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思路（二）

                            作者：陈东琪                       出自：       

    有的同志担心发债太多会增加赤字，给未来留下财政赤字危机和通货膨胀隐患。对这个担心，要做具体分析。同样是发一千五百亿国债，不同时期的承受能力是不同的。一九九八年，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不到七万七千亿，今年将是十一万亿，明年、后年、十年、二十年后呢？分母不断变大，发债率在变小，赤子压力也会变小。另外，如果现在不花钱搞几年、几十年后还是要搞的公共设施建设，把钱用到买美国的国债上，我们既会吃短亏，又会吃长亏，在全球资金争夺战中人家美国总是赢足先机，而我们老是吃亏。

　　去年六月，美国国会将联邦政府国债限额从五万九千五百亿美元提高到六万四千亿美元，一年后，又进一步提高到七万三千八百四十亿美元，增幅为历史之最。为什么美国国会一而再而三地提高国债限额？说得文雅一点，是争夺全球资金，说得直白一点，是掠夺别国的财富（巧妙地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的公开交易！）。美国发债很多，但成本很低，而且是包括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在内的外国在大量买入美国国债，穷国在支援发达国家的建设。我们国家现在还不富裕，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富国，但现在我们是净贷款人，美国是净借款人，我们三千二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很大一部分是美国国债（在近一年中美元对其他货币加权平均汇率下降百分之二十的情况下，我们的净损失估计在一百亿美元左右）。我在这里举这个例子主要是想说明，如果不发债搞基础建设，不仅公共设施的供给不能增加，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短边”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而且会继续强化美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强势地位，我们将始终处于国际金融资源争夺的弱势之中。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是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还有，如果你不发债，不给老百姓更多的投资渠道，在目前银行和其他金融体制运行效率很低的情况下，十万亿储蓄的大部分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浪费掉，或者，他们的钱会或明或暗地流到国外去。这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增发国债，作为政府通过直接投资实现的直接性扩张型财政行为，就短期平衡而言，要有度，这个度就是当年的赤字率不超过百分之三，这几年我们严格地在这个“警戒线”内运行。就长期平衡而言，要有适当的结构调整，改变部分资金的投向，比如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应继续加大对“三农”、中西部、社保、公共性文教卫生设施等“短边”领域的投入。这既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债的职能，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处理好各个利益体之间的公平与效率关系。

　　但是，单纯发行国债的“积极”效果是有时限的，我们不能过分依赖它，在条件成熟时应当加大“结构性减税”的政策力度，这也是财政政策“积极”的重要表现。今年五月以来，为了减少“非典”冲击的影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税措施，非常及时、有效。但还需要推出常规性减税政策措施，以降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成本，提高生产和消费能力，保障需求稳定增长。

　　结构性减税主要可以考虑几个方面：一是在费改税基础上，从总体上减轻农民的税赋，除了减免农林特产税外，应当逐步取消农村学杂费和其他各种属于义务教育的收费，以及减免制约农民生产（对耕地）和生活的各种不必要的收费，以真正解决“三农”问题；二是在毕业生、各类(不仅是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创业以及新技术开发等方面，实行更优惠的税收减免政策，以优化就业和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三是在出口方面继续实施有选择的税收支持措施，以刺激出口总量稳定增长和优化出口结构；四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刺激大众消费，特别是促使中低收入者消费稳定增长；五是在税制转型基础上，灵活调减某些企业税种的税率。

　　我们在减税前加上“结构性”三个字，其主要涵义是，不提“全面减税”，力争国家税收总量不减少，以满足政府必要的公共开支增长的需要，“调减部分”的缺口由“调增部分”来填补。哪些能调增呢？至少有三个：一是规范并且增加各地政府使用的国有土地征税；二是大幅度增加水（主要是城市和工业用水）等稀缺资源的征税，将征税计入提价，提价转入税收；三是在调减纳税等级基础上，适当提高所得税累进税率。当然，促使国家税收总量增加的最重要途径是在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基础上，保证市场繁荣，促使经济快速稳定增长。
　　
　　 4、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既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又要注意灵活性和适当弹性，提高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
　　
　　 近几年，我们的宏观调控比较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央正确地选择了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得到了各地特别是西部地区的高度评价，稳健货币政策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度评价。在这个政策组合的作用下，我们顶住了亚洲金融危机、“九一一”后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冲击，是否能顶住这次发生在我们本土的“非典”疫情的冲击，还有待观察和评估。但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在今年一季度经济刚刚好一点时政策就“掉头转向”，在“过热”判断下采取急促的“淡出”措施，实际面临的困难就会更大，我们的宏观调控工作就会更加被动。可见，一项政策组合的实践一旦成功，并在现实中依然表现出积极的效应，就不要轻易改变方向，不要轻易掉头,要留时间先看一看,看准后再相机抉择。

