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张璐晶 | 北京报道

　　“十三五”开局之年，供给侧改革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从去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再到2016年1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都表明这项改革将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制定好方案是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正因如此，会议分别听取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人民银行、国资委关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8个工作方案思路的汇报。

　　供给侧改革受到多方关注。2月19日下午，“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召开。此次年会的主题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易纲、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等都发表了各自观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现场采访了这些经济界大咖们，他们认为供给侧改革应该改什么？怎么改？

供给侧改革改什么？　　

消除价格扭曲、消除实现转型的体制性障碍

　　周小川：结构问题，特别是实物供给和需求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反映的就是价格问题，所以结构性问题就是价格问题，当然必须有一个有效市场假说。结构改革或者说结构调整也是价格改革和价格调整。这里要有一个例外，就是市场失效的环节。在市场失效的环节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发挥更好的作用。

　　之所以说市场有一小部分情况下是无效的，是因为过去传统的经济存在外部效应，让市场决定价格可能存在误导。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消除价格扭曲，把价格扭曲改革掉。

　　楼继伟：在新常态下，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约束，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有所体现，很大程度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低。最近10年，用工制度脱离劳动生产率，工资刚性上涨，这使得我们的竞争力越来越不足。当然，不能说问题就完全是劳动合同法造成的，下一步应该保证劳动市场灵活性。如果有动力的话，应该把职业培训和企业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吴敬琏：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困境，出现了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投资回报递减。另外一个就是杠杆率不断提高，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

　　因为供给侧几个因素都在减弱，一个是人口红利消失，一个是增加投资难以为继，潜在增长率下降。在这个震荡下，处方就是通过纠正资源的错误配置，改变结构恶化的状况和建立兼容的激励机制来调动积极性。把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增长，转到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所以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

　　加快经济发展转型成败的关键，是能不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实现转型的体制性障碍。从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以来，正式提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20年了，但是直到现在转型还没有完全实现。怎么才能解决呢？那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用全面深化改革消除这些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发挥市场的作用，发挥市场的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发挥市场有效激励机制的作用来实现转型。

供给侧改革中如何运用财政政策避免通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把总需求管理好

　　周小川：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很多国家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小，过去债务比例高，所以有一些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近两年国际很多场合在讨论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问题。另外可能过度依赖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过头，大家就会讨论这个事。从这个角度来讲，供给侧和需求侧也是相匹配的，是相互配合的。

　　易纲：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把总需求管理好。如何适度管好总需求？第一点，总需求管理要不产生债务通货紧缩的危险。第二点，不能超越社会承受的能力。第三点，不出现流动性比较大面积的紧缩。要守住这三条线。

　　总需求的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在鼓励消费、尽量减少挤出效应上多做文章。货币政策实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稳健、适度、灵活，要避免过多的放水和宽松。应该说总需求管理的主战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同时，也有一些补短板的政策，既是供给又是需求，把补短板的政策运用好的话，也会适度扩大总需求。

　　历史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结构性改革，产生了紧缩效应，造成这个国家需求进一步紧缩，有的陷入通缩的情况。因此我们在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做好总需求的管理，这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

　　财政政策是天然的结构性政策，所以财政政策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应当是需求管理的主战场，财政政策有很多结构性考虑，比如说扶贫、结构性调整。货币政策还是要稳健。货币政策要避免过度宽松。因为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可能会产生资产价格的泡沫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财政部长楼继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从左至右）在交流。

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还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　　

要避免改革空转，让顶层设计落地生根

　　杨伟民：下一步如何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最主要的就是按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做下一步工作。第一，要搞清楚情况是什么。我们对现实状况有一定了解，但还不是十分精确，比如说钢铁产能到底有多少，其中僵尸企业有多少，占多大的产能。处置这些僵尸企业带来多少不良资产、不良贷款，涉及到多少职工。找到病根，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原因不清楚，出台的政策可能南辕北辙，甚至适得其反。

　　第二，目的要明确，目的是手段，防止本末倒置，如果把企业关了，但是过剩产能没有实质性减少，就没有达到目的。不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成筐，什么都往里装。

　　第三，任务要具体，确定红线好操作。每一项重点任务都要具体化，如何帮助企业降低成本，都可以进一步细化。比如说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说明降低哪些税费等，应该一一列出清单，限期完成，处置僵尸企业，可以从钢铁、煤炭先动手。

　　第四，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处置僵尸企业当中，中央政府做好顶层设计，给予财政补贴，地方政府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财政补贴和其他财政补贴。地方政府负责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央企僵尸企业要辅以行政措施。

　　第五，措施要有力。供给侧改革的许多任务是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后遗症。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多，所以我们去产能、去库存、降产能时间窗口非常短。“十三五”头两三年十分关键，如果没有明显的进展，加上国际经济形势的波动，我们今后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多。

　　吴敬琏：从执行中央供给侧改革决定的情况来看，有两个问题亟须解决。第一，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是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还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而且需要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放弃一切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往往步履维艰。

　　因此，对于政府机关和官员来说，最顺手的就是老方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干预。一方面下达指标压缩过剩产能，消除房地产库存，要求网络提速降费；另一方面设置各种各样的扶持基金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推出一个科技创新的高潮。可是近年来的经验证明，优化结构必须优化良好的体制机制，再辅助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结构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第二，需要我们注意和加以改进的地方就是，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好像有点慢。所谓改革空转，领导部门忙着发文件，下级部门忙着学文件，一个文件还没有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叫做改革空转。这种批评，有一些可能不实，但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一定要把这些很好的改革顶层设计、指导意见落地生根。

　　（文中图片由《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肖翊摄）