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提升发展质量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2月19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隆重开幕。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
会议由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主持。
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吴敬琏、刘鹤出席会议。
论坛成员白重恩、蔡昉、曹远征、樊纲、管涛、贺力平、胡鞍钢、李波、刘世锦、李晓西、李扬、隆国强、楼继伟、钱颖一、盛洪、宋国青、宋晓梧、汤敏、汪同三、王一鸣、夏斌、许善达、杨伟民、易纲、周其仁、周小川，论坛荣誉成员茅于轼出席年会。
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丁学东、段永基、郭翠萍、刘光超、刘晓艳、刘志硕、平凡、秦朔、王小兰、王志全、赵民、赵伟国、周远志、朱云来出席会议。
部分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特邀专家和嘉宾应邀出席了论坛年会。
下午14时，主持人吴晓灵宣布：“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现在开幕”。她首先代表50人论坛，向到会的各位论坛成员、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和各位特邀专家、嘉宾，向前来采访年会的媒体朋友们表示新春的祝福和热烈的欢迎！
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代表学术委员会，向大会报告了2015年论坛工作，对2016年工作做了初步安排。
根据会议议程，周小川、 杨伟民、楼继伟、钱颖一、易纲、吴敬琏先后做主题发言。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刘世锦、王一鸣、蔡昉、李扬就实体经济去产能、房地产去库存、全面降低成本和化解金融领域风险和去杠杆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随后，与会人员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近60家中外媒体派出100多名记者现场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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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根据录音整理）
吴晓灵：下面进入主题发言阶段，先请论坛成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做主题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关于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实践。
周小川：首先非常高兴参加这次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感谢各界对50人论坛的大力支持和关心，感谢樊纲同志对50人论坛的组织贡献，以及刚才所做的2015年的工作报告。
首先，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重要，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从我的角度来讲，跟我的领域关联不是特别大，我作为经济研究者的角度的发言。关于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实践，我说说自己的体会。首先我个人最早进入经济学研究是从搞数学模型出发的，从我接触的各类数学模型来看，最终结构性的问题和价格问题是出于原始对偶关系，也就是结构问题，特别是实物供给和需求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反映的就是价格问题，所以结构性问题就是价格问题，当然必须有一个有效市场假设。
结构改革或者说结构调整也是价格改革和价格调整。这是具有等效性的议题。这里要有一个例外，市场在有一些环节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也就是说在市场失效的环节，还有一些，由行政主导的结构性问题和结构性调整。应该说由于我们国家是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因此从思维的角度比较倾向于较多看到市场无效的环节或者市场失效的环节，在市场失效的环节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发挥更好的作用。所以就涉及到有关的讨论，哪些环节市场更加有效，哪些环节市场会无效。
那么从结构性问题来讲，大家一般先看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产品市场，应该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市场是有效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变动也决定供求关系。结构的调整也需要价格信号提供激励，没有激励的结构调整也是很困难的。这些都是大家都熟知的东西，在产品价格里面，可能有个别的产品市场调节不了，特别是有一些重要的产品。但是从实践来看，我们最后发现也不见得政府主导的定价能够做的更好。
我举一个不一定正确的例子，比如说成品油，这么重要的产品可能政府会考虑更周到一些，但是经过几轮演变，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的成品油的定价，最后不过就是在国际市场价格上加一个滤扩期（音译），也就是延迟20天左右，过滤到过渡的高频波动成分，最后还是跟随国际市场价格。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总之也很难说明即便某些很重要的产品，是不是就是说市场决定的价格可能是不行的。
更复杂的问题是要素价格，传统意义上，大家理解的要素价格，人力资源、资本、土地。我认为原则上来讲，价格和实物供求关系也还是成立的，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一些，这些复杂的因素应该有一些额外的考虑。但总的结论应该是不变的。这也包括大家所关心的像利率、汇率这些问题，也是供求关系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如果单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汇率更多的是一个贸易加权的供求关系。但是如果说后来随着国际经济发展，资本投资和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外汇的价格也更加反映，更加像要素价格，所以也可以按照要素价格来进行考虑。
下面我想说的，之所以说市场有时候是无效的，大概有一小部分情况下市场是无效的。那么这个无效，过去传统的经济理论主要是外部效应，存在外部效应，所以市场决定的价格可能存在误导。有广义的外部效应和狭义的外部效应。一般来说大家都理解，像制造环境污染，损害环境之类的是最典型的外部效应的例子。有的人把宏观的因素考虑到外部效应里面，这是分类问题。总之来说，外部效应是一个重要的需要研究的领域。
最近国际上做的越来越多的是外部效应内在化，就是把它内部化。典型的就是像污染问题，或者再具体一下比如说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排放问题的内在化，要把它的外部效应事先打入使用能源的或者制造污染的排放的成本里面。因此也就是说你要排放二氧化碳，你要先买配额，你把消化二氧化碳和吸收二氧化碳的钱先付了，找别人做吸收或者减排的工作。这样的话，二氧化碳是外部效应的内部化。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有不少国家，对于任何产品的出厂和销售，必须事先把它未来形成的垃圾处理费用事先打到里面，把垃圾费用打到里面去的时候，外部效应实际上也内在化了，处理垃圾的时候，就不用额外出钱了。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汽车的铅锌电池。即便市场有无效的情况下，特别是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办法能够使价格机制发挥更好的作用。同时说明不见得其他的结构性政策能够比价格政策更好。我只是从这一个角度说明，所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我也是听刘鹤主任反复讲过，就是消除价格扭曲，我们当前体制中存在很多价格扭曲，把这些价格扭曲去消化掉，改革掉，在很多程度上就是结构性改革了。
另外一个强调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来源，我认为跟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克服危机和争取复苏过程中，过度依赖财政和货币政策，由于很多国家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小，过去债务比例高，赤字已经高了，所以有一些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因此近两年在国际很多场合在讨论，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问题。
另外可能过度依赖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过头，大家就会讨论这个事。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会思考，实际上应该更加侧重于对供给侧的政策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讲，供给侧和需求侧应该也是相互配合的。
最后我想讲的是，结构性政策在当前全球化经济情况下，是和对外经济关系非常重大的。在对外经济的题目中，重要的议题就是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转移。随着价格体系的变动，特别是要素价格的变动，比较优势就会发生转移，比较优势发生转移，完全基于价格体系的变化，特别是相对的变化。有一些比较优势转移，包括某些附加价值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必然会转移出去。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究竟转移还是不转移取决于结构性政策，取决于你的发展战略。
我感觉从古典经济学角度来讲，比较优势究竟跟我们现在所说的产能或者产能过剩或者产能转移是什么关系。中国跟周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经常说我们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我生产的你没有，你生产的我没有，正好是互补的，咱们正好可以加强合作。但是古典经济学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这么说的，即便没有资源禀赋也会通过分工，使得一个国家可能生产一个产品会有更高的产能，同时有更高的产出，那个国家生产另一种产品有更高的产能和产出，表明生产技能和生产设备的各种东西的汇聚。邻近两个国家资源禀赋差不多，可能一个国家多生产帽子，一个国家多生产鞋，然后相互交换。从本国市场容量角度来讲，其实都是产能过剩，你生产的帽子，你这个国家的人根本没有那么多，你就是消耗不掉。所以单从本国供求关系来看是否产能过剩可能还是有一定问题的。
如果说，能够足够开辟国际市场，而且贸易政策不存在过度扭曲的话，产能过剩的衡量可能需要有另外一些考虑。对中国来讲，我觉得中间可能有外部效应的因素。如果我们把生产留给自己，污染也留给自己，可能是外部效应。我特别强调，在两高一资环节的产能过剩。因此这个也导致处理产能过剩和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也就是结构政策和贸易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产能转移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可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就是运输成本相当高的成本，运输成本和定价值相比相当高的这类产品，不太适合通过贸易交换获得，如果有产能的话，可以把产能输送出去在当地生产。但是换一种情况也不一定，比较优势转移和产能转移，也要更多的和就业，和创造就业以及保持就业水平相联系。
这些都是我脑子里想的比较典型的结构性问题，我也希望能够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提供一点理论性的思考。
吴晓灵：谢谢周小川行长，讲了非常重要的观点。今天我们年会来的嘉宾非常多，为了让大家都有机会发言，下面的主题发言每位发言人控制在6分钟，我会在5分钟的时候提醒一下。下面有请论坛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做主题发言。
杨伟民：给我的题目是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主要是三去一降一补。我讲一下如何落实的问题，落实五大任务。最主要的就是按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五个搞清楚，来做好下一步工作。第一情况要摸清，搞清楚情况是什么，现状、问题，以及产品问题的原因要理清楚。我们对现实状况有一定了解，但是还不是十分精确，比如说钢铁煤炭产能到底有多少，其中僵尸企业有多少，占多大的产能。处置这些僵尸企业带来多少不良资产，不良贷款。涉及到多少职工，安置这些职工的再就业，保证基本生活需要多少钱，情况搞清楚，还应包括搞清楚问题是什么，主要矛盾在哪里。我们现在有一些政策、规划、方案，列了一堆问题，但是主要问题没有搞清楚。搞清楚问题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真正解决问题。如果原因不清楚，出台的政策可能南辕北辙，甚至适得其反。比如说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农民工对户籍制度改革反映比较平淡，究竟原因是什么？是户籍制度还是居住证制度，还是居住，上学、农地等等方面一些制度条件跟不上。再深入一步比如说农民工没有房子，没有居住条件，那又是为什么？是因为农民工没有加入公积金，是因为贷款难还是因为房价贵什么？各地情况也不同，都要具体的分析。
