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的第一轮经济转型，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完成了从人口大国向经济大国的转换，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发生变化，拉开了新一轮经济转型的序幕。新一轮转型的核心环节是提升要素生产率，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跃升。成功完成新一轮转型，关系到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而使中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换。新一轮转型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根本途径还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一、第一轮转型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中国推动务实有效的市场化改革，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起飞”。1979～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左右，增速明显高于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高于国际组织的预期。世界银行1997年发表的研究报告《2020的中国》曾预测，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将从1985～1995年的9.8%降低至2001～2010年的6.9%，但事实上，中国2001～2009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7%。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完成了从人口大国向经济大国的转换，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发生阶段性变化，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本世纪以来季度增长率的最高点是金融危机前2007年2季度的14.8%，2015年1季度增速回落到7%，下降了一半以上。从年度增长率看，2007年经济增长14.2%，今年实现7%的预期增长目标，增速也要下降一半。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结构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是经济增长发生阶段性变化、由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经济增速放缓的结构性因素表现在诸多方面，最重要的是支撑要素驱动增长的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原有的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模式已难以持续。2012年以来，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逐年减少，当年减少205万人，2013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减少371万人。人口抚养比呈逐年上升态势，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降。这样，劳动投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放缓，资本投入随着人口抚养比提高和储蓄率下降而放慢，在要素生产率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经济减速就难以避免。与此同时，依靠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环境容量也难以承受，生态环境硬约束不断强化，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经济体在经历了一个时期高速增长后，势必会出现经济减速的过程。利用麦迪逊数据库对高速增长国家经济减速时的人均GDP区间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经济体增速急剧放缓出现在4000～15000国际元之间，约占全部经济体的四分之三。根据麦迪逊数据库，2010年我国人均GDP为7371国际元，2015年将超过11000国际元，正处于减速的高概率区间。与此同时，我国与国际样本也有偏离。绝大多数经济体在高速增长后的第四个十年，增长率都低于4%。我国改革开放后高速增长已持续37年，目前仍保持7%左右的增速，增速明显高于一般国际样本。这与我国区域增长的梯次推进是分不开的，东部沿海地区减速，但中西部地区提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东部增速放缓，但由于东部地区经济体量大，中西部地区经济提速还不足以完全对冲东部增速放缓，全国整体经济增速还是放缓了。

    2010年2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在波动中下行，到今年1季度已持续20个季度。经济增长要达到均衡点，仍需满足一些条件。从需求侧看，投资增速要逐步见底。目前，房地产投资随市场转暖，增速正接近底部，制造业投资受产能过剩影响，增速仍有可能放缓，基础设施投资随地方融资平台融资渠道受限，增速还可能放缓。从供给侧看，要形成有效化解过剩产能的机制，使过剩产能的得到“出清”。从增长动力看，新动力要成为主导力量，有效替代旧动力的衰竭。经济增长逐步达到均衡点的过程，也是新一轮转型深入展开的过程。

    二、新一轮转型的核心环节是提高要素生产率

    新一轮转型的核心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从宏观意义上讲，“质量”就是要素生产率，“效益”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背景下，只有提高要素生产率，才能有效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的边际产出才能稳定增长，企业才能保持或接近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盈利水平，积累的泡沫和风险才能得到有效释放，资源环境压力才能逐步减缓。因此，提高要素生产率，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跃升，应是新一轮转型的主旋律。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并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建立在新的增长动力基础上、有别于传统增长方式的速度。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如果在增速换挡中出现惯性下滑，就很难止住甚至可能出现失速局面。速度过低，风险就可能集中释放，泡沫就很容易破裂，企业也难以增加研发和创新投入，市场和社会预期会发生明显变化。今后一个时期，仍要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转换基础上实现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稳定增长中逐步化解过高的杠杆率，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取得平衡。

    新一轮经济转型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包括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经济增长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含量；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释放内需潜力特别是消费需求潜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有效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深度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培育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成功完成新一轮转型，关系到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而使中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换。

    从近两年情况看，新一轮转型已经展开并取得积极进展。近两年来研发投入大幅增长，占GDP的比重超过2%，其中76%是企业研发投入，科技进步和创新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连续4年高于50%，2015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0.0%，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服务业增加值超过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2015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49.5%，高于第二产业5.8个百分点。节能降耗取得新进展，2015年上半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9%。对外开放从“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去年引进外商直接外资1196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达到约1400亿美元。

    三、推进新一轮转型的根本途径在全面深化改革

    第一轮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改革开放，解放了被落后制度束缚的生产力，使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新一轮转型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根本途径还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第一，实施战略创新驱动。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组合，这就需要形成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进入新常态形成历史性交汇，为增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供了重要时间窗口，这就要求加大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力度，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3D打印等领域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倒逼现有科研院所推进改革。深化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成果转化的市场化机制，改变科技成果收益分配办法。培育创新文化生态，发展众创空间、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平台，推动为市场所需要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强化金融支持创新功能，设立创投引导基金，用好私募、股权众筹等融资工具，支持风投、创投、天使投资等发展，调动全社会增加创新投入的积极性。

    第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的条件下，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中高端技能培训和中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成为经济转向高效增长的基础。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每年毕业大学生700万以上，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毕业生600万以上，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将达到30万以上，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人口数量红利向中高端人才质量红利转换、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创造了条件。要加快教育制度改革，将“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力”等作为教育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大力培养创新性人才。鼓励民间创办小型高层次研究型大学，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合作办学的条件。推进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本科高校和职业教育转型，培育大批专业技能人才。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建立技术移民机制，更加开放便捷的吸引国际人才。

    第三，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升级。过去受供给不足困扰，产业发展主要依靠“铺摊子”。进入新常态，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继续“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2014年，中国钢材产量达到11.2亿吨，已供大于求；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3.6亿千瓦，汽车产量达到2372.5万辆，也已接近产能上限。产业迈向中高端，核心是提高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这就要求加快培育工业机器人、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领域，推动智能制造、分布式能源、网购、互联网金融等新型制造和服务业态发展，促使企业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提升。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国有资本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根据不同行业特点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产业政策从选择型向普惠型的转型，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兼并重组，盘活存量资产，促进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打破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预期，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第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2014年我国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达到54.77%，但发达国家城镇化率通常都在80%以上，与之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推进城镇化特别是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消纳过剩生产能力，并继续创造基础设施和住宅等投资需求，使经济增长由过去过多依靠外需转向内外需协调拉动。要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行居住证制度，实现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实施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开展农村土地改革，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宅基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创新城市投融资体制，建立透明的地方政府发债制度，在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第五，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随着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更趋强化，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支撑经济增长的局面难以持续，迫切要求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重点地区的生态修复，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要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环境损害成本。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完善监测预警方法。深化环境保持管理制度改革，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第六，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开放，意味着要参与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竞争，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在“引进来”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要进一步扩大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开放中融合发展。通过深化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贸试验区扩大对外开放试点，积极探索国际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建立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鼓励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逐步扩大资本项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本文发表于《宏观经济管理》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