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历史需求峰值是由技术决定的，当经济增长到某种状态或者某个数量级，就很难再往上增长。发展经济学则缺乏经济持续增长理论，无法解决全球范围内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核心指标。供给侧改革也不能取代需求管理。本文指出，中国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在于要素市场改革。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报告的研究很有意义，优点在于：选择了更具说服力、效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倒推经济增长率。模型使用了Maddison和PWT8.1数据集，两者是目前国内国别长期研究中可比性较强的数据集。另外，报告还把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增长率区分开，特别是15—64岁年龄段（即有劳动能力年龄段人口），因为当劳动年龄段人数发生变化，对经济增长是有影响的，这点非常重要。

　　历史需求峰值是影响GDP增长的重要因素

　　国务院发展中心的研究团队前几年也进行了类似研究，主要是用Maddison数据集梳理了过去几十年的数据。从若干国家的经验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一国的人均收入在达到11000国际元后，GDP增长率开始下降，比如东亚经济体。对中国来说，这完全是一个经验性判断。

　　从逻辑和理论框架来看，我们更关注另一个问题。我们提出了历史需求峰值的概念，有人说需求决定经济增长潜力，然而长期经济增长一定是由供给决定的。

　　长期历史需求峰值暗含的含义是技术路径的存在：在人类社会已有技术水平之下，当经济增长到某种状态或者某个数量级，就很难再往上增长。另外，人是有偏好的，达到这个水平后，该领域可以分配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比如住房，从国际、国内来看，大体上人均住房面积稳定在30平方米。

　　目前并没有新技术出现，这个数字就是峰值——即我们强调的历史需求峰值是由技术决定的，甚至从广义上来讲是由知识决定的。但目前，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还缺少深度的思考和了解。

　　白重恩在研究中假设人口不变，那么劳均GDP增长率实际在下降。最近几年，解释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角度是从供给出发，特别是劳动力变化来看。但这只是因素之一。

　　从长期来讲，知识技术所决定的历史需求峰值也是一个因素。我们的一个逻辑判断方式是，假定劳动力不变，劳动生产率下降，最后经济增长率也会下降。

　　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及理论框架

　　在研究方法方面：

　　首先，趋同法完全可以淘汰。

　　其逻辑是，假定美国处于最好的水平，设为参数1，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差距就是潜力，等同于差距就是速度。换而言之，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有多大，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有多快。

　　按照其逻辑，中国一定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国家，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更高。举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1%，此后日本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时期，而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大约也是美国的20%左右。

　　我们可以把一国的经济增长当作一个自然生长过程，分成不同阶段：婴儿、幼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但在人生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生长速度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假定50年代的日本是21岁，美国是100岁，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增长，现在美国已经200岁了，相当于其20%的中国已经40岁了。而一个人跑步速度最快的年纪是20岁-40岁，中国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

　　从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的标准来看，韩国在90年代中期符合标准，台湾则在90年代初期，而中国去年才达到11000国际元。但是中国地域辽阔，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在三年前就达到了这个标准。刚才白老师也提出不同国家情况不同，我觉得这是其一。

　　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人的自然生长过程类似，不同阶段的增长速度是不一样的，如何缩小与年龄最大、个头最高个体的差距，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追赶速度。在这方面，我们的未解之迷很多，因此我对趋同法提出异议。

　　其次，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这个方法运用很广泛，也有其正确性，但是我认为过于简单。

　　报告中根据PWT8.1数据推出的曲线，可能采用的是西欧国家的预测数据，而西欧国家的增长状况有不同类型，所谓的超越中国的高收入阶段大概有几十个阶段，最后得出的平均数可能是某种合理或者我们认可的曲线，实际上大部分时候，西欧各国经济增长是低于这条理论上的曲线的，这样的处理使得西欧各国和美国的距离缩短了。

　　同时，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花费的时间相差很大，发展场景的差异也相当大，追赶的内容和节奏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全要素生产率这种方法，对解释发展中国家追赶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我觉得过于简单。

　　经济增长尚缺乏一个理论框架。过去我们研究的是经济起飞的问题以及欠发达国家怎么进入经济起飞。但是我们并没有关注起飞后的飞行时间，即“持续飞行”的能力。

　　同时，我们也没有关注降落理论，比如，经济什么时候开始降落？以何种速度降落？降落点在哪？中国经济下行已经持续了五年，现在还在继续下行过程中，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理论框架。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最典型的是周期理论，以及最近在讨论的供给侧，这些都需要宏大的经济增长框架，才能将其摆在合适的位置上讨论。

　　总之，发展经济学缺乏经济持续增长理论，无法解决全球范围内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以Maddison的国际元标准来算，拉美国家（包括巴西和阿根廷）的人均收入都没有超过6000国际元。

　　我的观点是，中国将来遇到的陷阱不会再是拉美已经出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同时我也注意到，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这个点时，GDP开始增长，投资比重、工业比重以及外贸出口的增长速度都会下降，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一定有其规律。然而现有经济学理论缺少一个大家公认的系统性框架。

