业家创新风险。五是构建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金融支持创新的功能,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创新用好培养和吸引人才的机制。
第二,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过去一个时期,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铺摊子”,主要是扩大产能和规模。随着市场需求变化和产能过剩压力增大,产业发展需要从“铺摊子”为主转向“上台阶”为主,核心是提升产业价值链、产品附加值。一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引导制造业朝着分工细化、协作紧密方向发展,促进信息技术向市场、设计、生产等环节渗透,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二是实施工业强基工程。支持企业瞄准国际同行业标杆推进技术改造,全面提高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水平。三是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更好发挥国家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四是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构建新型制造体系,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进入国际前沿水平。五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
第三,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镇化是最大内需所在。2014年,我国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为54.77%,相比较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空间,特别是已经进城的两亿五千万农业转移人口,如果能够实现市民化,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购买能力和对工业品的需求将大幅提升,就会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城镇化发展还将创造高铁、地铁、机场、地下管网、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以及市政设施和住宅等巨大的投资需求。“十三五”时期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一是要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加快落实中央确定的使1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的目标。二是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继续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改革,全面实行身份证制度,改革征地制度,健全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制度,建立农村土地交易市场,严格农村土地用途管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三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更多采取“补人头”方式,有效消化现有的存量房地产。
第四,推进企业“走出去”构建全球化生产运营体系。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一方面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另一方面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支持钢铁、有色、石化、建材等原材料生产企业到海外建立生产基地,逐步将直接进口资源转变为进口原材料。拓展高铁、核电、特高压电网、通信、航空等大型成套设备的国际市场空间。
综上所述,创新是走向未来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以创新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企业“走出去”构建全球化生产运营体系。要通过创新引领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15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