第二目的要明确，搞清楚方向和目的是什么？把握好目的和手段，防止就事论事，甚至本末倒置，比如说处置僵尸企业，最后要起到减少过剩产能，稳住PDI，改善优质企业生产经营的状况等等这样一些效果，但如果仅仅把停产的企业关了，消了号，但是过剩产能没有实质性的减少，就没有达到目的。过去我们搞过上大压小，企业数量是少了，但产能却增加了。很多领域都有这些情况，前一阶段媒体说工信部处置了汽车行业的僵尸企业，其实就是收回了本来多年就没有生产汽车产业的许可证，整个汽车行业的产能一点也没有减少，不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把前几年的关停落后产能也说成是供给侧改革，说成是处置僵尸企业，好像任务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这是有偏差的。
比如说人口城镇化，现在大家都在提倡，相比土地城镇化是个进步，但是人口城镇化最重要的是人口在就业地落户和居住，而不是在老家等非就业地落户，否则还会存在大量人口就业地与居住地空间的分离问题。对于那些就业地在一二线城市，在当地买不起房子，从而难以体面居住，难以在一二线城市落户的农民工等外来人口而言，解决的途径就是支持他们先租房子解决居住需求问题，有了能力之后再购房。
过去住房制度的改革，中高收入群体通过购买商品房解决居住问题，中低收入群体通过建设保障性住房解决，困难群体通过廉租房解决。事实上大学毕业生，中等职业毕业生，农民工等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们都是中等收入群体，开始的时候不可能是高收入群体，他们是真正住房的刚需，所以为他们进城落户创造居住条件，必须要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此建立住房的租赁市场，为此就要有提供租赁市场住房的主体，就是房东，为此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以住房租赁为主业的专业化企业，物业服务企业这五类企业，还包括鼓励房地产开发商转变经营策略，实行卖房租房并举，使这五类企业成为今后住房租赁市场房源的提供者。这些环环相扣的措施，最终的效果是化解房地产库存。又为农民工落户扫除居住的障碍。
第三任务要具体，搞清楚到底要干什么，确定的任务要具体化明确而且可操作。当然五大任务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每一项重点任务都可以具体化，如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包括六个方面，七个方面，这些都可以进一步具体化。比如说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还要进一步说清楚降低哪些税费，降低多少等，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要减少哪些审批，评估，检测费用等应该一一列出清单，限期完成。处置僵尸企业，当前可以从钢铁煤炭先动手。但产能过剩是全局性的，对火电，电解铝，石化，造船等行业如果听之任之，不久就会变成今天的钢铁煤炭。所以也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对其他行业的僵尸企业进行处置。
第四是责任要落实，搞清楚谁来干。做到可检查可督促能问责，总的原则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以及经济法律行政手段的关系。不同的任务，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不同，中央与地方承担的责任不一样，法律、经济、行政这三个手段使用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在处置僵尸企业当中，中央政府主要是做好顶层设计，对职工安置给予财政补贴，地方政府要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财政补贴和其他各类补贴。地方政府还要负责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对于央企中的僵尸企业要果断采取一些行政性措施。化解房地产库存过程当中，中央政府主要是做好新一轮住房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以及金融财政土地等大的一些方面的政策，主要的事情应该交给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来办。
第五措施要有力，搞清楚怎么办，用什么政策措施来办。总的原则要符合实际，有效有用有操作性。供给侧改革的许多任务是带有补课性质的，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后遗症。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多，所以我们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等时间窗口非常短，十三五头两三年十分关键，如果没有明显的进展，再遇到国际经济形势的波动，我们今后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大，日子会更难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展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对中央确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态度要鲜明、措施要有力，如果贻误了这个时间窗口，后果非常严重。所以各个地区，各个部门要从大局全局出发，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财税部门不能因为怕减收就不有力度的降低税率和费率，金融部门不能怕不良贷款显露还继续给僵尸企业放贷，社保和住建不能怕自己掌握的资金减少就不有力度的降低五险一金，国资监管部门不能缩减国有资产的总量就下不了决心处置僵尸企业，电力部门不能因为怕减少自己的利润就不有力度的降低电费，地方政府也不能因为本地的税收和就业和社会稳定就继续保护僵尸企业。总之各地区各部门，全社会应该行动起来，打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战和歼灭战。
吴晓灵：下面请楼继伟做主题发言。
楼继伟：我的发言题目是关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全要素生产率，题目头尾不太搭配，我就讲讲前面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亚洲生产率组织的测算，1980年---2012年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40%、34%、43%和35%，我们和日本比较高。这是我们改革开放高速增长的时期，主要来自于要素数量的增加和配置效率的提高，近来情况有些变。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些劳动生产率在停滞，看到有一些国家，我们认为不太行，实际上提高还是挺快的，比如说日本，日本1995--2000年，2001--2005年，从2006---2010年三个时间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30%、66%，167%，我们说日本停滞了20年，实际人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20年，不然的话它的人口在减少等一系列问题矛盾会更突出。我们新常态之下，全要素生产率在停滞。我们说劳动合同法可能是有问题的，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显著的不足，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都有所体现，最终很大程度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损害劳动者利益，倒霉的是劳动者。
首先是现行的用工制度推动工资脱离劳动生产率，工资刚性上涨。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另外一点我们的劳动合同法是立足于标准工时制的，实际上外向型的代工制的是灵活用工，不可能签订长期合同。法律造成的扭曲，使这方面的用工制度，使生产能力极早的退出。我们早晚是工资上涨最后要退出，但是退的太早了。
那么表现呢，这样的大量规定，企业有一个尊崇成本非常高，必须签订长期合同，如果我没有订单了，我先让你回家，有订单了再招回来给你一个临时合同，那不行做不到了。法律尊崇成本非常高。
第三法律强化了对现有工作人员的特护性保护，再一个对于寻求更换工作的劳动者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构成了实质性的歧视，造成劳动力市场下滑，其中对于低技能劳动者损害很大。
第四点再一个降低了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企业需要支付大量的培训成本，使非技术员工成为技术员工。现在企业最缺的是技术员工，为什么缺呢？企业不愿意培训，因为职工可以不说任何意愿和原因提前通知企业就可以走人，把员工培养好了他就走了。如果企业让他走要支付大量的费用，所以技能工人难招。工资过快增长降低劳动力资本投资的意愿。学生失学率上升，工人不愿意放弃当前收入进行技能培训，往往倾向于将操作经验积累作为提高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无法满足技术公信的要求。所以逼得以后出来一个劳动派遣工的制度，这个制度更不利于形成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合同法在企业内部推行集体谈判制度我认为是对的。在一个劳资双方比较平衡的制度下，个体劳工是弱势的，所以应该推行集体谈判制度。劳动合同法还规定推行区域级谈判和行业级谈判，这个幸亏没有执行，要是执行的话我们将陷入南欧诸国那个悲惨境地。
那么怎么办呢？我认为下一步应该调整劳动合同法，对保护劳动者的条款原则保留，把过于僵化的部分剔除，体现双方面的平衡，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再有一方面不能说就是劳动合同法造成的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推行太慢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人没有落户的可能性，人无常心他就不愿追求，技术早晚要走掉，企业不愿意培训人，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问题。如果有动力的话，应该把职业培训和企业结合起来，这样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法律的基础要及早研究。
吴晓灵：下面请论坛成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发言。
钱颖一：我的主题是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我围绕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话题讲三个观点。第一关于效力与活力，有两位奥地利经济学家是帮助我们认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一位是哈耶克（音译）论述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来源于分散信息通过价格机制的有效使用。哈耶克在1992年去世，那年正是中国决定走市场经济道路，而如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在中国成为共识。由于20世纪一个核心争执是计划与市场，所以哈耶克很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另一位是熊彼特，他是最早论述企业家精神，也称创业精神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核心动力，市场经济长期活力的根本在于创新，而创新则来源于企业家精神，来源于企业家通过重新组织资源来开发新的产品，创造新的生产过程，这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他在1950年去世，他的影响在他去世以后日益变大，由于创新已经成为全球最为关心的问题。所以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萨莫斯说过熊彼特很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从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到熊彼特的市场经济的活力，使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逐渐深化，效率与活力既相关又不同，效率更多的是指在现有技术和生产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是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结合，而活力更多的是指改变现有的技术和生产条件，使得企业更有生气，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是供给侧的，效率与活力的结合是市场经济的精髓，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关于企业管理与企业家精神。讲到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需要区别企业管理与企业家精神，区分管理者与企业家。一方面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未必是一个好的企业家，也不一定具有企业家精神。因为把企业管好不一定意味着企业创新，企业家精神不是单纯的企业管理问题，而是要创造出与前人不同的产品和生产过程。反过来一个好的创业者也未必是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比如说乔布斯开始是一个创业者，但是他在1985年被苹果公司解雇，因为他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接替他出任苹果公司CEO的斯卡里（音译）是好的管理者，但是不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乔布斯在1997年重返苹果的时候，他的企业管理方法有了很大的改进，成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好的管理者。我讲的第二个观点，要注意到企业管理与企业家精神的不同。在我们重视企业管理的同时，还必须大力提倡企业家精神。在我们鼓励优秀企业管理者的同时，更要推崇优秀的企业家。