　　但是，前几年的政策操作，尤其是货币政策操作，是不是也存在一些可以总结的问题呢？存在。如果对中国经济资源配置的效果做一个全球性的比较和评估，似乎可以说，我国最大的资源浪费是在金融领域，是金融资源利用效率比较低。这当然有赖于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要在形成金融市场竞争机制基础上从根本上解决金融的内生责任和效率问题，但是，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货币金融政策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在货币政策操作中，如何掌握“稳健”的力度、灵活性和弹性，如何妥善把握和处理好货币供应量、贷款增速、物价变化目标和金融风险等问题，需要在政策操作上形成共识。

 首先来看货币供应量增速到底应当如何掌握。人民银行这几年一直提“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这个公式，实际可不可行呢？我查了一下提出这个公式以来各年份的数字，无论是看狭义货币供应量M1，还是看广义货币供应量 M2，不仅没有一个一致，而且相差很远，实际值大大高于公式值，可见人民银行并没有完全按这个公式来操作。看来，需要找到一个更切合实际的操作目标。如何找？有的人求助于西方国家的经验，有的人求助于定量分析模型，比较可行的还是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去找。最近十多年的经验表明，要保持百分之八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M2大约需要增长百分之十五左右，调控区间在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二十，接近或低于百分之十二，需要向上微调，接近或高于百分之二十，需要向下微调。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松奇教授一篇文章中谈到了他在研究经济增长和M2之间的关系时发现，经济增长百分之七左右，要求M2增长百分之十三左右，经济要多增一个百分点，要求M2多增加三个百分点，在其他条件为一定前提下，经济加速增长取决于货币政策的“边际贡献率”，就是说，如果经济增长百分之八、九，意味着M2要增长百分之十六至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是一个很有应用价值的研究结论，希望引起人民银行的同志重视。

　　接着来看贷款增速如何掌握。由于目前的贷款三分之二以上给了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贷款的预算约束要明显低于私人企业，所以调节企业的贷款行为还不能单纯依赖利率等价格杠杆，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不得不利用信贷数量的控制手段，这一点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因此，在操作货币政策时，要注意掌握和调控信贷增长速度。从实践情况看,贷款增长速度控制区间大体可以和上述货币供应量控制区间接近。随着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直接融资比重提高，间接融资比重下降，随着具有硬预算约束的消费信贷、国内私人信贷、外资信贷比重逐渐增加，国有企业信贷比重逐渐下降，银行信贷的“经济增长效应”会有所提高，从而信贷增长速度控制目标可以视情况逐渐调低。

　　再来看物价变化指标如何掌握。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是宏观调控四大基本目标之一，是各市场经济国家掌握货币政策风向和力度的重要经济参数，也是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目标。多高才合适？多高才算是“基本稳定”？美联储实际上是按百分之三来操作的。欧洲央行认为，百分之二的通货膨胀水平是欧洲经济体内价格稳定与否的分水岭。今年六月五日，欧洲央行决定把它的主导利率降低半个百分点，从百分之二点五降到百分之二，主要依据之一是五月份的通货膨胀率降到了百分之二以下，为百分之一点九，此前四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在百分之二点一时，即使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接近于零，个人消费只增长了百分之零点三，投资增长由升转降（下降百分之一点四），欧洲央行依然不改变利率，可见他们对物价指标非常重视。我国经济正在加速向市场经济转型，同样需要十分重视对物价变化的调控。但今后不仅仅是控制通货膨胀，还要注意控制通货紧缩。这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短缺经济时代不同了。那么，如何掌握物价变化指标呢？比较而言,中国的物价指标可以定得比欧元区和美国高一些，因为中国经济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将面临“加速转型”（体制的、结构的、发展的）任务，但为了稳妥些，可留一定余地，将选择区间定在零至百分之三之间，区间以下为通货紧缩，应当向上微调，区间以上为非常规通货膨胀，应当向下微调。

