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86歲的吳敬璉再次為改革疾呼。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上，他給決策部門提了一個意見，“執行部門好像有點慢，有一些改革的指導意見和方案不銜接，這種現象很明顯。”

　　他說，十八屆三中全會為全面深化改革作了很好的頂層設計，很多改革的指導意見和方案，都得到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批示。但是這些頂層設計和一些具體實施方案的銜接好像存在問題。

　　“最近一個月以來，出現了所謂的改革空轉現象，上級部門忙著發文件，下級部門忙著學文件，一個文件還沒學完，第二個文件又來了，或者說改革成了‘修辭’。”吳敬璉說，“這種批評，有一些可能不實，但是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警惕。一定要讓這些很好的改革頂層設計、指導意見落地生根。”就像習近平總書記1月11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次會議上強調的，“全面深化改革頭3年是夯基壘台、立柱架梁的3年，今年要力爭把改革的主體框架搭建起來。要牢牢扭住全面深化改革各項目標，落實主體責任，理清責任鏈條，擰緊責任螺絲，提高履責效能，打通關節、疏通堵點、激活全盤，努力使各項改革都能落地生根。”

　　為此，吳敬璉建議，“領導部門和執行部門要充分協作，一項一項地改，認真研討進度，比如原來的設計是否有不足的地方，執行過程中需要哪些補充。”

　　當下著力推進的供給側改革，他認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這意味著我們從原來主要靠凱恩斯主義式的刺激政策搞增長，轉向以提高供給質量，提高發展質量為主的宏觀經濟政策。這是領導決策思路的重要改變。”吳敬璉說。

　　過去主要是從需求側的因素分析中國經濟增速下降的原因，尋求應對方略。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經濟減速是因為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的力量不足，所以應對的方略就是擴需求、保增長。但是執行這個方針若干年以後，出現了一些問題。

 
　　吳敬璉強調，從執行中央決定的情況來看，有一個重要問題必須解決，就是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主要依靠市場力量，還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從理論上來說，大多數人都承認市場力量能促進資源從效率低下的企業中流出來，轉向效率較高的企業，實現決策優化，也承認市場有能力激發創新創業的活力，達到獎優罰劣。但建立健全市場機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而且需要相關機構和人員放棄既有的權力和利益，所以往往步履維艱。”

　　“對於政府機關和官員來說，最順手的‘老方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干預。一方面下達指標壓縮過剩產能，消除房地產庫存；另一方面設置各種各樣的扶持基金和高新技術開發區等。可是近年來的經驗證明，優化結構必須優化體制機制，再輔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調結構是很難取得成功的。”

　　在吳敬璉看來，現在面臨的一大問題是投資回報遞減，刺激經濟的政策效率不斷衰減，沒有太大作用。與此同時，杠杆率不斷提高，去年超過了警戒線，現在還在繼續提高，隱藏著系統性風險。“我們不能再繼續用這樣的方法來應對挑戰。”

　　從供給側的角度來看，問題更加明顯，人口紅利消失、增加投資難以為繼、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

　　那麼，這些問題如何解決？

　　“藥方就是通過糾正資源的誤配置，改變結構惡化的狀況，建立兼容的激勵機制來調動積極性。千方百計提高資源的配置效果和宏觀經濟的運行效果。”
 

 　“所謂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運行效率，其實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資實現增長，轉到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實現增長。所以問題的核心和實質就是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吳敬璉說：“加快經濟發展轉型成敗的關鍵，是能不能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實現轉型的體制性障礙。正式提出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已經20年了，是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時提出來的，但直到現在轉型還沒有完全實現。在提出要實現轉型10年後，就是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討論過這個問題，為什麼進展這麼慢？當時給出的結論是存在體制性障礙，歸結起來就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使市場的作用不能發揮。”

　　這個問題到現在仍未解決，如何才能解決呢？那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用全面深化改革消除這些轉型中的體制機制障礙，通過發揮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來實現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