第三，关于企业家精神与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企业管理是很难避免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的，而企业家精神与官僚主义是不相同的。熊彼特在提倡企业家精神的同时，他担忧日益增强的政府和大企业的官僚主义会扼杀企业家精神，从而窒息市场经济的活力。今天虽然企业家精神仍在，但是他当时所担忧的官僚主义扼杀企业家精神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因此在我们提倡企业家精神，提倡创业精神，注重企业活力的时候，同时也必须要减少官僚主义，也就是要简政放权。这就是为什么简政放权与企业家精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理论上来讲，企业家精神并不局限于创业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可以包括国有企业。不过因为国有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的束缚，所以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活力需要更大的努力。计划经济的传统，使我们更容易依赖政府推动创新，但是企业活力必定主要靠企业家精神。在激发企业活力中，虽然政府应该发挥推动作用，但是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依然是压抑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创新活力的主要障碍。这是我讲的第三个观点，推动企业家精神的同时，必须简政放权，减少官僚主义带来的束缚。
最后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企业活力与企业家精神在中国最集中体现的地方是深圳。深圳是企业有活力，创业企业多，企业家精神强的地方。同时深圳也是政府干预少，政府服务意识强的地方。深圳经济在当前全国经济下滑中表现凸显，深圳的案例极具启发性。当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试验区，是践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先行者，如今深圳也成为释放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的先行者。深圳用事实说明了企业的活力来自于创新驱动发展的供给侧，创新更多的依赖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增强取决于政府行政干预的减少。所以我今天讲的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理论，更重要的是也有事实依据。
吴晓灵：下面有请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发言。
易纲：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把总需求管理好。我是正儿八经的按照50人论坛的要求做了功课，做了研究。目前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是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结构调整。它需要时间，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时间含义上有短期，有中期，也有长期的含义。而整个需求侧的管理，它的重点是在解决总量的问题，需求侧的管理主要指短期调控，是短期问题。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离不开适当的总需求的管理，它们两者的关系有以下几种关系。第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判断。第二，总需求的管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它处于一个辅助的地位，它是一个配合的政策。第三，总需求的管理虽然是一个总量的政策，但是我们在做总需求管理的时候，应当强调有针对性和精准发力。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适度管好总需求，所谓适度就是把握好度，那么这个度在什么地方？我想有这么三个把握，第一个把握就是说，总需求管理，要使它不产生债务通货紧缩的危险，这是第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不能超越社会承受的能力。第三个考虑，不出现流动性比较大面积的紧缩，守住这三条线。
那么很显然，总需求的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就是货币政策。那么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可以鼓励消费，尽量减少挤出效应上多做文章。那么货币政策实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稳健、适度、灵活，要避免过多的放水和宽松。应该说总需求管理的主战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同时，我想强调的，也有一些补短板的政策，既是供给又是需求，把补短板的政策运用好的话，也会适度扩大总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总需求的管理，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上很多结构性改革，它产生了紧缩效应，我们历史有很多，大家随便可以举出很多国家，很多地区，在很多危机中，国际货币组织进去，说你紧缩财政，实现财政可持续就是紧缩，造成这个国家需求进一步紧缩，有的陷入通缩的螺旋中。认识到很多情况下，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们在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做好总需求的管理，这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
然后我们看供给侧需求侧的改革，实际上有破有立，当前我们认识到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供给过剩，钢铁煤炭是供给过剩，同时供给不足，马桶盖，海外的大量的购物，显得你有一些产品供给不足。同时我们存在需求不足和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两种情况也在并存。我们是不是要扩大需求？是，我们需求有可能不足，要扩大需求。同时我们很多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是我们结构性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国内需要改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让所有人不能比原来更坏，或者比原来更好或者不动。从经济学的角度，什么是总需求，什么是总供给，什么是供给侧，什么是需求方。
第二方面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度在什么地方？我刚才说欧洲的一些国家或者在日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都产生了一些紧缩的效应，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度。你把握这个度，不能产生债务通缩紧缩的这个螺旋，第二个度，不能超越社会的承受能力，社会承受能力最主要指的是就业。现在我们的情况比较好，是因为我们16--59岁劳动力人口结构在下降，所以我们的就业还是比较充分的，所以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进行这样的改革。同时我说，要保持流动性比较充裕，而且要有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
下面我说一下总需求政策的管理分工，财政政策是天然的结构性政策，所以财政政策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应当是需求管理的主战场，财政政策有很多结构性考虑，比如说扶贫、结构性调整，货币政策还是要稳健。货币政策要避免过度宽松。因为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可能会产生资产价格的泡沫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最后我讲一讲，有一些补短板政策，我们在三去一降一补，补短板，看起来是供给侧的改革，我想强调的是，有一些补短板的政策也是扩大总需求的，也是可以从需求方入手来观察这个问题。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棚户区改造货币化，你要给一些老百姓符合棚户区改造货币化的条件，一个是政府盖房子，让这些人到政府盖的房子里面。另一个给这些老百姓货币，分在一个账户上，让老百姓按照程序去选择在城市买房，买的可以是政府盖的房子，也可以是开发商开发的商品房。老百姓可能买到更适合他的房子，更适合他的朝向，更适合他的地点，同时可以加一点钱，货币化看上去是一个去库存的供给侧的改革，但是实际上如果把这个库存去掉了，也可以增加房地产的投资，也可以扩大总需求。同时棚户区改造以后，还会产生家具、家电、装修这些消费。
第二个补短板的例子，比如说扶贫。我们可以精准算一下今后5年，每年要一千多万贫困人口脱贫，这里面实际上有很大的消费拓展的空间。
回答我讲话的题目，在供给侧需求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做好总需求管理。我们就要算一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产生多大使经济向下的压力，让我们在需求侧，把这些压力补上，给它补齐了，补齐的上限不超过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以我做的功课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假如说我们说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产生一些经济向下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算出来，比如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刚才讲了主战场，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外，我们通过棚户区改造，精准扶贫，降低五险一金，鼓励个性消费，可以补充一些GDP的总需求。在我这里补了0.75个百分点，大数就是五千亿人民币的概念。这样就比较好的控制，在改革的同时我的总需求，我的经济增长还是比较稳健的，同时又不产生过热，又不产生其他的道德风险，谢谢！
吴晓灵：下面请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吴敬琏老师给我们做发言。
吴敬琏：我的题目是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想讲4点意见，第一点意见，今年11月份中共中央提出来的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个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推出这个决定就意味着我们从原来主要靠凯恩斯主义式的刺激政策来保增长，转向以提高供给质量，提高发展质量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是领导决策思路的重要改变。
过去长期中，主流思想是由需求侧的因素分析去勘察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和寻求应对的方略。由这样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经济减速的原因是因为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的力量不足，所以应对的方略就是扩需求，保增长。但是执行这个方针若干年以后，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困境，出现了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投资回报递减。这些年来，每年刺激的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效率是不断衰减，几乎没有太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后果就是杠杆率不断提高。应该说去年应该说超过警戒线了，到现在还在继续提高，这样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再继续应用这样的方法来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
所以这个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好多年来，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对于讨论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问题的时候，不应该使用需求侧的分析，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对于中长期发展来说是无效的，而且弊端很大。
第二点，从需求侧的分析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呢？GDP总量和需求总量，和生产要素的数量是相等的，是恒等的。但是你要分析GDP总量变化的时候，你可以从需求侧去分析，也可以从供给侧去分析。刚才易纲的PPT里面有一个图很清楚，一边是需求侧诸因素，一边是供给侧诸因素。供给侧因素主要就是从增长来说，一个是新增劳动力，第二是新增资本投资，第三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等。从这个分析提出的结论是什么？第一个是经济振荡，我们为什么发生经济增长减速？因为供给侧几个因素都在减弱，一个是人口红利消失，一个是增加投资难以为继，潜在增长率下降，有很多文献研究，白重恩教授的研究，吴晓英教授的研究，都系统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振荡下，处方就是说通过纠正资源的误配置，就是结构恶化，改变结构恶化的状况和建立兼容的激励机制来调动积极性。千方百计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效率。