　    最后来看金融风险控制如何掌握。为了保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国家金融安全，我们不得不时时刻刻注意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这几年，在操作货币信贷政策，调节资本市场，改革投融资体制时，对金融风险控制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是能够顶住亚洲金融危机、“九一一事件”冲击的一道“防火墙”。但是，如何将防范金融风险和有效利用金融资源结合起来呢？这是需要认真探索的问题。

　　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有可能来自货币信贷政策操作失误，来自货币供应量的短期过度放松，而且更重要的是来自金融体制的缺陷，特别是来自预算约束依然比较软的国有企业，既包括实体经济领域的国有工商企业，又包括银行、证券、保险、投行等虚拟经济领域的国有服务企业。这些国有企业要钱的积极性非常高，有时几乎是不计成本,不考虑以后能不能还(或者干脆就不打算还?),而如何花，如何在精打细算前提下充分履行回报责任，积极还贷，没有一个持续有效的机制来做保证。

　　在体制创新缓慢的前提下，将货币信贷口子收得紧紧的，每年的存贷差三、四万亿，老百姓和企业的钱像洪水一样汹涌流入银行，虽然可以控制短期风险，但这会隐含三个问题：一是降低金融资源利用效率，就像水流入一个静止的池塘一样，没有动起来，它就没有活力，就不会产生能量；二是将金融风险过分集中到国有银行，实际上是过分集中到政府身上；三是金融风险从短期转入长期，几年后银行、金融市场一旦放开，我们有可能面临巨大的“开闸式” 金融风险！

　　制度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市场逐步走向开放过程中要严加防范的最大风险,这一点对中国来说显得尤为突出。要从根本上消除国家金融风险的隐患，从宏观调控上时刻注意调节“笼头”（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的松紧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构筑安全的“管道系统”（银行和企业体制）。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加快银行、资本市场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是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治本”的途径。防范金融风险要“标”、“本”兼治，“治标”得到的是短效，“治本”得到的是长效，长短结合了，金融风险才能够真正控制住。
　　
　　5、在开放化、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新背景下，对外经济管理极为重要，政府应花更多精力研究和应对国际竞争
　　
　　经过二十五年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的开放水平在数量上已经非常高了，而且这个开放已经不只是局部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的老格局了，而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全面推进的全球范围开放的新格局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只有百分之十三点五，目前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进口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一九七八年只有百分之十二，目前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一九八三年只有百分之二点四，目前超过了百分之十五。入境旅游收入占全国总旅游收入比重改革初期数目很小，最近几年提高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在对外经济流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互联、互动程度也已经比较高了。去年，中国向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出口额为一千六百六十六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百分之五十二，其中对美国的出口占到百分之四十二。这些数字说明，目前中国经济的国际关联度相当高，人流、物流、资本流的国际化程度相当高，基本上形成了大进大出的对外经济格局。

　　这个大进大出的对外经济格局，有利于调剂国内市场余缺，缓解商品、资本的供求矛盾，加速市场竞争机制的发育，促进国内技术进步，提升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但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问题和挑战。譬如，货物、资本和人员的流入、流出带来的安全冲击，汇率变动和石油等战略物资的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冲击，以及其他方面的冲击和影响等，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和处理，就有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仅去年一年，中国出口企业的百分之七十一、出口产品的百分之三十九遭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约损失一百七十亿美元，其中食品和土畜产品出口有百分之九十的企业受损，造成损失约九十亿美元，轻工、机电类产品在“入世”后受技术壁垒限制加大，损失分别约四十亿美元和二十亿美元。在对我进行技术壁垒限制的国家中，欧、日、美三大经济体总共占到百分之九十五，分别是百分之四十一、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二十四。这个代价是很大的。

　　要减少甚至在某些领域消除这些代价，责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政府头上，需要政府花更多的精力、动用更多的人财物来应对挑战，来解决可能造成损失的各种国际经济争端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加强对外经济管理，对对外经济活动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细致的调研，搜集详实的经济情报，建立及时快捷的内部预警机制，形成各种备用应对方案，使争端处理的代价最小，保证国家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