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几个重要切入点。在近日举办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上，专家就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出各自建议，支招“三去一补一降”。 

　　可采用制定配额的方式去产能 

　　当下，去产能的方向取得共识，但如何在不降低增长率的同时去产能，一直是业界讨论的焦点。对此，国研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去产能可以采用与碳减排相似的思路和办法，“简单来说就是确定总量，分配配额，允许交易，奖励挂钩。”他进一步阐释，“国家提出某个行业去产能总量的指标，下放到各个省，与奖励措施挂钩，竞争力强的地区和企业可以不减或者少减，竞争力差的地方可以多减。这个办法有三个好处：第一有利于完成去产能的总量目标；第二符合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第三竞争力差的地区和企业就有去产能的积极性。” 

　　针对去产能过程中需要防范的问题，刘世锦认为，人、债、资产重组，特别是股权结构是重点所在。“目前需要警惕的是，把一些没有解决，或者问题相当严重的、产能过剩大的企业，用拉郎配的办法捏在一起，这个办法不能解决已有问题，而且会引发更大的问题。” 

　　房地产去库存可多角度各个击破 

　　当下，房地产去库存问题引人关注。库存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给出的判断是，商品房去库存大约需要6年5个月，商业用房和办公用房去库存压力更大，大概需要10年10个月，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后期也没有办法消化。另外，三、四线城市化解库存难度远远高于一、二线城市。 

　　对此，王一鸣建议，在人口净流出的地区可以控制房地产用地供给量，针对已经卖出的土地要改变其用途。而从保障民生的角度，他表示，可以提高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货币化安置比例，发展批量化租赁市场，并尝试政府利率补贴。另外，尝试使用公积金做试点探索建立城市住宅政策性银行，主要面向农业转移人口，在试点的基础上，推进住房按揭贷款利率抵扣个人所得税，均可不同程度消化库存。 

　　除此之外，王一鸣还提到，应进一步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并给予这部分人购房特殊的激励政策。对商业用房、办公楼资产证券化；给予地方更大的房地产政策自主权等措施。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降低成本重要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比较优势下降，是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在于单位劳动成本的增加。 

　　不过，比较优势不仅要看劳动力成本，还要看劳动生产率。蔡昉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降成本就是延缓工资上涨的趋势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 

　　针对前者，蔡昉建议，必须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提高劳动力的参与程度，特别是提高农民工非农就业参与率。“我国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应有效劳动供给大概是900余万人，可以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负面影响，延缓工资上涨的势头。” 

　　此外，社会保障缴费水平适度调整，是降低用人成本的有效方式，可以提高用工率。 

　　蔡昉还强调，最低工资制度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保护最弱势人群，而不应该干预工资政策，成为推高工资的因素。 

　　不过，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蔡昉认为，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提高资本劳动比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降低成本的可持续之道。其中，最后一点需要在企业之间重新配置资源，“创造性地破坏”，消除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 

　　从控制债务增长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入手去杠杆 

　　“在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亊长李扬认为，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在所有比较国家中较高。所以他认为，“中国杠杆率如果有问题，主要是非金融企业。” 

　　如何降低杠杆率？李扬给出了探讨的切入点，他认为，偿还债务是降低债务的直接方法，但是，如果出售资产偿债比例过重，资产价格会急剧下降，债务可能越偿越多。而对减记方式，李扬表示可行性存疑。 

　　如果由政府或央行承接债务，短期可起到稳定作用，但存在较大的长期风险。李扬分析，前者会造成税收加重，政府负债积累；后者则明显扩张资产负债表，终有一天要面临更加痛苦的收缩过程。 

　　与降低债务相对应的是，增加GDP也可以降低杠杆率，而且是解决根本的措施。李扬谈到，“发展直接融资，可以为经济总体中单个经济主体降低杠杆率作出贡献。降低杠杆率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债务增长速度的同时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