所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其实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增长，转到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所以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
第三点，加快经济发展转型成败的关键，是能不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实现转型的体制性障碍。正式提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20年了，是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提出来的，但是直到现在转型还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在提出要实现经济发展转型10年以后，就是2005--2006年制定十一五的时候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进展这么慢？当时给出的结论就是存在体制性障碍。我当时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的决策，这里面详细讲了当时有哪些体制性障碍，归结起来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使市场的作用不能发挥。
那么这个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怎么才能解决呢？那就是要靠全面深化改革，用全面深化改革来消除这些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发挥市场的作用，发挥市场的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发挥市场在形成有效激励机制的作用来实现转型。
第四点，从三个月来，执行中央决定的情况来看，现在我们在执行这个决定的时候有两个问题是急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是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还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大多数人都承认市场力量能促进资源从供过于求效率低下的部门企业流出来，转向供过于求效率较高的部门企业，实现决策优化，也承认市场能有力激发创新和创业的活力，达到奖优罚劣。但是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而且需要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放弃一切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往往步履维艰。
因此对于政府机关和官员来说，最顺手的就是老方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去调结构。一方面下达指标压缩过剩产能，消除房地产库存，要求网络提速降费，另一方面设置各种各样的扶持基金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推出一个科技创新的高潮。可是近年来的经验证明优化结构必须优化良好的体制机制，再辅助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结构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说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就是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在中国的经济学文献里面很少用，但是西方有一些人，特别是欧洲人很喜欢用这个词，在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国际组织在欧洲国家力推结构性改革。我查了一些文献，当时结构性改革说的是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也就是我们说的体制改革。但是和我们供给侧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被人理解为供给侧的结构的调整，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际上回到了老办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调结构。我很担心，这个办法恐怕不能取得我们预期的效果。
另外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的，需要加以改进的，就是决策部门的执行部门好像有点脱节。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做了很好的顶层设计，很多改革项目指导意见或者方案设计，都得到了中央深改小组的批准。但是这些顶层设计和指导意见和一些具体实施方案的衔接好像存在问题。
有一些指导意见和配套方案之间不衔接，我跟电力部门的人做了一些讨论，指导意见大体上回到2002年的五号文件，这种现象很明显。好像国企改革的指导文件和N个配套文件也有这个问题。最近一个月以来，所谓改革空转，领导部门忙着发文件，下级部门忙着学文件，一个文件还没有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叫做改革空转，或者说改革成为了修辞迷雾。这种批评有些可能不实，但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一定要把这些很好的改革顶层设计，指导意见落地生根，就向习近平总书记的1月11日中央深改小组会议讲的，今年一定要力争把新体制的主体框架搭建起来，牢牢扭住全面深化改革各项目标落实主体责任，理清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丝，提高履职效能，打通关节，疏通堵点，激活全盘，努力使各项改革都能落地生根。我希望或者我建议，我们的领导部门和执行部门要充分协作，一项一项的改革，来研讨它的进度，它原来的设计是不是有改进的地方，在我们执行过程中有哪些堵点要补充。
吴晓灵：现在休息15分钟。下面进入第二阶段自由讨论，在此之前我们还有4位同志做了一些准备，他们先发言。先请刘世锦发言。
刘世锦：根据会议的安排，我就去产能的问题谈三点想法。第一点，有一种观点，认为去产能会降低增长速度，我以为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而且是似是而非的。比如说目前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和在建的达到12亿吨左右，去年产能8亿吨。煤炭已有和在建的产能50亿吨，去年不到37亿吨。过剩的产能在30%以上，这些行业目前基本上是以消定产能，一直再减库存，所以去产能并不会影响产量。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大量的过剩产能压的价格起不来，有的价格稍微高一点，生产就开始增长了。所以现在已经是40多个月PPI的负增长。煤炭、钢铁行业是负的20%以上。相应的大面积企业亏损，钢铁行业，沙钢、宝钢都在亏损。有一些地方拖下去会出大问题，只有实质性的去产能，我说的实质性的去产能，物理意义上的去产能，真正把工厂它关掉，才会使PPI和利润逐步回升。从经济学意义上，去产能影响的不是产量，影响的是价格和利润。它不会影响增长速度，而是减亏损提效益。
之前我们通过研究提出一个判断，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到现在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最近我们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在今后一两年的时间，比如说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有触底的可能性，最近讨论很多，我们没有理由把中国经济看空。但是这种触底是有条件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有三个指标，需求侧主要是投资增长速度趋稳，供给侧PPI要趋稳并且由负转正，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后两个指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去产能的力度和进度，去产能这件事必须抓紧。
第二严重过剩产能的出现，有结构性问题，有体制问题，最难办的还是体制问题。现在我们讲的去产能主要是重化工业，实际上最近几年，经历重大调整的还有出口行业，出口行业过去增长基本上是百分之二三十，去年是负增长，回调力度也很大。现在是静悄悄的调整，企业经营困难，关闭，有的转到越南，有的经营不下去干脆跑路。出口行业以民营外资企业为主，即使重化工领域，煤炭行业，我做过调研，比如说内蒙、山西等地，民营企业不赚钱，基本上已经关门了。现在亏损扭亏无旺，基本上都是国企。现在有一个说法，国有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回到90年代中后期有一个争论，你是拿钱养一个本应关门的企业去养人，还是直接拿钱养人，把企业放出去，该关闭就关闭，该重组就重组。当前讲去产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国企深化改革的问题。必须以改革的思路和办法，不能用救助照顾的办法去产能。重点是解决好人的问题，债的问题，资产重组问题，特别是股权结构，现在讲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等。目前需要警惕的，把一些体制并没有解决，或者问题相当严重的，产能过剩行业大的国有企业，用拉郎配的办法捏在一起搞重组，这个办法不能解决已有的问题，而且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我有一个建议，在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的国有资本，可以把国有资本划归地方社保资金，重点解决去产能过程中的人的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因为地方上有一些有国企，国企的国有资本也可以划拨地方，因为这些企业的职工，大部分都是在地方的，人是在地方的，所以这样的办法有利于央企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合作。
第三去产能不能只喊口号下指标，要有切实管用的机制。去产能实际效果怎么样，从大的方面看，是不是有好的机制，顶层机制上要有创新，不能用过去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办法，同时给地方有更大的创新空间。我想提一个，与碳排放权交易相似的思路和办法，简单来说，确定总量，分配配额，允许交易，奖励挂钩。具体来说就是国家提出某个行业去产能总量的指标，按现有产能分配到各个省，奖励措施与实际减去的产能挂钩，同时准许配额交易，这样竞争力强的地区和企业可以把自己的配额卖给竞争力差的地方和企业，竞争力强的地区和企业可以不减或少减，竞争力差的地区和企业可以多减，但他可以得到配额交易的补偿。这个办法有三个好处，第一有利于完成去产能的总量目标，第二符合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第三竞争力差的地区和企业能够获得补偿，提高去产能的积极性。
现在唐山有的地方已经这样做了，不仅仅是理论上的事了。在国家层面可以试，在省和市一级也可以做，政府应该鼓励这个积极性。
吴晓灵：下面请王一鸣发言。
王一鸣：根据会议安排，让我就房地产去库存发言，房地产的销售额既定9万亿，税收占的比重很高，房产税、营业税、附加税、企业所得税占到30%。我觉得在国民经济当中非常重要，伟民说把情况搞清楚，房地产库存到底是什么概念？我觉得有大中小三个口径，最小的口径已建成的商品房待售面积有7万多一点，中口径再加上在建的未售面积，又是70万，最大的口径已经购了土地，还没有开发的，可以估算它可以形成多大的供应量。到去年12月底待售面积，大数是7.18亿。按这个口径去库存，按去年全年销售面积12.8亿，去库存要6.7个月。加上在建面积是73.5亿，加上中口径，要5年9个月，如果再加上待开发土地面积，按平均容积率2.37计算，要6年5个月，这是库存的概念。
现在最突出的矛盾，一个就是三四线城市化解库存难度更大，现在一二线销售转暖总体有所缓解，但是三四线城市是矛盾的焦点，而且下一步怎么化解？还找不到特别有效的办法，这是一个难点。
第二个难点，商业用房、办公楼、写字楼，这块由于现在互联网，网购迅速发展，商业地产受到直接的冲击，特别是实体店。所以这块去库存，商业用房和办公用房这块去库存压力更大。如果最宽的口径需要10年10个月去库存。也有相当一部分库存以后也没有办法消化，库存有的是受政策因素约束，还有产品本身就不适应市场的需求，以后会是烂尾楼，这个也要有清醒认识。
化解的办法提8条建议，第一在人口净流出的这些地区控制房地产用地供给量，而且已经卖出去的土地要改变用途，如果再建房子的话会困难，而这些地方对土地财政有依赖，不控制会带来的问题。
第二提高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货币化安置比例。去年安置比例是28%，如果能提高到50%就能消化掉一块。
第三发展批量化租赁的市场，我跟万科聊过，他们也意识到他们有的房是卖不出去的，他们也做盈利模式，批量化租赁一定要有盈利模式。现在的障碍是什么？外来人口租赁，价格不能太高，如果按商业融资的话，利率太高。政府能不能给一些利率补贴，盈利模式是可以做出来的。
第四公积金能不能拿出一块做试点，探索建立城市住宅政策性银行，主要面向农业转移人口，因为他没有资产做抵押，又没有什么信用，按揭的模式很难做，能不能做一些探索。
第五在试点的基础上，能不能推进住房按揭贷款利率抵扣个人所得税。最简单的操作，上个月交的利息，拿着利息单子充当下个月的所得税，上海已经做过了，成效还是很明显的。
第六进一步鼓励农业转移人口，里面有很少一部分具备购房的能力，2014年统计，占外地务工的1%，如果提高到2%，这也是相当一块。能不能对这些人购房有一些特殊的激励政策。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做了，比如说安徽，农民工买房政府给你补贴，契税能不能降低，贷款能不能给点贴息。