　　供给侧改革需要特别关注企业的盈利水平

　　近期所谓的“新供给改革”成了舆论关注的热点，也存在不同的理解和争论。其实，相对需求侧改革的措施，供给侧改革更侧重于提升经济增长效率，更侧重于增强企业长期发展活力，更注重经济长期持续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不是扩张经济总量，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率。这作为一条主线，是中国经济下一步长期稳定发展的核心问题。

　　现阶段，政策着力点应放在加大供给侧调整力度上，引导过剩产能供给侧减量和结构调整，达到与需求侧相适应的新水平，价格企稳，企业盈利能力恢复，进而实现转型再平衡。

　　目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核心指标。中国经济转型，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不是最大问题，关键是使企业盈利保持增长的状态。现在企业盈利是负增长，将来企业盈利以后，就业就会增加，财政收入也会增加，企业风险就得到了控制。

　　我曾说过，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目标”，核心就是企业可盈利。这应该是经济转型的一个核心指标，也是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五中全会都已经讲了很多，宏观的部署也都有了，关键是要把文件变成实践、要落到实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上下联动”，既要有顶层设计，也要有基层视野。首先，顶层设计主要是管宏观方向，划出底线。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到底哪些措施比较有效，还是要让地方和基层企业有更大的空间来试验，通过试验才能找出切实管用的措施。这也是我国过去30多年改革最重要的一条经验。这条经验现在依然适用。

　　供给侧改革不能取代需求管理

　　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是同时存在的，转向供给侧以后意味着更加强调不要纯粹靠刺激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不要光做需求的文章。供给侧强调的是通过重新改变资源的配置来提升效益，但并不是说需求不重要了。

　　供给和需求是现代经济活动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所谓“三驾马车”是对需求侧消费、投资、出口活动的通俗描述。有人以为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驾马车”。这种看法会导致误解，而且低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

　　解决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转型期结构性问题，需求侧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侧政策，也难以将其作为重点。

　　供给侧改革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供给侧改革不排除宏观政策的必要调整，比如采取供给学派所强调的减税等措施，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供求是双方面的平衡关系，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需求，是在解决需求的问题。比如，减产能、兼并重组实际上是调整供给结构，把不需要的供给减下去，同时创造市场需求。

　　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也是这样，放宽准入的同时就是在扩大投资。制造业的增长以及转型升级、服务业的发展，都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以创造出新的需求。总的来说，解决供给问题的同时，也是创造新的需求，而且这种新的需求更可靠、更实在、更具有可持续性。

　　要素市场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

　　第一，在减产能方面切实加大力度，要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对整个中国经济，大家普遍关注GDP增速放缓，其实最具挑战性的是工业企业盈利水平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负增长已经持续一年多时间，其主要原因就是产能过剩，特别是钢铁、铁矿石、煤炭、石油、石化等重化工业部门，产能过剩严重。PPI已连续40多个月负增长，这些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70%到80%。

　　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不仅企业经营困难加大，而且金融、财政的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或凸显。破解这一局面的关键，就是对严重过剩行业在削减产能方面要有实质性操作。但因为这些重化工业行业中主要还是国有企业，除了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减产能和稳增长之间的矛盾，还有人的问题和债务的问题需要解决。如果仅靠地方、企业、市场恐怕很难解决，还是需要从国家层面采取一些措施。推动企业减产能，还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兼并重组，通过优势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用市场化的办法对生产力进行重新整合，来提升整个企业的生产效率。

　　第二，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前段时间，放宽准入主要是针对小微企业，在商事制度改革、提高便利化程度等方面采取了一些举措，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稳增长、提效率来讲，不仅是要“放小”，可能更具有实际意义的还要“放大”，也就是在行政性垄断问题比较突出的基础行业中，切实放宽准入，引入竞争。这些行业放宽准入之后，能够切实改善供给、降低成本，同时能够通过竞争全面提升效率。

　　第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实现合理化配置。现在中国城市稳步发展，农村内部发展空间比较简单，未来新增长点在城乡之间。具体地说，现在推进城镇化，现有城市之间通过互联互通发展一些中小城镇，形成一定范围的城市带、城市圈，由过去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这方面的潜力还很大。

　　第四，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与模仿为主的发展相比，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必须通过市场上的大量试错，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政府习惯于居高临下地做产业规划，但创新从本质上说是很难规划的，最重要的着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排除泡沫经济的扰乱，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培育人力资本，改造金融支撑体系等。要把培育创新环境与地方竞争结合起来，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影响力的创新中心。

　　第五，进一步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创新，二是“精致生产”。“精致生产”就是把活做细，就是最大限度发挥“工匠精神”。我国大部分制造业摊子已经铺开了，但从整体来讲，精细化程度还比较低。在这方面中国的潜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