第七商业用房、办公楼能不能资产证券化。
第八房地产政策怎么样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以前的一些限制性政策尽量取消，因为房地产在人口净流出和净流入的地区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一定要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包括税收的优惠。这样能够让净流入的地区住房的销售能够进一步活跃起来。
吴晓灵：下面请蔡昉做演讲。
蔡昉：我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谈一下。我先说一个指标，我们计算过一个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也叫巴拉萨指数。它的含义是你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你的出口份额做为分子，世界的同一个份额做分母。我们算了从2003年—2013年下降了36%，我们因为自己的比较优势下降而不能继续增长，而不是因为世界经济降下来了，不是同步的降，我们降得更快。我们比较优势下降，其中很重要的，表现在单位劳动成本上。最近日本媒体和学者做了一个结果，我们两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已经逆转了，所以用美元计算，1995年的时候，日本是中国的三倍以上，2013年中国就超了日本，2014年继续超。这个说法有一个错的地方，两个对的地方。
我先说错的地方，我们判断中国还没有超过日本，2013年没有更新的数据，但是到2013年，他说我们2013年超过了，2013年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是德国的29.7%，是韩国的36.7%，是美国的38.7%，我们是2011年日本的39.5%。后来汇率发生变化，但是我们知道汇率发生变化趋势又返回来，我们判断目前还没有超过。
对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个决定企业、产业和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比较优势不仅仅看劳动力成本，还要看你的劳动力生产率，就是劳动生产率是分母，劳动力成本是分子。用单位劳动成本分析是更合理的，比按工资还合理。
第二个对的地方中国单位劳动成本提高非常之快，远远快于比较发达经济体，和大的制造国。这些国家单位劳动率成本基本上是有波动，但是在同一个水平上，我们是单调的提高，因此说超过他们也是指日可待的，这是对的地方，应该值得警惕。
解决办法可以从分子和分母两方面采取措施，分子延缓工资上涨的趋势，分母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我有这么几条建议，第一增加劳动力供给，绝对数上是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是负增长了，那么考虑到劳动参与率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人口到2017年，也开始负增长了，这个趋势一直下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说让它转移。去年我们的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外出增长速度几乎是零了，也很有限。因此必须通过户籍制度提高劳动力参与率，特别是提高农民工非农就业参与率。我们看了一下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应有效劳动供给大概是900余万人，可以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负面影响，延缓工资上涨的势头。
第二劳动力成本还有很多非工资的成本，大家都在谈的就是社会保障缴费的水平，我们过去看过，我们有很多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项目，但是事实上有大量节余，我觉得这个不合理，完全有余地进行调整。
第三避免用错最低工资制度，因为我们搞劳动的，我们知道最低工资制度不是政府干预工资的政策手段，而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保护最弱势的那帮人，不要被雇佣方欺诈的保护政策，不是干预工资的政策，不要把它用来推动工资的上涨。
最后一个劳动生产率，分母是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它是保证单位劳动成本上升慢一些，维持制造业竞争力的终极源泉，归根结底还是要上升，但是我们想赢得时间，因此尽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我觉得有三个因素。
第一是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实际上这是不利的，因为我们做了一下人口分析，2011-2020年期间，我们新成长劳动力，每年是以1%的速度递减，而新成长劳动力就是所有各级毕业生加起来，因此这部分人口的递减，意味着说你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是要放慢的，放慢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做一个数，我们就看新成长劳动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善总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最后我们发现总的人力资本存量也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以1%的速度递减，实际上变坏，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我用的人力资本是受教育年限。
第二个手段，提高资本劳动比，企业都会干，政府也会干，但是这种办法是有限的，资本劳动比不断提高会导致报酬递减，不可能长期使用。有一个跟楼部长刚才说的不一样的信息，日本在失去的10年和20年，它的劳动生产率的确还在提高，但是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也就是说在它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中，94%的贡献来自于资本劳动比的提高，那么还有21%的贡献来自于人力资本的改善，加起来都超过百分之百了，因为全要素生产率是以15%的速度下降的，因此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日本失去的10年，20年，30年。
第三个手段，归根结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过去我们最快的速度就是部门重新配置劳动力，现在这个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们去年农业转移劳动力就已经是负增长了，今后可能更难。那么接下来是在产业内，企业之间重新配置资源，也就是说要创造性的破坏，要消除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
李扬：我的题目是关于化解金融领域的风险和去杠杆问题，前面的问题我讲不了，我讲讲去杠杆的问题，大家对去杠杆的概念不陌生，一直在发达国家政策术语出现。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要降低杠杆率。一个月左右中央经济工作会重申这个要求，五件事，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去杠杆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分析大事情需要有合适的框架，现在人人都说去杠杆，我们看，恐怕有的人说的不是那么专业，去杠杆，杠杆问题必须要在合适的框架上，这个框架上就是资产负债表。有了资产负债表，我们能非常系统准确的来刻划负债和杠杆，我们能准确知道这些负债用作什么，进一步我们知道这样的负债是不是会引起债务危机，所以必须要在资产负债表上进行分析。我们编了中国12年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有2个概念要交代一下，作为财务概念，杠杆率实际上是总资产中权益资本比率，对生产性企业如此。我们现在的杠杆率实际上是借用的，在这个状况下，它是非企业的经济主体，它的杠杆率是指这些非企业的经济主体债务与名义GDP的比率，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杠杆率是一个衡量经济主体的债务风险的指标，可以较准确的反映出经济主体的防范能力。我们的研究显示，危机以来中国国家负债率在上升，这些指标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国家负债率上升，与全球危机蔓延和国内经济下行密切相关。这个图非常概括的刻划我们国家从1996---2014年，杠杆率的变化情况。
有三段，一段是 加入WTO之前我们国家杠杆率是上升的，第二段是加入WTO到本次全球危机这一段杠杆率稳定而且下降，危机以后，特别是2009年之后杠杆率逐渐上升，表明危机对于杠杆率的变化产生非常大的作用。
本来中国居住杠杆率是很低的，这几年的措施，住房、汽车消费、耐用品消费，鼓励借债，所以中国有了负债，杠杆率开始提高，稳步提高也是在2009年以后
2009年之前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是很平的，但是2009年以后，它开始上升。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因为在中国，企业出问题一定是银行出问题，银行出问题一定连带财政出问题，财政出问题一定意味着整体经济出问题，有这样一种连带关系。杠杆率从2008年的98%提升到2014年的149%，增加是非常快的。我们做了国际比较显示，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在所有比较国家中最高。中国杠杆率如果有问题，主要在于企业，是非金融企业。
政府部门杠杆率的变化是比较稳定的，我们标出2009年，但是没有特别明显的倾向，但是它告诉我们，政府部门杠杆率不断提高可能是一个趋势。
我们研究的优势，讲了负债以后，看看资产。对于资产做了分析，给了两个口径，一个是宽口径，所有能算的账都算上，再一个是窄口径，扣除不具有流动性的资产，只留下高度流动性的资产，宽口径2014年底中国净资产是103.3万亿，窄口径是28.5万亿。这些数字被国际上的研究者经常引用，结论是中国能够应付1.5次大危机。去杠杆是个战略，我们探讨怎么去杠杆，杠杆既然是率，率就有分子和分母，我们可以用分子和分母支撑一些对策。
分子上，偿还债务是正道，出售资产偿债更是正道。对单个主体正确的东西，但大家都出售资产去偿债，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就卖不出价钱，债可能越偿越多。就会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我们有一个例证2014年末全球债务是199亿美元，其中57亿美元是危机以来发生的。去杠杆成为目标以后，杠杆率在迅速提高。因为去杠杆是很强的经济紧缩，稳定经济为第一要务的当局不可能容忍这个事态发生的，所以在经济稳定和去杠杆之间，当局一定取经济稳定，所以我们看到一边喊去杠杆，一边杠杆率在提高。
第二个对策是减记，可行性存疑。而且极尽赖账，即便可行减记过程也会导致资产价值损失及对其他市场的溢出作用，也会打击市场信心，导致信用萎缩，是不可取的。
分子对策，政府或央行承接债务，我们判断短期可行，而且可能是唯一的出路，长期风险非常大。如果由政府承担，由于存在李嘉图等价，未来税收负担会加重，如果增加政府债务方式筹资，政府债务会不断积累，可能导致财政悬崖类似美国出现的情况。用央行承接，扩张其资产负债表，效果非常明显，但未来某个时候一定要收缩资产负债表，美国量宽退出告诉我们，量宽退出可能比量宽更痛苦，目前美联储和世界各国银行都面临这个问题。在分子上用政府、用央行承接债务，是迅速稳定形势的措施，可能是唯一的措施，但是我们采取这个措施的时候，要考虑它有很长时期的负作用。
分母对策，分母是GDP，增加GDP是根本的措施，不伤害经济健康的治本之道，因此改革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长速度，同时控制债务增长速度，是降低杠杆率的关键所在。在中央文件里说到发展直接融资降低杠杆率，这个说法对微观是正确的，对宏观是无效的。对单个主体来说直接融资可以降低杠杆率，是杠杆率的转移而不是降低。作为国家总体，降低杠杆率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债务增长速度的同时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
我们的结论就是去杠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古典危机中去杠杆通过银行倒闭，金融市场狂泄、失业率上升，市场萧条等极端形式在短期内集中爆发完成的。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经济广泛类金融化等情况下，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成本急剧下降，货币当局应对传统危机的技术已经相当娴熟的条件下，去杠杆将是一个极为缓慢、曲折波动的长过程。核心问题在于去杠杆和保持适当增长速度存在着矛盾。今年我们一月的数字就被人质疑，我们刚说去杠杆，但当局却在加杠杆。要在两种间保持某种平衡，殊非易事。所以在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未得扭转的背景下，保持适当速度会成为当局的首选。虽然去杠杆关乎经济长远健康，但在短期内肯定会被牺牲。危机持续过程中设定去杠杆的任务，核心的意义在于提醒全社会不能迷失方向，不能过度依赖需求方调控，需要从供给侧合理安排去杠杆的路线图，并坚定不移的推行之。
还有结构性的问题，期限错配问题，地方政府的资产量很大，但是负债集中在短期内，所以期限错配问题非常突出。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来说，整个中国和对外来看，我们资本结构错配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中国是净投资头寸国家，但我们对外投资的收益是负的，我们对外负债是很大。我们和美国的情况完全相反，美国虽然是净债务国家，但是对外部门的收益是正的。我们是净债权国家，但我们的收益是负的，这种状况和我们国家的对外战略是有关系的。总之我们需要重视这个问题，但是不要以为它能很快解决。
许善达：我觉得对今年的经济形势估计不要太乐观。从去年发展情况来看，去年股市的形势，造成金融业发展速度很快，还有电商发展速度很快，其他的行业发展速度不快，这两个快的因素在今年没有去年那么大，但是别的地方也没有看到太大的增长态势不会太乐观。
我觉得供给侧的改革，三中全会决议已经说了很多，但是到现在主要是落实问题，从供给侧来讲，财税方面最大，一个是营业税改增值税，这个事拖了很长时间，迟迟没有动，需要有五千亿减税的规模。
第二个就是社保缴费，降低社保缴费率，要研究全国统筹。不全国统筹，缴费率也是很难解决的。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收支出现逆差。我们想这两项要是不做的话，结构性改革的效果，税收减少的小措施力度不大。这两项改革，靠一般的预算，重新切蛋糕是切不出来的，必须得另外筹集财政资源。
我们曾经写过一个报告，国有资本供给要调整，要拿出10万亿以上的国有资本调整，解决这两项税费降低所需要的资源。如果不下决心，你光说要营改增，要降低社保缴费率不可能的，现在的财政支出不可能调整出这么大的空间。
第三个意见，刚才大家发言里面有一个标题，全面降低成本，我觉得这个提法就不对。咱们研究企业发展，我们要降低投资成本，但是要增加企业搞研发，很多企业折旧率是很低的，提了30年，30年都不足，这样的成本就不能再降了，而且要鼓励提高折旧率，我们应该加速折旧。还有就是研发投入，现在财务制度跟联合国是不一样的，联合国把研发从财务成本提出来，作为投资行为，我们国家没有改，研发仍然是成本，全面降低成本，应该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要调整成本结构，有一部分成本是要增加的，有一部分成本是要降低的，我觉得这样才是比较完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这方面的要求。
宋晓梧：刚才听了楼部长的发言，我非常赞成去产能过程中，一定要给企业留点自主权，不能规矩企业，应该对应生产需要，我们80年代搞企业改革的时候，企业法、公司法已经说明了，一定要保证市场劳动力供给量的灵活性。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193号公约，集体谈判可以在企业层级、行业层级、区域层级和国家层级这4个不同层级上展开。至于哪个国家应该在哪个层级上侧重，这是由一个国家具体的政治经济和当时的条件决定的，政府不能够强行规定。
搞行业和区域谈判，欧洲、德国等国家在集体谈判数量中，北欧和德国集体谈判条例60-70%是行业区域级的，日本主要是企业，但是中央没有禁止过，政府也没有说过行业不能搞。你能说日本20年经济衰退是由于局限在企业级谈判吗？不能这样说。也不能说南欧是由于搞了行业或者区域谈判经济才差。德国和北欧主要是行业和区域集体谈判，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慎重。我参加国际劳工所的研讨谈判中，国际得出的结论，日本和韩国，行业和区域级对于抑制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好处，因为劳动力是跨企业流动的，区域的限制不利于平衡劳动力的价格。
张曙光：我想针对我们报喜不报忧谈一点看法，拿去年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增长6.9%不全是喜，也有忧。去年的喜在什么地方？我们从现在的数据看，也许结构调整有点效果，三次产业的结构有所变化，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忧的地方，大家看看工业部门，不要光看数据，看看统计局的景气月报，50种工业产品，其中24种是负增长，剩下26种是正增长，增长也不大，6.9%是怎么出来的，里面有没有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思考。刚才李扬讲去产能，去杠杆的问题，既需要坚持政策，今年的增长还会有，政治上承受力怎么样，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讲点长期问题。咱们30年跨越了贫困陷阱，实现了工业化，到了小康。现在要跨越第二个陷阱，大家说是中等收入陷阱。跨越这个陷阱仍然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前面是工业化结构性的变化，我觉得现在这个变化也是很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不光是一些投资、消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恐怕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人力资本和创新的问题。这个阶段里面，我觉得最麻烦的事情，恐怕是金融货币危机。一个是债务危机，一个是汇率风险。咱们可以看到，跨越这个陷阱要激发活力，要有企业家精神。既然工业化的过程，计划经济都不可能，需要分散决策，需要大家的参与，需要发挥大家的自由创造。
但是你可以看一看，既然需要分散的，咱们现在在走向集中决策，既然需要自由创造，咱们在很多方面统治思想统治的越来越严。如果是这样，如果咱们在金融和经济上出了问题，可能上去了又下来了，调整一下至少得三五年。如果经济上问题再引发政治上的问题，我看就是一二十年的问题。事实上咱们跨越贫困陷阱三十年，再跨越第二个陷阱可能也需要30-50年，大家想一想，如果折腾一下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提出这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卢迈：供给侧的改革要讲创新，我们讲大众创新。传统企业讲去产能，去杠杆。在中国发展高端论坛上我接触很多外国大公司，他们瞄准的是结构改革，是产业结构、企业层面的改革和创新。
万事达本身是一个支付的产品，但是现在提供全方位的，提供过海关一整套服务，利润率已经是三四十了，利润率还会进一步的提高。另一个是飞利浦公司，把传统家电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医疗器械，一部分是照明。照明这部分，现在是很传统的产业，将来用照明联网，到商店要买什么产品，在灯光下就可以引导你到那个地方。在机场你说到哪个地方的航班，可以引导你去办理。只要有灯光，比现在互联网传输速度要快10倍或者100倍。
这两个事例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他们强调两点，一个就是说，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是我们看到负面的产能过剩，他们也是过剩。第二他们重视跨界经营，我们现在对这些问题，没有把这些问题放在创新方面。如果强调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我觉得应该注意四点。
第一原有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我们要妥善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改革，第二个是整顿，第三个是发展。现在改革是限资，整顿是全覆盖，发展没人提，把三者关系要理清楚。
第二，我们说经济形势好不好，我们总说有亮点，有问题，今后要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去看看有没有出现亮点。这些地方在咱们经济总量中占的比重相当大，但是都是传统产业密集的地方，现在面临比较多的困难。如果这些地方由于创新带动出现了亮点，那么中国经济是有希望的。
第三，创新不仅仅是投入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否则没有人在这方面下工夫投入。
第四，对外资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也好，或者它在这方面进行的结构调整也好，要采取更多的欢迎的态度，不要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不理人家，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再开大门。对他们设立的很多研发中心，对于他们的产业向中国转移所做的一些做法，要采取更多的欢迎和支持的态度。
柳甄：大家好，我是Uber战略负责人柳甄，今天非常荣幸参加这个会，听到很多专家学者发表他们的观点，我作为颇有争议移动互联网专注出行行业的移动互联网的代表，我今天想谈一谈在实践中，或者在于商业运营中摸索出来，发现司机对我们商业发展重要意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发现，第一个发现撬动整个供给端，是解决打车难最实质的关键。第二如何利用创新和技术研发充分开发和利用供给侧。
第一点，大家都知道专车出现其实解决了人们需求的痛点，打车难，打不到车。但是其实专车发展的关键是重视供给端，就是司机端的增长。大家知道Uber和滴滴这样的专车是平台经济，但是不同于淘宝这样的平台。司机端，就是规模的增长，是整个产品直接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关键。因为在淘宝卖衣服，淘宝店家多，对用户直接的体验和产品的质量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在出行这个行业就不一样了。十万辆车，几十万辆车和一百万辆车，给人带来出行难点是不一样的，北京有6万辆车，北京专车高峰的时候有一百万辆，解决人们在偏远地区打不到车，解决人们在高峰期等待的时间由15分钟变成5分钟，变成3分钟。因为充分的供给解决了打车难的问题，增加了流动性，提高了乘客的体验。
最重要的是给司机带来什么？原来一个小时一个司机接一个订单，赚一个订单的钱。但是在充分供给和需求两端对接上，一个小时可以接两单，接三单，极大的增加他们的收入。所以撬动整个供给端，扩大司机的规模，是解决人们出行难非常关键的一点。
第二点，怎么充分利用供给，我们认为只有研发、创新。Uber库，是一个多人拼车的产品，一个乘客从金融街打到动物园10块钱，如果能顺路接上钓鱼台的乘客再到动物园，10块钱两个人可以分担，一个人出5块钱，一个人出6块钱，司机多赚一块钱，乘客节省了成本。从供给来讲，原来只有空驶的车可以停下，现在空驶的车有一个乘客，两个乘客都可以成为的供给。这是我们在实践运行中发现重视供给端，对我们依靠供给端的企业而言的一些商业模式，或者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点，同时也能提高空乘效率，降低人们出行成本，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乘客体验。新模式有不足的地方，希望专家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给新模式多提供意见，完善下一步的发展。
白重恩：刚才有几位专家提到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成本增速比较高。刚才楼部长主要强调劳动合同法，蔡昉一方面强调劳动供给的影响，他最后也讲了一个东西，我补充一下。制造业或者城市部门里面，不同企业之间劳动力的配置是造成劳动力成本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发现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成本增加的速度不一样，09年之前大学毕业生工资增长速度快于高中毕业生工资增长速度，高种以上工资增长速度也快于初中以下工资增长速度。09年以后这种情况有反过来了。尽管初级劳动力供给减少，高级劳动力供给增加了，要素供给增加的行业增长快，我们发现雇佣初级劳动力比较多的行业增长比较快，说明不仅仅由于劳动力供给改变造成这样的影响，而是有其他的原因。
其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又看投资的回报率，在雇佣初级劳动力比较多的行业投资回报率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说，如果我们把整个经济分成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雇佣比较多的初级劳动力，一个部门是雇佣比较多的高级劳动力。初级劳动力使用比较多的部门得到的政策扶持比较多，所以获得资金比较容易，扩张也比较快。因为获得资金比较容易，我们发现投资回报率比较低，另外一个部门投资回报率比较高，但是扩张比较慢，这里面就有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情况。
劳动力成本之所以增加这么快，除了劳动力的影响之外，还有09年到现在我们劳动力整个资源配置效率是下降的。低效率的部门用越来越多的要素，使得要素成本、不管是资本成本还是劳动力成本都在上升。低效率部门对高效率部门的挤出效益是造成要素成本上升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结构改革就特别重要了。
我们讲了这么多，要去产能，最关键是让低消部门占有的资源释放出来，用到高效部门去。如果我们去产能的过程中，把这些过剩产能的行业职工都养起来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只能说这些产能没有了，但是所释放出来的要素，如果不能用到更加有效的部门，我们就达不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变化，有很大程度是由于我们资源配置效率在恶化造成的，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去产能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资源用到更有效的部门去。
汤敏：我发言的题目是创新终生教育方式，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楼部长的发言据说在网上已经吵的沸沸扬扬了。劳动者本身对他收入的期望值，特别低收入的劳动者很难生存下来。解决的根本办法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能。这个东西要靠教育，蔡昉说，提高教育，其实非常大。
我们现在说已经在劳动力市场的这些人，包括农民工2亿几千万，我们要靠我们教育部门，靠我们的职业培训猴年马月才能完成，另外他们职业培训部一定是企业需要的。而企业本身，刚才楼部长也说了，企业本身在这样的劳动力市场情况下，不愿意大量投资培训。
去年一个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建了一个网站叫戴理唱歌，每个星期拍一段录像，找一个业余歌手，给他指点这首歌怎么唱，拍下来放到网上。想学唱歌的就跟他学，一年过去了，现在一共有2亿点击率，全国有一千多万人跟他学唱歌。他这个是免费的，风险投资投了差不多1亿。能代理唱歌，男高音唱歌这么高大上，这么有技术含量的事，可以通过代理实现。为什么不能代理务工、代理当保姆，代理当经济学家。几个星期前，有人请我发言，我就提出了保姆这个市场，全国现在有三千万保姆，非常需要不断培训，但是光靠保姆学校培训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在网上做代理0-6个月孩子，代理照顾老年痴呆病人，等等这一系列新的培训方式，完全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在手机App上就可以实现。假如说我们有这样一套新的培训模式，包括代理创新，代理这个，代理那个。有可能创造一个全新的职业培训方式，而且是低成本，而且可以有效率解决低劳动技能。已经在工作岗位的3亿多，4亿多的劳动力技能提高，这些技能不断提高需要全新的模式，这种模式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慕课的出现，完全有可能了，现在我们需要赶紧把它推出来。
哈继铭：我从市场角度谈一下，为什么人民币有贬值的压力。一个国家有外贸经常账户持续顺差，这个国家不应该是贬值压力，应该是升值压力。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情况，资本账户在起更重要的作用，资金外流。为什么有大量资金外流，规模如此之大，抵消了经常账户顺差以后使外汇储备下降，产生贬值压力？我觉得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一个是投资回报太低了，和几年前相比，很多行业产能过剩，投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现在这几年来看，很多行业已经投资过剩。投资效率不断下降，经营风险不断提高，我们看到中国债务率占GDP的比重，截止到去年底占GDP250%。未来的5年，每年经济增长依然保持6.9%以上的，按照目前的投资效率来看，债务率很可能在5年以后，根据我们很简单的模拟可能达到340%左右。尽管中国政府资产还是很多的，但是资产价值可能随着风险增加会缩水，但是负债一般不会缩水，甚至伴随通缩会越来越艰难，出现债务危机的风险不断上升。
另外改革步伐比较慢，三中全会里面有非常多有价值的改革建议，比如说国企改革，现在我们看到国企改革已经两三年过去了，但是国企的效率依然没有明显提高，比如说城镇化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我们现在依然严格控制5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分析，全国那么多城市，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的人口流向，也就是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人口增长规模比较快，三四线城市基本不增长，甚至有的地方减少。现在如果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正好和人口自然的流向是相违背的，这样的话，户籍制度改革作用效果也不一定会很理想。
第三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三中全会的决定最精髓的内容。最近这半年多来，看到的情况，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其他的市场，发现起决定性作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要走。
第三个原因，刚才提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快出的部分要大于其他国家的，这就使得我们的竞争优势在不断下降。长此以往这个顺差会减少甚至小时，这里面有人口老龄化的因素。
最后货币增长速度比较快，1月份还是14%的货币增长，过去这几年，速度增长一直是很快的，双位数增长。如果中国货币增长速度如此之快，而且又不贬值的话，是不是这么推下去，要不了几年，中国的货币可以把全世界的资产都买下来，显然是不可能的。说明你货币增长速度要放缓，要不然人民币有贬值压力。
高培勇：当前亟待把握好时机，财税改革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不用多说。财政体制改革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财税体制改革不是发生在财政充裕的时期，而是发生在财政困难。1994年财税改革就是这样的力争，最近这一两年我们觉得中国已经进入到财政困难的时期了。比如说去年的财政收入统计结果已经报出来了，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是8.4%，一个减法按同口径做校正，要减掉从2014五个基金，减掉以后增长速度是5.9%。第二个减法要扣除掉特殊性收入增长措施带来的影响，连5.9%都维持不住了。
这段时间财政管理部门不断释放财税体制改革的信息，如果父母有大包大揽儿女收支项目的时候，要摆弄儿女，管不了的时候就要给儿女政策出路。比如说去年3月份，财政部提交给人大的预算报告是这样描述的，市值改革取得重要进展，预算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财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这次的表述讲到预测改革用到取得决定性进展，市值改革有序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是积极推动。认识到这样的时期，要想办公室尽可能采取措施推动财税体制改革。
第二个要重视财税体制改革两方面的制度信息，一个是营改增期间过渡性财税收入划分的制度办法，第二个是关于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指导性意见。
财政体制改革方向不能回到分权制的轨道，应该继续分税制的轨道，1994年之前所有的财政体制分的都是权，1994年分的是税的办法。现在很多这方面的措施要分权走，比如说调整增值税的分成比例，调整消费税的分成办法，分的不是税而是权。
目前我们应该注意两个误区，我们一直强调财税是单一制的，但是单一制也不是一家人，我们不说法国这样的制度，不可能把财政体制变成一家的关系，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变成一家关系。第二我们强调税权高度统一，不能把税收立法权扩大到财政的管理权，财政收支的流动权，我们要采取分级管理，我特别担心这样的路走下去，把地方财政变成打酱油财政。
什么是打酱油财政呢？给多少钱办多少事，给什么钱办什么事。第二个就是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问题，我觉得要指出，它不是财政体制改革核心的内容，当然更不是财政体制改革的全部。不管是事权还是支出责任，解决的都是支出的问题，必须得把收和支能对应起来。如果只注意支出预测的调整问题，而不关注收入预测的问题，收支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打断了。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是当前财政体制改革的短板，应该把大作为集中问题进行解决，但是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以后，还要同时把分税的问题解决好。
李稻葵：我的观点非常简单，现在国家提出十三五初期的五大任务，我认为完成这五大任务的基础就是稳金融，中国经济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那么这一轮的转型升级与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和90年有一点根本的不同，就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交互的关系非常明显。我有两个基本的判断，一个基本判断，中国金融总体的基础仍然是不稳定的，不稳固的。从银行来讲，虽然现在报出来的不良率在2%左右，实际上经济增速继续放缓的大前提下，不良率还会上升，债券市场，大量的企业，最近几年发了很多债，而且价格虚高，很多债的收益率跟国债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不可能的风险被低估了。股票市场有大量的企业，实际上经营情况是不好的，但是价格并不低，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讲，金融的基础是按不稳固的。
现在货币存量换成美元已经是21万亿美元了，每个身份证，每年可以转出5万美元，6千万的身份证，就可以把咱们的外汇储备搞光，所以整个基础是不稳的，和历史任何时期相比基础都不够稳。
今天的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比历史任何时期都要复杂。1亿的股民，五千万的股民，今年一月份的损失，每人五千万，今年一月份的股市下降。我们今天的金融跟国际关系急切密切，去年5月份股份下跌，8月份汇率改革波动，加上今年1月份股市下降，每次都带来了国际影响，每次都跟汇率贬值压力相互作用，恶性循环。我刚才讲的是实体经济和金融关系非常密切。
另外现在的保险、信托、银行、股市资产实际交互程度非常复杂。股市下降的时候，整个资产情况会直接影响我们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怎么办？我建议有三点。第一明确提出稳金融，稳金融是指宏观上的金融，包括资本价格，资本市场整体的股价要有明确的目标，要有机制，要稳住。比如说宣布，如果市盈率降到10倍以下，必须有一个机制，学香港1998年的时候，怎么退出，价格回来以后，基金赚了钱以后，要按香港的方式返还给股民，或者进入社会保障金，这是稳金融，稳市场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加快基础性的整顿工作。比如说一些要破产的企业，债务上就要重组，再比如说很多的银行呆账、坏账，在整体金融稳定的情况下，鼓励它赶紧重组。整体的稳定和微观的调整是不矛盾的，是相辅相成的。
第三件事，稳汇率，非常坦率的讲，我个人观点，这一轮，此时此刻汇率改革的窗口已经关闭，汇率改革需要窗口，需要外部对你的汇率观点比较一致，而且没有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资本账户逐步打开增加，汇率弹性是有时机的，现在这个时机已经过去了。未来一段时间，我的观点以稳定为主。因为汇率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多余的价格，相当于盲肠，此时此刻影响汇率走势主要来自于金融方面，这个方面，汇率以稳定为主，千万不能产生进一步贬值的巨大压力。三件事搞好了，金融就稳定了，金融稳定了，我们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就有希望了。
王小鲁：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究竟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本来这个问题想提给小川行长和易纲副行长的，可惜他们两个走了。去年我们的GDP增长率报的是6.9%，但是名义增长率只有6.4%，相比起来，货币M2增长率是13.3，整整比GDP增长高了7个百分点。这样的货币增长还能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吗？我想这是一个问题。
过去我们经济增长率在10%左右的时候，我们保持12、13的货币增长可以说那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现在情况变了。GDP只有6点多，但是货币增长保持了13.3，整整提高了7个百分点。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能称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了，而应该叫做宽松的货币政策。
今年1月份又出了一个新情况，贷款投放增长2.5万亿，同比多增了1万多亿，按这个速度增长，我们的货币增长还要继续放大。我们的杠杆率不但不能去杠杆，还要迅速提高，杠杆率还要迅速扩大。这种情况下，未来我们离金融危机还远吗？我想这是我们现在非常严峻的挑战。我们现在不但没有做到降杠杆，反而在迅速继续推高杠杆率。而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的实践已经证明，宽松的货币政策针对我们现在的经济疲软是无效的。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疲软恐怕主要是结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过去长期以来的过多的投资，造成了产能扩张过快，大量的产能过剩。这样的结构，如果调不过来的话，继续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解决增长疲软的问题，我想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可能会增加很多问题，带来重大的风险。
盛洪：我觉得供给经济学还是一个健康的经济学，需求是有效需求，创造供给卖不出去。需求是健康的，相比所谓需求政策来讲，多发行货币，中央政府靠赤字。沙一定律（音译）的前提就是有效的市场，第一生产要素能自由进入和交易，这样要素才能非常迅速从生产效率低的领域和一些人转移到生产效率高的领域和一些人的手里。第二企业有各种产业。第三由市场定价。
我们现在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说国有企业改革太难，国有企业占有的资源不能够有效配置，这是巨大的问题。我们大概估计了一下，国有企业大数总资产是100万亿，旧资产是34万亿。去掉补贴和因素成本，国有企业2013连净资产收益率是负3.8%。现在我们假设如果能提升10%，到了将近6%的话，大概要增加3.4万亿，这相当于我们一年GDP的5%，所以这是非常大的数。
第二方面，现在国企不改革的原因，在面临经济放缓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资源价格下降，它是一个市场自动调节的结果，使企业获得成本更低的资源。现在国企改革，有非常强的垄断力量，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降的时候，我们成品油价格依然由政府规定，政府规定很大程度是被垄断企业俘获。国际原油下降带来的好处，我们的企业不能获得。
还有一方面就是土地，由于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这种制度限制农民土地进入市场。我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我们到一些地方开展了旅游项目进行一些投资。一般而言，这样的收入增长速度是1000%增长。由于汽车的发展，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会迅速扩大需求，我们限制农民做这样的投资，限制土地有效的配置，限制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潜力。
李晓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4条建议。第一，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和实践中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改革，也就是说要把政府、企业等作为主体进行协同执行，而不是政府主导下进行供给侧结构产业调整。
第二提升绿色产品、保健产品的供给补充，减少生产污染资源浪费的生产活动，这是供给侧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点。换言之企业和产业承担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大责任和权利。
第三在重视创新的时候，不要忽视保护和挖掘传统文化、民间艺术、乡村景色等对提高供给质量的意义和作用。
第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进展判断，至少要以年度为单位，不要以月和季为时间维度判断，要以比较宽的维度进行判断，不要刮风，不要搞运动。
刘志硕：互联网化带来的对原有社会运行的秩序、制度、法规、伦理道理等全面挑战的时代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些挑战，无论是出行，还是P2P的治理等。由于互联网快速的传播和整合资源的技术优势，必然对社会的发展带来深渗透率和快速影响的特点，我们应该积极应对整个全社会的互联网化的进程。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看到整个创新，尤其是互联网的创新，是组织边缘创新、组织边际创新，我们是行政的，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指导意见是人民银行牵头的，关于滴滴出行等关于交通部牵头发布的意见是很有效的。我建议从全球来看，我们应该珍惜我们在互联网领域难得的优势，目前全球前十互联网公司有一半是中国式的公司。中国汽车市场不大吗？中国住房市场不大吗？是很大的，你有没有比较优势？你以前是没有的。
在北美投资的一家投资机构，我们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创新方面远远领先全球，我们应该抓住这样的时机，帮助我们的企业更好的发展，同时积极应对从供给侧，从制度供给这侧优先领先别人，完成互联网时代到移动互联网政府管制的局面。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有更高级别的统筹协调机制，协调跨界创新。敢不敢于用互联网的思路解决问题。我们体验过专车服务过的人，那是一张长着跟出租车司机不一样的笑脸。我们应该相信社会，相信互联网共治的基本思想。比如说所有的创新部分，法无禁止都可以做，出现社群矛盾的时候，采用类似社会仲裁和陪审团的机制进行解决，支持保护创新。这样的制度安排，哪怕是在局部，比如说在中关村进行试点，对于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我觉得我们国家在互联网方向，在移动互联网方向的优势是来之不易的。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走在世界的前沿，我们能不能抓住有利的时机，完成全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全社会优先供给，这是很重要的时机，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完成全世界互联网时代全社会治理结构的优化。
秦朔：虽然是社会效益优先的产业，一般的市场规律在这里面已经起作用了，我谈谈内部产业中供求变化的问题。我们很多人看到的是内部产业在萎缩，2012-2015年中国电影从170亿到446.69亿，飞速增长。如果说作为衡量互联网广告承载，互联网广告2012年是793亿，2015年数字还没有出来，但是Q4就有621亿，同样也是高速增长。内容供应角度需求是在以极大速度增长的，为什么有那么多悲观的说法呢？比如说传统的报刊，从我自己的数据来看，大概在收入这一块，从2012-2015年，现在收入下降三分之一，现在从利润角度来看几乎是全行业亏损。在研究供给侧改革的时候，也要看需求侧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第二个，在内容工业供给侧改革里面，生产内容主体需要什么，分成两类，一个是国有，国有内容生产主体有一些垄断的权力，有一些减免所得税，还有很多特惠的东西，还有资产评估，还有类似金融双轨制的东西。这些因素有没有促进他们活力的提升和对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呢？其实是没有的。反过来再看第二个供给的主体是民营的，我们看看电影，我们看看影视剧、体育、音乐、网络文学等，其实并没有给他们政策优惠，如果有的话就是许可，让你自由进入，你可以做，自然就可以做出很好的东西。
如果看供给侧的变化，我认为微观市场主体，给我们一个启发，我们还是要相信这些人会因为它成为自主负责的供应主体，会在竞争压力下，千方百计提供质量。现在微信上，有一百万个公众号，你不能说这个也是产能过剩，也要加强管制。从内容产业角度来看，我作为一个影视创业者，要平等对待。
刘光超：从法律角度来说有三个维度，第一个重视平等性保护，资质、标准、界限，平等性已经提高了很多。第二对成本、机会的保护，如果这些没有法律保护的话，谈不上真正的市场化。第三对事物创新性的保护。今天很多人谈到创新，如果在这方面，能真正提上保护意识的话，对供给侧改革是很有意义的。
我建议从五个方面着重考虑，第一从主体角度，对企业主体，或者对他们整个大的体制的改革，比如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国民化和平等化的设计不能缺失。
第二我们在行业限制和垄断以及一些行为管制方面要打破很多限制。现在很多新的东西，不是因为不能做供给不出来，不是没有人供给。
第三加强土地制度的彻底性改革，我们国家的土地制度是很坏的制度，极大的破坏了制度的平衡，现在很多农村问题都是土地问题造成的，很多城市问题也是土地问题爆发的。
第四在人口方面，劳动力方面，湖南取消了居民和非居民户口的界限，这种改革是很有意义的。
第五对资金、金融妖魔化回归到正常制度的评估。我们50人论坛从法律方面做一些课题研讨也可以做一些系统性的建议。
郑秉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提出的分量是很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继续提出来，社会缴费的下降，2015年已经下降3项社会保险的缴费，2016年有两项需要下调，一个是养老，一个是医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从三方面给我们重大的启示，第一引入成本概念，强化投入产出的意识。从需求侧的角度来看，这么多年来，我们始终把它看成和谐社会，看成是需求，看成是一种福利，而没有把它看成能够影响企业竞争力，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这就是从需求侧判断它，看待它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双刃剑，要这样看的话，应该建立好多相关的制度，比如说是不是积累越来越多也好，我们是不是像美国一样设立一个基金率，是明年支出的百分之多少，是300%，100%，还是150%，不是越多越好。
第二点，要引入结构性改革，强化可持续性的意识，尤其是长期来，我们的制度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从养老保险制度来看，每年正常缴费支出几乎与正常养老收入是相等的，每年节余这么多主要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失业人员保险制度是有问题的，基金规模越来越多，受益人数越来越少，下降了一半，势必要加强企业的负担，大量失业人员没有失业保险，企业主必须支付一次性的赔偿，增加企业的负担，失业保险的制度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革这些问题。再比如说工伤保险，10年之前受益人数50万，现在是200万，10年之前之类是240亿，现在是1400亿。现在有条件，应该把它提高成省级统筹。从供给侧来看，应该强化可持续性的意识。
第三点，要引入制度供给的概念，强化底线的意识。中央经济会议提到社会政策要起到兜底的作用，从兜底的作用来看，这种制度的政策供给与需求还是不一样的。制定什么样的社会政策，社会就应该接受什么样的社会政策，而不是完全跟着需求走的，福利的需求是没有尽头的，它是跟设计有关，由此强调顶层设计，一篮子设计。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凝聚共识，要讲三中全会，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一脉相承的。楼部长讲的谈判的问题，宋晓梧也强调了这个问题，我讲社会福利制度比较，这里面涉及到谈判，工商谈判是1，部门谈判是2，中央部门的谈判是3，OECD20个国家，谈判的层级确实是不一样的，南欧是高的趋向3，北欧也是高的。重要的区别是什么？谈判如此高的国家有两个趋势，一个是改革容易发生一致，像瑞典，还有一个趋势改革不容易达成共识的希腊，谈判趋势如此之高有好处，也有坏处，关键就是引导。撒切尔夫人上台和里根上台在美国降低了谈判层级，从国家层级往下降，在美国国家三级谈判越来越少，二级还有一些，主要是一级谈判。三级二级主要是欧洲，主要是南欧和北欧，这两个地方都是极端，关键就是劳动合同法的判断。2008年实行的劳动合同法确实是有问题的，民粹主义还是非常盛行的。
汪同三：全面分析宏观经济，小川行长讲从做数学模型开始，80年代在外经贸工作的时候，我们请他去过，研究中国宏观模型，首先就是GDP怎么出来的，从统计角度来讲，GDP有三种计算方式，一种是三产法，就是GDP三个产业增加值如何，一种是支出法，或者使用法，第三个是收入法，GDP等于居民收入加政府收入加企业收入。这样三种不同的GDP的统计方法告诉我们，分析研究宏观经济的时候，有三个不同的角度。
一个是从三产法的角度分析，GDP是从哪里来的。第二个角度从需求角度分析GDP用到哪里去，用到投资、出口。第三个分析宏观经济的角度，就是收入分配的结构，居民得到了多少好处，政府得到多少好处，企业得到多少好处。我们全面研究分析宏观经济的时候，要从这三个角度研究，才能得出比较全面的结论来。
当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对于这三个角度的侧重是不同的。那么到了现在，我们现在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总书记讲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当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供给侧，也就是生产法这个角度分析。刚才吴敬琏老师深刻分析了为什么。现在我想强调的，我们注重供给和需求分析的同时，易纲行长分析了总需求和总供给，还要注重供给和需求与收入分配结构的关系。
刚才好几个发言都谈到了工资的问题，劳动力供给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谈到了劳动力供给的问题。大家谈到劳动力的问题，都是供给和收入分配关系。
我们关于居民收入和工资问题是什么过程？在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遇到问题叫做国民收入超分配，是说消费和投资超分配了，消费太多，居民收入增长太快，从计划经济走出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居民收入相对太少，我们第一次出现所谓的超分配，最后通货膨胀。到了90年代中期的时候，十四大提出来市场经济以后，各种各样的改革，其中有企业的改革，有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那时候朱镕基总理，明确讲工资的上涨不能高于经济的增长，不能高于企业的增长。这样的政策使我们企业的改革朝着现在管理制度推进，后来碰到亚洲金融危机，90年代末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通货紧缩。
那么到了十二五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十二五规划发改委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一次讨论会，发改委一位领导同志提出来说，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当时我们就说这个说法不符合经济学，如果劳动力工资的增长快于企业增长就是通货膨胀，两个同步。实际执行结果，工资劳动力增长超过经济增长，高于企业增长。现在要注意工资增长生产率增长造成我们现在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更复杂了，刚提出这个问题就面临通货紧缩，80年代后期因为你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出现了通货紧缩。我觉得研究宏观经济要从这三个角度，供给、需求和收入分配三个角度同时研究，搞好它们之间有机的关系，这也是结构性的关系，才能正确分析认识宏观经济，才能找到正确的对策。
朱云来：很荣幸今天有机会聆听各位参与讨论的嘉宾各抒己见，各有见地，有所收益。我们谈到的问题，谈到的领域很多，似乎我们没有面对一个真实的，整体经济的格局。我们往回看我们的经济，2000年年以来投资一年超过10万亿，累计到2013就160万亿，加2014、2015累计投资超过200万亿元。200万亿的规模，我们投资率从40%一路提高到50%，我们有一半消费，还有一半都投资了。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产能需要去掉，因为中国的杠杆需要去掉，我们为什么还要投资这么多，这是看过去。
另外一个现实问题看未来，如果我们增长是7%，我们60万亿的基数年产，现在只需要4万亿，但是今年1月份，我们总融资额已经是3.4万亿，如果社会总融资像我们理解的那样，就可以做项目，可以做投资呢，假设是有意义的投资，这个投资就形成GDP。如果不是，为什么？我们还要投多少？这个跟我们的去产能是什么样的关系，面对未来的问题。经济的一半就够我们民众消费和政府开支了，我们另外那一半作为投资，我们有必要投那么多吗？这是我想提出的问题，我希望让大家回到我们需要面对的真实的整体的经济格局，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三去一降一补，一补差不多五千亿，跟我们成万亿，成十万亿的来比的话，其实是一个小数。
吴晓灵：谢谢大家的配合，咱们这次的年会是开的质量非常高的一次年会。改变了咱们过去开年会的时候，各说各的，大家集中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这一个主题，以自己的专业立场谈，非常简明扼要的谈出自己的观点，这次咱们的讨论是非常成功的。我们会根据速记把大家的讲话整理出来，我们希望每位专家把自己演讲的内容浓缩成300-500字的内容，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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